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有人办起了全日制私塾，学生是四岁到十二岁的儿童，学的是《论语》、《易经》……，方法则“除了背诵还是背诵”。报纸上将这作为新闻，引起了注意；其实“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宋人笔记早就有类似的报道。庞元英《文昌杂录》云：
四月初五日，礼部试饶州童子朱天锡，年十一，念《周易》《尚书》《毛诗》《周礼》《礼记》《论语》《孟子》凡七经各五道，背全通无一字少误，召至睿圣殿，赐“五经”出身。十月四日，礼部试饶州进士朱天申，年十二，念《周易》《尚书》《毛诗》《周礼》《礼记》《孝经》《论语》《孟子》《扬子》《老子》凡十经（《老子》即《道德经》，《扬子》即《太玄经》，也算是经），各有百通，前所试童子天锡之再从兄也，亦赐“五经”……二十七日，礼部试抚州进士黄居仁，年十三，诵《尚书》《毛诗》并《正义》《礼记》《周礼》《孝经》《孟子》《老子》及《太玄经》凡九经，合七十五通，又试论试文义三道，文理稍通，赐“五经”出身。
“五经”出身，即可做官，凭的全是读经和背诵。黄居仁兼试了一下“文义”，不过“文理稍通”，朱天申十经连念一百遍，念得滚瓜流油，尤其是朱天锡年龄最小，居然能将七经“背全通无一字少误”，于是都光荣及第，上殿面君，接受封赏，朗读和背诵的功效之大，于此可见。后来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二又作了后续报道，云：
饶州自元丰末朱天锡以神童得官，俚俗争慕之。小儿不问如何，粗能念书，自五六岁即以次教之五经。以竹篮坐之木杪，绝其视听。教者预为价，终一经偿钱若干，昼夜苦之。中间此科久废，政和后稍复，于是亦有偶中者。流俗因言饶州出神童，然儿非其质，苦之以至于死者，盖多于中也。
朱天锡及第在元丰七年（一零八四），后来提倡儿童读经背诵的做法停止了一些时候，政和（一一一八）后又恢复了，可见社会上和执政者始终是赞成这样做的。家家都愿将小孩装入竹篮吊到树顶上去，逼其日夜读经背诵，积极性不可谓不高。“上边”的意旨，则可以举出一个前朝的例子，唐刘晏八岁能文，皇帝要宰相面试之，宰相曰：“国瑞也。”于是龙心大悦，即授太子正字，号神童，名震一时。可见“考神童”实始于唐朝，宋朝不过是继承传统罢了。
叶梦得的词填得好，从《避暑录话》看，他的见解也很不错。卷四论考神童如此时行的原因，一是“小人之规时尚”，为了私利，投机趋时；二是“执事者乐闻之”，制造“国瑞”，点缀太平；三是“父兄幸于苟得”，一成神童，名利俱收；结果则是“苦其子弟以为市，此岂复有人材哉”。叶氏自述在蔡（州）许（州）亲见“神童”来考的情形，“率皆一老书生挟二三人，持状立庭下求试，与倡优经过而献艺者略等”，简直成了“超女”之流，虽“志在得公厨数十千为路费”，其实却在供人看把戏寻开心了。叶梦得“抱之使升堂（毕竟是幼童），坐定问之，为之怅然”。
神童即早慧的孩子确是有的，此乃自然现象，最好是听其自然，不要拔苗助长。何况神童未必都会背诵，“除了背诵还是背诵”更不可能造成神童。“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者固多，“早熟必早衰”的也很常见，《啸亭杂录》卷九有《神童》一则，全文如下：
乾隆戊辰纯皇帝东巡，济南张宦家有童子年七岁，能默诵五经及上御制《乐善堂集》中诗。上大喜，颁赐举人，命后宫遍览之。一时传为神童，不久即卒。
如果不逼着默诵五经和御制诗，七岁举人恐怕也不会“不久即卒”吧，这就是神童的闹剧和悲剧。
如今“神童科”不会再恢复了，“少年班”却仍然在办着，听说今年还是上海去投考的人数最多的一年，言念及此，亦不禁和叶梦得一样为之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