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吃，懂吃，是一种天分；会吃，懂吃，而且有可能吃，那是一种幸福。
当年住在北京西郊的破屋茅檐里，撰写《红楼梦》时的曹雪芹，“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已经贫穷到了“茅椽蓬牖，瓦灶绳床”的地步。这位毫无疑问是“美食家”的他，再去回味那些曾经吃过的美食，可想而知，舌上的味蕾该是怎么一个苦涩感受了。大师在失落的怅惘，追忆的痛苦之中，在追悔失去的一切，在遗憾中补织那张烟消云散的记忆之网时，空空荡荡的嘴巴，该是多么煎熬了？
我发现，这位文学大师，在他笔下，一旦写到金陵那条街上，钟鸣鼎食之家，宴游饮乐，大吃大喝时，凡与嘴巴有关的细节，无不特别的来劲，抖精神，倾情不已。那次携蝗大嚼，那次螃蟹宴，那次寿怡红群芳夜会，那次刘姥姥吃茄鲞，那次白玉钏亲尝莲叶羹……他在叙述过程中的陶醉之情，追悔之意，碧落黄泉，伤心往事，尽管不着一字，却是我们在读这部不朽之作时，能够充分感受到的。
也许，美食和美文有些什么必然的联系？
是不是由此类推，不能领会美食之美的作家诗人，怕也难以写出美文之美？
因此之故，我在研究东坡先生的全过程中，始终纳闷，此公好吃喝，善啖肉，能下厨，会烧菜，胃口奇佳，口福极好，是否因此他才写出千古传唱的诗词，淋漓尽致的文章，风流妩媚的书法？
有这种可能吗？
在中国，一般人的所谓“口福”，重点有二：一，有得吃；二，吃得下。明代权相张居正，从北京南下，经冀、鲁、苏、皖到湖北江陵老家，给他老爹办丧事，一路所过州府衙门，为他准备吃喝，可谓煞费苦心，山珍海味，水陆毕陈，以讨得这位首辅欢心。谁知张居正对着眼前桌面上数十道菜肴，皱着眉头，埋怨道，竟没有我想下筷子一尝的。
没得吃，自然没有口福，有得吃而吃不下，也算不得有口福，只有苏东坡，除了有得吃和吃得下之外，还要加上两条，一条是即使没得吃，也要想法满足自己的口福，一条是他把吃当作其乐无穷的事。
确实如此，苏东坡一生，放浪形骸之外的潇洒豁达，吃得快活，是他文章写得千古不朽的基本要素。
老实说，在中国，一般老百姓，知道《赤壁赋》、《念奴娇·大江东去》、《寒食帖》者，远不如知道“东坡肉”、“东坡肘子”者多。我在他老家四川眉山，品尝过这道名菜，也在杭州西子湖畔，欣赏过这道佳肴。要论解馋、实惠而且肚子还比较空淡乏油的话，那么足以大快朵颐者，非此物不可。
肥而不腻，瘦而不柴，东坡肉堪称猪肉菜肴里的上品了。
所以老百姓，尤其位居下层，消化能力特强，但经济实力稍差者，一听到“东坡肉”这三个字，马上想起那碗色泽红亮，形整不散，软烂如腐，鲜香不腻的佳肴，立刻涌上来口水和食欲。张居正绝不会生出这种胃口，而苏东坡这位文人，可贵在他的大众观点，平民精神，可贵在他不在乎“肉食者鄙”的讪诮，而能够与民同乐，居然于无意中发明了一种吃法。文人而能领导美食，此公为第一位。
但别小看红烧肉，******主席就很爱吃的，并认为有补脑之功效。此说是否有科学依据，待考。但苏东坡的诗、词、文、赋，确实是汪洋恣肆，不可一世，这很可能与他爱吃猪肉，摄取什么特殊营养，使他的脑细胞发达，有点什么联系？包括他挥洒自如的书法，也有点像“东坡肉”那种肥腴饱满的韵味。可以想象苏东坡先生酒足饭饱，意兴酣畅，即席挥毫，龙飞凤舞的雍容放达。这种大度，决不是饿肚汉或患有严重胃溃疡病的人所能具有的。相信他创造的这种佳肴，一定为他的文思提供不少助力。
大多数中国人可能未必背得出苏东坡的诗词，但没有领教过，或者索性不知道“东坡肉”和“东坡肘子”者，恐怕为数甚少。在中国荦荦大观的菜系食谱中，能以一个作家诗人的名字冠之为名的珍馐，这光荣只有苏东坡享有，实在是使得一向上不得台盘的文人扬眉吐气的。
