郑愁予：现在是秋天，我的创作也到了“丰收季”。我三年前出版了一本诗集，叫《和平的衣钵》，里面有很多我的新作品，也有很多长诗。这本诗集是重印我以前写的《衣钵》，是1966年为孙中山先生100岁诞辰而写的，当时在中国台湾有盛大的纪念活动。我人住在金门，那里曾经是战地，我父亲是军人，而且是傅作义的高级幕僚，他是最后一个离开北平飞往中国台湾的国民党高级军官。这次《和平的衣钵》再版，我觉得现在更需要和平。
我个人没有那么丰富的生活，但身边人的生活给了我很多素材。另外，我4岁时开始经历抗战、内战，所以我有很多的感受，也因此有很多东西可以写。我一直有自己蕴藏的东西，有积淀在我的心里。这些年，我一直都在写作，没有停止过。
问：年龄对您的创作状态及创作力会有哪些影响？诺贝尔新晋文学奖得主芒罗曾多次谈到要封笔，但总是会忍不住继续写。您有过这样的时候吗？
郑愁予：我向古代去追寻，古代能活过80岁依然在写作的，包括白居易、陆游，所以说，80岁以上依然在写诗的，屈指可数。我最近去酒泉玩，很多人为我过80岁生日，讲了很多祝福的好听的话，我说“照单全收”，只有一个“万寿无疆”我不收，“万寿无疆”是说给皇帝听的。我去年还不到80岁的时候，就有唱片公司在炒作，说我80岁生日快到了，我本来还想装年轻的，结果个个都知道我80岁了，呵呵。余光中还给我写了短信，他比我还大几岁，所以现代人80岁写诗不是什么问题——只要你心里面有东西。如果没有可表现的东西，有些人写到40岁就无话可说了。所以，我会一直写下去的。
问：从来没有想过封笔这件事吧？
郑愁予：没必要，不写就不写，干吗要封笔呢？“封笔”是太看重自己了，觉得用笔写出来的东西才是经典吗？我不会这样做，太拙相了。
问：现在写诗的状态与年轻时候相比，有哪些变化？
郑愁予：我在山东济南出生，乳名“济发”，我一开始很讨厌这个名字，总觉得“发”是与“发财”联系在一起的，我讨厌发财。后来父亲告诉我，这个“发”是“出发”的发，而“济”更是一个好词，是走进人群，用你的慈悲心去救济他们。我年轻的时候喜欢写“游世”的诗，而现在更喜欢写“济世”的诗，希望对人有好处，给他们一些养分。
问：您有过要超越自己的想法吗？有很多文学家总是试图新作超越旧作？
郑愁予：我从来没有这个想法，只要与旧作不同就可以了，我不要超越自己。“超越”二字，是有点否定自己过去的意思，这个对我而言是不存在的，我早年写的东西，可能现在觉得有点幼稚，但是没有关系，人生总是有过程的。我十几岁出的诗集与我几十岁出的诗集，这两者之间没有可比性，去比它干什么呢？
2.“我是一个情绪一直流动的人”
问：您一般是什么状态下写诗，有特意的创作时段还是随时随地都可能创作？
郑愁予：我是一个情绪一直流动的人，年轻的时候是随时随地都会写诗，到任何地方东张西望，看风景，看人情，都有可能写诗。有的时候，一个场景会吸引我，这个场景可能对我的吸引力非常强烈，这个在当时可能不会立即写一首诗，但日后会成为我写诗的一个重要景象。这就是我刚才说过的“游世”的诗。现在呢，会对社会上出现的一些问题，试图用诗的形式来表达，就是所谓的“济世”的诗，这种诗要有知识性，要有哲学性。我现在也写咏物的诗，诸如有朋友做了一个很棒的雕塑，我很喜欢，就会写一首诗来表达。
问：您会特意为了写诗而去寻找灵感吗？比如特意去旅行，特意去见一些人或者场景。
郑愁予：我从来不会特意去寻找灵感，比如我去登山，但登山的目的不是为了写一首诗，是因为我的兴趣在那里。我喜欢旅行，旅行不是为了要写诗。唐朝的诗，很少是诗人在家乡写的，大部分都是诗人在外地写的，有时候去了一个陌生的地方，看到一个新鲜的东西，立刻可以写一首诗，这是诗产生的一个原因。你的情绪遇到一个场景，可以凝结起来，成为一首诗。可以说，诗的产生，常常是因为新的东西，而不是来自日常的生活。
问：您的诗是一气呵成多一点，还是反复修改多一点？您认为哪一种更接近诗的灵魂？
