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关背影
从风陵渡沿黄河岸边驱车行驶，潼关老城很快进入视野内。
潼关地处陕西东端，南障秦岭，北阻黄河，东连函谷，西拱华山，这个由山川自然组成的军事要塞，历来被誉为“三秦锁钥”“四镇咽喉”的天险重关。古人曾慨叹：人间路止湾关险。《山海关志》有“畿内之险，唯潼关与山海为首”。
只是在今天看来，用废城作喻似乎对这座古城更显恰当。黄河岸边的古潼关遗址，唯有一块黑色石碑清晰记载着它曾经有过的辉煌，石碑身后被指为遗迹的城墙，则是剥去了青色城砖的残垣断壁，裸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金陡关遗失
“潼关古城建于唐天授二年（691），城墙系北傍黄河，南依山势而筑，城内包括麒麟、凤凰、砚台、象山四山，形势险要，易守难攻。城墙全系砖石砌成，特别是东门至北门段城墙，因截阻黄河冲击，在水下十余米深处，打有梅花桩，桩上均以大铁钯钉铆扣而成，全长一千余米，名曰汉台。”今年50岁出头的潼关县文物旅游局局长李文佑，谈及潼关历史条理明晰。
在李文佑看来，被外界誉为“金陡关”的潼关古城的消亡，击碎了他童年美好的记忆。“过去我家在老县城西街解放路入住，屋后就是黄河，记事起每每到发洪水时，家里就扯出一根电线，为河滩上抗洪防汛的人照亮。”
或许是同所从事的工作有关，李文佑更愿意详解这座古城在防御上的特色。他说，康熙曾誉潼关是天下第一城，其实丝毫不为过，古城本身兼有的特点也全与御故有关。潼关城东西走向是秦岭，南北走向是黄河，与城相距30华里之间一道禁沟连接，黄河、禁沟、秦岭三者间形成天然屏障。在天然屏障护佑下，城墙遇山爬山，遇河过河，依托地势增加险要程度，这体现在它的不规则性，整座城池既像马鞍状，又像是金元宝造型。
李文佑手指着办公室墙上悬挂的城防图说，古城有东、西、南、北四大门和小南、小北门，共六座城门，每门均有瓮城，各门建筑内有城楼，外有箭楼，为内外两门，而且城门瓮城与箭楼不似西安城一般呈四方形，而是斜线状。由于潼河穿城而过，进出河口又分别建有城楼——水关，以防止敌人由水路攻城。同时，城内辖地4000亩，一半为房屋，一半是农田，即便敌军围城，也不担心城内粮草告急，这样的设计，真正算得上是固若金汤。
“潼关不仅有险要的自然形势，且因地连秦晋豫三省，而有独特的地理位置，自中古以来，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据有史可考的兵事即达30余次。例如，东汉末曹操、马超之战；中唐安禄山、哥舒翰之战；唐末黄巢农民起义军和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都在潼关进行过殊死决战。”从李文佑的叙述中，记者不难获知他对这座古城的眷恋。
年已84岁的沈钧海自诩为“古潼关痴人”，家住潼关老城秦东镇南街村水坡巷1号。在老城提起他的名字，几乎少有人不知道，特别是岁数大的老人。原因也简单，在他收藏的相册里，有多幅潼关老城的相片，上年纪的人总愿意从老照片中寻找曾经的记忆。在弯进沈老所住的窄狭小巷时，记者发现许多院落堆砌院墙采用的多是零碎的老城城砖。“一块城砖重有19公斤，过去是这座老城的骄傲，现在剩下的就只有这些。”
迁城之痛
在更多老人眼中，留恋最多的是老潼关城昔日的繁华。精神矍铄的沈老描述说，当年一位来老城公干的渭南专员曾感慨，潼关真是个好地方，建国前的女性都穿旗袍，大腿处开衩很大，再配一双高跟鞋，洋火得不得了，一看就像是大城市来的。
现在看恍若隔世，当时的潼关县城剧院有7个，各色大小不一的茶楼更是随处可见。特别是那时的潼关火车站，光铁轨有27条，就连有着千多人职工的西安车站机务段也设在潼关，可以想见它的规模。
南街村63岁的住户周文化说，老潼关人的确很富裕，种地之余，还可以抽空做些小营生，反正往来人多，不愁没有销路，即便是出卖劳力，也总有干不完的活计，要知道潼关是华北进入陕西的必经之地，水旱码头都发达。“谁能想到一座三门峡大坝，让这里成了一地烂砖头，破败不堪。”
老周所说“破败”背景，是1955年7月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作出“修建三门峡水库工程”的决议，这项决议要求潼关县城在库区范围内，必须全部迁移。次年，先农、后市民的迁移工作全面展开。
当时的景象，从潼关县政协编撰的文史资料中可以详见。老县城共有2.5万人，来自全国18个省市。1958年冬，由于合并大县，潼关体制变为人民公社，成立了“潼关人民公社移民委员会”，主要做两项工作，对城区机关单位、工商企业和居民房屋、财产进行登记，同时对城镇新迁地点基本条件进行调查。最终公社党委会认定，吴村源建设潼关县城适宜。从1959年到1962年，县城整体迁建用了四年时间。
当时七八岁大的李文佑正在读小学，“毕竟是建设自己的新家园，学校要求学生也参加迁建，我是和另一名同学抬城砖，一天至少要抬两三块。”迁建中，正值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建筑物资大多数是利用老城旧料，老城距新城20华里，仅靠数百辆架子车和不足十辆马车日夜搞运输。“如果那时让我坐在今天的位置上，我想我会力保老城建筑，现在看实在太可惜了！”
