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概述
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南部非洲部分，从地理上说，包括南非、西非、东非、中非以及沿海诸岛的广大地区。因当地居民绝大部分属尼格罗种黑人，故一般称之为“黑非洲”。实际上南部非洲的种族很多，语言差别很大，总的说来，大致可分为两大系统：一是属于苏丹语系的苏丹黑人，主要分布在赤道以北、几内亚湾沿岸和撒哈拉南部，其中著名的有阿散蒂人、达荷美人、约鲁巴人等。另一系统属于班图语系的班图黑人，他们居住在中非和东非，往南一直到好望角。这个语系的黑人又分成好多部族，例如在刚果南部和安哥拉北部分布着骁勇善战的巴鲁巴族，在南非还分散居住着布曼人、霍屯督人、豪萨人、祖鲁人、巴苏陀人等。
南部非洲各国的人民是勤劳、勇敢、智慧的人民，他们在长期的生产斗争和反抗民族压迫与剥削的斗争中，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大多数民族都有丰富的民间口头文学流传下来，但书面文学流传下来的却很少。南部非洲大量的文学遗产主要是靠一些职业艺人“格里奥”代代口耳相传保存下来的，而书面的现代文学是在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才逐步形成的。南部非洲现代文学中，既有民族语言文学，如班图语系中的祖鲁语、巴苏陀语和豪萨语文学以及东非的斯瓦希里语文学、阿姆哈拉语文学等，也有欧洲语文学，如法语、英语、葡萄牙语文学等。
南部非洲相当多的国家原来没有文字，各国现代文学的发展，由于历史、社会以及地理位置等原因，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受到殖民统治者施行的文化政策很大的影响。西方殖民统治者在文化问题上大致有两种做法：法、葡殖民统治者执行的是同化政策，英、比殖民统治者执行的是使当地文化为宗主国服务的政策。同化政策首先意味着大力推行宗主国语言和排斥非洲语言，如非洲大陆上法国最“老”的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在法国统治时期，有些作家就不得不用法语写作。与此同时，同化政策也刺激了使用欧洲语言的文学的发展，比如，在殖民化之前，没有文字的大多数法、葡殖民地的非洲国家的文学就比英、比殖民地的文学产生得要早些。这些国家在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时期就涌现出一批杰出的作家。但独立后的情况却相反，法语作家的创作积极性低落，而英国统治下的国家，其英语文学不仅发展得很快，而且成就也很大，尤其以尼日利亚最为显著。
南部非洲各国现代文学起步较晚，一般地说，它诞生于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这主要是西方殖民主义造成的。从15世纪开始，欧洲殖民主义者就染指南部非洲，到19世纪末，终于将南部非洲瓜分完毕，确立了不同形式的殖民统治。殖民主义者空前的野蛮掠夺和残酷剥削，给那里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严重地阻碍了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然而，南部非洲各国人民一刻也没有停止为夺回自由和独立而进行的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进一步激发了南部非洲人民的反抗精神，使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它已不再是由部落酋长领导的反抗式的暴动或部落战争，而是由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分子领导的有组织的现代民族解放运动，具有鲜明的反帝反殖的性质。这一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在20世纪40年代逐步走向高潮，震撼了西方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50年代万隆亚非会议之后，南部非洲各国人民大觉醒，纷纷起来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歧视的斗争，人民要革命，民族要解放，国家要独立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洪流。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除个别地区和国家外，大多数国家在60年代前后陆续获得独立。当代南部非洲文学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繁荣。
南部非洲各国现代文学是由许多国家和许多民族的文学组成的，这些国家和民族的情况千差万别，其文学的发展也有先有后。总的说来，最早出现的是诗歌，其次是小说，这两种体裁的文学发展得较早也较快，成就也最大，而戏剧的发展则比较晚。长期的民族解放斗争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现代作家和作品。从文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南部非洲的文学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界线，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现代文学，那时最早出现的是诗歌，它和世界上其他被压迫民族的诗歌一样，是在民族解放斗争的沃土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不仅战斗性强，而且贯穿着反对殖民主义和争取民族解放的时代精神。最常见的主题是歌颂非洲民族的光荣历史，诉说祖国和民族的苦难命运，揭露殖民主义的血腥统治，鞭挞白人种族主义隔离制度的罪恶，赞扬人民争取独立自由和追求美好未来的斗争精神。
在南部非洲各国文学中，马达加斯加的诗歌创作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享有国际声誉，远比其他非洲国家的成就突出。让·约瑟夫·腊们阿里维洛（1901—1937）是马达加斯加杰出的代表诗人，生于伊麦利那一个破落贵族家庭。他通过刻苦自学熟练掌握了法语，熟悉法国文学，成为用马尔加什的默里纳语和法语写作的双语作家。他把一生的大部分精力用于诗歌创作，为发掘和保护本国文化遗产作了大量的工作。诗人在20年代发表的前三部诗集《灰之杯》（1924）、《树林》（1927）、《托玛》，大都为模仿性的习作。他在30年代发表的《近乎幻想》（1934）和《译自夜的语言》（1935）等诗集，代表了诗人成熟期的作品，表现出诗人的突出才华和强烈的爱国热情。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南非共和国作家在班图语诗歌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他们的创作带有现实主义的倾向，触及了社会现实存在的重要问题。如1925年，用科萨语写作的克鲁内·姆卡伊（1870—1945），在一首针对威尔士亲王访问南非的诗中，就敢于对英国殖民统治者进行辛辣尖刻的讽刺：
她给我们派来了传教士，捎来了酒瓶，
她给我们送来了《圣经》和一桶桶白兰地，
她向我们运来了大炮和炮手，
我们去把谁拥抱？
噢！大名鼎鼎的不列颠！
你给我们送来真理——你却扼杀了我们的真理，
你给我们送来生命——你又夺去了我们的生命。
祖鲁语民族诗人赫·兹洛姆（1905—1945）在他的长诗《丛山幽谷》（1941）中，采用了今昔对比的手法，歌颂祖鲁人光辉壮丽的往昔：那时祖鲁人巍然屹立，“像一座座威严的峭壁”，全国“奋起抵抗”，“嘲笑顽敌”，“大地百花竞放，争奇斗艳”；而现在在殖民统治下，祖鲁人却在希望和绝望之间辗转徘徊，祖鲁的大地也显得昏暗阴沉，一片衰败景象。本·乌·维拉卡泽（1906—1947）也是祖鲁族的大诗人，是一位语言学家和祖鲁语传统诗歌的研究者。他的创作是南非文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他发表过两部诗集《祖鲁人之歌》（1935）和《苍穹》（1945）。他在长诗《维多利亚大瀑布》中，用扣人心弦的优美抒情笔调，歌颂祖国大自然的迷人景色、人民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和祖鲁人的民族英雄沙卡；而对殖民主义者则取另外一种态度，以愤怒的诗句毫不留情地揭露西方殖民者“传播文化使命”的实质和他们给祖鲁人带来的深重灾难。
莫桑比克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个杰出诗人是路易·德·诺罗尼亚（1909—1943），他终生和他的人民一样饱尝痛苦。他的诗歌有力地表达了莫桑比克人民的呼声，生前发表的诗集有《十四行诗集》一卷。他去世后，1960年又出版了他的一部叙事诗《肯格勒克塞》。在索隆戈语中，“肯格勒克塞”的意思是向初升的月亮祈求幸福。他的十四行诗《起来，行动吧！》是莫桑比克文学中第一次发出的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斗争的号召。
醒来吧！贪婪的乌鸦早已张开翅膀，
盘旋在你酣睡者的头上，
要破开你的胸膛挖出心脏……
醒来吧！噢，正在酣睡的奴婢，
在梦中听听那，
正在发出的进步的声音：
——呵，阿非利加！是时候了！起来行动吧！
