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机局多变，曾国藩主张“奇正互用”“忽正忽奇”。他评论道：“吴竹庄带彪勇并义武营驰剿新昌，甚好甚好，有重兵以镇守，有轻兵以雕剿，正合古人奇正互用之法。”何谓奇正？他解释说：“中间排队迎敌为正，左右两旁抄出为奇兵。屯宿重兵，坚扎老营，与贼相持者为正兵，分出游兵，飘忽无常，待隙狙击者为奇兵。意有专向，吾所恃以御寇者为正兵，多张疑阵，示人以不可测者为奇兵。旌旗鲜明，使敌不敢犯者为正兵，羸马疲卒，偃旗息鼓，本强而故示以弱者为奇兵。建旗鸣鼓，屹然不轻动者为正兵，佯败佯退，设伏而诱敌者为奇兵。”一般来说，在战场上，以正兵为主，奇兵为辅。但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有时候用兵的重点方向，或者说，军事指挥人员的主要着笔处，不在正兵，反在奇兵，这是因为“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出奇之所以能制胜，主要是乘敌不意，攻敌不备。《孙子》中说：“奇正之变，不可胜变也。”奇正互用，忽正忽奇，正取此意。
为求机局多变，曾国藩还很注意重兵与轻兵，呆兵与活兵之辨。他说：“进退开合，变化不测，活兵也；屯宿一处，师老人顽，呆兵也。多用大炮辎重，文员太众，车船难齐，重兵也；器械灵活，马驮辎重，不用车船轿夫，风驰电击，轻兵也。”他指出：“我的拙见，总宜有呆兵，有活兵，有重兵，有轻兵，缺一不可。”但他主张“宜多用活兵，少用呆兵；多用轻兵，少用重兵”，或者“半活半呆，半剿半守，更番互换，乃能保常新之气”。“至军务之要，亦有二语，曰坚守已得之地，多筹游击之师而已。”他批评向荣、和春的江南大营之败，在于“以重兵株守金陵，不早思变计”，即不知于“空处着笔”，动用轻兵、活兵之妙。所以，他坚决反对曾国荃屯兵金陵城下，“以数万人全作呆兵，图合长围”。他反问道：“今岂肯以向、和为师，而蹈其覆辙乎？”
虚实、正奇、呆活、轻重，以及战场上如何具体运动，关键取决于见机审势。同治元年三月，曾国荃部将南渡长江以进金陵时，曾国藩指示说：“以你军目前的情势来看，若在下游采石渡江，隔断金陵、芜湖两贼之师，下窥秣陵关，这就得势。若在上游三山渡江，使巢、和、西梁留守之师与分攻鲁港之兵隔气，这就失势。”这是在用兵地点上审势之一例。“至于进兵金陵早迟，亦由弟自行审察机势。机已灵活，势已酣足，早进可以；否则不如迟进。”这是在用兵时间上审势之一例。他概括地说：“用兵以审势为第一要义。”
但他在另一处说：“审机审势，犹在后来，第一先贵审力。审力，知己知彼的切实功夫。”“古人说，兵骄必败。老子说，两军相对，哀者胜。不审力，这就是骄；审力而不自足，这就是老子所说的哀。”审力，是指战员的基本功；审机审势，则是对指战员的更高要求。咸丰五年，湘军水师被分割为外江、内湖两部分，进击无力，陆师围攻九江，也久攻而不下，曾国藩驻扎南康，一筹莫展。太平军则乘机西上，第三次攻克武昌。八月，罗泽南至南康、湖口一看，“自知兵力不足以图功”，便毅然率勇扬长而去，弃赣奔鄂。曾国藩后来多次提到这一事例，盛赞说：“有识者皆佩服罗山用兵识时务，能取远势。余虽私怨罗山之弃余而他往，而未尝不服其行军有伸有缩，有开有合也”。
善于审力、审机、审势，则静动、主客、迅速、正奇、虚实、轻重、呆活、伸缩、开合等对立事物，皆可有机地统一，运筹自如，得心应手，否则，必然弄巧成拙，南辕而北辙。这就是曾国藩“先求稳当，次求变化”的辩证思考。蔡松坡说，曾国藩的治兵言论，“多洞中窾要”，乃“治兵之至宝”。作为对《孙子》《司马法》《尉缭子》《吴子》《六韬》及《练兵实纪》等中国古代兵法理论的继承，作为对中国近代军事实践的总结，曾国藩的战略战术思想，确实含有丰富的辩证因素。“多洞中窾要”的评论，当是言之有据的。
