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意气，人皆有之，掌握适度，自臻佳境。
但是，年轻人好自我膨胀，常常不能自控，轻则失衡，重则颠错。于是，给人留下来的印象，就剩下一个字，狂。一个年轻人，当他视线中只看到自己的存在，而无视一切时，当他觉得在这个星球上，他是顶天立地的唯一时，开始，自以为是，接着，目空一切，然后，理智控制不住感情，再以后，就是不知天高地厚，他也就不是他了。
稍稍有点子本钱的青年人，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沉不住气，就是狂。
当然，狂，也不仅仅局限于年轻朋友，什么年龄段的人都可能头脑发热，都可能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地跳将出来的。那些上了点岁数的老者，自我感觉特别良好的，那些有把子年纪的前辈，认为自己怪不错怪有能耐的，也难以幸免“老夫聊发少年狂”地表演一番。
在文坛上，这班老少两类狂徒，可谓屡见不鲜，层出不穷。老的，以老大自居，口含天宪，作领袖状。少的，以才子身份，口发狂言，作霸主状。主席台，雄踞其上，麦克风，抢在手中，发言时，口吐飞沫，走路时，目中无人。当然，文坛没有他们不热闹，有了他们，那热闹，那眼花缭乱，也真教人受不了。
于是，我想起三国时期，那位青年才子祢衡。
他若生在今天，很可能是省市作协主席，吃国家俸禄。可在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民生凋零，他的家乡遍地饿莩，哪里养得起一个作家，便来到许都，谋份差使，混个公职，有口饭吃。虽然要求也并不高，但当时，曹操政权也是刚刚创建，百废待兴，不可能成立诸如文联作协等机关，网罗文人雅士。何况，他属于无名小辈，有关部门未能好好安排接待，他到处碰壁，心里有些窝火。
也不知谁点拨了他，跑去找孔融。孔融也是个狂派，两狂相遇，一拍即合。正好孔融那个士族阶层，不满曹操，总憋着劲要修理这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丞相。正好出现这个“愤青”，就煽动他跳出来与曹操作对。如果没有孔融这位大名士，将他吹捧，给他撑胆，他也未必敢跳出来击鼓骂曹。第一，他愣头青，一拱火，就敢上。第二，他不经捧，一叫好，就来劲。于是，不知所以，傻狂起来。于是，就有了出曹操丑的举动。这一举，他出了名，也送了命。
这就是年轻人少不经事，犯了被人利用的毛病了。
他也真够狂的，脱光衣裳，光着膀子，抡起鼓槌，将曹操骂了个狗血喷头。曹操居然没有发火，既没有下令杀他，也没有下令关他，而是派了两个人，牵来三匹马，把他架在马上，两位公安人员客客气气地挟扶住这位才子，礼送出境。临行这一刻，曹操搞了一次欢送会，在许都东门为他饯行，让当时的文人俊士，都来和他辞别。这个很隆重，也很莫明其妙的场面，颇有点黑色幽默。祢衡当然不想走，可被人挟得紧紧的，哪怕申请下马去卫生间一趟也不准。再回头看那位老作家孔融，戴着墨镜，站在路边，保持着难堪的沉默。不是他不救他一把，第一，他说话根本不管用；第二，这小青年也无再利用的价值。于是，跟他挥手，拜拜再见。
这时明白也晚了，给人家当枪使，替孔融骂了曹操，自己却被押解出境了。
到了荆州，刘表不傻，也不愿担杀知识分子的罪名，又把祢衡恭恭敬敬地送到江夏黄祖处。结果，这位青年作家还是因那张骂人的嘴，掉了脑袋。如果，他不骂曹操和当时许都的除孔融、杨修之外的全部名流，如果，他不傻狂，不知天多高、地多厚的话，也不至于死在江夏，埋葬在鹦鹉洲。所以，后世人把这笔账，仍旧算在曹操头上。
这当然也不怎么冤枉借刀杀人的曹操。
击鼓骂曹，固然痛快淋漓，但孤注一掷的战斗，从此成为绝唱，这就是书生意气的知识分子，既勇敢又脆弱，有胆量无谋虑的弊病了。
中国封建社会里的知识分子，可分为拥护皇帝，反对皇帝，以及间于其中的既不拥护，也不反对，或一时拥护多些，反对少些，或一时反对多些，拥护少些的这样三种类型。极其拥护者，好办，成为俯首帖耳的御用文人，饵之以利，赏之以名，随班唱和，装点斯文；极其反对者，也好办，言论获罪，文字有狱，焚书坑儒，箝口结舌。不过，此两类人加在一起，在知识分子总量中，并不占多数。