此外，南部非洲有几位重要诗人的主要创作虽发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但他们在战前就已开始自己的诗歌创作，因此也在这里按出生先后加以介绍。20世纪三四十年代，前法属西非殖民地的法语诗歌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塞内加尔老诗人比拉戈·狄奥普（1906—？）因行医而走遍穷乡僻壤，曾经精心研究民间创作，提出民间文学遗产是非洲人民精神文化的宝库这一观点。他从20年代后半期即开始诗歌创作，他的优秀诗篇有《和音》、《祖先的呼吸》、《圣像》等，都收入他的诗集《回光与闪光》中。另外，他还发表过三部故事集《阿马杜·库姆巴的故事》（1947）、《阿马杜·库姆巴的新故事》（1958）和《故事与评论》（1963）。塞内加尔的另一位著名诗人是桑戈尔（详见本章第四节），他发表过8部诗集和3部有关文学、文化和政治题材的论文集。坦桑尼亚的著名诗人夏巴尼·罗伯特（详见本章第二节）是东非卓越的文化活动家，他一生发表了包括诗歌小说在内的二十多部作品，在现代斯瓦希里语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被誉为东非的莎士比亚。马达加斯加的爱国诗人扎克·腊伯马南扎腊（1913—？）从30年代就开始从事文学活动，他最早的两部诗集《幻想的羽片》和《夜将来临》是30年代出版的，1940年又出版了第三部诗集《在傍晚的台阶上》。40年代末期，诗人的创作进入了新阶段，出版的长诗《七弦琴》和诗集《千年的典礼》表现出更加鲜明的反殖民主义倾向，是争取自由和独立时代非洲诗歌中光辉的篇章。
在南部非洲各国的现代文学中，散文作品的创作，最初多是一些反映非洲传统习俗的散文作品，真正的长篇小说创作开始得也比较晚。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南非共和国有一些作家开始转向长篇小说的创作。南非共和国白人女作家奥丽芙·旭莱纳（1855—1920）的长篇小说《一个非洲庄园的故事》（1883）揭露了某些宗教教义对儿童思想的束缚，抨击了社会传统对妇女的歧视，表达了男女平等的思想。另两部长篇小说《人与人之间》（1926）和《女水妖》（1928）描写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妇女在爱情和婚姻问题上的痛苦遭遇。她的作品不仅在当时是对社会的一种抗议，即使在今天也仍有其现实意义。南非作家艾维列塔·勃切扎·塞戈埃特（1858—1923）用民族语言写的长篇小说《富贵如浮云》（1910）描写了城市生活对进城打工的农民所起的腐蚀作用。南非著名散文作家托马斯·莫福洛（1877—1948）所写的历史长篇小说《沙卡》（1925）描写了祖鲁人杰出的领袖沙卡成功地把祖鲁人分散的部落团结起来的动人事迹。祖鲁作家约翰·杜贝（1871—1946）的长篇小说《黑人的敌人就是他自己》（1922）和马赫玛·富泽的长篇小说《黑人在不远的地方出现》（1922）等，都描写了到城市打工的黑人农民所过的颠沛流离的生活，提出各族人民应该团结起来反对种族主义。
西非地区各国长篇小说的发展受塞内加尔用法语创作的安的列斯作家列涅·马兰（1887—1960）的影响很大。列涅·马兰的长篇小说《巴杜阿尔：一部真正的黑人小说》于1921年获法国龚古尔文学奖。这是一部很有意义的小说，描写殖民主义者如何“闯入”非洲，在累累白骨上建立起自己的王国；他们传播的所谓文明，实质上是对非洲人强盗式的掠夺和无耻的剥削。作家强烈的反殖民主义倾向对塞内加尔以及西非各国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塞内加尔的文学在30年代明显地增强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倾向。事实上，塞内加尔的现代文学也在这个时期才开始形成。之后，阿赫默德·马派蒂·迪亚尼（约1890—？）的长篇小说《马立克的三个愿望》（1920）、马西拉·狄奥普（约1886—1932）的长篇小说《无家可归的人：一部关于塞内加尔姑娘的小说》（1925）、巴卡里·狄阿洛（1892—1978）的长篇小说《善良的力量》（1926）、乌斯曼·索塞·狄奥普（1911—？）的长篇小说《卡利姆：一部塞内加尔小说》（1935）和《巴黎的幻景》（1937）便相继出版了。索塞在他的两部小说中所提出的非洲文化的命运以及非洲各国的前途问题，在二战后下一代作家的创作中得到了解决，他们取得的共识是：非洲的前途在于消灭殖民主义。
第二阶段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当代南部非洲各国文学得到了蓬勃的发展。非洲各国人民由于在战争期间参加宗主国反法西斯战争，进一步认清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本质，因而在战后便掀起了更加广泛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浪潮。60年代初，非洲多数国家虽然取得独立，但政治上的自主并不意味着独立斗争已经结束，年轻的非洲国家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问题，这时的非洲文学也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
取得民族独立后，非洲各国作家的注意力，逐渐从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矛盾转向国内的社会矛盾和内部冲突，如宗法制农村与新城市两种生活方式的冲突，本国文化与欧洲文明的相互关系，传统习俗与新风尚的冲突，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社会不平等和劳资的矛盾，政权腐败和内战频仍给人民带来的痛苦等等，成了创作的主题。从体裁来说，长篇小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异军突起，发展最快，成就最大；诗歌在非洲当代文学中仍占有重要地位，继续得到发展；戏剧和短篇小说也获得了可喜的收获。在以上这几方面涌现出了许多新一代的作家和作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和国家独立后面临的新问题，长篇小说这一形式因更能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而得到长足的发展，作家辈出，名作连篇。
彼得·阿伯拉罕姆斯（1919—？）是南非共和国的著名小说家，他和南非的著名有色人种文艺批评家艾泽基耶尔·慕帕赫列列被誉为“南非文坛的两颗巨星”。他的创作活动开始得很早，20岁以前，他在南非各地寻找工作时，就已写出三百余篇短篇小说，遗憾的是大都在旅途中散失，剩下来的收在短篇小说集《黑暗的圣经》（1941）中。阿伯拉罕姆斯不仅才华出众，而且也是一位勤奋的多产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矿工》（1943）、《雷霆之路》（1948）、《野蛮的征服》（1949）、《献给乌多摩的花环》（1953）、《该岛今日》（1966）和《夜深沉》等。作为当代非洲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代表之一，他的作品充分反映了非洲人民反抗殖民统治和种族压迫的英勇斗争过程，揭露了殖民主义者和种族主义分子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展示了非洲二三百年来的历史画面。
戈迪默（详见本章第九节）是南非共和国杰出的白人女作家。她于199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1940—）也是南非共和国的优秀作家。1974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幽暗之地》问世，随后又有《内陆深处》、《等待野蛮人》、《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彼德堡的大师》、《耻》、《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和《慢人》等长篇小说先后出版。由于创作成绩突出，他于200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继戈迪默之后南非共和国第二位获此殊荣者。
费尔南多·蒙特罗·卡斯特罗·索罗梅尼奥（1910—1968）是葡萄牙血统的安哥拉著名小说家。他从30年代开始写作，第一阶段的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尼雅里，黑人的戏剧》（1938）、《暴风雨及其他故事》（1943）、《卡连加》（1945），中篇小说《惶恐不安之夜》（1939）和《没有出路的人》（1942）。这些作品描写的是葡萄牙人到来之前安哥拉人民的过去。他作为一个现实主义的作家，对宗法社会的古风一点也没有理想化，而是以历史的眼光真实地描写充满恐怖和危险的非洲人的生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发表了两部长篇小说《僵死的大地》（1949）和《转折》（1957），前者严厉地批判了葡萄牙的殖民统治和对当地居民的掠夺，后者则公开嘲笑了“白人优越论”的神话。
桑贝内·乌斯曼（详见本章第五节）是塞内加尔著名小说家。在当代非洲文坛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奥约诺（详见本章第七节）是喀麦隆著名小说家。由于他的作品表现了非洲人民对专横残暴的殖民主义者的愤怒抗议，因而遭到法国殖民当局的多次迫害。