严格约束部将，重视纪律教育
曾国藩深谙“兵者，阴事”的道理，对行军打仗本不在行的书生而言，他每临战阵，多以失败告终。但他注意总结教训，而且注意民心的作用，严格约束部将。
曾国藩为了把湘军训练成为一支劲旅，一支有胆有技、能征善战的子弟兵，是不吝花费心血的。曾国藩将湘军的训练分为训教与操练两种，而以训教为根本，特别注重思想教育。
湘军的训教，没有制成明文颁布，但在曾国藩所着的《劝训练以御寇》中有反映。他写道：禁嫖赌，戒游惰，慎言语，敬尊长，此父兄教子弟之家规也。为营官者，待兵勇如子弟，使人人学好，个个成名，则众勇感之矣。
曾国藩以理学家的身份创立湘军，为此他十分重视义理之教在湘军中的作用。王守仁曾说过“破山中之贼易，破心中之贼难”的话，曾国藩遂将此一思想运用于治军上，则可理解为，重视“操练”就是“破山中之贼”的工夫；“训教”则是“破心中之贼”的工夫。因为“破心中之贼难”，所以对于训教必须下苦功夫。如何训教，曾国藩将其分为两个方面，即官兵与兵民。在官兵方面，他强调以义理来带兵。
在湘军中，倡导将领以父兄待子弟般对待士兵，士兵也就视将领为父兄，加之湘军中客观存在的亲党邻里的血缘和地缘关系，每每在训教后，均收到勇丁感动得五体投地的效果。
曾国藩十分重视湘军的纪律教育，力争以湘军形象改变老百姓心目中“兵不如匪”的看法。曾国藩说：“恐民心一去，不可挽回，誓欲练成一旅，秋毫无犯，以挽民心而塞民口，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自四月以后，间令塔将传唤营官，一同操演，亦不过令弁兵前来，听我教语。每次与诸弁兵讲说至一时数刻之久，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国藩之为此，盖欲感动一二，冀其不扰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贼匪之耻，而稍变武弁漫无纪律之态。”目的在于，要在精神上唤起兵勇的自觉，以对抗太平军。曾国藩苦口婆心，开诚布公，劝导士兵严守纪律，爱护百姓。
对湘军的操练，曾国藩强调勤与熟。他将湘军营规定为《日夜常课之规》七条：
一、五更三点皆起，派三成队站墙子一次。放醒炮，闻锣声则散。
二、黎明演早操一次，营官看亲兵之操，或帮办代看。哨官看本哨之操。
三、午刻点名一次，亲兵由营官点，或帮办代点。各哨由哨长点。
四、日斜时，演操一次，与黎明早操同。
五、灯时，派三成队站墙一次，放定更炮，闻锣声则散。
六、二更前点名一次，与午刻点名一次。计每日夜共站墙子两次，点名二次，看操二次。此外营官点全营之名，看全营之操无定期，每月四五次。
七、每次派一成队站墙，唱更，每更一人轮流替换。如离贼甚近，则派二成队，每更二人轮流替换。若但传令箭而不唱更，谓之暗令。仍派哨长、亲兵等常常稽查。
曾国藩对湘军日夜课程的七条规定，就是要突出一个“勤”字，使士兵在营中日夜都有一定功课可做，严格遵守点名、演操、站墙子、巡更、放哨等营规，曾国藩对于治军中“勤”字的理解是“治军以勤字为先，实阅历而知其不可易。未有平日不起早，而临敌忽能早起者，未有平日不习劳，而临敌忽能习劳者，未有平日不能忍饥耐寒，而临敌忽能忍饥耐寒者”。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又提到，“治军之道，以勤字为先。身勤则强，逸则病；家勤则兴，懒则衰；国勤则治，怠则乱；军勤则胜，惰则败”。只有在平日里保持高度的紧张，才能有备无患，战时镇定自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