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品德，也是中国古代用人的一大传统，不论《论语》，还是《人物志》，都把德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曾国藩作为一名“内圣外王”的杰出人才，自然也不会放弃传统。
水有清浊之分，人有智愚贤不肖之别。古人就用“清”与“浊”来区分人的智愚贤不肖，《冰鉴》自然也会很重视“清浊”。中国古代哲学观有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同一的思想，相学的“清浊”就相当于从“人合于自然”的角度来评判人的行为举止，区分人的智愚贤不肖，测知人的骞达命运。
清，如水的清澈明澄，用在人身上，就是清纯、清朗、澄明、无杂质的状态，与人的端庄、豁达、开明风度相配，常与“秀”连之，称为“清秀”。
浊，如水的浊重昏暗，用在人身上就是昏沉、糊涂、驳杂不纯的状态，与粗鲁、愚笨、庸俗、猥琐、鄙陋相配，常与“昏”连用，称为“昏浊”。
从这儿可以看出，清与浊是相对应的一组概念，说明人是聪明还是愚笨，智慧还是鲁钝，在评判人的命运时，清者贵，浊者贱。
邪，指奸邪；正，指忠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道德标准，因而邪正观念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古之奸邪，在今天也许是正确的，古之忠直，在今天可能是迂腐的。换言之，就是忠臣良士与奸贼佞臣之分。
另有介于正邪之间的一类人，这类人应在具体的环境下去区分他(她)是奸邪还是正直，不能一概而论。
从上可知，由于“正”和“邪”都蕴藏在“清”之中，并都以“清”的面目出现，要准确地分辨它们，就是一个比较困难，富于技巧的问题。既然“邪”“正”难辨，因而《冰鉴》说：均托迹于清，不可不辨。
动与静不仅是一组重要的哲学概念，在古代哲学中的使用频率也很高。在哲学中，动与静是互相对立的动态术语，是在事物的变化中去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带有辩证色彩的方法。动与静的结合，是中国古代哲学方法论的一个显着特点，具有一定的辩证思想和科学性。这是传统神秘文化中其他学科所没有的一个特点。静态判断，必然会有失偏颇，走到形而上学的孤立静止立场，不利于全面正确地观察事物。动静结合，则能提高评判的正确性。
曾国藩善于识人、用贤的一些根据性判断，往往是静态判断，如“六府高强，一生富足”；一些具体性判断，往往是动态判断，如“气浊神枯，必是贫穷之汉”；而如“两目无神，纵鼻梁高而命亦促”，则是二者的结合。
人的行为举止，情态姿容，亦有动与静之别，上述两种判断，有时就是对比做出的。
“动”与“静”是事物运动变化的状态。事物的真相和本质，最易于在运动中流露、呈现出来，特别是在一些重要关头，最能见人真心。“静”虽然是稳定状态，但这种稳定是相对的，它处于其先其后的两“动”之中，在由“动”到“静”再由“静”到“动”的变化中，它仍呈动态。所以通过“动”能够看到事物的真相和本质，通过“静”也能够看到事物的真相和本质。
识人用人，德操为上
曾国藩用道德的标准要求自己，也用品德操守的标准来选拔人才。
他的《笔记》中有一篇题为《才德》的文章，曾经谈到了这一点。文章说：“司马温公说：‘才德俱全，叫做圣人；才德全无，叫做愚人。德超过才，叫做君子，才超过德，叫做小人。’我说德和才不可偏重，‘才’好比是水，在‘德’的润泽之下，‘才’能作载货运物、灌溉田地之用。‘才’好比是木，在德的作用下将曲取直，‘才’能作舟船、栋梁之用。‘德’若是水的源泉，‘才’就能使水起波澜。‘德’若是木的根，‘才’就能使木枝叶繁茂。只有高尚品德而没有才干相配，那几乎是愚人；只有才干而没有高尚的品德来支配，那几乎是小人。世人多数都不愿意以愚人自居，所以都自认为自己是有才干的人；世人多数都不想与小人交朋友，所以看人常常好选有高尚品德的人。比较起来，二者如不能兼有，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还不如宁愿无才而近于愚人。”
