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中国成为协约国对德、奥宣战，正式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曾向协约国提供了大量的粮食和战略物资，并且派遣了175000名劳工到法国北部和美索不达米亚，除了承担战地劳务外，不少劳工还直接参加了战斗，有2000多人与协约国军一道战死。死亡、饥饿、病痛折磨着中国劳工。但在“巴黎和会”上，中国虽然是战胜国的一方，却与战败国一样被战胜国瓜分和割让土地。中国抗议，却无效。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只取得了“战胜国”的荣誉而已。
其实，段祺瑞并未考虑到是否真的参加或者不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是一味地站在黎元洪的对立面，只要黎元洪赞成的，他就坚决反对。段祺瑞也不关心为什么要参战，参战如果失败了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他根本就没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来考虑，所以，段祺瑞的决定是错误的。虽然，后来成为了胜利国的一方，这与他的决定根本没有任何联系，他是为自己，是权力之争，而不是为国家的利益。
为了达到主战的目的，段祺瑞先将其手下的十几个督军叫到北京，组成“督军团”，对黎元洪施加压力，没起到什么效果；于是，段祺瑞又叫人写了对德宣战书要总统盖印，黎元洪为了平息风波，勉强在文件上盖了章。即使这样，段祺瑞仍不满足，在国会开会讨论时，又大肆干涉，引起许多国会议员的不满。
段祺瑞最想得到的是冯国璋的支持，却得不到冯国璋的明确答复。
1917年4月中旬，冯国璋视察张仁奎防区南通，对张仁奎在南通地区的军队整训和地方管理上所取得的成果大加赞赏，说张仁奎作战时是一员猛将，在治理地方时又是一员儒将，可谓是文武全才。这时，冯国璋接到段祺瑞发来的电报，冯国璋拿着电报点点头，又摇了摇头，最后不自觉地笑了笑，手里摇了摇电报说：“真是的，争！争！争什么争？”
张仁奎看了一眼冯国璋，心里明白了几分，一直以来，张仁奎也注意到北洋政府内部的“府院之争”，从上闹到下，各地大小军阀也各执一词，风风火火，随风而倒。
冯国璋将电报递给张仁奎后说：“你看看，这帮人，都闹成什么样子啦！”
张仁奎接过电报看了一遍说：“大帅，你看该如何答复？”
冯国璋笑了笑问张仁奎：“锦湖，如果是你，你会如何答复？”
其实这一问，给张仁奎出了一个难题，这一问也是冯国璋在考一考张仁奎，这明明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张仁奎也看出了冯国璋在考他，于是，张仁奎说：“不回答，远观望，当渔翁。”
“好！正合我意！”听到张仁奎说出的九个字，让冯国璋十分佩服，看来这位武秀才还真是不简单呀！“哼，说句实在的，他们谁都是对的、谁也都是错的。谁赢了，谁就对；谁输了，谁就错了。”冯国璋十分感慨地说。
张仁奎明白，其实，黎元洪与段祺瑞之间的斗争，不是对与错之间的斗争，而是权力利益之争，只有站在旁边看热闹的人会得到意想不到的好处，这叫鱼蚌相争，渔翁得利。况且，争也得靠实力。所以，张仁奎下决心，要在这南通一隅之地休养生息，养个兵强马壮。
“很好，锦湖不愧是秀才呀！”冯国璋满意地拍拍张仁奎肩膀说。
“哪里，哪里，锦湖也只是妄言而已，请大帅定夺！”张仁奎说。
“很好！”冯国璋真诚地说，“知我者，锦湖也！”
“谢谢大帅！”张仁奎立正说。其实，让张仁奎感动的是冯国璋那“知我者，锦湖也”六个字，也就这六个字决定了张仁奎跟定了冯国璋，成为冯国璋麾下的一员爱将。
其实，张仁奎这时正处在迷惘阶段，他看不惯那些军阀为争地盘而发动的战争，然而，自己也正身处这样的环境中，自己又无能为力。好在他目前还有一块自己可以说了算的防区。
恰在这时，段祺瑞私自向日本借款一事被揭露出来。
