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和“反常”已几乎没有什么大用了，因为它们有这么多不同的含义。对于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来说，强烈的倾向是用更具体的、而又属于这些方面的概念来代替这些十分一般的词。
关于正常，人们一般来说是从统计、文化相对论、或生物医学的角度来解释的。然而，就像交际场合或礼拜日的用语一样，它们不过是一些传统的解释，而并非日常的解释。正常一词所具有的非正式意义就像专业含义一样确切。
当大多数人问“什么是正常的”时，他们心中是有数的。对于大多数人，甚至包括在非正式场合的专家，这是一个价值问题，它相当于问，“我们应当尊重什么”；“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我们应忧虑什么”；以及“我们应对什么感到内疚或者感到问心无愧”；我决定既在专业的意义上，也在非专业的意义上来解释这一问题。我的印象是：在这一领域曾有许多专家付出努力，尽管他们在大多数时间不承认这一点。
在正式会话中，关于正常应该意味着什么，有过大量的讨论，但是，关于它在具体情况下实际意味着什么，却只有相当少的讨论。在我的治疗工作中，我一直是从患者的角度，而不是从专业的和技术的角度来解释正常和异常。曾有一位母亲问我，她的孩子是否正常。我理解她的意思她是想知道，她是否应去担忧自己的孩子，她应该努力改进对孩子行为的控制，还是应该任其发展、不去打搅。人们曾在讲演后问到关于性行为的正常与反常，我以同样方式理解他们的问题，我的回答往往给予这样的暗示：“要注意”或“别担忧”。
由于这一问题具有如此典型的重大价值问题，以至于心理分析学家、心理治疗学家，以及心理学家们对它重新产生了兴趣。Ｅ·弗洛姆是从良好、适意，以及价值谈到正常问题的。在这一领域内，大多数其他作家也是这样。这种工作一直非常明确的是要努力构建一种价值心理学，这种价值心理学最终可能作为普通人的实践指导，也可以作为哲学教授和其他专家的理论参照系。
对于这些心理学中的许多人，所有这种努力越来越被认为是企图要做正规的宗教曾竭力要做而未能做到的事情，也就是给人们提供一种对于人性的理解，这种人性涉及他们本身、他人、社会、世界，即，为他们提供他们能够据以理解何时应感到有罪何时不应感到有罪的参照系。这就是说，我们相当于正在建立一门科学伦理学。谁要想代表整个人类讲话，他必须了解一些人类学，以及具备至少十种左右的文化知识，这样他才能够越出或者避开自己的文化的限制，从而更能够作为人类而不是人类的邻居来评价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