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5年（康熙四年）的8月，京城发生了一点小小的人事变动，将一个叫作杨光先的不懂数算，不通星象的官员，调任钦天监正。当然，对偌大帝国而言，在其统治机器中，有若干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是不会影响运转的。但是，他谋到这个职位，却是由于此人非常之“阴损”，害死了几十口人，才当上大清王朝国家天文台的台长，而且，一当就是四年。
由于他压根不懂历法，哪月当闰，哪日当食，都是一笔糊涂账，老百姓也就随着他，过起四时八节都不准确的懵懂日子。这是发生在大清帝国康熙四年至八年的笑话，反正地球也不会因为这位天文台长****而不转，老百姓也不因为该食，不食，不该食，天狗把月亮吃了而睡不着觉。中国人在这方面，特别具有修养，耐心地等他玩儿不转的时候自动下台，很少把不称职的官僚给轰下去的。
“损”是北京方言，意同“缺德”。“损”，加上“阴”，比“缺德”，似乎更坏一点。杨光先此人，不学无术，一无所长，本事有限，但“阴损”，却是强项。精通整人之道。在使别人倒霉，给别人制造不幸方面，称得上是行家里手。据《清史稿》：“国初，命汤若望治历，用新法颁《时宪历》，书面题‘依西洋新法’五字，光先上书，谓非所宜用，既又论汤若望误以顺治十八年闰十月为闰七月，上所谓摘谬辟邪诸论，攻汤若望甚力。”
杨光先就是这样一个自封的道德警察，一个以捍卫道统自任的伪君子。他深谙黄鼠狼单捡病鸡咬的道理，一只病鸡，也就是失去抵抗能力的鸡，而一只失去抵抗能力的鸡，也是不用费力就可能咬住并咬死的鸡。在15世纪的中国人心目中，一个黄头发、蓝眼珠的外国佬，被视作异端，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而这个外国佬，引进的伽利略天文学理论，改了中国老祖宗的历法，被视作邪说，也是不必奇怪的事。这位来自日耳曼的科隆人汤若望（Schall von Bell， Adam），恰恰是只毫无疑义的病鸡，不咬这只异端邪说的外国鸡，还咬谁？
黄鼬咬住一只病鸡的时候，决不假道学，假正义，目的就为果腹。而整人为业如杨光先者，通常不会承认自己是一只尖牙利齿的黄鼬，而总是要竖起坚持什么，捍卫什么的大旗，振振有词地来咬你。所以，他著《摘谬论》和《辟邪论》两书，高调与棍棒齐下，批判和揭发同举，攻击汤若望。但是，他白忙活了，背后没有强势力量的支持，跳嚷半天，无人响应，因此，只好草草收场。
不过，这小子阴损得很，暂时收兵，并不罢休，等待机会，东山再起。
平心而论，那位怀着宗教热忱的日耳曼人，背井离乡，不远万里，1622年（明崇祯二年），来到中国，传教的同时，带来西方文明，某种程度上起到科学启蒙的作用，应该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如果明代的政治不那么腐败，官吏不是那么贪黜，李自成、张献忠不被逼得起来造反，从15世纪就赶上西方世界进入工业文明社会的主流，也许中国早就是发达国家了。
作为耶稣教传教士的汤若望，来到京城，很快与中国知识界的精英，如徐光启，如方以智，成为朋友。“崇祯初日食失验，光启上言台官用郭守敬法，历久必差，宜及时修正。庄烈帝用其议，设局修改历法。光启为监督，汤若望被征入局，掌推算。”（《清史稿》）崇祯于是任用这个外国人，来当中国天文台的主管历法的官吏。读史至此，真是为明朝这位末代皇帝喝彩。如此胸怀，如此气度，比之今天那些对改革开放仍在摇头不已的人，不知高明多少倍。
顺治给朱由检立碑时评论道：“凡末世亡国之君，覆车之辙，崇祯帝并无一蹈焉，乃身殉宗社，不引天亡之言，亦綦烈矣！”认为他不是一个很糟糕的皇帝，因为明代中后期，是一个极其封闭内向的封建社会，执行锁国政策，“一板不许下海”，中国是从那时开始，一蹶不振的。然而，崇祯重视汤若望的西人历法，改造传统的大统历，比现在那些闻夷，闻洋，闻西方，闻外国则倏然色变者，有这份择善而从的既清醒又开明的心态，难能可贵。