蒙哥·贝齐（1932—）是喀麦隆与斐迪南·奥约诺齐名的小说家，原名亚历山大·毕伊吉。贝齐的嘲笑和奥约诺的讽刺都把锋芒指向历史注定要灭亡的殖民统治者和那些上欧洲“主人”当的非洲人。贝齐的前期作品有中篇小说《没有恨也没有爱》（1953），长篇小说《残酷的城市》（1955）、《孟普的穷基督》（1956）、《完成的使命》（1957）、《痊愈的国王》（1958）等。贝齐的小说不仅批判殖民主义制度的野蛮和不公正，也谴责受殖民制度影响的一些非洲上层人物的归化，他认为非洲农民是非洲唯一的道义力量。他后期的作品有长篇小说《吕邦的回忆》（1974）和《永垂不朽》（1974），这两部小说描述了被法国殖民军杀害的喀麦隆劳工领袖吕邦·姆·尼奥勒的事迹，同时也控诉了喀麦隆当时的国家元首，把他描绘为一个醉鬼和腐化堕落的形象。
西普利安·埃克文西（1921—？）是尼日利亚著名的小说家，他发表的作品有长篇小说《城里人》（1954）、《艳妇娜娜》（1961）、《美丽的羽毛》（1963）、《伊斯卡》（1966），中篇小说《燃烧的草原》（1962），故事集《洛科城》（1966）和《不安的城市与圣诞节黄金》（1975）等。因他善于写城市人的生活，被誉为城市小说之父。
钦努阿·阿契贝（1930—）也是尼日利亚著名的小说家，被公认是非洲文坛上杰出的天才。他生在尼日利亚东部伊博族的一个基督教家庭，独立前毕业于伊巴丹大学，之后在尼日利亚广播公司工作。他曾担任尼日利亚作家协会主席，多次去欧美各国讲授非洲文学。他的主要著作有被人称为“尼日利亚四部曲”的四部长篇小说：《瓦解》（1958）、《动荡》（1960）、《神箭》（1964）、《人民公仆》（1966）。前三部反映尼日利亚独立前殖民地时期不同阶段的社会现实，后一部反映独立后尼日利亚社会的各种矛盾和危机。1988年年初，他又发表一部新的长篇小说《荒原蚁丘》，这部作品可以说是描写当代非洲生活的一部史诗。此外，他还发表过诗集《当心啊，我的心灵的兄弟》（1971）和《比夫拉的圣诞节及其他》（1973），短篇小说集《祭祖的蛋及其他》（1962）和《战地姑娘及其他》（1972），儿童故事《契克过河》（1966）、《笛子》（1977）、《鼓》（1977）和论文集《创世日的黎明》（1975）等。
本·奥克利（1959—）是尼日利亚新一代的优秀作家，出生在尼日利亚三角洲地区的一个乌尔霍伯人家庭。他从小酷爱文学，对本国古老的约鲁巴文化情有独钟，并深受索因卡等尼日利亚现代作家的影响。他也属于怀有忧国意识的一类作家，表现出在政治上和艺术上的早熟。他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花与影》（1980）时只有21岁。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室内景观》（1984）描写了尼日利亚内战结束后社会的动荡与绝望。他的描写尼日利亚内战的短篇小说集《圣殿中的意外事件》（1986）发表后，颇受好评，迭获1987年度的英联邦国家非洲文学奖和《巴黎评论》杂志阿加汗小说奖。他的另一部短篇小说集《新晚钟之星》（1989）描写了当代非洲生活中的种种混乱与悲剧。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饥饿之路》（1991）通过主人公阿扎罗这个阿比库（幽灵孩子）的形象，讽喻了非洲屡屡产生又屡屡落空的独立与民主的希望。这种希望一直孕育在几代非洲民族主义者的心头，它似乎总是不断获得出世的机会，但又总是被军阀割据、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操纵的政变、新生的野心家和政客、崩溃的经济……这些一个头、两个头、三个头，甚至更凶恶的多头魔鬼拉回到阴间去了。它留给读者诸多的思考与启迪。因此，这部小说一发表，不仅在尼日利亚和非洲，而且在欧美也受到了广泛的好评。为了表彰奥克利的成就，在英语文学界颇有威望的英国布克奖评委会将1991年度的布克奖授予了奥克利。
恩古吉（详见本章第三节）是肯尼亚著名的小说家、剧作家和文学评论家。
艾伊·克威·阿尔马（1939—）是加纳著名的小说家。他1959年赴美留学，在马萨诸塞州的格罗顿学校就读，后来又在哈佛大学获社会学学位。他早期创作的一些诗歌和短篇小说发表在《大西洋月刊》和《新非洲人》等刊物上。1968年他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美好的人尚未诞生》，作品猛烈抨击了恩克鲁玛政权时期的腐败现象，表现了作家对一个独立的非洲竟被西方资本主义引向歧途的极大愤慨。阿尔马笔耕不辍，接连又发表了4部长篇小说：《碎片》（1970）、《为什么我们这样有福》（1972）、《两千个季节》（1973）和《治病者》（1975）。小说不仅谴责了新贵的贪婪专横，而且谴责了他们迷恋欧洲文化并为非洲遗产感到羞愧的更深层的精神腐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南部非洲当代文学中的诗歌创作继续得到发展，除原来在二战前就已开始写作的一些诗人，如列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比拉戈·迪奥普、罗伯特·夏巴尼、扎克·腊伯马南扎腊等仍在继续写作外，又涌现出一批新的诗人。
弗拉汶·腊纳依沃（1914—？）是马达加斯加著名的抒情诗人，作为腊伯阿里维洛的继承人，他的《影子和风》（1947）、《我的日常歌曲》（1955）、《归来请罪》（1962）等诗集，由于汲取了民间语言中丰富多彩的比喻和格言而显得富有民间文学传统中的幽默感。
贝尔纳·达季耶（1916—？）是科特迪瓦共和国（原名象牙海岸）最负盛名的诗人、小说家和文化活动家。他的诗歌创作主要有诗集《昂然挺立的非洲》（1950）、《日子的流逝》（1956）、《五洲的人们》（1967）等。他的诗歌始终贯穿着各族人民团结友爱的思想，政论性强，充满战斗精神。
热拉多·贝萨·维克多（1917—？）是安哥拉古典派的卓越诗人，他发表的诗集有《遥远的回声》（1941）、《在马陵木琴的伴奏下》（1943）、《在天空下》（1949）、《我的土地和我的舞蹈》（1952）、《孤独的茅屋》（1958）、《穆坎达》（1964）等。贝萨·维克多的全部创作都充满了对非洲、对它的古老文化、对它的坚强和永不气馁的人民的赞美。
安东尼奥·阿戈斯提纽·内图（1922—1979）是安哥拉革命诗歌的奠基人，也是“安哥拉解放运动”的政治活动家，在战斗的安哥拉文学中占有显著的地位。他是金本杜族人，1975年安哥拉独立后担任安哥拉的总统和作家联盟大会主席。他的主要作品有《穆桑达朋友》（1957）、《诗》（1961）和《眼里没有泪水》（1963）等。
若泽·克拉维林尼克（1922—？）是莫桑比克最有才华的诗人，他的主要作品有诗集《施古波》（1964）、《古德隆神颂歌》（1966）和《话说从前》（1974）等。在这些诗集中，克拉维林尼克怀着痛苦和愤怒的心情描写了非洲文化被毁灭的情景，对葡萄牙殖民主义者的所谓“传播文明的使命”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还有不少诗歌专门写那些被迫订立契约的人，描写他们被送往异国后所遭受的苦难。
桑托斯（详见本章第八节）是莫桑比克的著名诗人，同时也是莫桑比克著名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
马蒂普·丹尼斯·布鲁特斯（1924—？）是南非共和国卓越的诗人，他的主要作品有诗集《警笛、拶子、长靴》（1963）、《致玛莎的信及其他》（1968）、《执着的希望》（1975）等。他的诗对南非共和国白人种族政权执行的种族歧视政策做了生动而形象的描绘。
大卫·狄奥普（1927—1960）是塞内加尔最有才华的诗人，他的诗以愤怒的笔触揭露了残酷的殖民统治下黑人的痛苦生活。他于1960年因飞机失事不幸早逝，生前只发表过一部诗集《槌击集》（1956）。
契开亚·乌·塔姆西（1931—）是刚果著名的诗人，他从19岁起发表诗歌，主要诗集有《坏种》（1955）、《林火》（1957）、《骗心术》（1960）、《历史概要》（1962）、《饱腹》（1964）和《弯弯的竖琴》（1970）等。
科菲·阿翁纳（1935—）是加纳著名的诗人，他的主要诗集有《重新发现》（1964）、《流血的夜晚》（1971）、《驾驭我吧，记忆》（1973）、《海边别墅》（1978）等。
奥考特·普比泰克（1931—1982）是乌干达著名的诗人，用英语和罗语写作。他发表的诗集有《拉维诺之歌》（1966）、《奥考利之歌》（1970）、《囚徒之歌》（1971）、《两首歌：囚徒之歌与玛拉娅之歌》（1971）等。
现代非洲文学中的戏剧创作始于20世纪的30年代，40年代和50年代得到发展，到60年代日趋繁荣。它的发展与非洲传统的民间戏剧有着密切的关系。
扎克·腊伯马南扎腊不仅是马达加斯加的著名诗人，也是颇有成就的剧作家，他的三部浪漫主义剧本《马尔加什的神仙》（1947）、《黎明的航海家》（1956）和《神宴》（1962），在他的作品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贝尔纳·达季耶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作家，他不仅创作诗歌，根据民间传说编写故事，并且也写了一系列的戏剧作品，如《托戈·格尼尼老爷》（1970）、《风声》（1970）、《刚果的比阿特丽兹》（1971）、《风雨岛》（1973）等。达季耶创作的朴实风格使他成为现代非洲最优秀的戏剧家之一。
艾芙亚·特奥多拉·萨瑟兰（1924—？）是加纳著名的女诗人和剧作家，她在1961年和加纳其他剧作家一起成立戏剧社，并从日常生活中汲取素材创作剧本，她最著名的剧作是《埃都法》（1964），此外还有《福洛娃》和《奥巴萨尼》等。
