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读者，打猎的主要好处之一，就在于它常常会迫使你东奔西跑，这让一个闲人感到非常惬意。当然，有时候（特别是在雨天）就不那么爽了。比如在乡间小道上徘徊不前，或者“整个” 迷了路，这种时候随便抓住一个遇到的庄稼汉，问：“喂，老乡！请问去莫尔多夫卡怎么走呀？”而到了莫尔多夫卡后，又得向一个笨头笨脑的农妇（庄稼汉们都下地干活去了）打听：到大路旁的客栈还远不？ 怎么个走法？ 车子跑了十来俄里，没看见客栈，却不知不觉来到一个地主住的破败的小村子霍多布勃诺夫，把一群躺在路中间齐耳朵深褐色烂泥里的猪吓得半死，它们万万没有想到还会有人来打扰。每当驶过那些摇摇欲坠的小桥，奔下山谷，蹚过满是烂泥的小溪，也不是那么爽的事；令你不爽的还有：整整一昼夜奔波在浅绿色海洋似的大路上，或者——上帝保佑，切莫在一面写着数字二十二，另一面写着数字二十三的五颜六色的里程碑前的烂泥地里陷上几个小时；一连几个星期吃的净是鸡蛋、牛奶和人人赞不绝口的黑麦面包，这够你受的……但是，所有这些不便和不顺的体验却会换来另一类的好处和满足。不过，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吧。
以上已经谈得够多了，就不再啰唆我四五年前是如何来到列别江，如何来到这里最杂乱的集市的经过了。我们这号猎人常常在某个早晨乘车离开或多或少属于祖传的领地，打算在第二天傍晚便回来的，可是这儿停停，那儿停停，没完没了地射鹬鸟，结果便来到了伯绍拉河风光秀丽的河畔；再说，凡是爱好猎枪和猎狗的人，也都热爱世上最高贵的动物——马。这样，我来到了列别江，在一家旅馆安顿下来，换了身衣服，就去集市了。旅馆的年轻伙计，二十来岁，瘦高个儿，带着甜甜的鼻音告诉我：某公爵大人，即某某团队的马匹采购员，就住在他们这个旅馆；另外还来了许多绅士，天天晚上有吉卜赛人唱歌，剧院里在演出《特瓦尔多夫斯基老爷》；他还说，马的价码很高，可都是些好马。
一眼望不到头的一排排大车停在集市广场上，大车后边站立着各式各样的马：大走马、养马场的马、比秋格马、拉大车的马、驿马和普通的农家马。还有些膘肥体壮、皮毛光滑的马，按毛色分类，披着各种颜色的马衣，牢牢拴在高高的木架上，它们怯生生地向后面斜瞟着马贩子手中的那十分熟悉的鞭子。这些草原贵族们从一二百俄里外送来的家养的马，由一个年老体衰的车夫和两个愣头愣脑的马夫照看着，它们摇晃着长长的脖子，跺着蹄子，百无聊赖地啃着木桩，一些黑鬃黄褐色的维亚特卡马相互紧靠在一起；一些长有波浪形尾巴、毛茸茸马蹄、大屁股的大步马像狮子似的威严地站在那里，纹丝不动，它们中有灰色带圆斑点的，有乌黑色的，也有枣红色的。行家们十分敬畏地站在它们面前。
