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捧出海南香，
白眼昆仑与论量。
贾客不谙弹舌语，
只看两个鼻头长。
海禁，朝贡贸易与郑和下西洋是明初对外关系上的三件大事。海禁，指的是禁止国人擅自驾船到海外贸易，而海外国家要来中国贸易，则需以朝贡形式，也就是派遣使者附载方物入明进行朝贡，然后由明朝政府以赏赐的方式收购其贡品。这种做法，实际是一种变相的贸易形式，在海禁严厉期间，它几乎成了明朝海外贸易的唯一合法形式，故史学界称之为“朝贡贸易”。郑和下西洋从某种意义上说，起到了招徕各国朝贡使者，为之扫清海道的作用。标志着明初朝贡贸易达到了鼎盛时期。
明代，封建朝廷“片板不得下海”的严厉的海禁政策，导致倭寇之患愈来愈烈。根据明代各种史籍记载，对倭寇中真倭的人数，一般估计是十分之一二，最高估计也不过是十分之三。所谓倭寇，绝大部分是中国人。中国人中又以福建人为最多，约占十分之六七，其余有浙江人、安徽人，首领都是中国人。倭寇大都具有两重性格：如果说他们是做买卖的商人，可是他们有杀人越货的寇盗行为；如果说他们是从事掠夺的寇盗，那么他们又从事商品的买卖。所以说他们是亦商亦盗，具有两重性格。
初时，海禁不严，这些海盗商人往来贩鬻于东西洋之间，主要从事商业活动，是商人，后来海禁一严，“寸板不许下海，寸货不许入番，”他们违禁下海，就变成了寇盗。明人指出：“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盗。”寇与商互相转化，其关键在于禁与通，在于违海禁与否。
明太祖实行海禁的同时，为了维持与海外国家的贸易，要求海外国家以朝贡的形式，由官方出面组织商人来华进行贸易，其附载的方物由明朝设立的市舶司统一负责清点、转运。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朝贡贸易。明人王圻在《续文献通考》中这样写道“凡外夷贡者，我朝皆设市舶司以领之……其来也。许带方物，官设牙行与民贸易，谓之互市。是有贡舶即有互市，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矣。”
朝贡贸易中包含着相当大的商业成分。海外国家派来朝贡的成员中，绝大多数是商人。就以日本来说，每次来朝贡的人员一般是正使、副使各一人，居座、士官、通事各数人。其他还有船员、水手以及搭乘的随从商人等。在朝贡初期，由于朝贡船是由幕府、大名，寺社等自己经营，故随从的商人还比较少。但到了后来，朝贡船全部承包给商人，于是随从商人便大大增多，商人已从搭乘转而成为朝贡贸易的主体。
在朝贡贸易方面，明成祖是极力鼓励，不仅对朝贡使者放宽各种限制，予以免税优惠，而且在浙江、福建、广东复设三市舶司，专门负责海外诸国贡使附带进来的货物转送问题。后来因贡使不断增多，又在三市舶司分别设立来远、安远、怀远等驿，以接待外人商人。
明朝通过朝贡贸易一般可攫取高额的收益。明成祖为招徕各国贡使，为之扫清海道，派遣郑和七下西洋，使明初的朝贡贸易达到鼎盛。然而，由于朝贡贸易自身存在着一些弊端，给沿海各省带来了不少麻烦。不仅加重其财政负担，耗费民力，而且严重地影响到社会安宁。故引起地方官员与民众的不满，加剧了朝廷与地方的矛盾。明成祖为缓解这种矛盾，不得不引咎自责，把下西洋等一切不便于民的活动宣告停罢，使名噪一时的郑和下西洋难以维持下去，而朝贡贸易亦随之逐渐走向衰落。
在“嘉靖倭患”时期，明政府严海禁，调兵将，在东南沿海掀起了一场剿灭倭寇的大规模战争，使持续近200年朝贡贸易则几乎濒于停顿状态。到嘉靖末年，倭乱基本平定后。明政府不得不改弦易辙，在福建巡抚涂****的提议下，于隆庆元年（1567）在福建漳州月港部分开放海禁，准许私人出海贸易。遂使明代海外贸易进入了一个崭新的私人海外贸易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