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露向老张汇报了第一次去76号的详情，再由老张汇报给潘汉年。老张对关露的工作表示满意。此后，关露每个月都要到76号去一两次，有时关露没有去或是去晚了，叶吉卿便主动打电话请她去，或是用车接她去。尤其新年春节，叶吉卿是一定要把关露请去玩几天的，和那些官太太们一块打打麻将；请来“国际理发店”的技师给她们美容美发；叶吉卿让她陪着去金银首饰店买首饰；去商店买买皮大衣等。每次上街逛商店，不但有黑牌汽车接送，还有荷枪实弹的特工保镖，威风凛凛，轰动市面。
关露在“76号”总部做策反工作的两年时间里，工作进展迅速，但她原来文艺界的朋友却逐渐远离她，她背上了“汉奸”诗人的骂名。
两年来，李士群对于关露的身份了如指掌，但一直没有捅破过。1941年秋季一天，李士群又派人用车把关露接到76号。叶吉卿又一次坚持送她400元钱，关露说什么也不要。
这时，李士群对关露说：“你妹妹胡绣枫是共产党，你也是共产党，关小姐，你不会反驳吧！别再打哑谜了，你是潘汉年派来的吧！”
关露心里一怔，但是没有表露出惊讶，不动声色且很有礼貌地说：“李先生，你错了！我是你的恩人胡绣枫的姐姐，我不是什么共产党，最多称得上是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
“你应该相信我的能力，毕竟我手下三千多特工，我也算是一个堂堂正正的老牌特工吧！”李士群接着又说，“关小姐，你不要辩护了，从你踏进我76号那天起我就对你知根知底。”
关露刚要说话，李士群一个手势制止了她：“以前，我曾经五次三番地请你来，请你做我的英文秘书，你都不愿来！那时，我刚起步，缺人手，因此想到你。我觉得你我是老朋友，但是更主要的是与你们姐妹的情分，你妹妹在我家落魄的时候帮了我，我不能忘恩负义，因此想对你能有所照顾。况且你当时生活确实很困难，可你断然拒绝了，这使我感到你嫌我投靠了日本人！可这次，你明知道我李士群是个汉奸，却自己找上门来，你是潘汉年派来的，潘汉年负责香港、上海的情报工作，对我来说，这不是什么秘密，敢派人到我极司菲尔路76号特工总部来的，除了潘汉年，没有他人，我就服潘汉年。”
听到李士群的一番话，关露有些紧张，脸色开始不好看，却也不得不佩服李士群的洞察力和分析力。李士群不愧曾是混迹于国、共、日、伪四方的老牌特工，看着关露变了脸色，李士群淡然一笑：“关小姐，刚才我一番话让你受惊了。我们不是敌人，我没有必要害你，甚至我们还可以合作。******这些年可把共产党害苦了，也把我李士群害苦了，汪精卫比******好，所以我才投靠了汪精卫，想借日本人的力量反蒋。在反蒋这一点上，我们是殊途同归嘛！关小姐，我们何不携起手来一起干呢？”
关露很快镇静下来。“李先生，老朋友还是很关心你的！我妹妹这两天还来信，叫我告诉你们，她很想念你们！很想和你们联络联络，不知你们愿意不愿意？”关露不失时机地说道。精明的李士群知道了关露的意图。
在这次谈话中，李士群还向关露吐露了自己政治上苦闷的心情，说与重庆势不两立，而周佛海已经和重庆联系留后路了，他表示希望共产党暗地里做他的靠山。临走时，李士群郑重说道：“如果老朋友需要我帮忙的，我在所不辞。”
当天晚上，关露把她打入76号以来对李士群思想动态的认识和他政治如何苦闷，想为共产党做点事情而为自己留一条路的心理，以及76号内部的建筑设置，76号特工总部的组织情况等等写成报告。按照在香港时潘汉年给她留的邮政信箱号码，寄给了潘汉年。
后来，潘汉年根据关露的汇报会见了李士群。那是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一夜之间日军占领了所有租界，上海形势更加严峻，潘汉年经过反复考虑决定亲自出面与李士群会谈。经过关露、袁殊从中联系，潘汉年在李士群愚园路的家里碰头。这次碰面除了李士群的老婆叶吉卿外，还有两个人，一个是与****、国民党中统、军统以及日本人都有联系的“神秘人物”袁殊，另一个便是胡均鹤。