1917年5月21日，黎元洪瞅准时机下令撤销了段祺瑞的总理职务，段祺瑞愤然离京，去了天津。但段祺瑞明言，根据临时约法，总统无权撤销总理职务，他不承认黎元洪的免职令。
6月14日，黎元洪请来督军团团长张勋入京“调解”。可笑的是，张勋入京后，立即拥立宣统复辟帝制。大总统黎元洪跑到东交民巷去避难，临行前发表通电，请冯国璋以副总统代行大总统职权。
7月3日，冯国璋以副总统名义通电全国，表示“不赞成复辟”。第二天，冯国璋又在副总统府接见英国领事表明态度：“中国已走上了共和，不许再有帝制……”
7月7日，冯国璋宣布代理大总统职权，并通电全国：“除本代总统或国务总理命令，各省军队应驻原防，不得移动。”在冯国璋和段祺瑞等北洋首脑的武力围剿下，张勋复辟闹剧仅仅12天就告平息了。
完成使命后，冯国璋立即通电，请求黎元洪复职，并将“代理职权奉还黎元洪大总统”。
黎元洪深悔引狼入室，做了张勋复辟的帮凶，羞愧难当，又连续通电拒绝复职。此时，北洋各路将领纷纷通电支持冯国璋就任代总统，段祺瑞虽然不乐意，也明白自己一个人无力拂逆众议，况且冯国璋比黎元洪跟自己更亲近些，于是顺水推舟，发电报“热情邀请”冯国璋尽快北上就职。
确定了方针，下一步就是人选问题。
此时远在南京的冯国璋，也时刻窥测着北京的动静，当然，冯国璋是很愿意做做这个大总统的，毕竟人生一世，封王封侯的机会不是谁都可以得到的，何况这还不是王侯，而是堂堂中华的大总统，是凌驾于所有中国人之上的最高统治者，将来必定在历史上记上一笔：某年至某年，中华民国大总统冯国璋。
醉心于封官进爵的冯国璋已经跃跃欲试了，可是他的亲信左右却意见不一。尤其是他的夫人和女婿都认为他不该离开自己的地盘和军队，到北京去做虚名总统，搞不好还成为黎元洪第二。而冯国璋的部下参谋长师景云等却认为中央无主，是乘机上位，扩大权势的好机会。就在冯国璋两难的时候，偏偏西南方面又通电拥护黎元洪恢复大总统，看到形势如此复杂，难以驾驭，冯国璋只好宣布自己停止代行大总统，仍然当自己的副总统兼江苏督军。
不想当总统的人老是有人推荐，想要当总统的人居然就是不给面子，段祺瑞很是不痛快。尤其是他担心冯国璋如果坚决不来北京，黎元洪回来的可能性那是相当相当大的。段祺瑞在黎元洪与冯国璋之间进行了权衡比较后认为，冯国璋比黎元洪要好些，如果黎元洪复位，他段祺瑞就彻底完蛋了；如果冯国璋接任大总统，他还有咸鱼翻身的指望。于是，在冯国璋通电表明态度的第二天，段祺瑞火速派特使靳云鹏南下，劝说冯国璋立刻接任。
靳云鹏跟冯国璋关系不错，他向冯国璋表示，段祺瑞这次组阁，是一定会服从总统的，靳云鹏保证段祺瑞还会说服西南方面不再拥护黎元洪。靳云鹏的一再劝说，师景云等更是从旁怂恿，冯国璋终于动心了。冯国璋提出：必须调江西督军李纯接替他走后留下的江苏督军职务，提升第十二师师长陈光远为江西督军以接替李纯。冯国璋、李纯、陈光远三人在袁世凯死后分任苏、赣、鄂三省督军，在长江下游联成一气共同对抗段祺瑞的皖系，时人称之为“长江三督”。冯国璋的这种安排自然是以之作为他进京后的外援。冯国璋走后，王占元、李纯、陈光远被人称为直系“后长江三督”。
另外，冯国璋还提出须由自己长期统领的刘询第十五师出任总统府护卫，由刘询兼任拱卫军司令，显然是不放心段祺瑞。因为在黎元洪当总统时，总统府的保卫工作是由步军统领和京师警察总监安排的。
段祺瑞没想到冯国璋会开出这样的条件，因为他预备在冯国璋进京后，由与他关系密切的段芝贵出任江苏督军，但为了稳住冯国璋，他只好先答应了。同时，段祺瑞也提出了自己的条件：以傅良佐为湖南督军，以段芝贵为京畿警备总司令，以吴光新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冯国璋也答应了。
1917年7月29日，冯国璋通电宣告北上。
冯国璋抵达北京，受到首都各界的热烈欢迎。抵京当天，冯国璋就亲赴黎元洪私邸，劝其复职，而黎坚决不允。随后，冯国璋接连探访段祺瑞、徐世昌、王士珍，甚至还派人向溥仪问安。在得到北京各派势力的认可后，冯国璋才于8月6日通电全国，宣布就任代理大总统。在就职通电中，冯国璋对段祺瑞及其僚属盛赞一番后，非常乐观地展望：“从此府院一体，内外同心，意见果不涉分歧，大局可渐臻统一。”冯国璋满以为自己能通过和平手段实现全国政权的统一，高高兴兴地做起了北洋政府的总统。
