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苛”本是统治者的一种性格，表现之一是对下诛求无度，督责过严，《礼记》所云“苛政猛于虎”，《诗序》所云“哀刑政之苛”，都是这个意思。人们谈起****时代的文禁和文网，便少不得用上这个“苛”字，因为它是明朱洪武、清雍正和所有暴君统治的特征。
历史上的文人都不是统治者，而是被统治者，是文化****的受害者，是“苛”的对象。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李斯，在毁害韩非、建议焚书时，也显得那样的“苛”，那样心狠手辣。但他早已削尖脑袋钻进“核心”，成为了统治者，不复是文人身份了。但即使是当上丞相的李斯，最终还是斗不过厮役出身的赵高，被夷了三族，他在全家被杀时对儿子说的话：
欲与若复牵黄犬，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
很有形象思维色彩，仍是文人本色当行，但紧接着挨的拦腰一刀，却比韩非吞毒药还痛。
李斯为名利所驱，紧跟秦皇，不得不身体力行，虽可恨犹有可说。令人不解的是，历史上竟还有这样的文人，他一不是当朝一品，二不是文化班头，并没有挤入统治者的行列，为君为师的责任全都没有，吃着自家的老米饭，偏要以文化监察御史自居，对文人和文事的态度甚至比统治者更“苛”，《养一斋诗话》的作者潘德舆便是一个妙不可言的例子。
潘德舆，字四农，山阳人，清道光举人。其《养一斋集》中有诗话十卷，有云：
予欲世人选诗读诗者，如曹操、阮籍、陆机、潘岳、谢灵运、沈约、范云、陈子昂、宋之问、沈佺期诸乱臣逆党之诗，一概不选不读，以端初学之趋向，而立诗教之纲维。盖人品小疵，宜宽而不论，此诸人非小疵也。
公然要将曹操阮籍等人的作品一律枪毙。
说他妙不可言，妙就妙在力主严办的同时，却又说“人品小疵，宜宽而不论”，仿佛执行的政策仍然是“从宽”。看来，曹操在铜雀台上玩几个女人，阮籍跟酒家老板娘吊吊膀子，宋之问和沈佺期犯一点“经济错误”，这类问题本可“不论”。那么，为什么“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这些千百年流传不朽的名作，却必须“一概不选不读”呢？唯一的理由，便因为这十个人是他所说的“乱臣逆党”。
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里，这十个人都有专条，除了对宋之问、沈佺期二人的“人品”（这却是养一斋认为“宜宽而不论”的）略有微辞外，并未作任何否定的评价，更无一人被戴上“乱臣逆党”的帽子。陆机、潘岳、谢灵运、陈子昂、宋之问五人确实是被杀的，但或死于政局纷争，或死于仇敌告讦，或死于冤狱陷害。且不说他们没有举兵造过反，即使真正造过反的人，如黄巢、牛金星，恐怕也不能永远说成是乱臣逆党吧。阮籍、沈约和范云等人，不过在统治者倒台后没有以身殉职，用春秋笔法来说就是“事过二主”或“身历两朝”（沈约则身历过宋、齐、梁三朝）。如果这就算是“逆”，又该如何评价一九四九年成群结队的起义将领？何况阮籍他们只是逆来顺受，并未举旗起义或弃械投诚呢。至于曹孟德，他倒没有身历两朝，只因他儿子在他死后取代了不中用的汉献帝，他就成了名单上的头一名，这里真用得着聂绀弩的警句，“奸臣曹操是篡贼曹丕的儿子”了。
民国前期军阀混战，一边称讨贼军，一边称靖逆军，然而“贼”和“逆”都是打击对方的口号。你可以这样叫我，我也可以这样叫你，究竟谁是贼谁是逆，老百姓是不会明白也无须明白的，只求能在炮火连天中草间偷活就是如天之福了。文人如不做“可怜跑死阮忠枢”，到某一边去领薪水，也大可不必操这份心来搞明白吧。
这里说的有点离题了，其实我的意思不过是，所谓乱臣逆党奸贼匪帮的帽子太大，当时压得死人，过后看来却往往并不那么合式。正如过去国民党说共产党领苏俄卢布，一把手要“国际”指定，代表大会也要到莫斯科去开，就是“赤色帝国主义的走狗”……一九四九年后这些说法又成了反革命的毁谤和污蔑，是非岂不是颠倒过来了么？
尤其是在只论诗文，而不是帮古人写档案作结论的时候，似乎更不必要把当时就未必很对头的政治帽子从历史灰土里捡起来，双手捧着硬往已经不能作声了的古人头上戴，也就是说，不必那么“苛”。
潘德舆做八股只考上一个举人，他的《养一斋集》也没有多少人读（至少我没读过），偏要替汉献帝、司马昭来出气，讨伐他们的“乱臣逆党”，欲令普天下之人都“不选不读”曹孟德、阮嗣宗的诗文。究竟他是不甘寂寞，还是心理失衡呢，不便妄加揣测。但不管怎样，朱洪武、清雍正都没有禁止，顶讲究“诗教”的朱文公亦未加指摘的这些文字，他却要如此气愤填膺地反对，一副悻悻然不共戴天的样子，称之曰“苛”，总不至于十分冤枉。
中国的文人（再往前叫儒生）有一种遗传病，对于****从来俯首帖耳，社会生活中遇横逆之来亦退避唯恐不及，唯独对于同类却“气”特别盛。文网稍宽时，生怕大家呼吸轻松，总想制造一点能够锻炼成文字狱的材料出来才甘心，好像统治者不“苛”他反而不好过似的。这可以称之为想“苛”的瘾，不知道几时才能根除。
历史上文人吃“苛”的苦头太多了。如果文人还要帮统治者挖墈寻蛇，不断地从活着和死去的同类中找“乱臣逆党”，不断地把禁书的单子开出来，那么，文人作为一个整体，挨整只会挨得更加厉害。
二千二百年前，秦始皇坑了四百六十多个儒，文人谈起来至今痛心疾首。但《史记》明明写着，四百六十多人中的大多数，也是在“案问”时“互相告引”攀扯出来的，大约是最初被“案问”的人觉得别个没有被“案问”，自己心理不平衡，也就是犯了“苛”的瘾。
统治者的事不好说，我只希望被统治的文人们对于同是文人的人和文不要太“苛”了。为世间多留下几篇“月明星稀”之类的文字总不是什么坏事，因为我们和我们的后人不能只读《养一斋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