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自在龛随笔》作者江阴缪荃荪，在清朝当国史馆总纂，在民国又当清史馆总纂，是公认的修史专家。《随笔》论修史云：“马迁至欧阳修，十七史皆出一人之笔，虽美恶不等，仍各有体裁”；后来《宋史》有三十人纂修，《元史》有十六人纂修，反而体例参差，挂漏甚多，“此人多手杂之故也”。可见缪氏并不认同“人多好办事”，并不主張靠“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办法来修史。
时行说“盛世修史，明时修志”。在说修史之前，先说说修志吧。日前购得一部大书《北京市志稿》，有一十五册，一九九八年北京出版，却是一九三八至三九期间修成的。据介绍：北京市政当局一九三八年秋设立修志处，拨款一万余元，处长由市政府秘书长兼任，派秘书一人总管处内一应事宜，聘任总纂、分纂和特约编纂夏仁虎等十余人分撰十四门三表，一人担任一门或一表，共二百卷四百余万字，仅仅一年时间，至一九三九年秋，除《故宫志》一门未交稿外，便全部竣工了。
这是不是粗制滥造的伪劣产品呢？却并不是。新写的出版说明云：“此书不仅广泛蒐集了前代的文献，而且保存了大量民国时期的史料，有着无法比拟和不可取代的价值。”我浏览了一下《艺文志》和《艺文志补》，所收约两千种关于北京“地与人”著述的目录和提要，比到国内任何图书馆去检索能得的多得多。《礼俗志》中记北京本地小吃，“驴打滚乃用黄米面蒸熟，红糖为馅，滚于炒豆面中，使成球形；各大庙会集市时，多有售此者，兼亦有沿街叫卖，近年则少见矣”，也写得津津有味。持与近年所出志书相比，说它“有着无法比拟和不可取代的价值”，似乎并非过誉。
如今修史的详情无从知悉，修志的情况则多少晓得一些，即拿敝省省志中的“新闻”“出版”二志而言，这两册最多顶得《北京市志稿》中的两册吧，而所花的人力、财力、时间，都不知多出了多少倍。一九三八至三九年的北京断非盛世明时，夏仁虎等人何以能干得如此“多快好省”，愚如我者真百思不得其解。听说前苏联研制秘密武器，设计者多为本国的犯人和敌国的俘虏，严密监管下不仅工效特高，保密也更放得心，难道夏仁虎他们，也是在刺刀和皮鞭伺候下，创造高效率高质量的么？
当事人的说法又否定了这种臆测。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苏晋仁先生一九三八至三九年参加过这部《北京市志稿》的编纂工作，一九八八年又为《志稿》出版写了总序。他说，当时的总纂、分纂诸人“大都为学术界名流学者，各有专长，因而待遇优厚，礼敬有加”。“这些老辈不但对史例的制订，条目的安排，史料的选择，人物或事件的评骘各抒己见，互相切磋，且从善如流，吸收年轻人来从事工作”（苏先生当时便只二十几岁），“所以如此庞大的著述，才能于短短一年内竣工”。既然“礼敬有加”，当然不会刺刀皮鞭伺候；而“待遇优厚”，则肯定要在一万元之外办“特供”。
现在该“点题”来说说“盛世修史”的事了。近见报纸刊载：“十年中将有几千名清史研究学者参与清史纂修，以工程招标的模式由各界承包，总经费至少在六亿元以上。”几千人和缪荃荪认为“人多手杂”的三十人和十六人相比，多了不止百倍，六亿元则是一万元的六万倍，真是盛世才有的空前盛况。只不知盛世的司马迁、欧阳修是谁？如今的缪荃荪又在哪里？他们会不会来投标承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