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说，解决矛盾的唯一办法就是和。左宗棠讲，“家庭之间，以和顺为贵”。这个和，就是看你是否尊重他人的独立性，是否理解并宽容他人的性格、兴趣和观念。这个和，不是说你应在矛盾产生时才讲，而是在你平常的生活中就自然而然地这样做。
夫妻关系，在家庭关系中是最核心的关系，这种关系处理得好与不好，直接影响到家庭的其他关系，夫妻不和睦，往往导致婆媳不和，父子反目。那么该如何对待夫妻关系呢？当然你首先得爱她、关心她、体贴她，不要计较她的爱，爱情是最脆弱的，你越计较，爱情就越稀少；在家庭中，你创造的爱越多，你获得的爱也将愈多；你越吝啬你的爱，你获得的爱就越少。
其次，在矛盾产生后，应该冷静，尽量减少过激行为的发生，不要动不动就喊离婚。在世界上，谁怕谁呀！当然这也可能是愤极之辞，正因为如此，它才最刺痛人心。有人离婚，不是不爱对方，甚至她找不到他以外的更爱的人，但由于出言伤人，酿成苦果。他呢？也应反省自己，即使道理在自己一边，也不妨给她一个台阶，也许她就因为你有这等气量而更加爱你。
还有一个小办法，但很灵，那就是当天的矛盾当天解决。荀子讲，无宿问，说的是学习碰到疑难，当天解决，不要过夜。解决夫妻矛盾这个办法也很好，有什么纠纷，当天解决，不要等它过夜。有人喜欢打“冷战”，耗它十天半月，然而问题并没有解决，一有新矛盾，旧的问题就会风助火势，激化矛盾。
有人生活了一辈子，也找到了一些适合他们的解决方式，但无论哪一种方式都应以“和为贵”。3虚怀若谷，恪尽职守
原文
为治首务爱民，爱民必先察吏，察吏要在知人，知人必慎于听言。魏叔子以孟子所言“仁术”，“术”字最有道理。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即“术”字之解也。又言蹈道则为君子，违之则为小人。观人当就行事上勘察，不在虚声与言论；当以精己识为先，访人言为后。
译文
从事政务，首先在于爱民，爱护人民必须先督察官吏，察访官吏要点在于知人，而知人必须慎于听取言论。魏叔子认为孟子所说“仁术”中，“术”字最有道理，耐人寻味。喜爱一个人却能知晓他的短处，厌恶一个人却可以看见他的长处，就是“术”最好的解释。又说遵行大道、顺应时势的就是君子；违反大道、只谋私利的就是小人。观察一个人应当从他具体行为上去勘察，不在于虚假的名声和浮夸的言论。应当以提高自己的识见能力为先，访察别人的言论在后。
原文
古人修身治人之道，不外乎勤、大、谦。勤若文王之不遑，大若舜禹之不与，谦若汉文之不胜，而“勤谦”二字，尤为彻始彻终、须臾不可离之道。勤所以儆惰也，谦所以儆傲也，能勤且谦，则大字在其中矣。千古之圣贤豪杰，即奸雄欲有立于世者，不外一“勤”字；千古有道自得之士，不外一“谦”字。吾将守此二字以终身，傥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者乎！
译文
古人修身治国的方法，不外乎“勤于政事、胸怀广大、谦虚谨慎”几点。勤于政事如同文王那样，胸怀宽大如同舜禹那样，谦虚谨慎如同汉文帝那样。而勤于政事、谦虚谨慎两点，更要从始至终地贯彻到底，一刻也不能背离。勤于政事可以使懒惰的习气警醒，谦和谨慎可以警惕骄傲情绪滋生。能够勤劳、谦和，那么胸怀宽广自然在其中了。古往今来，圣贤豪杰，哪怕奸雄，只要想自立于世，不外乎也是一个“勤”字。能够通晓千古的真理大道的，不外乎一个“谦”字。我将终身遵守这两个字来行事，就是所说的“早晨听到了人间至理真谛，晚上死了也值得了”呀！
原文
国藩从宦有年，饱阅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象，盖已稔知之，而惯常之积不能平，乃变而为慷慨激烈、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来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是屡蹈愆尤，丛讥取戾，而仁人君子固不当责以庸之道，且当怜其有所激而矫之之苦衷也。诸事棘手、焦灼之际，未尝不思遁入眼闭箱子之中，昂然甘寝，万事不视，或比今日人世差觉快乐。乃焦灼愈甚，公事愈烦，而长夜快乐之期杳无音信。且又晋阶端揆，责任愈重，指摘愈多。人以极品为荣，吾今实以为苦懊之境。然时势所处，万不能置事身外，亦惟有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钟而已。
译文