郑愁予：我想，都有！即使是一气呵成，到后来还是要修改，不是说一气呵成就口占一绝。事实上，一气呵成的诗在我的写作当中占的比例并不多。美国的诗人叶芝常常修改自己的诗，很多读者反映说：你的诗已经很棒了，而且我们已经耳熟能详了，为什么还要修改？他说，这是他的权利，他希望这些诗能够满足那些真正喜欢他的诗的人。
问：哪些事情会引发您的诗兴？
郑愁予：人类的事件比一个固定风景会更强烈地引发我的诗兴。我们现在的诗表现的内容，与《诗经》时代表现的内容没有太大的分别，都是人类的状态。只是我们现在更复杂了。过去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事件，现在呢，全世界的，全人类的，都在表达的范围之内。
3.“‘浪子诗人’是对我的误解”
问：您是否介意大家给您的各种定位？诸如“浪子诗人”等。
郑愁予：“浪子诗人”这种称谓产生于较早期，也就是我刚才说的“游世”的时代，而且说这句话的人，不怀好意，我可以做游子诗人，但一定不做浪子诗人。浪子给我的感觉，就是背弃自己的女人到外面去浪荡，我不是。
问：诗对您意味着什么？就您的作品而言，您对哪首诗有偏爱？
郑愁予：世界上很多诗人被问到这个问题，但答案几乎是一样的，那就是，在不同的时间段，喜欢且觉得重要的诗是不一样的。当然，读者可能谈我的《错误》这首诗比较多一点，据说有超过300篇的文章在讨论这首诗，我感谢大家。
问：《错误》这首诗是您的代表作，它是您心目中的最佳吗？能否谈谈当时写这首诗的感受？这首诗被赞誉为现代抒情诗的绝唱，您认为这样一首诗历经半个多世纪依然不老的魅力在哪里？
郑愁予：这首诗是战争诗的一种，有一种诗叫闺怨诗，就是战争造成妇女等待丈夫或儿子。这首诗因为大家讨论得多了，我也想得多了，就觉得这首诗重要了，因为教科书都在用，我解释这首诗的机会也比较多。
我小学时就抗战了，我父亲陆军大学一毕业就被送到前线，我和母亲经历过各种逃难，我小时候就很敏感，比如我很奇怪柿子树的叶子是红的，一路上看到很多伤兵，这些都进入了我的潜意识，碰到一些场景，这首诗就表达出来了。1948年12月，我到江南的一个村落，那里唤起了我童年时期逃难的记忆，有关炮车，有关战马的马蹄声，那时候马拉炮车差点撞到我身上，这些经验都冒了出来，我把它艺术化，写成了《错误》，这首诗的主角就是我母亲。有些诗是很简单的，有些诗是非常复杂的，需要各种积累起来的潜意识。正如弗洛伊德所言，诗与梦境是一样的，有时候梦境无痕，诗的灵感就是梦境。
问：您写作的时候会考虑读者吗？
郑愁予：我有时候会考虑到，会考虑他们是否能够进入我的作品。我现在回看我以前的作品，觉得写得太隐晦，我很希望有时间能够把我所有的作品全部改一下，变得更白，更能够被大家接受。所谓白，不是白话，而是将之变得更为透明，透明不见得坏。这个我可能受西方影响，英文诗晦涩的不多。诗可以难解不能晦涩，晦涩是违背诗的基本原则的。诗的基本原则是让人交流，你写出来之后是让人立刻有反应的，我在爱荷华大学读创作班的时候，同学之间互相批评的标准，就是要立刻看到你的诗所呈现出来的图画。有深度的诗，可能很简单的。就像莎士比亚最简单的一句“TO BE OR NOT TO BE”常常被人引用。
问：您曾经说过，诗人就像天上的星星，每一颗星就如同一个人的名字，在天上明明暗暗地闪烁，那么，怎样的诗和什么样的诗人会打动您？
郑愁予：有性灵的诗和诗人能够打动我，性是天性，灵是人和大自然交流的能量。人是万物之灵，人一出生就需要群居，人的天性是会关注别人的，那么诗人更需敏感，诗是一种声音，发出来需要有回声，诗是一种光照，需要照到别人，这是诗存在的基本原则，否则就写日记给自己看好了。
问：能谈谈早年您的诗歌写作吗？您早年写作接受过哪些方面的影响？除了从古典文学中汲取养分外，您受到过哪些现代派诗人影响？
郑愁予：影响我的是宗教，基督教和佛教都对我有影响，我把这个“教”去掉，那么，基督的人道主义，儒家思想，日常生活的细节，都对我有些影响。当然，除了在古典文学中汲取养分之外，也有一些诗人在技巧上对我有启发，但诗的内涵都是我自己的。
4.很遗憾，“他们在岛屿写作”纪录片没有我朗诵自己的作品