索因卡（详见本章第六节）是尼日利亚著名的剧作家，1986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约翰·克拉尔克（1935—）是尼日利亚著名的诗人和剧作家，他的主要剧作有《山羊之歌》（1960）、《假面舞会》（1964）、《奥兹迪》（1966）等。
阿索尔·富加德（1932—）是南非共和国著名的剧作家，他的主要剧作有反映南非共和国黑人及有色人种痛苦生活的《血结》（1963）、《博斯曼与列娜》（1969）、《无用的星期五》（1974）等和描写南非共和国贫穷白人不幸遭遇的《哈罗和再见》（1966）。70年代他发表的剧作有《诺戈戈》（1974）、《西兹韦·班西死了》（1974）、《这个岛》（1974）和《迪米托斯》（1977）等。
第二节 夏巴尼·罗伯特
夏巴尼·罗伯特（1909—1962）是坦桑尼亚用斯瓦希里语写作的著名诗人和小说家，在东非享有盛誉。他1909年1月1日生于坦桑尼亚东部坦噶市附近的维巴姆巴尼村，尧族人，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他于1922年到首都达累斯萨拉姆求学，由于在殖民地时代，一个穆斯林孩子除非皈依基督教，否则上学是不准超过五年级的，所以他只受过四年正规教育。1926年肄业后，他先后在庞加尼海关、野生动物保护局、坦噶市行政公署等政府机关工作，直到1960年因病退休为止。他是坦噶尼喀语言学会、东非斯瓦希里语协会和东非文学家协会的成员。
夏巴尼·罗伯特从1934年开始用斯瓦希里语写诗，起初诗歌的基调比较保守，后来很快就转向进步，常写含民族主义思想的作品。为了促进斯瓦希里语的创作，他还企图在坦噶市创办一家出版社，可惜后来未能成功。他是一位多才多艺而又多产的作家，一生用斯瓦希里语创作了二十多部作品，有小说、诗歌、散文、随笔、寓言和传记等。比较重要的作品有《可信国》（1951）、《想象国》（1967）、《阿迪利和他的兄弟们》（1952）、《警世名言》（1952）、《奥玛尔：格言长诗》（1952）、《文选》（1954）、《散文与诗歌》（1959）、《夏巴尼诗集》（14卷，1959），自传“我的一生”三部曲——《我的青少年》、《我的壮年》和《我的晚年》（1961），以及《为自由而战》（1967）、《农夫乌图波拉》（1968）、《勤劳者的岁月》（1968）、《语言的花环》（1969）、《语言的修饰》（1969）等。他的大部分作品是在去世后才出版的，因为英国殖民统治时期是不能容许批判殖民地现实的作品出版，哪怕是童话故事也不行。
夏巴尼·罗伯特是第一位用斯瓦希里语写作的民族诗人，但他并不排斥西方文化。他的作品着眼非洲，放眼世界，以道德说教来表现他的参与意识。他把随笔这种文体引进斯瓦希里语，发扬斯瓦希里语诗歌的非宗教传统。他的大部分作品带有启蒙性质的道德说教，这从他的寓言小说《可信国》和《想象国》中可以清楚看出来。他还写了一些说教诗，比如《阿迪利和他的兄弟们》（“阿迪利”意即良好行为）这首诗就是向他儿子进行说教的，讲努力工作、端正行为、孝敬父母、尊重上帝和服从政府等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他主张通过广泛吸取西方现代文明和东方古老文明来推动坦噶尼喀的社会改革，反对愚昧落后、因循守旧和野蛮专制。不但《可信国》讲的那种专横黑暗的国家需要如此，就是《想象国》讲的那样繁荣昌盛的国家也要继续破旧立新，不断吸收外国的先进经验，才能不断进步。但他也不主张盲目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他在小说《农民乌图波拉》中描写主人公乌图波拉如何弃商务农，主动离开繁华的城市，放弃优厚的待遇，回到贫瘠的农村享受劳动的乐趣。作者在小说中否定看重金钱关系的西方生活方式，这点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不过他强调返璞归真，回到自然，又未免有些消极逃避，未能给人指出正确的道路。他的《西蒂·宾蒂·萨阿德的一生》写的是桑给巴尔在20世纪20年代、30年代非洲音乐厅里一位很有声誉的女歌手的传记。通过这部作品，作者直接宣扬了自己的社会伦理观——传统的伊斯兰道德观同现代的爱国主义、妇女解放的新思想相结合。《我的一生》三部曲是作家的自传，阐述他对教育、伦理和民族等问题的观点。这是一部为了使“白人”承认他的人格尊严而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历史。作者大力宣扬友爱与宽容，谴责仇恨和妒忌。
夏巴尼的作品明显地带有启蒙主义的说教特点，但在艺术上还是下了工夫的，他的描写比较生动和能吸引人。他对斯瓦希里语民族文学走向现代化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一方面努力把斯瓦希里语文学从殖民主义造成的濒于没落的境地拯救出来；一方面把现代思想和大众语言积极引进书面文学，使斯瓦希里语成为广大非洲人的地方通用语，从而取得今天的国语地位。
夏巴尼在坦噶尼喀摆脱英国殖民统治获得独立一年后，因肺病于1962年6月22日在坦噶市过早地逝世，他一生的绝大部分岁月是在殖民统治下度过的。作为一个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作家，尽管由于当时的具体处境，他的某些作品不能直抒胸臆而只能采取影射或说教的形式，但仍然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和评论界的高度评价。这是因为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坦桑尼亚作家，与他的祖国和人民息息相通。他善于在自己的作品中把伊斯兰教的传统观念与现代化思想结合起来。他坚持用斯瓦希里语写作，以激发人们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热情。他有一颗非常善良的心，他相信善良与仁爱最终会得到胜利。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理想主义者。作为斯瓦希里语文学的拓荒者，他在斯瓦希里现代文学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被人称为“东非的莎士比亚”。
寓言小说《可信国》是夏巴尼·罗伯特的代表作之一，以象征的手法描写“可信国”的人们控诉社会的不合理现象，要求伸张正义和法制。小说的基本情节是这样的：“可信国”的马基伍劳（意即夜郎自大）已做宰相多年，是三朝元老。他生性多疑，为人奸诈阴险。他罗织罪名控告臣民卡拉马对“可信国”的制度恶语诋毁，下令将其逮捕加以审判。后来在国王的干预下，才允许卡拉马进行申辩。卡拉马在6天中讲了6位出使东南西北四方邻国和“天国”、“地邦”6个国家的故事。这6位使节在国外看到了人家是怎样治理国家和为民造福的。他们把这些国家的先进经验带回来了，但不仅不被采纳，反而遭到诽谤和诬陷，都被判刑入狱。“可信国”国王听完申辩之后，让大臣们去讨论，然后作出公正的判决。最后，卡拉马不仅被无罪释放，而且深得国王的赞赏，因为国王从他的申辩中得到了如何治国安民的启发。多年后，使节们给“可信国”带回来的先进经验开花结果了，“可信国”成为世界上最繁荣发达的国家。
不难看出，小说一方面假托虚构的“可信国”来描绘殖民统治下东部非洲的丑恶现实，一方面又刻意描绘出一个集中一切优点的未来理想国的美好图景，认为这样的“可信国”最终将成为一个繁荣幸福的理想国家。
夏巴尼的《可信国》利用了民间创作的寓意形式，作品中所描写的事件虽富于幻想性，但读者还是能理解其背后所反映的真正现实。夏巴尼在小说的序言中说，他并不复述从祖先那里代代相传的神话，虽然读者在他的书中会遇到天使和妖精，但所有这些仅仅是为了说明土地、财富和地下的宝藏，说明牲畜为什么会繁殖、商业的利益何在、遨游各地有什么好处、博爱的优点何在等等。这里叙述的一切事物都涉及地球上很多的人，甚至于全人类，涉及人们生活的各个不同方面，充满真挚的感情和人道主义精神。
《可信国》的艺术特点是广泛利用民间创作中典型的艺术手法。譬如以大故事套几个小故事而形成比较完整的情节：全书共分九章，头两章《控告》和《法学》是故事的开端，以后的六章《出使北方》、《出使东方》、《出使南方》、《出使西方》、《出使“天国”》和《出使“地邦”》，每章都是一个独立和完整的小故事，是故事的展开部分，第九章《判决》是故事的结尾，也是高潮部分。其次，中间六章的六个小故事的开头和结尾都是相同的。比如开庭的第一天，“可信国”首都“可信城”的居民有六分之一的人出庭，第二天有三分之一的人出庭，第三天有一半人出庭，第四天有三分之二的人来了，第五天有六分之五的人参加案件的审理，第六天所有的人都来了，把朝廷广场挤得水泄不通。六个小故事中，如何寻找使节以及结尾处使节如何遭到不公平的处分也都是相同的。这种一而再，再而三地多次重复相同的情节、情境、套语等，都是民间创作中特有的艺术手法。此外，《可信国》中的人名、地名和国名都有特定的象征含义，譬如：“可信国”宰相的名字叫马基伍劳，意思是夜郎自大；被告的名字叫卡拉马，意思是尊敬；出使东方的使节名字叫法赛里，意思是仁慈；其他几个使节的名字也有一定寓意，卡布里的意思是和睦，阿乌尼是协助，阿米尼是忠实。书中提到的地名和国名也都有特定的含义，譬如卡布里在前往南方的路上，在“纠纠国”（意思是贪吃）被捕，书中这样描述：“这是一个饕餮的可怕民族……为了满足自己的食欲，他们不分好坏，不知道什么叫正义。他们的国王叫介塔（意思是懒汉），张着血盆大口，两眼瞪着卡布里，一条大河流入他的大口，连一滴水也不会遗漏！”又如阿乌尼在“依科齐沙迪国”（意思是节俭）掉进了“马刚米给·马吐米给河”（意思是消灭浪费），说这条河是世界上流速最快、危害最大的河流之一，不少人在这条河里丧生。由于很多人不知道浪费的危害，“依科齐沙迪国”在这里建了一个水库，截断左边的支流，以告诫人们不要浪费，因此它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人人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使用这种手法是民间创作的一种特色。此外，夏巴尼作品的语言充满了比喻、谚语、格言等，富于想象力和感染力，具有形象性、训诫性和夸张性的特色。