我踏入仕途已有好些年了，看够了京城的境况风气。那些达官贵人、显要人物，特意显示出从容宽宏的气派来提高声望，对待部下姑息纵容，一团和气，这种现象我久已知道并熟悉。但自己多年养成的惯常禀性，不仅没因此磨平，反而越发变得慷慨激烈。惩治迂腐恶象这一途径，心里本想改变一下社会三四十年来形成的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的坏风气。不过，纠正偏差难免超过应有的限度，有时更不免出现意气用事的偏颇，因此经常招致深重怨恨，被一些人讥讽而自取其罪。然而，真正有道德的君子本不应责备他人没恪守中庸之道，还理当同情体谅他被激发而起来纠正恶俗的苦衷啊！许多事都难办、焦灼万分的时候，没有不想着干脆眼一闭，睡到棺材里躲避算了。舒舒服服地休息，什么事也不管，也许比今日活在人世间更快活。于是变焦虑的愈多，公事越繁乱，而快乐死期却杳无音信。况且又晋升为大学士，责任更重，被人指责评议的地方也越多，别人以官至极品为荣耀，我现在真把它当作痛苦，懊恼的境况，但处在这种形势之下，又万万不能置身事外，也只有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罢了。
曾氏体悟
勤敬之于政务，首要的是治民；而治民的第一要义是爱民。做官的人，首先需要有政见或者施政纲领，那是对整个时局的看法，对自己所领导的部门基本构想和设计；这见解或者从历史中来，或者从经验中来，或者从部属中来，但不能没有见解。官越大就越需要有见解，那是他的行为守则、思维准则和施政原则。
早在曾国藩做京官的时候，对于内忧外患纷陈迭至的原因就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在困惑不解中他涉猎了魏源的《皇朝经世文编》、《圣武记》，以及徐继畲的《瀛环志略》等著作，自然地把对西方的了解和中国的现实联系起来。曾国藩从中寓悟到，必须经历一个自上而下的大改革，才能使江河日下的清王朝振作起来，以重新恢复到康乾时代的太平盛世。改革的切入点应是整顿吏治，改变全国官场风气，以应时变。为此，他先后上呈《应诏陈言疏》、《备陈民间疾苦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痛陈对统治危机的忧虑，阐述吏治弊病的极度严重，尖锐地指出：现在官场“大率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京官办事的通病有两种：退缩与琐屑。
曾国藩认为，理想而又称职的政治家应具有以下品格：
一是责任。就责任方面而言：无论为人君，为督抚，为州县之官，均负领导社会，转移风气，培养人才之责任，这在曾国藩的“应诏陈言疏”中固可知之，于其所作之“原才篇”中更可知之。他尝致官文书云：“弟与阁下均居崇高之地，总以维持风气为先务。”亦足见曾国藩理想中之政治家当负有维持风气之责任。
二是道德。就道德方面言：欲领导社会，转移风气，必当律己以严，以身作则。此于曾国藩之“应诏陈言疏”中既可知之，于其所作之“原才篇”中更可知之，其复李希庵函云：“今天下大乱，人人皆怀苟且之心，出范围之外，无过而问者焉。吾辈当自立准绳，自为守之，共约同志者共守之，无使吾心之贼，破吾心之墙耳！”足见曾国藩理想中的政治家应当具备律己以严的道德。
三是才具。就才具方面而言：既抱淑世之心，当有用世之具。“才须学，学须识”，曾国藩既称述武侯之言，“取人为善，与人为善”，曾国藩复乐道孟子之语。盖舍多学而识，无以成其才；舍集民广益，无以长其智。既无用世之才具，空抱救世之热忱，于事终无所济。曾国藩生平虽好以德取人，亦兼顾才识。如复左宗棠函云：“尊论人才惟好利没干两种不可用，鄙意好利中尚有偏裨之才，惟没干者，决当摒斥。”而“原才篇”亦云：“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众焉。”故曾国藩理想中之政治家当有用世之才具。
四是态度。就态度方面而言：于曾国藩所谓“广收，慎用，勤教，严绳”，已可知其大概。盖自古官箴，为清慎勤；曾国藩亦尝以此自勉，并曾作三字箴。其清字箴曰：名利两淡，寡欲清心，一介不苟，鬼伏神钦。慎字箴曰：战战兢兢，死而后已，行有不得，反求诸已。勤字箴曰：手眼俱到，力求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
曾国藩的勤敬精神在他治军方面有深刻的体现。曾国藩十分重视湘军的纪律教育，力争以湘军形象改变老百姓心目中“兵不如匪”的看法。曾国藩说：“担心民心一旦失去，不可挽回，誓欲练成一旅，秋毫无犯，以挽民心而堵塞民口，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自四月以后，间令塔将传唤营官，一同操演，亦不过令弁委前来，听我教语……国藩之为此，盖欲感动一二，希望其不扰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贼匪之耻，而稍变武弁漫无纪律之态。”目的在于，要在精神上唤起兵勇的自觉，以对抗太平军。曾国藩苦口婆心，开诚布公，劝导士兵严守纪律，爱护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