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人而言，说豁达，容易；做到豁达，就不容易；而具有超越时空的豁达精神，则更不容易。中国文人，都自封清高，其实在名和位上，并不都那么想得开的。明代复古派“后七子”中的谢榛（1495—1575），与其诗友们浮沉文坛的故事，虽然已是相距遥远的事情，但昨日之儒林，今天的文坛，在文人相轻这一点上，不能豁达，或者不肯豁达，应该说大体上是差不多的。
说到“后七子”，查文学史，通常系指明嘉靖、隆庆年间的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吴国伦和徐中行等一个团契性质的诗人组合。但这个诗社最早发起者，却是不在其列的李伯承。“伯承未第时，诗名籍甚齐鲁间，先于李于鳞（即李攀龙），通籍后，结诗社于长安，元美（王世贞）实扳附之，又为介元美于于鳞。嘉靖七子之社。其后王、李名成，而伯承左官薄落，五子七子之目，遂皆不及。伯承晚岁，少年若以片言挑之，往往怒目啮齿，不欢而罢。”（《列朝诗选》）
这位诗社首创元老，也是最初被踢出局的，飚升得快，下沉得也快，连他自己也措不及防。由此可知，古人多君子之风，但古代的文人，却未必，小人成性者谅不比今人要少。
第一，李攀龙和王世贞也太不够意思，你二位羽毛尚未丰满时，得以人五人六地进入这样层次的诗人沙龙，靠谁？等到名气有了，知名度高了，一掉屁股，将这位引见者一脚蹬了。不领情，还只罢了，搞了一次“苦迭打”，将诗社原先的组织者李伯承，生给政变掉了。
第二，这位被人家无情抛弃的李伯承，也太想不开。老到一把年纪，还耿耿于怀，也太小鸡肚肠，心胸狭隘了。至于嘛，不带你玩，你就不玩，也不影响吃饭拉屎；再说，他们玩他们的，你也可以玩你的，未必不能自得其乐。至于一提往事，金刚怒目，血压不是要上升吗？
所以，无论李攀龙，王世贞，无论李伯承，都有不够豁达之嫌。世界有多大，文坛就有多大，不一定非扎堆，非聚义，非歃血为盟，非拉这个打那个，才觉得活得有意思的。
好了，李伯承出局，回到山东济南游千佛山，赏大明湖去了。这两位，也是李攀龙，王世贞，琢磨着下一步，该把谢榛从诗社里“开”了。谁红谁紫，谁灰谁黑，谁上谁下，谁来谁去，正是这种无聊而又无趣的文人自戕，构成中外古今文坛的热闹话题。
说到谢榛，我认为，他是一个既快活又不甚快活，既豁达又不甚豁达的诗人。一般讲，豁达，就能快活，不豁达，也就不能快活。因为，他有两个常常使他不能快活和不能豁达的遗憾，一是他生理上的弱点，“眇一目”（《明史》）；二是他心理上的弱点，“以布衣结牛耳”（《列朝诗选》），这样，形象上的差一点和学历上的差一点，他也就无法彻底地豁达和完全地快活起来。
我对明诗所知甚少，但在“后七子”中，王世贞稍有一点灵韵外，就比较欣赏他了。因为他的文学观点，要比强烈复古的李攀龙，来得宽泛些；凡在文学观点上，持“套中人”的紧闭自锁政策，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还不许别人按照自己所选择的方式活，是最遭人恨的。谢榛的诗，稍有生气，就因为他能够容忍异己，不那么一条道走到黑。固然，他也复古，这是前、后七子一以贯之的主张，但他不像李攀龙那样绝对，“文必西汉，诗必盛唐”，也不像王世贞那样设限，“大历以后书勿读”，谢榛要放得开些，他明白，文学是不能太过拘束的，一定要这样，而不要那样，必这样不可，而那样则不可，对于文学的发展，肯定不是坦途。
但是，此公的两大弱点，使他尴尬，“眇一目”，尚可配一副墨镜遮掩。不过，嘉靖朝，北京城里有验光配镜之店肆吗？我怀疑。因此，他只能倚仗自己的诗名，做出独眼龙常有的自负神气，徜徉于京都长安。但这表面的自信，也难掩其内心的虚怯，在科举年代里，一个读书人，还是个声名大振的诗人，竟然没进过学，没应过试，是一个无缘于黉门的白衣秀士，这日子不好过。生活在上流社会，不是达官贵人，就是文化精英，你可以用“布衣”自傲，人家却要把你当“白丁”看待，你也只好没脾气。因此，他在这个圈子里面，确实有点抬不起头来。