冯国璋当了总统，他手下的爱将张仁奎当然也跟着沾光。
1917年8月14日，张仁奎奉命率第七十六混成旅驻防南通，任通海镇守使，嘉封为杰威将军，晋授陆军上将军衔。张仁奎的管辖范围包括南通、上海、真如、泰州、崇明、****及江浙沿海各地，并代理江淮盐运使，还兼管长江水路800里，年支经费3万元（在江苏六镇守使中位居第二）。驻苏陆军第七十六混成旅旅部即设在镇守使署（原军政分府旧址）内，辖步兵第一五一团、一五二团，有官佐、士兵、夫役2441名。除以第一五二团驻防靖江、如皋、泰兴外，第一五一团三个营轮流配防南通及与南通境接壤的海门、崇明等地；另有机关枪、炮兵各一连直属旅部，分驻南通城西天后宫及镇守使署。
这以后，张仁奎在南通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在东南沿海呼风唤雨十年之久。可以说，张仁奎的政治生涯达到了一个巅峰。当然，张仁奎向来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他鼎力支持冯国璋的“和平统一”理想，并且将南通治理得十分繁荣安定。
但是，理想和现实总是有着相当的差距。一开始，冯国璋、段祺瑞两人互相迁就，维持着表面上的一团和气。冯国璋表示尊重责任内阁制，对于段祺瑞的决策都不干涉。段祺瑞对冯国璋的态度也的确比对黎元洪好得多了，自10月8日起，冯国璋突然决定要求******每天派一位官员向总统报告政情。但事实上，冯国璋代表的直系军阀集团和段祺瑞代表的皖系军阀集团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利益矛盾，不可能真的团结成“一体”。随着南北矛盾的激化，冯国璋与段祺瑞的矛盾也日益凸显出来，府院之间刚刚营造起来的“和谐气象”很快就成了过眼云烟。
以武力驱赶张勋之后，段祺瑞以“三造共和”的大功臣自居，独揽军政大权，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召开国会。因此，孙中山联络海军总长程璧光及西南军阀于1917年9月在广州建立了与北京政府对峙的护法军政府。面对孙中山的挑战，段祺瑞决定诉诸武力，对南方发起军事讨伐。10月6日，护法战争（又称护法运动）爆发。
当段祺瑞掀起战乱，全力对南方用兵之时，冯国璋却积极地进行他“和平统一”的政策，即保持西南各省军阀割据现状，以换取他们对北京中央政权的承认，保持中国名义上的统一。由于冯国璋的运动，段祺瑞征讨南方的战争彻底失败，段祺瑞被迫辞去了陆军总长和国务总理职务。冯国璋起用赞成“和平统一”政策的王士珍，接替段祺瑞担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
冯国璋发布“弭战布告”，“和平统一”政策占了上风。
但是，段祺瑞并不甘心“武力统一”的失败，他一面组织督军团天津会议，鼓吹对南方继续用兵，一面又勾结奉系张作霖派兵入关，威胁北京。此时，冯国璋深感力量单薄，本来就缺乏政治立场的冯国璋又开始和稀泥，寄希望于革命党人的让步。
然而，孙中山坚持护法，反对南北调和，西南军阀又玩弄两面派手法，一面响应停战和谈，一面又讨好孙中山，表示坚决护法，终致和平谈判收效甚微。
迫于各地军阀的压力，冯国璋任命直隶督军曹锟、山东督军张怀芝分别为第一、二路军总司令南下伐湘。1917年12月18日任命段祺瑞为参战督办，皖系干将段芝贵为陆军总长，皖系重掌中央军事指挥大权。1918年1月中旬，护法战争重燃战火。段祺瑞“武力统一”的主张再度喧嚣尘上，而冯国璋在北京则陷入空前的孤立。
1918年1月26日，冯国璋借出京“巡视”为名，率领一千余名卫队，企图赴南京与李纯等人商讨反段大计。段祺瑞察觉以后，立即电告安徽督军倪嗣冲，务必阻止冯国璋前往南京。冯国璋只得折回北京。回到北京后，冯国璋无奈宣布讨伐令，派曹锟、张怀芝、张敬尧率军进犯湖南，并于2月上旬下“罪己布告”，以此缓和与段祺瑞的紧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