大家都晓得东坡肉这道菜，典出杭州，不过到西湖的人，更热衷炸响铃、炒鳝糊、龙井虾仁、西湖醋鱼。四川眉山，因为是苏轼的家乡，也沾光推出了东坡肘子。那年我到峨嵋山，途经该城，有幸尝到此味，除价格公道外，别的就没有留下什么印象了。
其实，东坡肉的最早发源地，是湖北黄冈。1080年苏东坡谪居黄冈，因当地猪多肉贱，才想出这种吃肉的方法。宋代人的周紫芝，在《竹坡诗话》中记载：“东坡性喜嗜猪，在黄冈时，尝戏作《食猪肉诗》云：‘黄州好猪肉，价贱等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他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后来，1085年苏轼从黄州复出，经常州，登州任上返回都城开封，在朝廷里任职，没过多久，受排挤，1089年要求调往杭州任太守，这才将黄州烧肉的经验发展成东坡肉这道菜肴。他在杭州，做了这件大好事，修浚西湖，筑堤防汛，减灾免难。杭城的老百姓为了感谢他的仁政，把这条湖堤称作苏堤。
可是，如果想到他贬到黄州之前，还是在开封大牢里关着的钦犯，是个差一点就要被杀头的人，到差之后，就兴致勃勃地写起《食猪肉诗》，将贬谪压根儿不当一回事，就会发现他这种口福上的专注之情，其实是这位文学大师，对于权贵、恶吏、小人、败类恨不能整死他的一种精神抵抗。从他《初到黄州》一诗中，就表白了他的这种绝不服输的性格：“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着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这和他在出狱后所写的诗句“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那种绝不买账的心态是相一致的。
苏东坡一生犯小人，总是不得安宁，这也是所有善良的人经常碰上的厄运。然而，他在颠沛流离的一生中，却有着难得的好口福，实在使那些整他的人气得发昏。
会吃，懂吃，有条件吃，而且有良好的胃口，是一种人生享受。尤其在你的敌人给你制造痛苦时，希望你过得悲悲惨惨，凄凄冷冷切切，希望你厌食，希望你胃溃疡、胃穿孔，希望你寻死上吊，你却能像一则电视广告说的，“吃嘛嘛香”，绝对是一种灵魂上的反抗。
应该说：苏东坡的口福，是他在坎坷生活中的一笔精神财富。如果看不到这种自我保护的精神世界，不算完全理解苏东坡。
苏东坡一生“忠言谠论”，刚直不阿，从来不肯苟且妥协，他在《湖州谢表》里，公开表示自己的态度：“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所谓新进，就是一班沐猴而冠的家伙，他压根不理会这些握有权柄的小人之辈，而且也不顾忌小人不可得罪的道理，照讲他想讲的话，照写他想写的文章，锋芒毕露，略无收敛。于是，他就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受到政治上的迫害。外放，贬官，谪降，停俸，这也是历史上的统治者收拾作家诗人，还不到杀头掉脑袋的程度之前，常用的一套令其不死不活的做法。