所谓“两头小，中间大”，主要指处于中间状态的这大多数；也是中国历来的统治者最感头疼的一拨。重了不是，除了独夫民贼，整个社会出现“万马齐喑”的局面，总是不正常的政治现象。轻了也不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强烈，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他们很自然地要和大多数人心气相通，若不仅止于腹诽的话，必有许多令统治者挠头的事发生。在皇帝的眼里，这些文人有点像孔夫子对女子和小人的评价一样，“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这是一柄双刃剑，谁在台上，都会为难的。
杀，大概不是办法，至少不是最佳之计。千百年来，统治者又何尝手软过，但所谓的“士”，也就是知识分子，虽百死也无一悔，那份忧国忧民之心，仍然如故，而且也不乏祢衡式的勇敢者。所以，只好从孟子说的“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来寻找统治者与知识分子磨合的途径。可这种寄寓于君主有道的乌托邦式的想法，究竟有多大的现实性，是值得存疑的。
二十四岁的祢衡，前程远大，好好写你的文章得了，何必贪图文章以外的声名呢？而孔融、杨修正抓住了他的自负，自以为了不起的弱点，鼓蛊得他口出狂言。如果他不表现得那样躁狂的话，也许不至于如此下场。凡过分狂妄自负的人，无不错误地看轻对手，而把自己估价得过高，结果碰了个头破血流。但文学史只承认文学，却不卖他击鼓骂曹的账，至今人们都记得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诗句，可祢衡的《鹦鹉赋》，几乎很少有人读过的了，傻狂，终究不过是傻狂而已。
孔融的狂，结果也并不比祢衡更好，不过，他一是孔子之后，士族精神的象征；二是现任建筑工程部长，前任地方诸侯；三也许是最重要的，他是文化人的领袖，汉末时期众多名士的一号人物，所以曹操尽量不去动他，不想动他，某种程度上还不敢动他。
名士，通常有两种，一种是被统治者用来当招牌的，一种是未当成招牌而与统治者别扭的，孔融属于后者。当时，名义上的皇帝是刘彻，这位汉献帝，说好了，是傀儡，说不好，就是高级俘虏，用镀金牢笼关起来的囚犯。在许都，曹操说了算，他挟天子以令诸侯，拥有予取予夺的最高权力。孔融认为自己在给献帝做事，不买曹阿瞒的账，总是跟他不合作。
这位大名士，有资格看不起曹操：“你算老几？”因为他是孔子二十世孙，是汉末知识分子的政治领袖，是任过北海太守，为一方诸侯的人物。无论其门阀地位，士族资历，官僚职务，声名学问，在汉末，都称得上众望所归，举足轻重。
刘备有一次被孔融请去救陶谦，这位织席贩履的手工业者，激动得简直不可自已，他问太史慈：“孔文举先生知道世间还有一个刘玄德吗？”他觉得被孔融如此看重，简直太光荣了，这和阿Q与赵太爷攀同宗，有异曲同工之妙，也说明孔融的影响力，在当时多么重要。
《后汉书》载：有一次，孔融把国舅何进得罪了，何进手下的人“私遣剑客欲追杀融。有客言于进曰‘孔文举有重名，将军若造怨此人，则四方之士皆引领而去矣。莫如因而礼之，可以示广于天下。’进然之，既拜而辟融举高第。”由此，可见孔融后来从北海到许都，任将作大匠，也就是建筑工程部长，这位大名士具有何等显赫的地位和人望了。
知识分子的毛病，就是有了一点资本之后，自我感觉马上就特别的好起来，好得不知好歹，好到不知冷热，好到晕晕乎乎，不知天高地厚。《后汉书》载他和祢衡的一段对话：“衡谓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颜回复生。’”一个成了孔子，一个成了颜回，可以看到他们互相吹捧的热烈程度。正如今日文坛上，某些评家吹作家作品不朽，作家吹评家文章盖世的现象一样，那臭脚捧得相当肉麻而有趣的。
