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的压抑性受一些因素的控制而不能自行纠正，而这些因素如压抑、选择性知觉、各种防御途径又呈停滞状态。因此，在这里，我只想讨论以下几个因素。
语义性的方法被普通使用，它使用起来方便直接，只需把科学用一些已知和过去的东西来限制既可。于是，每一个激进的新问题、每一个新方法都被攻击为不科学的。新鞋子穿起来没有旧鞋子舒服；人们往往用增添设施、而不是用重新修建的手段改进自己的家，同样，大多数科学家也更喜欢舒适、安全以及熟悉的事物。他们认为在一个令自己舒服且自己熟悉的技术概念的环境里工作起来会更加得心应手，然而错误就在此产生。
Ｋ·勒温在一篇文章中已经指出了造成这个错误的一个原因。该文指明，由于将现状与理想混为一谈这个古老的亚里士多德的错误，我们现在研究的是现状而非在理想条件下应该是怎样或者可能是怎样，例如智商、体重、估计寿命以及幼儿成熟的标准等。我们对想知道自己寿命有多长的期望到底有多高？如果想知道的话，我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计算出人们标准的寿命。
的确，在事实上，我们从最初作为标准的小组中取得了理想表的平均值，而这个小组中的所有成员也许在某种非统计学的意义上说本身却是不正常的。75%的幼儿在5岁前就夭折，这在过去一直是正常的。在某些群体中，患梅毒病也是正常的。所谓人性，似乎通常就是现状的这种平均水平以及对于这种水平的承认。
我们要想理解只有坚信这个信念才有可能实现这个信念的涵义，最好途径就是借助默顿关于自我实现的预言概念。默顿指出，有时情况和现象显得过于杂乱无章，因而旁观者的观点就变成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决定因素。例如，假如人们相当强烈地认为黑人根本就是游手好闲、漫不经心、懒惰成性、不可教育的等等，那么，这个强烈的观念本身就变成了一个决定因素，并且往往导致这个观点的预言的实现。
假定黑人不该接受教育，而且这种观点牢不可破，那么，为黑人建校就是无需的举动了，如果没有让他们上学的学校，那他们就得不到教育，他们就会表现出由于缺乏教育、愚蠢和迷信等所生的全部恶果。而迷信、愚蠢和平均智商水平低反过来又被当作黑人不可教育的证据。害怕战争的现象也是如此。对战争的恐惧本身往往导致战争的爆发，其途径我们现在都已经熟悉。
我们对于另一个例子则比较熟悉，那就是贵族政治综合症：羊群与牧羊犬；认为人类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举止彬彬有礼，有自治和独立判断的能力，而大部分人都是愚蠢并且易受影响的，他们只配接受领导、接受照顾。可实际上，在人们受他人领导并依照行事时，人们往往失去了他们身上最宝贵的东西——自主性。换句话说，这种信念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W·克勒曾对行为主义的实验方法作过郑重的批评，而且还就通过顿悟来学习认识动物与通过永远靠试验和错误来认识动物作过一番争论。克勒指责说，即使在最好的条件下，迷宫也绝不可能实现顿悟。他指出，在那种情况下，甚至一个天才的人也只能用同白鼠一样的方法来学习，即通过试验和错误来学习。这就是说，克勒声称这个迷宫为动物显示其能力的可能性设立了一个限度。假如一个人在一个低顶棚的房间里为人们测量身高而这个房间只有４英尺高，那么没有人身高会超过４英尺。我们每一个人都清楚这是一种方法运用的错误，事实上他测量的最高高度是顶棚高度，而不是个人的身高。
我认为，用于指导实验和临床心理学的许多领域中的方法、概念和预期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正是自我限制的方法。换句话说，这些方法将情境安排得使人不可能在最充分的高度上或在最理想的境界上表现自己。这些方法可用来也只能用来证明，一个人像实验者们事先设想的那样是个跛足人。这样的自我限制的方式只衡量出他们自身的局限。
弗洛伊德、霍布斯、叔本华、汉密尔顿创立的人性理论的依据仅仅是对人类最恶劣的研究。这种情况就如同我们研究被迫乘木筏在大洋上漂流、没有水和食物、时刻受到死亡威胁的人们，并以此作为研究人性的主要途径。以这种方法，当然我们所获得的更多的是关于绝望心理学的知识而不是普遍人性的知识，汉密尔顿是从贫穷、未受教育的人当中进行抽象、概括的，弗洛伊德则过多地从神经病患者中概括出一般。处于艰苦环境、生活困顿、无教育机会的人群成为霍布斯和其他哲学家研究的对象，因此得出的结论不适合生活的教育较好的人群。我们可以称此为低限度心理学或者残废心理学或者贫穷心理学，但绝不是普通心理学。
心理学的自我贬低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由于普遍的文化倾向，心理学家们更钦慕的往往不是心理学，而是技术先进的科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尽管从人本主义的观点来看，心理学显然是新的尖端，是最为重要的科学。
这样，就有了学其他科学的嫌疑，普遍的做法是把人当作一件无生命的物体或机器来对待处理。然后，假如第一步失败了，再把他完全归于低等动物之列；如果第二步再次失败，这才勉强地、很不舒服地将他看成是一个绝无仅有的、较其他任何生物种类都更为复杂的种类的一个成员。然而他很少被当作一个不同于任何人的个人来研究，我们尚没有奥尔波特提倡的那种表意符号心理学。
这种复杂性和独特性是绝不会在诸如机器、猫或者老鼠身上发现，而也正是这个既不是物理学家也不是生物学家，而只有心理学家才有资格来处理的主题，竟一直被固执地忽略了。
严格地说，只能衡量现状，不可能衡量潜力。而且一些现状得不到像潜力那样广阔的发展空间，测量法真的需要发展了，现在我们只能测量他现有的身高，而不会测量他将来有多高，不能测量在最好的条件下他可能表现的智慧，而只能测量目前条件下他现在的智慧。因此，除非憎爱分明一种数学方法来测量现状所趋近的理想极限（微积分意义上的极限），否则，对于现状的测量就会过于悲观。
至此，我要提出一个带感情色彩的论点，原因在于我强烈感到悲观和泄气就是由它产生。如果一个人专注于研究精神错乱者、神经病患者、精神变态者、罪犯、违法者、意志薄弱者，他对于人类的希望必然会越来越有限制，越来越现实，越来越退缩。他对人的期待会越来越少。
当初，我们梦想致力于世界和平，也曾想天伦之乐，而现在只想为可怜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作些服务，也想再多培养出一些心理学家，或者在监狱中建立更好的职业指导系统。单纯研究我们的失败和毛病几乎不会使任何门外汉或者科学感到鼓舞或振奋或产生希望和乐观的雄心。许多历史悠久的人性的“规律”也许实际上是温和的、普遍的心理病理学的现象。我确信，假如我们有系统地重复所有仅以健康人为对象而做的实验，就会发现遍及心理学的许多方面也存在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