这个胡均鹤，也是共产党的叛徒。胡均鹤1907年出生，江苏吴县人，曾用名胡敦云、钧和。早年丧父，靠母亲做佣人养家糊口。在叔叔的资助下念完小学。14岁离开家乡到上海，学做生意，当过学徒和帮工、纱厂工人。1925年经瞿秋白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以后，1927年11月至1928年2月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市沪东区委员会书记。1932年11月在上海被捕后叛变。1933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开除胡均鹤中央执行委员职务。1938年胡均鹤被国民党中统局派往苏沪区任副区长兼情报股股长，后任国民党中央调查局总干事级调查员。1939年9月被汪伪特工逮捕，投靠汪精卫的特务组织并受到重用，被任命为汪伪特工总部南京区副区长兼情报科长。不久又被调往上海任特工总部二处处长，同时还兼任李士群任社长的“海社”书记长。
潘汉年与李士群的这一次碰头，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但从此以后胡均鹤成了李士群与潘汉年之间的联系人，以后每一次往来，潘汉年都在上海的住所等待，均由胡均鹤负责安排保护。
以后经过多次见面，想留条后路的李士群提供了日本人即将在苏北盐阜新四军军部驻地进行大规模“清剿”、“扫荡”的情报以及有关军事行动的详细计划。李士群还几次派人给新四军送情报，护送江苏省委领导刘晓等一大批****领导干部越过层层封锁进入解放区，掩护新四军运输大米、医疗器械、药品等物资。关露在策反李士群的工作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1942年2月，****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潘汉年从香港来到上海，在一个咖啡馆与关露见面。潘充分肯定了关露两年来的工作成效，同时告诉关露：“根据党的需要，你要撤出76号，你的工作由老张重新安排。”
接到上级命令后，关露立即撤出了汪伪76号魔窟。
同年8月，刘少文调往重庆，任****中央南方局交通处处长、组织部主任秘书、****重庆工委委员。刘少文走后，****地下党组织与关露的联系人换成了吴成方。
吴成方，湖南新化人，1902年生。青年时代参加过“五四运动”和京汉铁路工人“二·七”罢工斗争。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受命创建****北京特科。历任****北京市委主要负责人，****中央特委华北政治局保卫局局长、警卫部部长、****中央社会部上海地区负责人、八路军驻沪办事处情报系统负责人等职。
1943年4月，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正处在黎明前最黑暗的岁月中，日伪计划对新四军根据地进行残酷的大“扫荡”。当时担任新四军政委兼****华中局书记的饶漱石向潘汉年提出，要他到上海去一次，重新部署那里的情报工作，加强与李士群的联系，尤其是要搞清楚日伪这次大“扫荡”的准确情况。经过饶漱石批准，潘汉年再次经过镇江抵达上海。结果潘汉年被胡均鹤、李士群骗到南京，见了汪精卫。当时情况复杂，由于种种原因，潘汉年没有向上级汇报与汪精卫见面一事。此事解放后成为潘汉年冤案的导火索，关露也因此受到牵连。此不多赘。
关露离开76号后，曾向党组织表示，希望组织上能让她到延安或是苏北新四军根据地，直接参加抗战工作。但党组织没有同意关露请求，而是根据工作需要，派她到一家日本人办的《女声》刊物去当编辑，担负更加严峻的工作任务。