“记忆最深的是拆除老城西城门，那可是和西安西门规模一样大的建筑，结果以5000元的价格将木料卖给当地一家木器厂做棺材。一台履带拖拉机冒着黑烟挂着粗绳把城门木柱一根根拖倒，再用大带锯切割。”李文佑不无遗憾地说，一座大坝淹没了一座古城，预想会淹来的黄河水没有见到，水位比从前还低，古潼关却是真正落魄了。要知道古来文人墨客描绘的雄关虎踞、禁沟龙渊、秦岭云屏、中条雪案等八景就在这方城内，还有许多像马超追曹割须刺袍的历史故事都和老城有着密切关联。
潼关新城当时按照5000多人设计规划，规划一街、二路、十五条巷，全城占地面积800亩。而潼关老城和东西南北四关，面积约有4000亩，居民住地大小街巷共计70余处。这就意味着需要有更多人迁移。“作出这样的选择，是三门峡方面的宣传鼓动，他们说是大坝建成后，可以将黄河与渭河相连，坐船就可直达西安草滩，北方人要变成南方人了。”沈老说，久负盛名的金陡关，换来一个新的称谓“港口镇”，老城被历史遗弃了。
雄关远去
1956年8月10日，迁往宁夏中卫的潼关移民告别故土登上列车。64岁的王益民回忆说，“当时我家住在老城南街村，由于地处淹没区、全村1.2万人全部迁移。迁往宁夏中卫的有5000多人，其余落迁白水县。母亲和小妹是一步一回头，哭着离开家园的，幸好当时我在西安一建筑公司上班，才免了这一难。两年后再回到村里，房子拆了，地也没了。”
和王益民的经历大致相当，从1959年下半年到1960年，入住不到三年时间，移民返陕愈演愈烈。原因是不堪忍受自然灾害之苦。由于移民外迁省外国家不许带粮，移民将仅带的一些家具和衣物都在百里之外的香山换了洋芋。最后三个月，人均口粮（月）八斤半，移民称“八斤关”，饿死人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有人饿死后，还用毛驴驮回来，以求魂归故里。“建成后的三门峡，并没有让人看到想象中的好处，洪水泛滥不断，淤积泥沙使河床抬高，落差五米不止。”潼关县一位官员坦言，陕西人从大局出发，义不容辞地舍弃了两座县城、21个乡镇、248个村庄和100万亩耕地，28.7万移民先迁宁夏，后又返回陕西，再返库区，几经磨难，付出了沉重代价。时至今日，三门峡水库仍给秦人遗留下了复杂和繁重的库区防汛抗洪及移民的生活保障问题。
结束采访前，记者特意去了在老城东门基础上修建的博物馆，偌大的沙盘里展示着老潼关风貌。李文佑说，成立文物旅游局潼关是陕西第一家，作为他个人，更愿意把多一些精力放在老城恢复上，“其实这项工作从1992年就已经开始着手做，只是依靠一县一镇的力量实在有限，终究资金缺口太大。”
三门峡之害
三门峡水库建成后，于1960年9月开始蓄水，1961年2月9日，回水超过潼关，库内淤积泥沙15.3亿吨，潼关河床平均抬高4.3米，导致渭河河口形成“拦门沙”，渭河下游过洪能力降低，沿河两岸地下水位抬高，河水淹没农田，盐碱化面积不断增大。
潼关告急、渭南告急、西安告急。
至此，由苏联专家设计的高坝大库“蓄水拦沙”理论在三门峡水库建成不到一年的时间内遭到现实无情的回击。
好一个“沙”字了得。
2004年8月下旬，渭河流域遭遇罕见的特大洪灾：以华县、华阴为主的250平方公里的土地一夜之间变成水乡泽国，102万亩的农田和55个村庄被大水淹没，受灾人口达56万，13万人无家可归，直接经济损失达20多亿元。
有关专家指出渭河洪灾“小水酿大灾”的罪魁祸首就是三门峡大坝：自三门峡大坝建成后，潼关高程高居不下，从而导致渭河泥沙淤积，河床抬高，致使渭河河床行洪不畅，泄流缓慢，才酿成不应有的大洪灾。
三门峡水利枢纽作为黄河上修建的第一座高水位拦河大坝，从它建成那一天起，就在不断地改建、翻修之中。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就是泥沙。
1962年汛期，三门峡水库改“蓄水拦沙”为“滞洪泄沙”。
1965年到1968年，三门峡动第一次手术，增建两条泄流隧洞，改建四条泄流排沙管；1969-1973年，将泄流坝1-8号底孔逐一打通增大其泄流功能。
1980-1990年，对1-10号导流底孔逐一改建。至此，三门峡工程27个孔洞全部可以过水。
这一系列工程改建，围绕的是同一个主题——加大三门峡水库的泄洪能力，降低潼关高程。经过几次大规模的改建，三门峡水利枢纽的功能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目前三门峡水电站的发电收入约两亿元，还不够给枢纽局3900多包括退休职工在内的职工发工资。与当年的宏伟规划相比，三门峡的综合效益已大打折扣：由于水位的一再调低，发电效益由最初设计的90万千瓦机组年发电46亿度下降到二期工程改建后的25万千瓦机组年发电不足10亿度；灌溉能力也随之减弱；为下游拦蓄泥沙实现变地上悬河为地下河的设想亦随着大坝底孔的相继开通而变为空想，至于发展下游的通航，更是因为黄河遭遇常年的枯水而无法实现。
与三门峡工程改建同步进行的是“三门峡问题”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