明代文坛，派系林立，经常洗牌，重新组合，所以，升沉频繁，变化匆促。昨日还兴冲冲的文人，一朝离开那把交椅，就没精打采，像霜打似地蔫了；前一阵不见经传的文人，因缘际会，这一阵红得发紫，竟也能指点文坛，领袖群伦。有的人，文集出了好几大卷。有的人，学富五车，只能坐冷板凳。高下之分，前后之别，宠辱之异，爱憎之变，遂构成文坛一年到头没完没了的是是非非，长长短短。
谢榛实力雄厚，比那个气回山东的李伯承要神气些。一，年纪居长；二，成名较早；三，创社元老；四，估计他颇有公关能力，能够拉来一些赞助，能够在前门外某家酒楼，开个新诗朗诵会，找几个歌星到场助兴，能够在厂甸某家书铺，来个签名售书，找八大胡同的名妓站场。这点银两，他口袋是拿得出来的。
所以，李伯承走后，他顺理成章当了社长和法人代表，那时不用选举，几个人一合计也就行了，估计王世贞一开始会依附于他，王虽是世家子弟，可他年轻时，因为反对权奸严嵩，而弄得老父下狱，冤屈难伸那刻，在诗社早期活动中，其实是个小角色。
但好景不长，他马上受到李攀龙，加上王世贞的排揎，这个其实也是贫寒出身的诗人，由于系正途熬到这份功名，是个有级别的厅局干部，很看不上一没文凭，二没职称，三没职务的谢榛，和他的江湖气。加之，谢榛时不时地对他作品指指点点，倚老卖老，口无遮拦，他很恼火，一气之下，愤而与之绝交。王世贞马上掉头站在李攀龙一边，也对谢榛加以摈斥，于是，兴味索然的他，西走秦、晋，再游燕、赵，遂不知所终地客死于出游途中的河北大名。
“奈何君子交，中途相弃置”，谢榛的这个感喟，既是自绝，更是自弃。我在想，此公最后的抉择，更多是对于文坛的厌倦，倒具有一点豁达的意思了。
因此，我对“后七子”的第一首领李攀龙，几乎没有好感，此人的文坛领袖欲太强，总觉得自己无所不擅，是个志大才疏，不安于位，老想搞地震的人物。在文学上，复古成癖，“高自矜许，诗自天宝以下，文自西汉以降，誓不污其毫素”，所以，他的诗一乏灵韵，二乏精神，同时代的人也对他多有“抉摘”的。连王世贞也认为：“于鳞拟古乐府，无一字一句不精美，然不堪与古乐府并者，则似临摹帖耳。”
一个只能像描红临帖，少有生气，缺乏想象，难得精神的诗人，非要把谢榛压下去，也真是令人气短。
看来，为名作家，却无名作品，有高位置，却无广为人知的文学声望，古已有之。读者只记住了他的官位，却记不住他写了哪些诗篇。凡这类作家和诗人，都自我感觉良好，而且从来不会脸红，真了不起。不过，他有一首写谢榛的诗，题为《初春元美席上赠谢茂秦得关字》，倒还可读，而且可以看到他与谢榛没有全“掰”之前，一些还算融洽的情景。
凤城杨柳又堪攀，谢朓西园未拟还。
客久高吟生白发，春来归梦满青山。
明时抱病风尘下，短褐论交天地间。
闻道鹿门妻子在，只今词赋且燕关。
题中提到的谢茂秦，即谢榛；元美，即王世贞。李攀龙写此诗时，谢榛正是红得发紫的文学明星，李和王都得仰着脸看他，就像当代新进，自封的文学大师，从西欧、北欧、北美放洋归来，那腰板“别”儿硬，那脸色“别”儿酷，许多人来不及诚惶诚恐趋前问候一样。明代的谢榛，虽然眼睛只有一个，可有资格比他们更牛，因为，与谢茂秦来往者，可不是外国的瘪三汉学家和三流出版商，而是正经八百的藩王。藩王者谁？是说不定什么时候请到紫禁城里坐龙椅的候补天子。
他的诗，可唱，他的歌，即诗，所以，这些王爷，都把他当作上宾礼遇。
谢榛，眇一目，年十六，作乐府商调，少年争歌之。已，折节读书，刻意为诗歌，西游彰德，为赵康王所宾礼。（《明史》）
谢榛为赵穆王所礼，王命贾姬独奏琵琶，歌其所作竹枝词。歌罢，即饰姬送于榛。大河南北，无不称谢榛先生者。（《朝野异闻录》）
根据以上这些史料，此公当是一位快活人。难怪同是诗人的李攀龙，心里怪不是滋味，要写出这首酸溜溜的诗了。清人沈德潜评点李的这首诗，“诵五六语，如见茂秦意气之高，应求之广”，连隔代的沈老夫子也对谢榛之火，之红，之快活得令人眼馋，有微言焉。
所以说，文学之争，有多少究竟纯属于文学性质的论争，是大有疑问的。归根结底，无非两者，名的升沉，利之多寡而已。在名上，升者怕沉，沉者要升，升者要长升，就得使别人老沉，沉者要上升，就得使升者往下沉；在利上，多者总嫌少，少者不怕多，多者想多，必须使别人少分一杯羹，少者要多起来，必须要不择手段将嘴伸到别人的碗里。大概这是一个永恒的角力态势。