据后来揭发杨光先的材料，说他“在故明时以无籍建言，希图幸进，曾经廷杖，虽妇人小子，皆知其为棍徒也”。何谓“棍徒”？就是有事没事，逮谁就咬谁一口的市井混混之流。但是，在明朝为千户长的杨光先，看到崇祯皇帝拍板用这个汤若望，他当然不敢张嘴呲牙了。等到清人入关，他认为时机到了，谁知满族统治者既没有汉族那种因循守旧的习气，也没有祖宗之法的束缚。多尔衮甚至会想：你崇祯帝设局令一个老外来修改历法，俺摄政王干嘛要承袭你们汉族的华夷畛域的界限？好，他索性提拔汤若望为钦天监第一把手，并将汤所制定的西式历法，命名为《时宪历》，颁布实行。给汤若望加官晋爵，“由太仆寺卿改太常寺卿”。“顺治十年，赐号通玄教师”，“旋又加通政使，进秩正一品”（《清史稿》）。
已经剃了头，成为清人的杨光先，什么官位也未捞到手，就更加不开心了。何况此公整人成瘾，整不了人，鸡在眼前，硬是咬不着，急得直磨牙，直咂嘴，憋得他五计六受，浑身不得劲。
跋扈的多尔衮死后，顺治亲政。年轻皇帝屠灭其家族，肃清其党羽，修改其政策，进行全面的秋后算账，半点也不手软。杨光先料想这位皇帝，会因汤若望受多尔衮信任而加以排斥，趁此他可逮一把便宜。谁知顺治对这个外国人毫无芥蒂，相反，很友好，或者，很感兴趣，这又让杨光先灰心丧气好一阵。
据《不列颠百科全书》“汤若望”条目说：“汤若望遂成为少年皇帝顺治的心腹顾问，尊为长辈。”外国人的说法，确否存疑。但这位外国传教士治好了他母亲孝庄皇太后的病以后，顺治准许汤若望在西安门一带择地建筑教堂，允许传教，是见诸正史的。我不知道，汤若望奉旨修建的这座教堂，是否就是现在尚存于西什库的西堂？
杨光先好痛苦，好痛苦。怎么能用洋鬼子的历法呢！怎么能让洋鬼子在京都建堂传教呢？他大声疾呼地上书：“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无好历法，不过如汉家不知合朔之术，日食都在晦日，而犹享四百年之国祚；有西洋人，吾惧其挥金以收拾我天下之人心，如厝火于积薪之下，而祸发之无日也。”
凡伪君子，皆假道学，凡假道学，都有一张道德警察“天丧予”的面孔。这番高论，也就是“****”期间“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的最早版本。杨光先要是能活到20世纪60年代的话，很可能进中央****小组的。
总算熬到顺治十一年，杨光先突然看到隧道尽头的一丝光亮。
顺治驾崩，康熙登基，实际掌握朝政的四辅臣，他们之间勾心斗角，倾轧不已，但其华夷轸域的儒家礼教精神，拒外排外的华夏中心思想，却能与杨光先如此卑微的小角色，同声共气，上下一致地合拍起来。“圣祖即位，四辅臣执政，颇右光先。”“康熙三年，六月，乙卯（二十六日），杨光先复具《请诛邪教状》于礼部。此举深得辅臣鳌拜、苏克萨哈支持。”（《清史稿》）
于是，杨光先放肆地对汤若望大张挞伐，状子送呈御览。一，“天祐皇上，历祚无疆，汤若望祗进二百年历”，居心叵测，想缩短大清寿命；二，“选荣亲王葬期，不用正五行，反用洪范五行，山向年月，俱犯忌杀，事犯重大”，阴谋险恶，竟敢在风水上做手脚；三，“历代旧法每日十二时分一百刻，新法改九十六刻，康熙三年立春候气先期起管，汤若望奏春气已应。”擅改法度，妄断节令。
所列这些今天看来纯系扯蛋的罪状，却让那班与杨光先差不多水准的辅政大臣，着实当了回事，于是，以捍卫祖宗法度，坚持华夷大防的名义，“下礼、吏两部会鞫。”结果，便是一场人头落地的惨剧。
“清廷遂于（是年）九月二十六日起，会审汤若望，以及钦天监官员，翌年三月十六日，廷议将钦天监监正汤若望，刻漏科杜如预，五官挈壶正杨弘量，历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发，冬官正朱光显，中官正刘有泰等皆凌迟处死。已故刘有庆子刘必远，贾良琦子贾文郁，宋可成子宋哲，李祖白子李实，汤若望义子潘尽孝俱斩立决。”