何进之所以不愿收拾他，很可能这位屠户出身的大将军，有点像《儒林外史》里那位胡屠户，由于对他中举而疯了的女婿范进，认为是文曲星下凡，才敬畏的。而曹操，在文学上，是领袖群伦的大手笔，在政治上，更是一个纵横捭阖的强者，当然不会把这个大名士的文学成就，多么当回事。但是，政治上的孔融在曹操眼里，是被看作他精神上的主要敌人，是“海内英俊皆信服之”的反对派，一点也不敢掉以轻心的。曹操的容忍，自然是有限度的，只是当时，军事上的强敌袁绍未灭，江山不稳，才不敢对孔融下手罢了。一个统治者，可以不理会与当局不合作的知识分子，但不合作而且捣乱的知识分子，就不会轻轻放过了，不过时间早晚罢了。
孔融此人，学问很大，政治上并不十分成熟，勇气不小，斗争经验相当缺乏。过于自信，对时局估计错误，小看了曹操。书生意气，闹得有点过头，以为他的自由论坛，是一股抗衡力量。而且，祢衡骂了一通，曹操竟然没有操刀，也在鼓励着他。结果，便不自量力地向曹操发动正面进攻。其实，他不过和曹操玩了一次以卵击石的危险游戏。
从曹操下定决心讨伐袁绍起，孔融就与曹操意见相左，在大政方针上与曹操公开唱反调。与被监视的汉献帝过往甚密，动不动就上表，也很遭曹操的忌。有一回曹操禁酒，他反对曹操的极端做法，说：“尧正因为喝酒，才成为圣贤，桀纣虽然以色亡国，但也不能为了防范，不许此后的男女婚姻呀！”让他很下不了台。袁绍失败以后，他给曹操写了封信，说：“武王伐纣，把妲己赐给了周公。”曹操犯了一次傻，问他，“典从何出？”他回答：“以今度之，想当然耳。”因为曹操打下冀州时，把袁绍那位漂亮的儿媳妇甄氏，给了自己儿子曹丕。于是，可想而知，曹操对他多么恼火了。所以，孔融一经人告发，说他有诲谩诽谤之罪，这下子逮住了有把的烧饼，立刻就把他抓了起来。
其实，他的两个儿子，也知道他早晚要倒霉，所以，军吏来逮捕孔融时，这两兄弟正在下棋，别人劝他们赶快躲一躲，他们说：“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连小孩子都知道处境危殆，孔融还要当反曹的领袖，这就是文学家永远玩不过政治家的悲剧了。
按说，孔融的言论，严重程度也未超过祢衡，但曹操不杀祢衡的头，为什么对孔融却不肯轻饶呢？如果说孔融是大文人，曹操同样是大文人，由于文人相轻，嫉妒才华，才要置孔融于死地的话，那么陈琳在文章里，指着鼻子骂曹操，也不曾掉脑袋。那为什么要将孔融弃市呢？
在曹操赐死崔琰令中，有一句话，值得我们深思。“琰虽见刑，而通宾客，门若市人”，由此可以了解曹操最忌畏的，是反对派结成一股政治势力。他之不杀祢衡，因他不过是一个幼稚的文学青年罢了，势单力孤，一条小泥鳅，翻不出大浪。不杀陈琳，因他不过是一个写作工具，而且已经认输降服，不可能有多大奔头。而孔融则非如此，“虽居家失势，而宾客日满其门”，“家中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成为当时许都城里一股离心力量的领袖人物，这是曹操最深恶痛绝的，无法容忍的，所以，他就只有伏刑了。
伏了刑，曹操还不罢休。在露布全国的文告中，说这个孔融不孝无道，竟在大庭广众中宣传：一个人，与他父母不应承担什么责任，母亲嘛，不过是个瓶罐，你曾经寄养在那里面而已。而父亲，如果遇上灾年，大家饿肚子，你有一口饭，假使他不怎么样的话，你也不必一定给他吃，宁可去养活别人。这样一来，曹操不仅把孔融打倒，还把他彻底搞臭了。
曹操是大文学家，他对孔融、杨修、祢衡、陈琳这些文人，还是尽量不采取极端手段的。但作为一个统治者，当他的政权安危受到威胁时，文学家曹操的浪漫感情，就要让位于政治家曹操的现实考虑了。
譬如孔融，曹操抓住他的“父母与人无亲，譬若瓶器，寄盛其中”这句话，大做文章，将他杀了。譬如杨修，恃才傲物，多次让曹操下不了台，但曹操并没有动他，他一直做着随军参事。直到他介入了宫廷接班斗争，为曹植密谋聚党，纠集势力，才找了一个泄密的理由把他除掉。再譬如陈琳，虽然在檄文里连他老祖宗都骂了，俘获以后，不但没杀他，还赏他一个官做。可见不触及统治的安危大局，曹操比之那些迷信暴力镇压的君王，还多一些雅量，这大概也是建安文学得以繁荣的一个因素吧？
所以，文人对自己的成就、实力、影响、名声，估计过高，过于膨胀的话，保险，不用太远，便要出笑话的。所以，意气伴之以聪明，言行随之以睿智，眼界常放之长远，视野当尽量开阔，方能在为人为文中立于不败之地。
偶尔一狂，无伤大雅，狂过了头，必贻后患。所以，书生意气，适度二字，大有讲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