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00多年以前，西方思想家就将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看做是预告资本主义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帮助西方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这些发明成为西方科学复兴的手段。
在指南针和火药的帮助下，1492年，哥伦布从欧洲航行到了美洲；1498年，达·伽马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到达了印度；1521年，麦哲伦又从美洲到达了菲律宾。此后，中国与西方在海路交通上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一改自古“丝绸”一条陆路的历史，在16—18世纪进入了一个通过海路进行文化交流的新时代。正是在如此的历史背景下，也就是在明末清初，西方一批批的传教士进入了中国，并将中国思想文化带到了西方，这成为西方启蒙运动的思想来源。
我们应该了解这段历史事实，这对于当代中国人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在世界文明发展进程中的角色和作用，消除“西方中心论”所滋生的殖民地文化心理，重新认识自己的民族文化，挺直自己民族文化的脊梁，乃至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再度辉煌都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
在现代西方文明的形成过程中，中华文明功不可没，也可以说中华文明是现代西方文明的主要思想源泉，中国先是西方的老师，后是西方的学生。
17—18世纪的“中国潮”时期，孔子的道德哲学、老子的治国思想、中国的悠久历史、汉语的哲学意义，一时都进入西方人的生活，成为他们谈论的话题、模仿的对象与创造的灵感，1600年到1649年，欧洲每年就要出版30—50部包含中国的著作，1700—1759年共出版了599部有关中国的著作。
中华文明西传可以分为启蒙运动前期和启蒙运动时期两个阶段。启蒙运动前期主要是介绍传播阶段，而启蒙运动时期，则是西方思想家直接用中华文明对西方中世纪文明宣战，这一时期的思想奠定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基础，可以说没有中华文明的传入，也就没有现在的西方文明，而西方对中国的了解之早，之深也远超文明的想象，这里笔者就挂一漏万地将中华文明向西方传播的历史做一个简略的归纳。
中学西渐
1275年：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并在政府任职。他在华20余年，回国后大力宣传中国文明，激起了强烈反响，从此西方人知道了在东方存在一个强盛繁荣的中国，这也拉开了中华文明向西方传播的序幕。
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在中国生活了27年，他于1598年完成了用拉丁文注释《四书》的工作，1610年去世，留下了一本《出访中国记》，欧洲人第一次从此书中知道中国的圣人孔子和儒家经典。
1584年：西班牙传教士出版了《中华大帝国风物史》，对中国的介绍比较丰富，其中提到中国法律不仅用于惩治犯罪，还用于奖赏善举，认为欧洲法律只讲惩罚犯罪，是片面的、不正确的，对中国政治制度表示钦佩。
1590年：葡萄牙人在澳门出《绝妙论著》一书，向西方介绍中国历史地理、人口物产，赞誉了中国的瓷器、印刷、绘图、航海、天文、火药等科技成就，同时也称颂中国的政治制度。
1616年：金尼阁著有《中国传教史》，又于1626年用拉丁文译出了《五经》。
1621年：英国人伯顿赞誉中国人勤劳整洁、彬彬有礼，中国政府有组织、效率高，有完善的文官制度。
1624年：英国人赫伯特发表了《真理论》，奠定了“自然神”论基础。该书认为孔子是“自然神”论者，他汲取孔子的思想，反对超自然的力量，反对“神的启示”。
1650年：意大利人卫匡国的《中国历史》、法国人冯秉正的《中国通史》相继问世，这为欧洲人关注中国提供了更多的知识。
1654年：布劳父子出版了《最新中国地图册》，一年以后荷兰使团出使北京，验证了该地图的准确性。
1655年：葡萄牙人鲁德熙又有《中华帝国史》的著述，称中国是“智慧的国度”。这也是东学西传的实质性开端。
1661年：法国出版了拉丁文的《大学》、《中庸》、《论语》，1672年《大学》在巴黎重版。
1685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执政期间，拨款资助白晋等6名耶稣会士赴中国传教。后来，他们先后成为康熙的“教师”和“谋士”，也就成为康熙与路易十四之间沟通的桥梁。
1687年：比利时传教士将《大学》、《中庸》、《论语》汇总为《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出版后风行欧洲。1688年、1689年、1691年出过此书的法文、英文本，这是系统介绍中国学术的开端。以“四书”“五经”为切入点了解中国文化，算是抓住了核心，有了一个高起点。
1696年：曾在巴黎做外交官的德国汉诺威图书馆馆长莱布尼茨出版《中国近事》。同年，中国归来的李明神父出版《中国现状新志》，1697年3月，法国传教士白晋从北京返回巴黎，一身中国清朝的官服。白晋神父带去康熙赠送路易十四的礼品和一部《康熙皇帝传》，该书将康熙皇帝描绘成现实中的哲人王。
1697年：英国另一位自然神论者廷德尔发表《基督教探源》一书，直斥“启示的神学”不合理、危险，是引起种种迷信的根源，应予清除；大力肯定孔子学说的合乎理性，合乎自然。
1699年（康熙38年）：白晋的《中华帝国史》一书出版，此书对中国政治文化的资料记载比较客观。他认为儒学是全球性的道德；汉语可能成为全球性语言。
1700年：法王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教士李明写了两本书：《中国现状新志》、《论中国礼仪书》。
1731年：中国的“用人之道”被英国人采纳了。当时的英国人尤斯塔斯写道：“共和国每一个荣誉或福利，应被作为对真正良好品质的奖赏。这个光辉的准则，曾经在一个国家受到最严格的遵守，这就是中国，中国是全世界地域最广，人口最稠，治理最好的国家，在中国一个人如果不是个真正有才能、有学识的人，他就不能成为一个官吏”。
1735年：法国出版了一部受到广泛关注的书，书中认为，在中国“一位学者，尽管是农夫之子，也很有希望达到高位，并且还会成为国家的宰相。因为孩子都是平等的”。
百年酝酿终成启蒙运动
从17世纪中叶以后，大部分在中国的传教士是法国人，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有丰富的学识，在中国长期居住，并且熟悉中国文献，其中不少人在中国的宫廷中供职，他们写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记述，传播给法国和欧洲的公众，这使得法国人对中国的了解超过了对欧洲的了解，法国的巴黎大学成了中国文化热的中心。
中国思想在西方经济一百多年的传播、发酵，终于在18世纪初演变成了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法国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启蒙运动的中心，法国的启蒙运动，声势最大，战斗性最强，影响最深远，堪称为西欧各国启蒙运动的典范，而且其他各国的启蒙思想也大部分来自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