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读诗，学诗，曾国藩强调传统的朗诵与吟咏的方法。诗以声调作为自己的基本特征。诗与散文的汉界楚河，就在“声调”二字上，何况好的散文还讲究琅琅上口的声调呢？不讲究声调的诗，没有多大的生命力，这已是为诗史所证明了的。所以，学诗要“高声朗读”。
优秀的诗文，不是你什么时候想作就能作出来的，古人李观说：“文贵天成，不可高强。”作诗作文确有那一点玄奥，想作的时候，搜肠刮肚，也无济于事，不想作的时候，忽地灵光一闪，笔下泉涌，世界上很多优秀的作家都有这种体验。
那么，什么时候适合作文呢？曾国藩告诉你，大凡作文赋诗，应在真挚的感情达到了极点，不吐不快的时候，如果你有了这种不吐不快的压力了，那就表示你已到了可以作文赋诗的时候了。
世界上很多东西都可以作假，唯独在作文时动之以情不可作假，你一故作多情，或者硬着头皮煽情，那破绽马上就会显露出来，甚至根本就无法完成下去。因为你在写作时面对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一个人或许可以欺骗别人，但他无法欺骗自己。若想达到这种不吐不快的境地，一定要在平日注意情感与材料的积累，这样他在写作时，才会不假思索，左右逢源；而他所讲的道理，才会足以表达他心中的至真至正之情。一个人若在作文时没有雕章琢句的痛苦，在文章写成后也没有郁塞不吐的烦恼。
假若平常酝酿有欠深厚，即使他有真挚的感情想要抒发，但由于理念不足以与之相适应，这样就不得不临时搜寻理念和思想，而思想和理念又不是一时半刻就可以搜取得到的；于是就不得不追求字句的完美，以至于雕饰，试图用言辞的花巧来取悦读者，虚伪做作，一天比一天拙笨，所谓“修词立诚”的精神也就荡然无存了。
曾国藩会这样劝告你，在真情实感激荡生发的时候，一定要审视一下心中的理念和思想是否具备，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具备？如果能像随手取摘身边的物品一样方便，顷刻出来，脱口而出，那就可以作文赋诗了；不然的话，如果还须临时去搜寻思想和意义，那还不如不做，勉勉强强，必然会以巧言伪情媚惑于人。
所以说，一个没有感情的人，积累不深厚的人，是写不出好文章的。一个不动感情的人，是写不出好文章的。一个感情积累不深厚的人，是写不出好文章的。这并不是因为他不具备写作的知识和才具，而是因为他不具备写作的内在欲望、要求和驱动力。
如果说思想是文章的心脏，那么真情就是文章的血液，正是因为如此，作文赋诗就不能不饱含真情。
在阳刚与阴柔两种文章风格之间，曾国藩本人更倾慕于阳刚之美。他自称“平生好雄奇瑰伟之文”，他主张文章最以气象光明俊伟为贵。好比雨后初晴，登上高山远望旷野；如在楼上俯视长江，坐在明窗净几下，悠然而远眺，又好比英雄俊杰，没有卑鄙龌龊的狭隘志向。文章有这样的雄伟气象，可谓上佳。他评论古人的文章，认为雄奇俊迈；以扬雄文章为最，恢宏恣肆，以庄生为最。他自己的作文实践，以学庄子、扬雄、司马迁、韩愈为主，其《原才》、《湘乡昭忠祠记》等，在逝世前便以文雄气盛而被传颂。
但阳刚与阴柔不是对立的。曾国藩指出风格阳刚之文，须揉以阴柔之气；风格阴柔之文，须运乎阳刚之气。这是曾国藩的一个重要的美学主张。道光二十三年正月，他在日记中写道：“车中看义山诗，似有所得。”又作《读李义山诗集》五绝一首：
渺绵出声响，奥缓生光萤。
太息涪翁去，无人会此情。
唐李商隐义山，在中国诗史上历来被人称为纤巧柔和风格的代表者。对宋诗人黄庭坚（字鲁直，晚号涪翁），曾国藩很赏识和提倡他的诗风。黄诗历来以风格奇崛著称，而曾国藩认为，只有黄庭坚才最能领会李商隐诗的渺绵奥缓的风格，可见曾国藩坚决反对阳刚与阴柔“画然不谋”的作法，曾国藩提倡阳刚之美，却亦不废阴柔之美。
至于阳刚之美的主要体现，曾国藩认为是气势。他说：“古文之法，全在‘气’字上用功夫。”又说，“为文全在气盛。”
