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国求财身影单，
万里乡愁满心田。
幸好有个“昌泰”号，
借问口音即“同安”。
有清一代，同安隶属于福建泉州府，其辖地相当广大，包括今天的同安县、厦门岛（清代为嘉禾里和安仁里）、金门岛（清代为翔风里）和龙海县一部分（清代的积善里）。当时，同安商人的足迹不仅遍布全国，而且散布海外各地，尤以东南亚和日本为甚。
众所周知，明末清初，中国的私人海上贸易异常活跃。其时，正值日本政府实施锁国政策，以长崎为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为数众多的福建商人由厦门、福州、泉州、漳州、宁波、上海和乍浦等地，扬帆出海，赴日本长崎从事中日贸易。
赴长崎的中国商船数（1646-1661）单位：艘
在这支闻名遐迩的福建商人群体中，便有为数不少的同安商人。其中部分人留居长崎，形成早期的旅日同安籍华侨商人。如原籍同安县的贸易商人蔡昆三，于日本宽永年间（1624-1643）赴日本长崎经商。1663年被任命为长崎“唐船请人”（即由日本政府指定的，负责管理赴长崎通商的中国商船的联络官）。1664年病逝长崎。其后代先后继任“唐船请人”（第二代至第五代）和“唐通事”（第六代至第九代）。尽管我们尚无从获知明末清初旅居日本长崎同安商人的确切数量，但是据明末东渡长崎样式成为早期的“唐通事”的明末文人刘凤岐所言，17世纪初，留居长崎的中国商人多达两三千人。另据日本有关史料的记载，当时留居长崎的这些中国商人多为福建商人。由此可以推断，明末清初留居长崎的同安商人一定不少。
据明沼十一年（1878）的《清民人名户籍簿》所示，当时规模较大的长崎福建人经营的商行有五家。
清咸丰朝后，同安商人在长崎的华商群体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在上列商号中，泰昌号的账簿、商业书信以及其他相关资料被较完整地保存下来。
泰昌号创办于1860年，系由六七名以同安商人为主的福建商人合资经营的。从现存的泰昌号账簿可以看出，泰昌号主要从事中日贸易的批发代理业务。其客户众多，分布甚广。如从1899年的账簿上见到的客户及其分布情况如下：
长崎泰昌号客户分布情况（1899）
泰昌号经营着品类繁多的贸易商品。主要有：
1.从中国输入日本的商品：
食品类：砂糖、豆油、豆类、贡粉、白菜、酒等。
药物类：当归、黄芩、甘草、生地、石姜、土茯苓、苍术等。
原料类：棉花、栲皮等。
手工制品类：丝绸、烟草等。
肥料类：豆饼、牛骨等。
牲口类：猪、羊等。
矿产品类：铁等。
2.从日本输入中国等地的商品：
海产品类：海参、鲍、刻昆布、干贝等。
原料类：木材、硫黄、白蜡、樟脑等。
食品类：香菇、米、地瓜干、酱油等。
手工制品类：伞、茶等。
矿产品类：煤炭等。
泰昌号的贸易网络是依托于一张以地缘为基础建构起来的人际关系网络的。
首先，泰昌号依照地缘关系的原则来营造它的商业经营核心。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泰昌号是由同安商人为主体的六七名福建商人合资创办经营的。1875年，其合伙人的籍贯及其出资情况。
在1875年登载的6名合资商人中，同安商人就占了3名，占50%。3名同安商人的出资额合计为9000两白银，占投资额的13500两白银的67%。而且，泰昌号的店员也大多为同安人。如据1874年的名簿记载，6名店员中有5名为同安人，占83%。此外，在泰昌号名簿里，尚有一种称为“同号伴”的寄居商人。在1875年登记的13名“同号伴”中，祖籍同安的有8名，占62%。其余5名为祖籍闽南的海澄商人。这是闽南这一更大地域概念下的同乡。
其次，更值得注意的是，泰昌号为了维系和加强这张地缘人际关系网络，锐意在旅居地推进同乡会组织。1868年，泰昌号联合其他商号发起建立了福建同乡会组织――八闽会馆。不久，身为泰昌号行长的陈国梁出任八闽会馆总理。陈国梁出生于清代同安县翔风里（金门岛）新头乡的一个商人世家。他于日本嘉永年间（1848-1853）东渡日本，旅居长崎新地町海岸，活跃于中日商人间，从事中日贸易，素有德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