现在回过头去看，古往今来的作家诗人之所以挨整，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小人作怪的缘故。有小人密告在先，皇帝才发怒于后。日理万机的九五之尊，有一点空余时间，还得应付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要一一摆平那些******和性苦闷的玉体横陈的女人，不会有多少时间去读小说诗歌的。这样，一班小人式的文人，或文人式的小人，就有事情好做了，检举告密，出首揭发，深文周纳，罗织罪名。所以，小人对于社会的危害，犹如胆固醇附着于血管壁，要发生栓塞梗死现象一样，小人愈多，社会便愈腐败。在历史上，凡大兴文字狱的朝代，总是政治上最窒息，小人最繁殖，正人君子最倒霉的时期。尤其像苏东坡这样处于创作巅峰状态的、文如泉涌的、旁人不可企及的大师，更是他们的嫉恨对象。因为这些文人中的宵小，一旦写不出或写不好作品，无不产生狠毒的咬人之心，是恨不能对大师食肉寝皮的。所以，东坡先生数十年间，三落三起，先是被贬黄州，后是谪往岭南，最终流放到海南岛，都是小人们不肯放过他的结果。
他们以为这样可以使他噤声，沉默，低头，困顿，以至于屈服，告饶，认输，投降。但小人们完全估计错了，苏东坡无论贬谪到什么地方，都能写出作品，都能吃出名堂，都能活得有滋有味。这就非我们那些或神经脆弱，或轻浮浅薄，或经不起风风雨雨，或摔个跟头便再也爬不起来的同行，所能望其项背了。
于是，你不能不佩服他的文章，你不能不羡慕他的口福。无论文章，无论胃口，都充满了他对权势的蔑视，对小人的不屑，对生活和明天的憧憬和希望，以及身处逆境中的乐观主义。
“你让我死，我就会按你说的去死吗？我且不死呢，只要我这张嘴还能够吃下去，我这支笔就能够继续写下去。”假如以这样的潜台词，来理解在苏东坡全部作品中，竟会有如此多的笔墨谈到他的吃喝，他的口福，他的开怀大饮，或放口大嚼的酣畅淋漓的快乐，也许可以稍许理解大师心理一二。后来，读宋代朱弁的《曲洧旧闻》，明白了，其实他志不在吃。“东坡尝与刘贡父言：‘某与舍弟习制科时，日享三白，食之甚美，不复信世间有八珍也。’贡父问三白，答曰：‘一撮盐，一碟生萝卜，一碗饭，乃三白也。’贡父大笑。”由此看来，他在吃喝的要求上，是可以自奉甚俭的。
同在这部宋人笔记中，我们还可看到他大事渲染吃喝的豪情，那不言而喻的伏枥之志，跃然纸上。“东坡与客论食次，取纸一幅，书以示客云：‘烂蒸同州羊羔，灌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筷，南都麦心面，作槐芽温淘，糁襄邑抹猪，炊共城香粳，荐以蒸子鹅。吴兴庖人斫松江脍，既饱，以庐山康王谷帘泉，烹曾坑斗品茶。少焉，解衣仰卧，使人诵东坡先生《赤壁前、后赋》，亦足以一笑也。’东坡在儋耳，独有二赋而已。”如此追求极致的美食，落笔却在他的绝妙文章之上，吃喝的目的性是再明确不过的了。
善良的人可能穷困，可能坎坷，可能连一个虫豸也敢欺侮他，可他心里是坦荡的，觉也睡得踏实，因为他无可再失去的了，还有什么值得挂牵的呢？而与之相反，用卑劣的手段，用污秽的伎俩，用出卖灵魂的办法，或获得了金钱，或获得了权力的小人之流，他并不因此而无忧无虑，称心如意的。为了保住他的钱，他的权，日思夜想，坐卧不安，提心吊胆，惶惶然不可终日。哪怕半夜从梦中醒来，也一身冷汗。
所以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快乐和痛苦，有时也只能相对而言。
在现实生活中，那些用尽心机捞到一切的胜者，其实，很累，很紧张，要不停地瞪大眼睛，窥视着四面八方，每个细胞，每根神经，都得打叠起百倍精神，或陪笑，或应付，或过招，或韬晦，像这种全天候的活法，是无法称之谓潇洒的。
更有甚者，那些殚思竭虑捞不到一切的败者，就拉倒罢！不，而是更痛苦，面如丧门之神，情似斗败之鸡，恨得牙痒，气得上火，见别人有，眼馋心痒，急不可耐，见自己无，怨天尤人，愤不欲生，同样也活得十分沉重，这样的得和失，岂不太累也哉？
虽然，他们的伙食标准比谁都不差，而且，几乎天天有饭局，忙者，从琳琅满目的早茶开始，直到夜半的酒吧小啜，可谓吃个不停。然而，他们这两类人，心有外骛，通常不会有太热烈的食欲。