《女声》是由日本领事馆和日本海军陆战队报道部合办的中文刊物，社长是一个叫佐藤俊子的日本女作家，中国名字叫左俊芝。她富有自由民主思想，有一些日本****朋友，他们正要找一名中国编辑。组织上决定派关露去，是希望她能接近佐藤俊子，再接近一些日本****人士，暗中找到日共党员，从他们那里搞到一些日方的情报材料。
《女声》为综合月刊，每期打头的文章照例是由日本官方提供的鼓吹“大东亚共荣”之类的谬论。考虑到宣传效果，日方除了对这些时事评论控制外，要求只要不发表抗日的、宣传共产党和苏联的文章，其他都可以发。关露进入《女声》后，逐步成了这本刊物的实际负责人，担负起《女声》的编辑业务。
这是1943年初夏，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僵持的艰苦阶段。
关露在《女声》刊物的编辑工作更加顺手，腾出许多空闲的时间，但又不能写“左翼”作品，因此，她又产生了给张仁奎写传记的想法。她认为张仁奎值得一写，如果这个题材不写而浪费掉，实在是太可惜了。这样的传奇人物应该留给后人。其实，一想起写青帮大佬张仁奎，她就有些激动。想起十年前她初到上海时，第一次见到张仁奎，那时她并没有写作的想法，因为她还不会写作。她只是想见见而已，只是想得到帮会的佑护而已。而第二次去时才有想写张仁奎的想法，可被张仁奎说没啥可写，也不想写的托词给拒绝了。那么，这次是否会拒绝呢？她不知道。其实，关露也做好了被拒绝的准备，但她还是不甘心，她想碰碰运气，希望能写成这部书，完成她珍藏在心中已久的写作计划。
可是，这次关露还是被张仁奎拒绝了。
这次拒绝的态度有些冷漠。她知道张仁奎对“76号”没有什么好感，她也听袁殊说过拜访张仁奎被拒的事情，可她想，她是一个女子，总比男人能受点优待吧！没想到，也吃了袁殊同样的果子，而且，一点也不逊色。
关露没有怪张仁奎对她的反感和冷漠，她知道张仁奎痛恨汉奸，对“76号”尤其痛恨，她内心敬重和佩服张仁奎不愧为铁铮铮的中国人。对于张仁奎骨子里透出来的爱国，让关露崇敬不已。虽然没有写成，但她还是挺高兴的。这件事，她向潘汉年作过汇报。潘汉年说他知道张仁奎这个人。当年，潘汉年没说张仁奎曾经帮助过共产党。这是党的工作纪律，这也是地下工作的需要，横向之间，不会让许多人知道更多的关系和联系。这是关露第三次拜访青帮大佬张仁奎，这之后，关露再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也没有这样的想法了。
现在看来，对于关露而言，实为遗憾。对于现在的读者而言，更为遗憾。虽然关露写了大量的作品，但如果有了一部写张仁奎的传记，那么，在她的文学作品中，会成为最有价值的一部。
在《女声》工作工资微薄，生活甚至都成问题。关露日子过得很难，很节俭，早餐几乎省去，肉蛋之类的根本吃不上，常年处于半饥饿状态。到了冬天，租的房子冷得像冰窖，关露买不起木炭，想去卖血。可是医生说她身体太弱了，会承受不了。血没有卖成，木炭也没有换来，关露守着寒冷的屋子过了一个冬天。
关露小心翼翼地行使自己的职权，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尽量把这份日汪政权的宣传刊物，办得尽可能远离政治和淡化“大东亚共荣圈”的殖民色彩，把它的重点放在讨论跟女性日常生活有关的种种问题，发表了诸如《中国妇女求学问题》、《青年妇女的缺点》、《怎样做一个新妇女》、《职业妇女与无职业妇女》等文章。从表面上看来，这些文章主要是谈恋爱、婚姻、家庭问题，实际是用一种新的妇女观唤醒中国女性，培养她们的独立意识，最大限度地把《女声》办成宣传中国女性解放的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