所以，日子过得很快活的谢榛，心灵深处却豁达不起来，因为，李攀龙认为这个独眼龙挡他的道，弄一些抬轿子，吹喇叭者，圈子里造空气，圈子外放风声，弄得谢榛很郁闷。于是，一摔袖子，我惹不起，还躲不起么？后来，他客死大名。在一个没有真正对手的竞争中，李攀龙终于如愿以偿，登上龙头老大的位置。不过，《明史》不怎么肯定他：“其为诗，务以声调胜，所拟乐府，或更数字为己作，文则聱牙戟口，读者至不能终篇。”因此，文学史上视他为明代伪古文潮流中的李梦阳第二，这就更不是什么正面的评价了。
上帝也不怎么支持这位挤兑别人而得意的诗人，很快使其离开这个世界。他想不到，剩下来的王世贞，独领风骚。“攀龙殁，（王世贞）独操柄二十年，才最高，地望最显，声华意气笼盖海内。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如果，李攀龙不死，还把持着诗坛，王世贞也断不了要跟他掐的。
李攀龙在写这首诗的时候，他与谢榛还能谈得来，尚可以坐在一起喝酒吟诗。世家子弟王世贞，自然也是相当会凑趣的人物。如果，仔细品味诗中的语气，李的口气中有一点酸味，或许就埋伏了将来绝交的征兆。
“李攀龙、王世贞辈结诗社，榛为长，攀龙次之。及攀龙名大炽，榛与论生平，颇相镌责。”（《明史》）无论这三位诗人，友好的时候，亲密无间，好到恨不能同穿一条裤子，分手的时候，互为仇雠，恨到不咬一口就死不瞑目的程度。也无论这三位诗人，怎么扛过文坛的大鼎，怎么“片言褒赏，声价骤起”地对文坛起到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在文学史上，也只能是属于一笔带过的人物，这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局面，是很令今日兴致勃勃者气冷的。那些自认为主导潮流，气横宇内者，那些自以为文学领先，已经不朽者，其实只是过眼烟云罢了。
随行就市的时值，文学史是不会认账的，因为文学史不可能无限制地装进去只具有相对时值的作家和作品。时愈远，值愈低，现在，除了研究明代诗的专家学者，还有谁去关注“前七子”，或“后七子”呢？甚至在当时很有名，超过王世贞和李攀龙的谢榛，一直到明末清初，这位独眼龙诗人，仍不断受到评家称誉。陈子龙评曰：“茂秦沈炼雄伟，法度森严，真节制之师也”；钱谦益评曰：“茂秦今体工力深厚，句响而字稳，七子五子皆不及也”；沈德潜评曰：“四溟五言近体，句烹字炼，气逸调高，七子中故推独步”。但文学的淘汰，说来也真是无情，如今，即使如谢榛者，几乎不大为普通读者所知悉。而李攀龙，而王世贞，甚至还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就被人疵议了。
所以，袁弘道对王世贞、李攀龙的清算，最为彻底：
唐自有诗，而不必选体也，初盛中晚，亦皆有诗，而不必盛唐也。欧苏陈黄，亦乃有诗，而不必唐人也。唐人之诗，无论工与不工，取而读之，其色鲜妍，今人之诗虽工，拾人饾饤，才离笔砚，已成陈腐，岂非流自性灵，与出自摹拟，所由来者异乎？
中郎之论一出，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性灵，以涤除摹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历朝诗选》）在这个舞文弄墨的圈子里的男女老少，无论是暴得大名者，浪得虚名者，或者只不过是徒有其名者，甚至还包括那些躲在阴暗角落里，东放一屁，西嚼一蛆，搞点小耸动，冀获微名者，对淡淡的旁观者来说，即使不从文学史的角度衡量，这班货色，充其量，秋风落叶，总是要随风而逝的。
文学，终究是文学；文学以外的东西，终究是文学以外的东西。想到这里，也就顿觉豁达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