在审讯过程中，年逾古稀的汤若望，激动过度，血压上升，发生脑血管意外，中风不语，有口难辩。他的年轻伙伴比利时人南怀仁（Verbiest， Ferdinand），刚到中国不久，汉语讲得不够流利，无法为之申诉，于是罪行成立。
幸而孝庄皇太后出面进行干预，汤若望得以释放出狱。但很快，这位在中国传播过伽利略天文理论的日耳曼人，终于奄奄一息地死了，埋葬在这块对他来讲是异国他乡的土地上。
杨光先这一状，损到极点，缺德也到了极点。凌迟的，杀头的，流放的，坐牢的，使得钦天监成了一座空空荡荡，白日见鬼的衙门。从此，“监内精于西法历算之三十余名监官翦除干净，废新历《时宪历》，恢复《大统历》”，“擢杨光先为钦天监正”，这就是发生在康熙四年八月京城里的一项人事变动。
但是，天文台仅靠耍嘴皮子能玩得转吗？
“自杨光先任职钦天监后，以《大统术》治历，节气不应，错误屡出”，因其“对历算茫然无知，采用在江南发现的元代郭守敬仪器，测算历法无效后，又查一千二百年前北齐候气之法。”其荒唐无稽，其倒行逆施，连开始亲政的年轻康熙，也觉得问题之严重。“于万般无奈之下，杨光先乃以‘身染风疾，不能管理’相推诿，于是重新起用耶稣会传教士，比利时人南怀仁。”
这时，已是康熙八年的春天了，老百姓过了四年没有准确历法的岁月，现在终于等到这位逆历史潮流，反科学进步的主角，到了谢幕的时候了。中国人喜欢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这个既“损”又缺德的家伙，报应终于来临。
杨光先病了，不上班了，藉以“推诿”卸责的“风疾”，在汉语中常指下列三种病症，一是风痹，半身不遂；一是神经错乱，精神失常；一是麻风病。这三者，无论哪一种，都不是好死。然而，就像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小说开头引用过的那句《圣经》中的话：“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老天爷（如果有的话）不会让这个整人者死得那么痛快的，不让他死得难看，死得煎熬，是不会放过这个道德害人虫的。
但是，听说要让南怀仁进钦天监，本来已经病了的杨光先，忍不住还是跳将出来，急不择言地上书：“臣监之历法，乃尧舜相传之法也，皇上所正之位，乃尧舜相传之位也”，“今南怀仁，天主教之人也，焉有法尧舜之圣君，而法天主教之法也？南怀仁欲毁尧舜相传之仪器，以改西洋之仪器；使尧舜之仪器可毁，则尧舜以来之诗书礼乐、文章制度皆可毁也。”他甚至危言耸听：“若将此九十六刻历日颁行，国祚短了，如用南怀仁，不利子孙。”
不过，经过“观象台测验立春、雨水、太阴、火星、木星，结果南怀仁‘款款皆符’。因此，议政王等会议主张将康熙九年历法，交由南怀仁推算。”康熙在这场“中西历法之争”中，“持谨慎态度”，据《清史稿》载：“圣祖尝言，当历法争议未已，己所未学，不能定是非，乃发愤研讨，卒能深造密微，穷极其阃奥”。他明白了孰是孰非，便作出抉择。终于在这年三月，先“授南怀仁为钦天监监副”，八月，又“授南怀仁为钦天监监正”。一方面，给汤若望冤案平反，另一方面，尽管受害人上告，杨光先依附鳌拜，捏词陷人，康熙倒也没有严惩这个棍徒，放了他一马。
虽然圣祖高抬贵手，报应却不能逃脱。结果，“杨光先以衰病之身，发遣回籍，行至山东，疽发背而死。”疽是一种恶病，也叫痈。这个阴损的小人加坏蛋，从北京抬回安徽歙县，一路上，糜烂溃败，流血流脓，污秽肮脏，臭不可闻。看来，不让他流尽最后一滴坏水，是绝不会让他痛快死去的。
通常用“疽发背而死”这五个字，加诸于谁的盖棺论定上，可以肯定，这个家伙生前，大概不是东西。这是一种很丢人的死，可耻的死，不同于一般的正常死亡。因此，也在提醒世人，报应之说，固属无稽，但多行不义必自毙，圣人的话，还是值得戒之慎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