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不使尽，否极泰来
【原典】
尝观《易》之道，察盈虚消息之理，而知人不可无缺陷也。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天有孤虚，地阙东南，未有常全而不缺者。剥也者，复之几也，君子以为可喜也。夬也者，姤之渐也，君子以为可危也。是故既吉矣，则由吝以趋于凶；既凶矣，则由悔以趋于吉。君子但知有悔耳。悔者，所以守其缺而不敢求全也。小人则时时求全，全者既得，而吝与凶随之矣。众人常缺，而一人常全，天道屈伸之故，岂若是不公乎？
【译文】
我曾思考《周易》经中讲的道理，考察盈虚升降的原因，才知道人不可能没有缺陷。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天有孤虚，地阙东南，没有总是十全十美而一点缺陷也没有的事物。《周易》中的“剥”卦，是讲阴盛阳衰，小人得势君子困顿，可这正孕育着相对应的“复”卦阳刚重返、生气蓬勃，所以君子认为得到“剥”卦是可喜的。《周易》中的“夬”卦，是讲君子强大小人逃窜，可这也暗藏着相对应的“姤”卦阴气侵入阳刚，小人卷土重来，所以君子认为得到“夬”卦，也仍然潜伏有危险，不能掉以轻心。所以本来是吉祥的，由于吝啬可以走向不吉祥；本来是不吉祥的，由于改悔而又向吉祥发展。君子只有知道有灾祸，知道世上有许许多多不吉祥的灾祸，才可以忍受得住缺陷而不去追求过于完美的东西。小人不懂得这个道理，时时要追求完美，完美既然得到了，而吝惜和不吉也就跟着来了。如果众人都有不足，而一人常十全十美，如果是老天爷的缘故，难道会如此不公平吗？
功成身退，天下之道
曾国藩深悉“盈虚”之间的转换之理，不求十全十美，只求平稳退路。认为平定大功足以“千古”，其他则听之任之，而关键是怎样收场。
文武之道，有张有弛。人生之路，当进则进，当退则退，只进不退，定生祸端，只退不进，无所作为。老子说：“功成身退，天下之道。”管子也说：“名进而身退，天之道也。”
同治三年（1864年）三月间，曾国藩的日子过得郁郁寡欢，其实他本可以高枕无忧。一则自己兵霸一方，水陆两部均在旌下；二则自己劳苦功高，战绩威震天下，金陵（太平军首府）唾手可得；三则自己对皇上忠心耿耿，兢兢业业，心直身正；四则弟弟曾国荃也厉兵秣马，相互照应。
然而曾国藩仍然“郁郁不自得，愁肠九回者”，一是因为军饷拮据，害怕军营哗变，功败垂成，丢城失地，遗患江西；二是户部奏折似有意在他与皇上间为难；三是因为自己用兵太久，担心朝廷内外怀疑他擅权专利。兵权太重，权力太大，这才是最值得忧虑的啊！
曾国藩在想，自古以来，位高权重的人，没有一天不是在忧患之中，现在自己上下难当，左右难处，怎么办呢？曾国藩在想，江西争厘（设卡征税）的事如果不成功，那么就会饷缺兵溃，当然可忧；即使争厘成功，那么专权的名声就更为显着，更是可惧。
反复思考，再三筹划，曾国藩做出决定：解去兵权，告病引退。一来可以平息别人的怀疑诽谤；二来向朝廷表明自己不敢久握重柄；三来对自己还有避其重取其轻的意思。曾国藩想，如果从此事机日顺，四海之内不再兵刃相向，那么我就长期引退并终老山林，不再出山参与政事，这于公于私都是值得庆幸的。
对曾国藩来说，引退山林并不是迫不得已，即使他不引退，同僚也无可奈何，就是皇上也无可奈何，并没有证据表明他图谋不轨，况且他屡次拜恩受赏，他有什么理由归隐山林呢？然而若这样想，他就不是曾国藩了。
曾国藩深受儒家入世思想的影响，角逐功名，治国平天下；但他也受老庄出世思想的影响，委曲求全，明哲保身。当他叱咤风云时，俨然一儒者；当他功成身退时，仿佛一道家。
曾国藩得意之时，强调“势不使尽”“弓不拉满”，深得“阴阳盛衰”之道。他在同治七年（1868年）的一篇日记中写道：
人生最苦于不知足，方苞讲汉文帝终身常觉得自己不能胜任天子的职责，最善于形容古人的心曲。大抵人怀愧对万物之意，便是载福之器具，修德之门径。比如觉得上天待我深厚，我愧对上天；君主待我恩泽优渥，我愧对君主；父母待我过于慈爱，我愧对父母；兄弟待我非常友悌，我愧对兄弟；朋友待我恩深义重，我愧对朋友，这样就觉得处处都是和善之气。如果总觉得自己对待万物无愧无怍，总觉得别人对不起自己，上天对自己刻薄，那么觉得处处都是违戾不顺之气，道德因自满而会受到损害，福分会因骄傲而折减的。
同治十年（1871年）三月十六日的日记中曾国藩又写道：
