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此书还未开始写的时候，勒庞就已经说过：“各种潜在性格构成了心理，因为环境的突然变化这些因素会得以显现。”人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战争时期，这条规律变得特别突出——当时的新环境，让国民先前潜伏的性格特点浮现而出。在勒庞看来，“一场漫长的战争有能力改变我们精神生活的平衡”，所以，结论是这样的：在战争中，一个个体的性格会发生巨大的变化，甚至“其可能做出使身边人甚至本人都感到震惊的举动”。既然个人会因为环境因素而变化，同理，国家也是。法国在1914年的表现显然符合这一论点：抛弃了反教权政治、国际主义的倾向以及自我放纵的习惯，竟然拥抱政治信仰、爱国热情和自我牺牲。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很是可怕，但似乎也证明了勒庞的结论：稳定不变的人格仅仅源于稳定不变的环境……在不同环境的压力下，每个人所具有的各种不同的潜在性格特征都会以不同方式表现。
仅凭环境因素这一点，还不能对法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心理转型有个合理解释。同样重要的还有“心理感染”因素。在勒庞看来，心理感染是“个人依照周围众人的意志行事”，同时，他认为这也是士兵生活中至关重要的因素。因为仅靠心理感染这一点，强大的集体凝聚力就此产生，这是军事行动的必备要素。不管是兵营中、训练场，还是前线战壕里，“集体精神”都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士兵们，演变成“根据集体而不是个人的意志去感觉、思考和形成观点”。
这一说法本身也体现出，“心理感染”有时也可能是消极的。也曾经让德国的知识分子界误入歧途从而严重误导德国士兵们。同样的，法国军队也深受其影响。从前线的信息来源中，勒庞也找到了相应证据，确认心理感染因素也影响了法国士兵们的勇气。虽然这样，但是勒庞认为：士兵们在心理感染与天赋秉性结合时能够发扬出前所未有的英雄主义精神。
虽然出于保守与审慎的态度，勒庞对群体因“极易过度反应”而感到不安，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尽管黑暗危险的力量可能为其所有，但是也有英雄主义、奉献精神和最崇高的美德存在于其中。实际上，他们“甚至可能比孤立的个人更倾向于展现这些美德”。在得到恰当引导和足够的激励下，“克制、自我牺牲、无私奉献”等精神可以由此展现。所以，在有关群体的分析上，勒庞相信，群体能影响个人甚至改造其性格——而且这改造也是正面的。集体中的个人极有可能受光荣、名誉和爱国主义等情感追求所影响，甚至足以驱使他为之奉献生命……强大的无私奉献精神常常由集体主义本身激发。数百万人在1914年离开家庭和日常生活，成为法国军队这庞大集体的成员的事实就能充分地证实这一论点。
在勒庞看来，“战争和革命”这一不稳定的历史作用力会取消那些在世界和平和国家稳定时期约束个人的“禁令”。德军最原始的野蛮天性从这些禁令释放出来，开始肆意放任。如果是战争的缘故，让德军士兵从社会禁令中解放，那么法国和英国士兵为什么没有产生相同结果呢？勒庞在解释法国士兵没有成为一个危险的群体却成就了一个英雄的群体时，又一次引用民族性格理论。由于不同国家的公民都从祖先那里继承了一套不同的核心信仰，所以相同刺激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德国士兵倾向于恐吓平民，而法国与英国士兵则不太采取这种行为的原因了。英法士兵“受到了社会约束的长期影响，以至于他们的感情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达到稳定”，这与德国是有所不同的。勒庞估计，要使野蛮天性被成功遏制，需要经过社会长达几个世纪的对自我约束的培育。