第三节 恩古吉
恩古吉·瓦·西翁奥（1938—）原名詹姆士·恩古吉，是肯尼亚著名的小说家、剧作家和文学评论家，用英语和吉库尤语写作。他出生在肯尼亚利穆鲁的一个农民家庭，是肯尼亚最大的部族吉库尤族人。1964年在乌干达的马凯雷雷大学毕业，取得英语文学学士学位，在内罗毕《民族日报》工作了几个月，又去英国利兹大学攻读研究生课程。1967年，恩古吉回到肯尼亚，曾当过《祖卡》文学杂志的编辑，并先后在内罗毕大学、马凯雷雷大学和西北大学任教。后来他离开教职，完全靠写作维持生活。
恩古吉的创作以长篇小说最为出名。1964年，他发表了用英语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孩子，你别哭》，讲的是肯尼亚人民反殖民斗争的故事，描写“茅茅”游击战争以及一个农民家庭在战争中的悲惨遭遇。1965年，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大河两岸》出版，小说描写肯尼亚独立以前吉库尤族两个敌对部落的一对青年男女的恋爱悲剧，揭示基督教与非洲传统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颂扬黑人捍卫自由和土地的斗争。1967年，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一粒麦种》出版，小说通过一个叛徒在肯尼亚独立庆祝大会上当众交代以前变节行为的故事，揭露了殖民主义者残害肯尼亚人民的罪恶行径，满腔热情地讴歌自由战士为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而战的英雄气概。1977年，他又发表长篇小说《血染的花瓣》，描写肯尼亚独立的果实正在被吞食，控诉有钱的地主及政客们所实行的经济不平等和社会不公正的政策，指责他们的发财致富是建立在别人苦难的基础上。1982年，他用肯尼亚本国母语吉库尤语写成叙述性很强的寓言小说《钉在十字架上的魔鬼》，作者站在穷人、弱者和被压迫者的立场上，揭露新殖民主义的剥削压榨如何使他们蒙受巨大苦难，同时力图让农民和工人们意识到什么是实现自己生活目标的强大政治力量。此外，他还发表了中篇小说《殉难者》和《恩古吉短篇小说集》等。
恩古吉是在60年代初由于发表《黑隐士》一剧而登上文坛的。这个剧本是他的处女作，虽然在形式上还不够完善，但它反映了作者对独立后肯尼亚的社会现实感到失望和不满。剧本的主人公是一个叫列米的青年，他对周围发生的事情感到不满，便与世隔绝，过离群索居的生活。他的亲友把他叫回农村，要他“帮助结束部落制”。但是，他的归来却惹起了一场灾难，一个被他遗弃的姑娘眼看就要死了，而他本人也濒临绝望的边缘。作者通过这个剧本向新独立的东非国家知识分子指出：他们应该放弃“隐士”式的生活，到群众中去，克服部族矛盾和宗教矛盾等障碍，为国家建设作出贡献。恩古吉早期的剧作主要以老一代和新一代的新旧冲突为主题，后来把矛头逐渐转向当代的社会矛盾和成见。1977年他与麦克尔·吉瑟穆戈（1942—）合作写成的剧本《对迪但·吉玛瑟的审判》，描写了“茅茅”运动最著名的领导人在他奋斗的事业中所发生的事。1980年，他又与恩古吉·瓦·米里（1951—）合作写下《我想结婚就结婚》一剧，描写肯尼亚高地上农民和工人在独立后所遭受的种种剥削。这部剧在他的家乡利穆鲁上演时，触怒了地方的当权者，为此他被监禁将近一年。
恩古吉从1964年到1967年接连发表的长篇小说三部曲——《孩子，你别哭》、《大河两岸》和《一粒麦种》被认为是他的代表作。三部小说写的是吉库尤人为争取自由和土地而斗争的同一主题。若按故事发生的时间顺序，第二部小说《大河两岸》应该在前，它讲的是肯尼亚殖民化早期阶段的故事。当时（1901—1903）肯尼亚修筑的一条从蒙巴萨经内罗毕到维多利亚湖的铁路，是货真价实的“白人之路”。白人殖民主义者正是通过这条铁路大批涌入肯尼亚的，把当地居民的土地大量划归修建铁路之用。《孩子，你别哭》写的是20世纪50年代初英国殖民主义者在肯尼亚巩固自己的殖民统治后，肯尼亚人民积极参加“茅茅”游击运动、展开如火如荼的浴血斗争的故事。而第三部小说《一粒麦种》写的是60年代初肯尼亚独立前夕，英国殖民主义者在撤退前进行的垂死挣扎，他们继续镇压和屠杀“茅茅”运动战士和领导人，但这时肯尼亚人民已在准备庆祝自己即将来临的独立节日。
肯尼亚现代小说的创作中有一个共同的焦点，那就是基督教精神对人们的影响。而在恩古吉的长篇三部曲中贯穿的基本思想也是传教士引进的基督教同吉库尤人传统和信仰之间的冲突。恩古吉通过人物形象和他们的思想转变过程，指出一些人之所以临事犹豫，优柔寡断，甚至在紧要关头变节而成为叛徒，究其原因就是由教会学校的教育所造成的。所以他的小说，特别是这三部小说，非常强调反对这种逆来顺受和委曲求全的奴隶精神。在他写的第四部小说《血染的花瓣》中，作者仍然强调独立后存在的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还是在过去。
《孩子，你别哭》是恩古吉长篇三部曲的第一部，也是最成功的一部。小说描写了20世纪50年代肯尼亚独立前夕的社会现实和人民争取独立自由的斗争。当时，肯尼亚正处于白人殖民统治之下，广大农民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却没有自己的土地。正如主人公之一恩戈索在给儿子们讲故事时所说的：“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当雇工。”肥沃的土地都被白人强占了，白人强迫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无偿或者报酬很低的劳动，他们汗水换来的收获全被白人占有。白人还将强占的土地出租给当地农民，收取高额地租，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白人还制定了名目繁多的条例、法令来束缚广大农民的手脚，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广大农民实在忍无可忍，他们为了生存、自由和夺回被白人强占去的土地举行了震撼非洲大陆的“茅茅”起义。他们提出了“废除种族歧视，要求生存，要求独立，把白人抢走的土地夺回来”的斗争口号，向白人殖民者发难，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小说的故事情节是沿着两条线索展开的：一条线索描写老一代之间的矛盾冲突，主要人物是恩戈索和贾科波，一个是失去土地的贫苦农民，一个是依附白人的富翁，两家在对待土地的问题上持不同的态度，走不同的道路。富翁贾科波依仗白人殖民统治者欺压农民，站在“茅茅”运动的对立面。而恩戈索一家走的是与贾科波截然相反的道路，一家人不分老少全力支持“茅茅”运动，参与了整个的斗争过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恩戈索还年轻，他被迫参加战争，为白人砍树、开山、铺路。战争结束后他重归故土，然已元气大伤，指望英国人能给他一点补偿，在原来的土地上耕作，重整家园。但结果不仅土地没有了，父亲也在绝望中离开了人世。现在这块土地已属于白人霍尔兰斯先生。恩戈索只能在这块原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当雇工，替别人干活。他热爱原本属于自己的每一寸土地，精耕细作，把霍尔兰斯的农场搞得井井有条。他这样做不免要遭到包括自己儿子在内的年轻人的讥讽和责难，他们问他：“你为什么还要为抢走我们土地的人干活呢？为什么要为这样的人效劳呢？”这样的问话不仅使他难堪，也深深刺痛了他的心。他的大儿子听了他讲的故事之后也在深思：是的，不仅父亲的遭遇可悲，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他们父子埋藏在心底的怒火终于爆发了，在吉潘加城举行的一次罢工大会上，恩戈索看到自己的儿子波罗和从内罗毕来的人一起主持大会，心里感到无比自豪。大家心里清楚，这是黑人的重大日子，他为自己也能参加集会而感到高兴。波罗的朋友基阿埃里第一个发言，就在他发言刚结束时，穿黑色毛衣的警察已将整个会场团团围住了。白人警长冲上了主席台，跟着上台的还有贾科波。这时恩戈索全明白了，贾科波是个叛徒，出卖了黑人的利益。恩戈索奋不顾身地朝主席台走去，其他人好像接受了恩戈索无声的命令，也一起朝贾科波冲去。警察进行镇压，当场两人中弹而死，恩戈索和贾科波都受了伤，罢工失败了。波罗后来进入丛林，成为自由战士的领导人。他杀死了贾科波、霍尔兰斯，最后自己也被捕入狱等待处决。
小说的另一条线索是围绕着恩戈索的小儿子恩约罗格和贾科波的小女儿姆韦哈吉之间的爱情纠葛而展开的。他们俩从小一起上学，两小无猜，长大后产生了真挚的爱情。作者用细腻的笔触、生动流畅的语言描写这两个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青年在恋爱中产生的矛盾心理。他们的爱情一直受到敌对家庭的干扰，一再发生波折，但他们的爱情坚定不移，磨难反而使彼此更加相爱。这一条线索在某种意义上更为重要，作者通过恩约罗格这个青年主人公的眼睛，揭露50年代初肯尼亚所发生的种种事件，并且通过这个人物来表达作者自己对事件的看法：“恩约罗格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他唯一能给正在哭泣的孩子以安慰的，就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望。然而，他美好的希望在现实面前却碰得头破血流。最后恩约罗格在敌人刑讯室里惨遭酷刑逼供，他的父亲死了，哥哥也被捕等待处决，一连串血的事实终于使他明白：“现在对他来说，上帝已经不会有太大的意义了。他对从前依赖过的一切已经失去了信心。什么财产、权力、知识、宗教，甚至他最后的精神寄托——爱情，都已经离他远远的了。”作者在这里不仅批判了英国教会的虚伪性和欺骗性，也明确指出了只有丢掉幻想，起来战斗，才能有人们所期待的“明天朝阳一定会从东方升起”的一天。