问：有一系列纪录片“他们在岛屿写作”，记录了中国台湾文学巨擘的文学生活。谈下《他们在岛屿写作·如雾起时》这部有关您的吧？您对这部电影有什么特别的情怀吗？
郑愁予：“他们在岛屿写作”一开始是打算只拍我一个人的，后来才加上其他人，比如周梦蝶、余光中、洛夫、杨牧等等，变成一个系列。当时，他们一队人马到了金门，就拍了我，导演是得过金马奖的戴立忍。此后换了导演，但竟然有传言说是因为我跟戴立忍不和，事实上我跟戴导都没有讲过几句话，他扛着个摄像机一直在拍我，我们交流并不多。后来换的陈传兴导演是法国高等社会科学学院语言学博士，他在法国待过很久，所以满脑子都是法兰西的浪漫，他要把我拍成浪漫的诗人，喝酒啊，游玩啊，女人啊，等等，他一直问我：你们现代诗派和女人怎么怎么样。余光中曾经骂过纪弦说：“你们现代诗派，是流动酒会，集体调情。”这个陈传兴导演就相信这句话，并以此发掘现代派。事实上，现代派的诗人重要的特点是：低调，不显露，不社交。
我对这个电影很不满意，我告诉他们，我最大的长处，是朗诵我的作品，并以此体现我诗歌里的音乐性，但电影里竟然都没有，不过，这个电影竟然在2013休斯敦国际影展获“影视制作文化类白金奖”，因为这个电影符合西方人浪漫化的想象。我的文学作品完全没有介绍，好在我的作品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但我希望读者听听我读我的诗的时候的音乐感。
问：您是否认为朗诵是诗歌与公众交流的最佳方式？
郑愁予：西方的大学请一个诗人来，主要是让他朗诵，不让他谈道理，我在中国台湾，请我去的人都让我讲诗的道理，但是我讲完了，观众问的问题依然是我的诗歌本身。很多人都不知道如何看待一个诗人，我希望有人请我演讲，就让我从头到尾朗诵我的诗，读二三十首，这个比我讲道理要好。理论的东西，我可以写成书嘛，大家可以看书。
问：您现在是否依然关注年轻一代的诗歌写作？现在中国台湾的诗歌写作状况如何，跟大陆这边是否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异？
郑愁予：我非常关注青年诗人的写作。我开始写诗的时候，是在中学时代，所以现在很多中学请我去演讲，我都愿意去，我会告诉他们：你们人人都可能成为诗人！我会把其中的道理告诉他们。大陆的诗歌我了解不太多，像深圳诗人张尔办的杂志《飞地》很好，聚集了不少优秀的诗人和诗作。
【郑愁予百度百科】
原名郑文韬，祖籍河北宁河现为天津市市辖县，1933年生于山东济南，现代诗人。1949年随父至中国台湾。曾任教于艾奥瓦大学、耶鲁大学、香港大学，2005年返台担任东华大学第六任驻校作家。其成名作《错误》1954年在中国台湾发表，着有诗集《郑愁予诗选集》《郑愁予诗集2》等。
（陈希我供图）
陈希我：人，不能从自己的国家金蝉脱壳
着名小说家陈希我被媒体认为是“够狠”的当代小说家，他曾四度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提名，获“人民文学奖”等多种奖项，《凤凰周刊》称其作品是“活脱脱人性阴暗的浮世绘”，他的小说《抓痒》《冒犯书》《大势》等曾引发各种争议。2013年，陈希我推出了长篇小说《移民》，为读者呈现出活生生的中国海外移民之各种怪异现状。因为《移民》这本书和有关移民的热门话题，我采访陈希我，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他侃侃而谈，对新书，对移民，对当下之中国，发表了自己独特的看法。
1.五年留日生涯积累了很多素材
问：你在《移民》这本书的结尾写着：1994年7月酝酿，2011年12月写完，这其中又九易其稿，耗费心力可见一斑。我想问的是，从构思到完成的这18年间，经历了怎样一个过程？有哪些故事可以和我们分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