在一排排被大车分隔而成的过道上，聚集着各种身份、各种年龄和各种外貌的各色人等。那些穿蓝外套、戴高帽子的马贩子狡猾地窥视和等待着买主；突眼鬈发的吉卜赛人不住地跑前跑后，查看马的牙齿，扳着看马腿，掀起马尾巴，叫嚷着、骂骂咧咧，充当中介，抽签抓阄，或者死乞白赖地缠住一个戴军帽、穿海狸领军大衣的马匹采购员。一个体格壮实的哥萨克挺着身子骑在一匹长着鹿脖子的瘦骟马上，打算把这匹马连同马鞍和笼头“整套”出售。有些庄稼人，穿着胳肢窝处破了的皮袄，拼命挤过人堆，成群结队地挤到那辆套着“试用”马的大车旁边；或者，请狡猾的吉卜赛人帮忙，在一旁精疲力竭地讨价还价，互相一连击打上百次掌，结果还是各要各的价；这期间，那匹作为他们争吵对象的披着破席子的劣等马，只管在一边眨眼睛，一副事不关己的表情……说来也是，由谁来揍它，对于它都一样！有几个额头宽大、染了胡子的地主老爷，脸上带着尊严的神情，头戴波兰式四角帽，身穿厚呢大衣，只套着只袖子，正屈尊同几个戴羽绒毛帽子和绿手套的大肚皮商人交谈着。各个团队的军官们也在这里挤来挤去，一名身材高大的德裔胸甲骑兵神情冷漠地问一个瘸腿的马贩子：“这匹棕黄马卖多少钱？”一个约莫十九岁的淡黄发的骠骑兵正在为一匹瘦健的溜蹄马物色一匹拉套马，有一个驿站车夫，戴着有孔雀毛的矮帽子，穿着褐色上衣，一副皮手套塞在窄窄的绿腰带里，他正在寻求一匹辕马。马车夫们有的在替自己的马梳编尾巴，有的在把马鬃打湿，有的在向老爷们恭敬地提些忠告。做完买卖的人按各自的状况，有的奔大酒店，有的去小酒馆……奔忙、吵闹、叫嚷、折腾、讲和、骂、笑——这一切几乎都是在齐膝深的泥污中进行的。我打算替自己的四轮轻便马车选购三匹耐力好的马，因为我原来的几匹马有些不大中用了。我找到了两匹，而第三匹还没有选好。在吃了一顿不想再提的饭之后，（埃涅阿斯早就知道，回忆过去的痛苦是多么的令人不愉快。）我就来到一家所谓的咖啡馆，那儿天天晚上都云集着马匹采购员、养马场场主以及其他的客人。在弥漫着烟草铅色烟雾的台球室里，已聚有二十来个人。其中有一些放荡不羁的年轻地主，穿着轻骑兵的短上衣和灰裤子，留着长长的鬓发，搽了油的小胡子，带着高傲而放肆的神情环顾着周围；另外有几个穿哥萨克服装、脖子很短、眼睛浮肿的贵族在那儿难受地呼哧呼哧着；商人们在一旁坐着，即所谓“靠边坐”。军官们在无拘无束地交谈。一位二十二岁左右的公爵在打台球，脸上露出愉快而有点蔑视人的神情，穿着常礼服，敞着衣襟，里边是红绸衬衫，下面穿的是肥大的丝绒灯笼裤，他正在同退伍的陆军中尉维克托·赫洛帕科夫打台球。
退伍陆军中尉维克托·赫洛帕科夫看上去二三十来岁，黝黑皮肤，瘦小的身材，头发乌黑，深棕色的眼睛和一只蒜头鼻，大凡选举和集市，他都很爱去围观。他走起路来一蹦一跳，神气活现地抡开滚圆的胳膊，歪戴着帽子，卷着他那灰蓝色棉布衬釜的军服袖子。赫洛帕科夫先生很会讨好彼得堡的一些纨绔子弟，跟他们一块儿抽烟、喝酒、玩牌，跟他们称兄道弟。他们为啥会赏识他，这很难弄明白。他不算聪明，也算不上滑稽，也不适合于做供人逗乐取笑的小丑。其实，他们只不过是像对待一个善良而无所事事的人那样，随便同他交往一段时间，与他来往三两个星期之后，就再也不同他来往了，他也不去招呼他们了。赫洛帕科夫中尉有个特点，他在一年有时两年的时间里经常反复说着同一句话，不管恰当不恰当，这句话一点也不风趣幽默，可只有上帝知道为啥能让大家发笑。七八年以前，他不管到哪儿都说着这样一句话：“向您致敬，感激不尽。”那时候他的那些庇护人每次都会捧腹大笑，并让他一再重复“向您致敬”。后来他开始使用一句相当复杂的话：“不。这你可就太那个了，克斯克塞——结果本来就这样嘛。”这句话同样也非常成功。