第四节 桑戈尔
列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1906—2001）是塞内加尔著名的诗人和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是非洲享有国际声誉的反殖民主义战士，1906年10月9日出生在塞内加尔姆布尔附近的一个滨海小村若阿尔。父亲是个富商，母亲生于基督教家庭，属布尔族。他的大舅父托科·瓦利是位博学的长者，经常给他讲述黑人的传说、历史掌故、风俗人情、天文地理等，在他幼小的心里埋下了黑人文化的种子。因此，尽管日后西方文化对他产生了不少影响，他的根还是深深地扎在西非的文化沃土里。
19世纪中叶，塞内加尔已沦为法国的殖民地。法国殖民统治者在文化上推行同化政策，企图把殖民地人民培养成俯首帖耳的顺民。桑戈尔7岁时被送进一所天主教会学校，8岁时又转入恩加索比尔圣灵兄弟会寄宿学校。在这所学校的8年期间，他学习了拉丁文并初步接触到法国文学。1922年，他进入达喀尔的利伯曼神学院，后来由于不满这所学院歧视非洲学生，他转入达喀尔公立中学。1928年，桑戈尔以优异成绩通过中级学位考试，并获得了文学研究奖学金，于同年10月来到法国巴黎，进入著名的高等师范学府路易大帝学堂和索邦神学院（即后来的巴黎大学）就读，专攻法国语言文学。当时他非常崇拜波德莱尔、兰波、保罗·克劳代尔，与后来当法国总统的乔治·蓬皮杜是同班好友，并结识了马提尼克的艾梅·塞泽尔（1913—？）和圭亚那的列昂·达马斯（1912—1978）。1934年，他们三人一起创办《黑人大学生》杂志，提倡“黑人性”文学。这为黑人知识分子提供了讲坛，对法国的文化同化政策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他们共同倡导的以“黑人性”为口号的政治文化运动，团结了不少法语黑人作家，形成了一股影响日益扩大的滚滚洪流，在思想上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洲国家的独立运动作深入的准备，同时也为当代法语黑人文学的兴起奠定基础。然而，作为时代产物的“黑人性”运动，不可避免地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在后来非洲国家陆续获得独立后，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人们认为这种理论把非洲人的目光引向非洲的过去，无助于现实和未来。事实上这个口号也往往被排斥外来文化的非洲部落主义者利用，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但不管怎样，桑戈尔本人对“黑人性”的解释基本上是辩证的，他只是反对白人的文化同化政策而并不主张排斥西方文化。他认为“黑人性”本身并不是目的，它只是世界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他文化也是世界文明的组成部分，各部分都对世界文明有自己的贡献，彼此之间并没有相互排斥的必然性。而他本人的诗歌创作就是黑非洲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相融合的典型，他曾戏称自己是“文化上的混血儿”。其实，作为“黑人性”文学三鼻祖的桑戈尔、塞泽尔和达马斯，他们在创作风格、思想认识，以至对“黑人性”的理解上也并不完全一致。团结在“黑人性”旗帜下的其他黑人作家更是各有各的见解。但在一点上他们的立场是相同的，那就是要为非洲的历史翻案，要确认非洲文化价值的特殊性和伟大性，唾弃白人的文化同化论，争取黑人的生存权利。桑戈尔被公认是这个政治文化运动的权威和理论阐述者，是三人中在创作上影响最大、成就最突出的诗人。1935年，桑戈尔通过了教师会考，成为第一个有资格在法国的中学和大学教授法语的非洲黑人。他在路易大帝学堂毕业后，先后在图尔和巴黎担任中学法国文学和语法教师，并在这期间开始了自己的诗歌创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应征入伍，参加法国军队在前线作战，1940年被德军俘虏，过了几年的战俘生活。法国解放后，他在国立海外高等学校担任非洲语言和文学的教授，并作为法国海外领地塞内加尔的代表进入法国国民议会。他不仅积极参加争取塞内加尔独立的政党活动，同样也参加宗主国法国的政治活动。1960年3月塞内加尔独立，他以塞内加尔进步联盟总书记的身份被选为第一任总统。在他连续担任总统的20年中，塞内加尔政治稳定，社会不断进步，经济上也较邻国发达。1981年年初，桑戈尔功成身退，主动辞去总统职务，退居老家波庞吉纳专心从事文学创作活动。
西非法语诗歌诞生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桑戈尔是奠基人之一，他的诗歌创作也从那时开始，1936年发表他的第一首诗《在示巴族的召唤下》。他后来的全部诗歌创作都收在他的8部诗集之中：《阴影之歌》（1945）、《黄昏曲》（1945）、《黑色的祭品》（1948）、《给耐特的歌》（1949）、《埃塞俄比亚诗集》（1956）、《夜歌集》（增订本，1961）、《热带雨季的信札》（1972）、《主要哀歌》（1979）。此外，他在1948年还和夏尔·安德烈·朱理昂教授一起编辑出版《黑人和马尔加什人法语新诗选》，这部诗选连同让·萨特著名的序言向全世界介绍了现代“黑色种族”诗人的诗歌创作。
除了诗歌之外，桑戈尔还发表了相当数量的其他体裁的作品，其中有涉及文学、文化和政治题材的，大部分收编在《自由一集》（1964）、《自由二集》（1971）和《自由三集》（1977）这三个集子里。20世纪70年代末，他还以同记者访谈的方式发表他整个生活历程的概述，题为《行动的诗歌》（1980）。
《阴影之歌》中的大部分作品是桑戈尔在巴黎求学和执教期间写的。他在巴黎的7年学生生活和4年教师生涯是他性格和世界观形成的时期。他在同西方文明的接触中，既透过层层的迷雾窥见了文明的光辉，从这种文明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同时也透彻地看到法国殖民统治者企图否定非洲文化，进而否定非洲各国人民民族尊严的恶劣行径，从而激起了他对法国文化同化政策的反感。他在自己的诗歌《图腾》和《致诗人的信》中，充分表达了自己要在殖民主义者的历史积淀层下面寻找黑人真正的过去，重新发现非洲的信念。尽管桑戈尔在欧洲生活多年，法国殖民主义者也殚精竭虑地想把他培养成黑色的公民，但任凭岁月流逝他也没有忘记自己故乡的山川景物，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先、君王和神道”。在他“水井般的记忆深处”，仍时时震响着“达姆鼓的节奏”。
《黑色的祭品》中的大部分诗歌是写桑戈尔在欧洲战争期间的经历，尤其是他应征参加法国军队和后来成为德国战俘的经历。诗人在《致盖勒瓦尔》、《致埃布埃总督》、《和平的祈祷》等诗中严厉地抨击白人的野蛮残酷，对黑人所遭受的苦难表示深切的悲痛。他描述了白人士兵如何迫使黑人新兵蒙受种族歧视的耻辱，谴责黑人被作为战争的祭品献给白人的战神：“我们已沦为囚犯，受到文明人野蛮的虐待，像野猪一样遭到杀戮”；“非洲变成了白色的纯钢，非洲变成了黑色的祭品”。他有时也表现出在“黑人性”和“同化”两极之间的摇摆，并试图在黑色的非洲和白色的欧洲之间求得一种和解，但这种尝试往往是徒劳的。
《埃塞俄比亚之歌》写于桑戈尔诗才横溢和从政最成功的时期，可以说是他最有意义的诗集，收进了他许多最著名的诗篇，如《刚果河》、《致纽约》、《恰卡》等。桑戈尔这时的视野变得更加开阔。他以整个黑色种族诗人的身份出现，歌唱埃塞俄比亚，歌唱刚果河，歌唱纽约的哈莱姆区，歌唱本民族的祖先，歌唱祖鲁族的民族英雄恰卡。在这些诗歌中，桑戈尔以黑非洲生殖崇拜的观点把高耸的群峰譬作“勃起的阳物”，“高高地擎着你的天幕”；把刚果河譬作一位“伟大的女人”，“是一切有鼻息的生物的母亲，是鳄鱼河马海牛巨蜥鱼鸟的母亲，是灌溉庄稼的洪水的母亲”。他还把纽约的曼哈顿和哈莱姆作了生动鲜明的对比：一个是死气沉沉、没有生命气息的非人世界，在那里“没有水井、没有牧场……没有花朵般的孩子的欢笑……只有一些裹着尼龙袜的大腿……只有用钱购买的人造心脏”。一个是生机勃勃、洋溢着生命气息的生机盎然的世界，在那里“我看到了人声鼎沸、颜色庄严和香味闪光的哈莱姆……丝绸一样波浪形地扭动的屁股，长矛一样高耸的乳房……”诗人最后唱道：“纽约，让黑人的血流进你的血管，像生命的油一样，擦去你钢筋铁骨上的锈点……”
塞内加尔独立后，桑戈尔回到他阔别多年的祖国，沉浸在对自己童年的甜蜜回忆中，陶醉在非洲大地绚丽迷人的风光中。他的心中充满了一片宁静安逸，所以独立后他发表的诗集《夜歌集》（增订本）和《热带雨季的信札》中大多为抒情性的爱情诗和哀歌。在《献给西涅亚尔的歌》中，他公然宣称：“我要割断与欧洲的联系，为了对一个黑人姑娘的爱情。圣餐保藏器上的名字与我何干？天堂于我是一片空虚，失去你我只有死。”在这里，黑人姑娘是祖国的象征，诗人表明他为了对祖国的爱，不惜割断与欧洲的联系，甚至对天主教的虔诚信仰。在《你的信》这首诗中，表现出桑戈尔回到祖国后，在故乡的土地上多么快活、惬意和悠然自得的心情：
我走在若阿尔波庞吉纳的海滩上，
我的脚掌在沙子上面，这是对祖国土地的亲吻。