近年来焦虑非常多，没有一天是坦坦荡荡地度过的，总是由于名利之心太切，世俗之见太重所致。名利之心太切，所以对于学问无成，德行未立，感到不胜疚愧。世俗之见太重，所以对于家人的疾病，自己子孙及兄弟的子孙财产多寡、身体强弱、德行贤愚萦绕心怀，因此忧虑惭愧，局迫狭促，犹如作茧自缚。现在要想消除这两种弊病，必须从“淡”字上着力。不只是功名富贵及家庭境界的顺逆，子孙后代是否兴旺都由上天去定，就是学问德行是否有所成就，也多半由上天而定，一概淡然忘却，这样差不多可使心境自由自在。
“势不使尽”主要体现在曾国藩苦心在事业的延续上，即事业传人，一是从幕僚、下属中寻找，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就是，更主要的是保持家族处于盛时，这体现在他对儿子曾纪泽的教育、培养上。
曾纪泽年幼患过病，记忆不太好，但悟性较强，曾国藩要求塾师“每日点五六百字，教一遍，解一遍，令其读十遍而已，不必能背诵也”。曾国藩更重视教育后代如何做人。他告诫曾纪泽：“总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规定曾纪泽由新宅黄金堂到老宅白玉堂，“必宜常常走路，不可坐轿骑马；又常常登山，亦可练习筋骸”。曾国藩还教育曾纪泽等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规定儿辈“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
曾纪泽严遵庭训，循父所示，在家课读经史，苦攻诗文，练字习画，在咸丰八年（1858年）的乡试中，原湘乡县中三名，即曾纪泽、傅泽鸿、黄麓溪。
曾国藩修身内容的综合表述
曾国藩大概是喜欢“三”字。咸丰九年（1859年）十一月，他曾归纳了十个“三”字，说：“日内，每思吾身能于十‘三’字者用功，尚不失晚进境。”十个“三”字中，三经、三史、三子、三集，均指须要着重读的书籍，另外几个“三”则属于修身处世。
三实：不说大话、不务虚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
三忌：天道忌巧，天道忌盈，天道忌贰。
有时，他又称天道“三忌”为“三恶”。咸丰九年（1859年）九月，他写道：“念天道‘三恶’之外，又觉好露而不能浑，亦天之所恶也。”他还解释道：“贰者，多猜忌也，不忠诚也，无恒心也。”
三薄：幸灾乐祸，一薄德也；逆命亿数，二薄德也；臆断皂白，三薄德也。
“三薄德”，有时，他也称“三凉德”。其中所谓“逆命亿数”，他有个解释：“人受命于天，臣受命于君，子受命于父，而或不能受命，居卑位思尊位，日夜自谋置其身于高明之地。”
三知：知命、知礼、知言。
咸丰九年（1859年）五月八日，他又写道：“‘四知’之目，即《论语》末章之知命、知礼、知言，而吾更加以‘知仁’。”
三乐：读书声出金石，飘飘意远，一乐也；宏奖人才，诱人日进，二乐也；勤劳而后憩息，三乐也。
同治十年（1871年）四月，他将“三乐”改为：“勤劳而后憩息，一乐也；至淡以消嫉妒之心，二乐也；读书声出金石，三乐也。”
三寡：寡言养气，寡视养神，寡欲养精。
此外，他还有“三致祥、三不信”等。
三致祥：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
三不信：不信地仙，不信医药，不信僧巫。
庸医误人，因医德差而误人，此种情况，委实不少，但曾国藩的“不信医药”之说，却过于偏颇，读者须明辨。
曾国藩还常把治学为人之道，概括为几个“八”，如“治家八好”“八本”等。
八德：勤、俭、刚、明、孝、信、谦、浑（后四字，后来改为“忠、恕、谦、浑”）。
他解释说：“‘勤、俭、刚、明’四字，皆求诸己之事。‘孝、信、谦、浑’四字皆施诸人之事。‘孝’以施于上，‘信’以施于同列，‘谦’以施于下，‘浑’则无往不宜。大约与人忿争，不可自求万全处；说人家是非，不可过于武断。此‘浑’字之最切于实用者耳。”
晚年的曾国藩，经过政治上的风风雨雨，人事上的纷纷纭纭，最讲求一个“浑”字。“浑”字，是曾国藩老于世故的表现，是他从反面接受为人处世的经验教训的结果。
自儆八语：慎独则心安，主敬则身强，求仁则人悦，思诚则神钦，内讼以去恶，日新以希天，宏奖以育才，贞胜以蒙难。
他说，前四句与后四句“互相表里，而下手功夫各有切要之方”。
曾国藩的几个“三”和几个“八”，是他对修身内容的综合表述，可与他修身的四大特色互相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