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生活与人格力量
为了寻找一种关于行为的普遍理论，马斯洛经过毕生努力，他把各种各样的真理汇集起来，使它们成为统一完整的真理，使其在揭示人性奥秘的同时，也为人提供一种有意义的和理想的新型生活模式，从新型生活中体现人格的意义。
每一个人为了他自己，都要鲜明而敏锐地认清这个严肃的问题——一切背离人类美德的事，一切违反人自己本性的罪行，一切邪恶的行为，都毫无例外地记录在我们的无意识中，而使我们看不起我们自己。
——马斯洛我个人选择的任务一般是“自由地思索”，是建立理论，是运用预感、直觉，并试图推断未来。这应该属于一种需要用全副精力去关注并投入的创新活动，而非验证应用查验的活动。
可以这么说，我已试遍了心理学的各条道路，这些道路中有的已不在传统科学的领域。
在30年代，我逐渐对某些心理学问题产生了兴趣，并发现，那时的经典科学体系（行为主义的、实证论的、“科学的”、脱离价值观的、机械形态的心理学）不能解答或有效处理这些问题。在我提出自己认为应当提出的问题时，也要想办法研究出一种新的心理学问题的方法来解答，这样，研究就变成了一种哲学，它属于心理学，属于一般科学，属于宗教、工作、管理，也属于生物学。事实上，它已变成了一种世界观。
心理学现在已不是一个整体，它已变成了三个互不相干、互有支流的科学或科学集团。第一是行为主义的、实证论的、客观主义的、机械论的集团。第二是起源于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的一整套心理学。第三是人本主义的心理学，或“第三种力量”，这情形同现在的第一集团的情形一样，心理学中的许多小组织构成了它的全部并形成一个体系，而在这里谈论的正是这第三种心理学。
我理解这第三种心理学包括第一和第二种心理学，并曾创造“在行为主义之上”和“在弗洛伊德学说之上”等词来描述它。这对于那种中性和价值对立的、二歧式的倾向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例如，在肯定或否定弗洛伊德学方面。我是弗洛伊德派的，我是行为主义派的，我是人本主义派的，而且实际上我还正在发展一种可以被称为第四种心理学的超越心理学。
当然，这里所说的是个人看法，在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中，有一部分是对行为主义和精神分析持有反对意见的，而不是把这些心理学包容在一个更大的超坐标的结构中。我认为，他们有些人在他们对于“经验”的新的热心中，正在反科学甚至反理性的边缘上徘徊。然而，由于我相信经验只是知识的开端（必要但非充分）。
我个人选择的任务一般是“自由地思索”，是建立理论，是运用预感、直觉，并试图推断未来。这应该属于一种需要用全副精力去关注并投入的创新活动，而非验证应用查验的活动。自然，后者是常规科学的脊梁骨。但我觉得，科学家如果认为自己只不过是验证者，那将是极大的错误。
一般情况下，探险者、开拓者、创造者都是独自一人而非一个群体，他们内心充满了畏惧和对傲慢、对骄横、对妄想的防御。他必须是一个勇气十足的人，不怕出头，甚至也不怕犯错误，清醒地意识到，他像波兰尼所强调的，是一种典型的赌博者，他在缺少事实的情况下达到试探性的结论，然后再用几年时间力求弄清他的预感是否正确。如果他的洞察力稍强一点的话，他自会被他的观点、轻离所惊呆，并进一步认识到他的努力将一无所获。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提出了个人的预感、直觉和断言。
我认为，即使导致对全部西方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怀疑，也不能回避规范生物学的问题。我确信，我们从物理学、化学、天文学承袭的那种摆脱价值的、价值中性的、价值回避的科学模式，虽然在这些领域内要保持论据的纯净并排除教会对科学事业的干扰是必要的和合乎需要的，却完全不适合对生命科学的研究。这一摆脱价值的科学哲学对于人类的问题显然是不适合的，要知道，对于科学预测和控制人文目标以及理解是需要个人的价值观念、目的和目标、意图和计划的帮助的。
我知道，在演化论的领域，有关方向、目标、目的论、活力论、终极因这一类的论证曾热闹一时，但我也必须提出我的印象，我认为在人类心理学的水平上讨论和睦问题能使争论的焦点更明确，更不可回避。
对进化的方向是否能由纯偶然配置这一问题以及是否有可能对自然发生问题进行辩论存在着可行性。但我们进化人类个体时，这样的侈谈已不再可能。我们绝对不能说，一个人变成一位名医是纯粹出于偶然。应该认真考虑中止采取任何这样的看法了。至于我，已经厌恶这种关于机械决定论的辩论，甚至根本不愿陷入这种辩论之中。每一个人为了他自己，都要鲜明而敏锐地认清这个严肃的问题——一切背离人类美德的事，一切违反人自己本性的罪行，一切邪恶的行为，都毫无例外地记录在我们的无意识中，而使我们看不起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