沙子滚动着，像丝绸一般柔软光滑，在这淡黄的沙子上
散步，多么愉快。
这些诗虽然不像早期的作品那样引人注意，但就诗歌的题材、富有创造性的想象力和创作的技巧方面来说，却毫不逊色于以往的作品。
桑戈尔的整个诗歌创作，从《阴影之歌》一直到《主要哀歌》，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明显地受到法国诗歌，特别是现代派诗歌的影响。他的诗歌有辞藻华丽的特点，但不乏丰富深刻的想象描述，不乏使他的诗显得强劲有力、具有审美价值的意象与节奏。总之，“黑人性”要求它的诗人们要有一种强烈的词语韵律、丰富的非洲隐喻和意气风发的非洲个性。因此，桑戈尔的诗歌通常表现出来的特点，首先是音乐性强，富有节奏感，诗行很长，犹如庄严史诗中的诗句，表现出独特的韵律；其次是意气风发，激情洋溢，充满崇高的精神，敏锐的智慧，以及令人难以捉摸的隐喻；最后是，在使非洲宝贵的传统浪漫主义化的同时，表现出一种很强的论辩性。
桑戈尔的创作道路是曲折和复杂的，他的诗歌创作同他的政治活动一样，朝着同一目标，那就是争取非洲人在政治文化上的解放，争取黑人在世界事务中的独立地位。桑戈尔作为非洲的使者和代表诗人是当之无愧的，他是第一个以诗歌形式用欧洲语言表达非洲心声的人，他的一生体现了塞内加尔和非洲人民所经历的苦难路程。
第五节 乌斯曼
桑贝内·乌斯曼（1923—2007）是塞内加尔著名的小说家，出生在塞内加尔济金朔尔的一个渔民家庭。他受教育的经历和大多数非洲法语作家完全不同，他自幼跟随父亲在家乡的卡扎曼斯河上打鱼，作为渔夫开始自己的人生道路。父亲希望他能继承祖业，成为一个捕鱼能手。可他有不同的想法，希望自己将来能当一名工人，最后终于说服父亲，让他进马尔沙索姆的技术学校读书。他只读了三年，就因家贫辍学到达喀尔去谋生，在那里先后当过铅管工人、泥水匠、技工学徒等。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被法国殖民者强征入伍，曾经在意大利和德国境内打过4年仗。战后，他复员到法国马赛港，在船坞码头上当码头工人，参加了码头工会，成为一名工会工作者。他之所以能成为一名作家，完全是靠自己顽强的毅力和勤奋好学的精神实现的。他到欧洲后，一有空闲就如饥似渴地读书，并对文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开始用法语写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黑人码头工》（1956）、《祖国，我可爱的人民！》（1957）、《神的儿女》（1960）、未完成的三部曲《哈尔马坦》的第一部《全民投票》（1964）、《哈拉》（1973），短篇小说集《上沃尔特人》（1962）和《热风》（1964），中篇小说《白色的起源》（1965）和《汇票》（1965）等。
乌斯曼除文学创作外，还自编、自导、自演电影。1966年，他编导的电影在世界黑人艺术节放映，获得高度评价。1972年，他还编导了以反殖民主义斗争为主题的彩色故事片《艾米依达》。此外，他还把自己的作品《黑姑娘》、《汇票》和《哈拉》等小说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幕，并获得非洲和国际电影奖。
乌斯曼的文学创作是与他自己的生活经历紧密相连的，既反映了他亲身经受的殖民主义压迫，也表现了他对自己祖国和人民的热爱。他的作品描写非洲的现代主人公，对非洲人民所遭受的殖民压迫提出控诉，因此，他被认为是代表非洲人民向殖民主义提出控诉的现实主义作家，是现代非洲“谴责文学”的主要代表。
乌斯曼在1957年至1959年间创作的长篇小说《神的儿女》是一部以1947年达喀尔—尼日尔铁路工人大罢工事件为素材的小说，它是一部反映二战结束后，非洲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和非洲工人阶级觉悟和成长过程的优秀小说。这部小说不仅如实地记录了罢工从开始酝酿到胜利结束的全过程，而且细致地描写了这次罢工在人们的生活上和思想上所引起的种种变化，展示了非洲人民开始觉醒的精神风貌。
《神的儿女》把黑人生活和白人生活的天壤之别作了鲜明的对照。在铁路局所在的提耶斯，非洲工人住的是“破破烂烂的小屋，东倒西歪的小木板房”，“房盖上铺着一张沥青油布，油布上的窟窿用些烂布、纸板、木片子、破铁罐子胡乱塞着”；而工人的孩子们“全都赤身露体，没有一天吃过饱饭，瘦得肩胛骨都凸了出来，肚皮胀得挺大”。但就在咫尺之间，同一个城市里的白人殖民者的住宅区“梵蒂冈”，却是“一幢幢白色的洋房”，“庭院里葱绿的草皮修剪得整整齐齐，平坦的小道曲曲折折……游廊的披檐的柱子上爬着葡萄蔓和常春藤……花园里有着繁茂的紫茉莉花、红玫瑰、雏菊和龙头花……成群的孩子在嬉戏追逐，有玩着小汽车的，也有玩着那浇花的橡皮管子的”。殖民统治者的悠闲舒适生活，是建立在殖民地人民的贫困和死亡之上的。
《神的儿女》对待殖民统治者和非洲罢工工人的态度非常鲜明，一方面愤怒揭露殖民统治者如何软硬兼施野蛮镇压非洲工人的反抗和逼迫他们复工，另一方面则细致描写工人和家属如何在斗争中发扬英雄主义精神坚持斗争到底。他们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敌人的血腥镇压毫不动摇，无所畏惧，用石头、棍棒和装满沙土的瓶子对付前来袭击的敌人，虽然付出了血的代价，但得到了锻炼，他们的觉悟大大提高，增强了民族自尊心。
作者在《神的儿女》里还用大量的笔墨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罢工的主要领导人巴格尤戈，更是作者所着力描写的人物，他是整个罢工运动的“灵魂”。这部作品几乎在写到四分之三处巴格尤戈才与读者见面，但在他出场之前，作者已经通过许多人的转述作了铺垫，渲染他善于领导和敢于斗争的高贵品质。之后，又通过与铁路管理当局在谈判桌上面对面的说理斗争和在群众大会上的慷慨讲演，把这个非洲工人阶级领导者的形象塑造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作者还描绘了其他工人干部在罢工斗争的考验中逐步成长起来的过程。罢工不但使他们经受了考验，也改变了他们的生活道路。
《祖国，我可爱的人民！》是乌斯曼的另一部成名之作，它是一部反映非洲人民争取自由和谋求解放的现实主义小说。作者在这部作品中以高度的概括力表现了非洲人民的性格特征和生活风貌，描述殖民主义者压迫和剥削的残酷现实，同时也展示了非洲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光辉前景。小说的主人公乌马尔·法伊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非洲青年知识分子的形象，在他身上体现了非洲青年一代的要求和愿望。乌马尔是一个对殖民压迫和种族歧视怀有强烈反抗意识的黑人青年。殖民主义者对非洲数百年的统治，使他在吸取母亲乳汁的同时也吸进了祖国所受的深重苦难，因此在他的意识中从小就潜藏着一种反抗压迫、争取自由的愿望。后来乌马尔被征召入伍，转战在北非和西欧各国。由于他接近了进步思想，他的这种反抗意识更加自觉化了。战后，当他听到人们谈论“我们的殖民地”时，便联想到自己是没有祖国的人。因此，他放弃了在法国的优裕生活，带着他的白人妻子回到故乡。而当他的妻子在故乡受到白人殖民者的侮辱而要求和他一起重回法国时，他满怀激愤地说：“你还想让我走，可是我上哪儿去？在别的地方我能做什么？你瞧，现在我是在自己的家里，如果我在这儿都受不到尊敬，那么在别的地方还有什么荣誉可谈呢？一个人的自尊可贵并不在于他能生男育女，也不在于他会穿漂亮的礼服，最主要的是他的祖国……我不能走，我永远也不能走。我唯一可以跟你说的话就是：你有自由，你可以走！”在这里，乌马尔的反抗性格和对祖国的深情得到了进一步深化。
作者还通过乌马尔在不同环境中的一系列行动，充分地表现出他对殖民主义者和白人种族主义分子的仇恨和对非洲人民的热爱。第一次是在他坐船回家乡的路上，看到一个白人鞭打自己的同胞，他就奋不顾身地把那个白人痛揍了一顿。第二次是他为了保护一个塞内加尔青年女搬运工不再受白人的虐待，冒着生命危险和一个法国船长以及一群法国水手进行力量悬殊的搏斗。这两次反抗行为，使大家把他看做是弱小者和被压迫者的保护人，扩大了他在当地群众中的影响。乌马尔的斗争不是孤立的，周围有一批觉醒了的年轻人和农民在支持他。当挨打的船长要警察把乌马尔送进监牢时，小戈米斯挺身而出对那船长说：“你想得倒好！不经审判随便送黑人坐牢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乌马尔的斗争甚至还得到一些正直的法国人的同情。如当地法国公司的一个职员皮尔就曾在一个会议上义正词严地说：“……我们已经不能让黑人顺从我们。‘黄金’的旧时代已经过去了。”
作者在塑造乌马尔形象的同时，对法国殖民者的丑恶嘴脸也作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作者着重暴露殖民者的这样一种思想：他们认为自己是非洲的主人，所以可以为所欲为。他们认为非洲人不是“懒汉”就是“窃盗”，只有鞭子才能迫使他们干活。他们把非洲称为“黑暗大陆”，认为非洲人的任何一点成就，仿佛都是由白人的“文明”培养出来的，把非洲看成是他们“施行文明”的成果。像乌马尔那样的行为，他们认为是犯上作乱，自然不能允许。慑于乌马尔在群众中的威望，他们不敢明目张胆地杀害他，只好采用卑劣的暗害办法。乌马尔虽然倒了，但他的精神永远活在所有非洲人的心中。乌斯曼认为作家应走在人民和时代的前面，要为某种事业而斗争。他的长篇小说《祖国，我可爱的人民！》正是一部走在人民和时代前面的作品，它在50年代中期就预言了在60年代初期非洲大陆将出现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伟大历史潮流。
第六节 索因卡