识人用人要坚持德才兼备。那么在德与才之间，按照大家熟知的说法，就是统帅与被统帅的关系，两者都很重要，但德尤为重要。司马光认为，取士之道，当以德为先，其次经术，其次政中，其次艺能。在他看来，选用人才的原则，应当把德行的考核放在首位，然后是经术，然后是政事，再就是艺能。这反映了司马光选用人才的思想，把德行放在第一位。
唐代杜佑也认为，若以德行为先，才艺为末，必敦德励行，以伫甲科，岂舒俊才，没而不齿，陈寔长者，拔而用之，则多上雷奔，四方风动。这就是说，如果以品质节操为首要，以才能技巧为其次，选用人才，必定会使人们加强修养，勤奋学习，以立于科举最优之列，怎么会使俊杰之才迟迟不能发挥作用、受到埋没而不被录用呢？通过排列比较这些人才，选取拔尖的人加以任用，一定会使许多人才受到震动而被吸引，从四面八方来响应。这里主要是强调以德行为科举取人之本，认为取人才艺为次之。
识人观人以德为先，次之才学。就是要防止重才而轻德的现象出现。有才而缺德，这样的人只能是奸才、歪才、邪才、刁才。当然，只有德而没有才也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人才。缺才之德的人，是忠厚、老实人，是辛苦人、正派人，但才气没有了，这样的人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人才。
按照人才学的基本原理，在处理和看待德与才的关系时，任何机械的、僵化的观点和行为都是十分有害的，必须运用科学的、辩证的观点和方法，对德与才的关系，做出实事求是的新的阐释。
识人观人选之有三，一曰德，二曰量，三曰才。所谓德者，刚健无私，忠贞自守，非庸庸碌碌，无毁无誉而已。所谓量者，能受善言，能容贤才，非包藏隐忍、持禄保位而已。所谓才者，奋发有为，应变无穷，非小慧辩捷，圆熟案牍而已。备此三者，然合胜股肱之任。也就是说，在通常的情况下，我们强调德应重于才，但在这前提下，又要注重量与才的问题。坚持德、量、才三者的统一。
要评估人，无非德才两者。德的内涵包括个人品质、伦理道德、政治品德；才指才智、才干、才华等。人才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学问型，另一种是事业型。而人才的形成是靠知识和经验的积累。因此，德才兼备的人的成长需要不断地学习和实践。
要发现人才，主要是根据其德才的表现。但要认识人则需要时间的考验。如人的政治品质，平时难看出什么问题，在非常时期则好坏分明，古代的忠臣义士大都是在危难时刻涌现的。所以，有人将之总结成一句格言：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才能也需要考验，有些人能说会道，在实干时却很窝囊；有些人平时默默无闻，但在实践中却才能毕现。
用人以德才兼备最好，但在大量需要人才的时候，只能以掌握现有的人才资料，按其德才而任用。古代英明之主驾驭人才，是待之以诚，纠之以法，赏功罚罪，使之向上，不敢为非，这是爱护、培养、发展人才的根本之法，至今仍很值得借鉴。
识人须以德才兼备为标准，就是说，要知其人，必须考察其德才，而以德为其灵魂，重在其实践。
骨有九起，观以识人
【原典】
骨有九起：天庭骨隆起，枕骨强起，顶骨平起，佐串骨角起，太阳骨线起，眉骨伏犀起，鼻骨芽起，颧骨若不得而起，项骨平伏起。在头，以天庭骨、枕骨、太阳骨为主；在面，以眉骨、颧骨为主。五者备，柱石之器也；一、则不穷；二、则不贱；三、则动履稍胜；四、则贵矣。
【译文】
九贵骨各有各的形态：天庭骨丰隆饱满；枕骨充实显露；顶骨平正而突兀；佐串骨像角一样斜斜而上，直入发际；太阳骨直线上升；眉骨骨棱显而不露，隐隐约约像犀角平伏在那里；鼻骨状如芦笋竹芽，挺拔而起；颧骨有力有势，又不陷不露；项骨平伏厚实，又约显约露。看头部的骨相，主要看天庭、枕骨、太阳骨这三处关键部位；看面部的骨相，则主要看眉骨、颧骨这两处关键部位。如果以上五种骨相完美无缺，此人一定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如果只具备其中的一种，此人便终生不会贫穷；如果能具备其中的两种，此人便终生不会卑贱；如果能具备其中的三种，此人只要有所作为，就会发达起来；如果能具备其中的四种，此人一定会显贵。
天生骨相，不足为论
相学历来重视骨相，特别是头部的异骨，书云：“头无异骨，难成贵相。”曾国藩也认为：“一身骨相，具乎面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