也许英国读者会对这一解释感到满意，但是对于法国而言呢？具有革命与起义狂暴历史的法国，在公民中培育出所谓的“社会稳定性”是基本不可能的事情——这被勒庞视作文明行为的必要前提。我们从最近的历史中可以看出，法国都不具备内部稳定性和自律性。实际上，在1914年的时候不会有国家比法国的历史更为动荡和缺少约束力。勒庞也研究过1789年的大革命，了解到本民族倾向于绕开社会约束并放纵追求“原始的野蛮”。他在《乌合之众》一书中用环境决定论解释了国民议会（1792-1995）的野蛮属性：解释了在国民议会中由于革命带来的“环境突变”导致最野蛮的成员中竟有原本非常温和的人——在普通情况下，他们是平和、高尚的公证员或法官。他也在《战争心理学》一书中指出革命主义的其他方式：由非理性、神秘主义和暴力激发的泛德主义激进表现。理性不是产生革命追求的原因，而是由那些“与智力毫无关系的情感的、神秘主义的、集体的力量”所塑造。在勒庞看来，虽然“这场悲剧（法国大革命）的主角总在试图寻求理性”，然而“操纵着演员的秘密力量却来自于理性主义之外的其他源头。”
法、德两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表现出很多相似的地方。1914年，德军总参谋部在发动战争时，运用了100多年前拿破仑在1796年进攻意大利时运用过的战术，首先下令军队调离近期攻占的地区。除此之外，两国还有别的相似之处，勒庞在承认它们的基础上还予以强调。在他看来，士兵个人对平民的行为不是德国暴行，德国的暴行在于“之前便确定的作战手段的结果……是基于恐怖”。如果在一个法国人面前提及“恐怖”一词，会不可避免地联想到罗伯斯庇尔、雅各宾主义和种种1793-1794年间的惨剧。勒庞非常清楚这一点，因为他是这么定义“恐怖”一词的：为君主和革命者所使用的技术手段——目的是震慑敌人并令其迅速投降。
所以，勒庞在运用国民性格理论解释法国军队的英勇表现时，便无可避免地产生内部逻辑矛盾。因为其论证的核心有一个自相矛盾的问题：他一方面认为德国人和法国人同样容易受到心理感染和环境变化的影响，对战争爆发做出不同反应的原因是继承了截然不同的集体性格造成的——德国人嗜血、残忍、放纵，而法国人爱国、自制、稳定。但是，他也承认，1793-1794年期间，法国也出现了和1914年德军犯下的相同的恐怖行径。
另外，虽然勒庞一直在强调德国和法国是截然不同的，德国总是不理智地渴望占据统治地位，法国却代表着文明与秩序。虽然这样，他还是用事例证明法国军队的先辈们曾和德军一样，暴力、嗜血并缺乏理智。综上所述，法国人在1914年表现出的荣誉感、勇气和正派还是不能用勒庞的集体行为理论来解释。
所以，读者会在《战争心理学》中发现，1914年的德国与大革命高潮时期的法国被勒庞拿来做了隐晦的对比。勒庞并不是唯一用了此种方法的人，许多学者都在战争期间采用了相似方法。这些各种各样的形式到底能得出怎样的结论呢？尽管勒庞对保皇派的反革命倾向持中立态度，但是共和派的政治理念却留下了许多恶果。他担心，一旦战后开始流行“民主社会主义”，法国必定灭亡：“像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海牙公约和其他一切可能改变国际关系的理念，这些大而化之的广义概念，从未起到过任何影响。”虽然他对于宣称理念都已“永久破产”时非常自信，但对共和派知名学者们希望在战后将其恢复这一事实也极其了解。阿方斯·奥拉德（Alphonse Aulard）和维克多·巴希（Victor bosch）在1915年基于康德哲学上提出，战后的法、德两国能够达成和解，同时建立长久的和平。而在勒庞看来，康德基于国际合作的永久和平论不过是无稽之谈，于是将持有这些观点的人划向了德方阵营。所以，当他将雅各宾派和德国知识分子看作一丘之貉时，他是隐晦地把将自己视作革命后代的法国学者们同时诋毁。
虽然在这本书中还存在很多问题，比如自相矛盾的地方，但是在帮助我们理解勒庞这一点上非常重要。乍看之下，似乎这本书仅仅概括了其他学者早已论述过的主题，然而，实际上它是在试图颠覆而不是附和当时所谓的“正统”看法。不仅是对法国众多权威学者们提出质疑，勒庞更是指出他们的政治原则与某些讨厌的德国做法非常雷同。他还批评那些更为保守的人：这些人的爱国主义，致使其失去了学术上的进取心。所以，勒庞的朋友们拒绝在战后帮助其入选法兰西学院的任一委员会也不足为奇。虽然《战争心理学》一书中的观点为其赢得了一些追随者，但是他的对手也因其中含蓄的指责而反增不减。勒庞并未在20世纪初统领法国学术文化的理性主义和国际主义思潮的战斗中赢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