如何才能气盛？他认为，必须具体落实到章法和句法上，其中的关键在布局。而“布局须有千岩万壑、重峦复嶂之观，不可一览而尽，又不可杂乱无纪。”杂乱无纪，则不能体现出气势；只有直道而无曲径，则气势不能蓄；气不能蓄，则其发也必不盛。这也如蓄流水一样，蓄之愈久，积之愈厚，一旦开闸，则势必澎湃，故气势存在于峰回路转之中，发泄于一唱三吟之时，曾国藩说：“古文之道，谋篇布势是一段最大工夫。”他具体地谈到自己的读书体会说：“《书经》、《左传》，每一篇空处较多，实处较少，旁面较多，正面较少。
精神注于眉宇目光，不可周身皆眉，到处皆目也；线索要如蛛丝马迹，丝不可过粗，迹不可太密也。”写文章，须注意详略疏密，该详者详，该略者略，所谓密处不能插针，疏处可以走马。详处密处，即文章的眉宇目光，亦即文章的精神之所由体现。写文章，又须注意正反中傍之法，做到正反相衬，中傍互用，正话反说，反话正说，中心用周边扶持，周边围中心转动。至于贯通正反、中傍、起承、开合的线索，曾国藩说得极深切：“欲气盛，全在段落清。每段分束之际，似断非断，似咽非咽，似吞非吞，似吐非吐，古人无限妙境难于领取。每段张起之际，似承非承，似提非提，似突非突，似纾非纾，古人无限妙用亦难领取。”
他的意思是，文章的开合伸缩之间的线索，要如蛛丝可见，如马迹可寻。而线索必以气贯之，线索就是气在文章中的运行，线索混则气难张，线索清则气必顺。
曾国藩还认为，文章的气势与遣词、造句密切相关。雄奇以行文的气势为上，造句次上，选字又次之。然而字不古雅则句必不古雅。句不古雅则气势也不会古雅。同时，字不雄奇则句子也不会雄奇，句不雄奇则气势也不会雄奇。文章的雄奇之妙，从内看全在于行文的气势，从外看全在于选词造句的精当。用心在精处，着笔在粗处，这大概是曾国藩古文作法的中心之点。
曾国藩根据自己的读书心得，强调选字造句须做到“珠圆玉润”。所谓珠圆玉润，就是要求遣词造句既雅且洁。所以，他告诫儿子“作文章”应该先讲究词藻，如果想使词藻丰富华丽，不能不分类抄记妙语佳词。
人生智慧
读书、写作与为人可以说是齐头并进的。读了什么书，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便会写出什么样的书。读书，是为了做人，而写作就是表现人。读书，是看别人如何做人，写作，则是自己如何做人，因而写作比读书更重要。孔子讲述而不作，但他还是有“作”，只不过是他的弟子帮助他完成的，不然我们就读不到《论语》，也就不能深刻理解孔子。读书需要学习，写作更需要学习。
人在少年，总是那样生机勃勃，意气风发，走不完的路，说不完的话，做不完的梦。人生刚刚展开，很多美妙的事物就在前面，没有顾忌，没有束缚，顺着一条路笔直走下去，你就会走到太阳里去。不！少年本身就是太阳，正在上升的太阳，云蒸霞蔚，光芒万丈。
在这花一般的年龄里，又该如何作文呢？青少年作文，总贵气象峥嵘。这就是苏东坡所说的“蓬蓬勃勃如上气”，你肯定见过开锅上的水蒸气，那些水蒸气在烈火的炽烤下倾尽全力往外冒，那么勇敢、那么坚毅，势不可挡。那份热情，那种爆发力，那股冲劲儿不就是青春少年的象征吗？
在我国古代，就有很多这种蓬蓬勃勃的文章。如贾谊的《治安策》、贾山的《至言》、司马迁的《报任安书》、韩愈的《原道》、柳宗元的《封建论》、苏东坡的《上神宗书》；后来的如黄遵宪、吕晚村、袁枚、曹寅谷等人的文章。他们的文章就具有一种非凡的生命力和旺盛的气势。
少年人作文就不应仅仅在揣摩上下功夫；要在气和势两个方面下功夫。在古代，一般的文章偶句多一些，单句少一些，段落多一些，分股少一些，真正作文起来，就不必拘泥于考试上的作文格式。文章可长可短，短则三五百字，长则八九百字甚至一千字。如果是论说文，既可以说清道理，也可以谈古论今，引史用典，都没有什么不可以。总之，拘束要少一些，气势拓展的开一些，笔势不妨用得强一些，这样才能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越是拘束就越感到紧张，越感到紧张文章也就越是板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