这一点，真得向东坡先生学习。苏东坡被陷害，抓到开封坐牢，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宋神宗不大相信御史们构陷他的罪实，曾派两个小黄门半夜三更到大狱里，观察他的动静。回宫后向神宗汇报，说苏东坡鼾声如雷，睡得十分香甜。于是这位皇帝做出结论，看来学士心底坦然，这才睡得如此踏实。
所以，那班小人要定他一个死罪时，神宗没有画圈，而是从轻发落，把他贬往黄州，让他在那小县城里，施展了一番厨艺，给中国菜添了一道东坡肉。
从苏东坡身上，我们至少获得以下三点教益：第一，作为一个作家，得要有一份坦然从容的好心胸，狗肚鸡肠，首鼠两端，患得患失，狭隘偏执，是成不了器的。第二，得要有一份刚直自信的好精神，任人俯仰，随波逐流，墙头衰草，风中转蓬，是站不住脚的。第三，恐怕得有一份兼容并蓄的好胃口，不忌嘴，不禁食，不畏生冷，不怕尝试。这个道理若用之于营养，则身体健康；用之于文章，则尽善尽美；用之于交友，则集思广益；用之于人生，则丰富多彩。
他就这样一步步达到文学的高峰。朱弁的《曲洧旧闻》记载：“东坡之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每一篇到，欧阳（修）公为终日喜，前辈类如此。一日，论文及坡公，叹曰：‘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也。’崇宁大观间，（苏轼）海外诗盛行，后生不复言欧公者。是时，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至八百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苏诗，便自觉气索。”
如果他没有好心胸，好精神，特别是好胃口，好的消化能力，能达到这样的文学高度吗？
他写过一首《惠崇春江晚景》：“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就连这种剧毒的河豚鱼，苏东坡也敢一试。宋代吴曾《能改斋漫录》载：“东坡在资善堂中，盛称河豚之美。李原明问其味如何？答曰：‘值那一死！’”
正是这种美食主义，广泛吸取人世精华，才使得他文章汪洋恣肆，得以千古流传。一个像林黛玉只能挟得一筷子螃蟹肉吃的作家，这怕那怕，我看未必能有写出大作品的气力。
1094年，他第二次被流放，到惠州，当时的岭南可不是今天的珠三角，但他面对小人们的********，唱出“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的反调，毫无屈服之意，还是从口腹享受上大做文章。
1097年，苏东坡第三次流放，被送到当时被看作蛮荒之地的海南岛。起因又是因为他的诗，“白发萧散满霜风，小客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这首诗传到京师，他的政敌章惇冷笑一声：“苏子尚尔快活耶？”下令谪海南昌化军安置。这就说明一个可怕的真理：你要得罪了小人，你就准备一辈子受折磨吧！
苏东坡在海南过着十分艰苦的日子，不过，苦中有乐，他发现儋州滨海，蚝，也就是牡蛎，极多。他跟他的儿子苏过开玩笑地说，你可千万不要把这个消息传到北方去。到他们知道这里有如此美味，没准他们都要学我这样，要求犯错误，被发配到海南来，分享我这份佳品呢？从这番幽默的语言中，我们可以看出苏东坡的口福，从来是和他的反抗心理相关的，这也称得上是精神不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