过了两年，他又想出了一句新的俏皮话：“您别急嘛，上帝的仆人，都裹着羊皮。”有什么不好呢！您看，就这些无聊透顶的话使他有吃、有喝、有衣穿（他自己的家产早已挥霍殆尽，如今就只靠朋友们过日子了）。你要知道，他没有任何其他的本事，的确，他每天能抽一百来烟袋的茹可夫烟，一打起台球，右脚能翘得比脑袋还高，瞄准的时候，疯狂地来回抽着手上的台球杆——可是这种种花招也不是人人都欣赏的。他饮酒也很有海量……不过，在俄国凭这个是难出风头的……总之，他混得这么成功，对于我完全是个谜。可有一点是清楚的：他很小心，从不外扬家丑，也不八卦别人的短长。
“嗨。”一见到赫洛帕科夫我心里就在想：他现在的口头禅又是什么呢？
公爵打中了白球。
“三十比零。”那个黝黑脸庞、眼皮下有块青疤的患肺病的记分员大叫一声。
啪一声，公爵把一个黄球击打进边袋。
“好！”角落里，一张摇摇晃晃的单腿小桌旁，一个胖乎乎的商人，挺着整个肚子发出赞叹的喊声，喊过之后他忽然觉得有些尴尬。幸亏没人注意他。他松了口气，捋了捋胡子。
“三十六比零！”记分员带着鼻音喊道。
“怎么样呀，伙计？”公爵问赫洛帕科夫。
“怎么样？ 还用问吗，下……流啊，一个流……氓啊！”
公爵扑哧一声笑。
“什么，啥啊？再说一遍！”
“下……流！”退伍的陆军中尉得意地重复了一遍。
“这是他现在的口头禅！”我心想。
公爵把一个红球打进了球袋。
“嗨！别这样打，公爵，不要这样，”一个眼睛发红、鼻子细小、头发淡黄、脸上显出婴儿般睡相的小军官突然喃喃地说起来，“别这样打……应该是……不是这样的啊！”
“那该咋打呢？”公爵回头问他。
“应该……那样……用双回边框球的打法。”
“是吗？”公爵透过牙缝喃喃地说。
“怎么样，公爵，今晚上到吉卜赛人那儿去吗？”有点难为情的年轻人赶忙接着说，“斯捷什卡要唱歌呢……还有伊留什卡……”公爵没有搭理他。
“下……流，老弟。”赫洛帕科夫狡猾地眯起左眼说道。
公爵哈哈大笑。
“三十九比零。”记分员报告说。
“零就零……瞧我怎样打这个黄球……”
赫洛帕科夫抽动了几下手里的台球杆，瞄了一会儿，可滑了球杆。
“唉，下……流啊。”他恼怒地喊了起来。
公爵又大笑起来。
“怎么，怎么，怎么啦？”
可赫洛帕科夫不想再重复他那句口头禅了，也要卖个关子。
“您打滑了一杆，”记分员说，“让我来擦上点白粉……四十比零！”
“对啦，诸位，”公爵没有特别朝着某个人，而是朝着所有在场的人说，“你们听着，今天晚上在剧院里得把韦尔任比茨卡娅叫出来。”
“当然啦，当然啦，那是一定的啊。”好几位绅士都附和着争着叫喊起来，他们都以此为荣，“一定得把韦尔任比茨卡娅喊出来……”“韦尔任比茨卡娅是位出色的演员，比索普尼亚科娃强多了。”一个留小胡子、戴眼镜、可怜巴巴的人在角落里尖声尖气地说。可怜虫呀！他其实心里本是非常看好索普尼科娃的，他这样拍马屁也没用，公爵也没有正眼看他一眼。
“来人啊，拿烟斗来！”一个容貌端正、气宇轩昂的高个子绅士，压着领带喊了一声，看上去像个赌棍。
茶房忙着去取烟斗，回来时向公爵大人报告说，驿站马车夫巴克拉加要求见他。
“啊！好，叫他等一下，再拿点酒给他。”
“是，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