沃莱·索因卡（1934—）是当代尼日利亚著名的剧作家、诗人和小说家，也是当代非洲最负盛名的作家之一。他用英语写作。由于在文学创作上的独创性，特别是在戏剧创作上作出的重大贡献，他成为非洲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索因卡原名阿肯旺德·奥鲁沃莱·索因卡，1934年7月13日出生在尼日利亚西部约鲁巴族世代居住的阿贝奥库塔城，父母都是约鲁巴人，信奉基督教，父亲在当地学校任学监。索因卡在阿贝奥库塔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11岁被送往离家几十英里外的伊巴丹上中学，中学毕业后在拉各斯政府医药部门工作过一段时间，18岁考入伊巴丹大学。伊巴丹大学当时是尼日利亚的最高学府，当代尼日利亚的许多著名作家如小说家钦·阿契贝、诗人克·奥基格博、剧作家约·克拉尔克等都先后和索因卡是同学。索因卡在大学学习期间已开始他的诗歌创作。1954年他获得一笔奖学金，前往英国进入利兹大学的英文系深造。利兹大学的学生剧团十分活跃，常常演出欧洲古典戏剧和现代戏剧，这使他对文学，特别是戏剧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兴趣。因此，在英国学习期间，他不仅参加学生剧团，还发奋攻读翻译成英文的各国文学名著。当时在利兹大学讲授世界戏剧课和易卜生戏剧课的著名戏剧评论家和莎士比亚戏剧演员乔治·威尔逊对他的影响很大，这一段学生生活为他以后的戏剧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57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获得英语学位，当了一段时间的教师后，便开始自己的戏剧创作。1958年，他到伦敦皇家宫廷剧院编写剧本和担任审读。伦敦皇家宫廷剧院是50年代英国戏剧活动的中心，在这里，索因卡得以大量接触英美及欧洲各国的戏剧，开阔了自己的视野。他还有机会观摩许多名剧的导演和舞台设计，自己也参加了演出和导演实践。1959年，他在伦敦举行专场演出，朗诵了自己写的著名讽刺诗《一次电话交谈》，演出了他的第一部独幕喜剧《新发明》。
1960年，索因卡回到自己的祖国尼日利亚，他周游全国，研究民间文艺，把西方的戏剧艺术和非洲传统的音乐、舞蹈、戏剧结合起来，开创了富有非洲乡土气息的西非现代戏剧。他先后组织了由教员、公务员业余演出的“1960年假面具剧团”和专业的“奥里森剧团”，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亲自筹资、编导、排演，使许多非洲新剧得以和观众见面。早在英国伦敦皇家宫廷剧院工作期间，索因卡创作的剧本《新发明》和《沼泽地居民》在伦敦的上演就引起了“小小的波动”，而当他回到尼日利亚后，《沼泽地居民》和他的另一部剧本《雄狮和宝石》在伊巴丹上演，也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和评论界的好评，从而确定了他剧作家的地位。此后，索因卡创作了大量的剧本、小说、诗歌和散文，撰写了许多评论文章，对独立后非洲民族戏剧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60年代末，在尼日利亚内战期间，他不顾个人安危，奔走在交战双方之间，呼吁停火和谈，被军政府逮捕，关进首都监狱。随后又被转移到北部条件恶劣的卡杜纳监狱，囚禁达两年之久。获释之后不久，他去欧洲和加纳流亡了6年。1976年，他回到尼日利亚，在伊巴丹大学戏剧学院和伊费大学任教，并担任非洲作家协会秘书长。作为剑桥大学和设菲尔德大学的英语客座教授，他还定期前往欧洲。他同时也是耶鲁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的客座教授。1985年，他被任命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戏剧学院院长。1986年9月被选入全美文学艺术院，成为该院聘请的第三位非洲人院士。
1986年10月，瑞典文学院又将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首次授予了作为一个非洲作家的索因卡，使他成为东方作家中继印度的泰戈尔、以色列的阿格农和日本的川端康成之后第四位荣膺该奖的作家。在诺贝尔文学奖宣布的第二天，他被授予尼日利亚民族勋章，巴班吉达总统还授予他尼日利亚最高荣誉称号：“联邦共和国司令”。
索因卡作为非洲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以多才多艺和最富有创新精神闻名。他的创作主要是以剧本为主，内容丰富多彩，有喜剧、笑剧和悲剧以及富有辛辣意味的社会讽刺剧和政治讽刺剧，还有荒诞离奇的哲理剧等。他的剧本充满象征和比喻，语言犀利，剧情曲折生动，并且富有哲理性。他虽然用英语写作，但他的创作却深深地植根于非洲沃土，因此他的剧本的最重要的主题是：表现急剧变化的非洲大陆上新与旧的斗争、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反思非洲文化和欧洲文化各自的价值，试图在调解这两者之间矛盾和冲突的过程中为非洲寻找出路。他的剧本包含着有力的社会批评，而且这些批评是以对人的本性的深刻理解为基础的。他的戏剧创作为当代尼日利亚以及非洲戏剧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索因卡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写了十多部剧本。他的戏剧创作，以1960年为分界线，可分为两个阶段：早期的戏剧创作大多是轻快、明朗的喜剧，主要有《新发明》（1958）、《沼泽地居民》（1958）、《雄狮和宝石》（1959）、《裘罗教士的磨难》（1960）、《森林舞蹈》（1960）等。《新发明》是一部独幕喜剧，它讽刺南非政府种族歧视政策的愚蠢：某一天，一枚美国导弹偶然落到了南非，爆炸后全国所有的人都失去了皮肤中的黑色素，反动政府乱成一团，勒令科学家赶紧研究对策，设法识别谁是黑人，谁是白人。《沼泽地居民》是一部诗体悲剧，它描写独立前尼日利亚沿海一带沼泽地区的农村生活。在殖民主义统治下，城市资本主义畸形发展，农村经济凋敝，农村青年流向城市，农民受到重重剥削，还要和严峻的自然灾害作绝望的斗争。剧中年轻的主人公伊格韦祖被天灾人祸逼得走投无路，终于对封建统治势力发出悲愤的控诉，但他还是不得不背井离乡，从黑暗笼罩的沼泽地投身到那个金钱统治一切的罪恶世界。《雄狮和宝石》是一部喜剧，它通过一个美貌而头脑简单的农村少女希迪之口讽刺了三四十年代尼日利亚的一批认为“月亮也是西方好”的时髦年轻人。村里最漂亮、聪明的姑娘希迪像一块宝石，有许多追求者，剧情随着他们之间曲折有致的角逐展开。最后姑娘终于看穿了那个满口西方摩登名词的青年教师的浅薄迂腐，宁愿投入精明世故的老村长的怀抱。《裘罗教士的磨难》是一部讽刺喜剧，它描写一个机灵透顶的江湖传教士，专靠宗教迷信进行诈骗活动。戏剧情节妙趣横生，出色地塑造了一个善于察言观色、花言巧语的江湖骗子的形象。
两幕剧《森林舞蹈》是索因卡早期戏剧创作的代表作之一，它表明索因卡的戏剧创作由前期向后期的转折，标志着索因卡思想见解和创作手法已趋于成熟。这个剧本是为了庆祝1960年10月1日尼日利亚民族独立日而写的，并在庆祝活动期间由他亲自创建的伊巴丹大学剧团公演，结果获得极大成功。《森林舞蹈》是索因卡1960年至1961年潜心研究非洲民间戏剧，深入到豪萨族、伊博族、约鲁巴族、富拉尼族等主要部族采访，并汲取了祖国文化的丰富养料，在广采博取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它是欧洲现代戏剧艺术同古老的非洲民间礼仪中的舞蹈、音乐、笑剧等传统艺术奇妙结合的产物。它寓意深刻、哲理性强，在艺术上也有所创新。剧中的主人公是约鲁巴族的奥贡神——创世主与毁世主。索因卡在1983年谈到《森林舞蹈》时认为该剧是以一种自己独特的眼光来看待被过分颂扬的非洲荣耀的过去。“从那以后，我就在我们政治的丛林里除了跳死亡舞蹈之外什么也没干。”
索因卡后一阶段的剧作大都是在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发表的，这是他戏剧创作的成熟时期。1963年发表的《强种》，揭露了非洲等地依然盛行的非人道暴行，向仍处于愚昧野蛮状态下的非洲大陆发出悲痛的控诉。1965年的《孔其的收获》（孔其在约鲁巴语中指专横跋扈的铁腕人物）鲜明地揭露了非洲大陆一些国家独立后出现的某些小独裁者施行的专制制度和他们个人狂妄自大的野心。《路》（1965）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虽然表现出了荒诞不经的倾向，但却反映了作者对社会、对人生的认识。《疯子和专家》（1971）是索因卡最复杂难懂的剧本之一，它揭露了血淋淋的内战，刻画了内战引起的人性沦丧，对暴力进行了无情的鞭挞。《死神与国王的马夫》（1975）探讨自我牺牲与忠于由来已久的理想的忠诚观念。
进入80年代以后，索因卡还写了一些短小的社会讽刺剧和政治讽刺剧，如抗议在大米进口和分配中贪污行为猖獗的《失去控制的大米》（1981）、抨击石油出口空前繁荣时期种种社会弊病的《文尧西歌剧》（1977）、嘲弄算命先生的《未来学家的安魂曲》（1985）和讽刺非洲独裁统治者们的《巨头们》（1984）等。
在索因卡的后期剧作中，早期作品的真诚玩笑气氛已经不明显，其中的讥讽嘲笑也已经不仅仅是为了取乐，而变成一种失望的苦笑。索因卡在这些戏剧里十分认真地处理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情调从一般的社会批评转向对社会现状和未来的深刻焦虑。
除戏剧创作外，索因卡的诗歌也很出名，他早在伊巴丹大学求学时期就开始写诗。他在1959年发表的脍炙人口的讽刺诗《一次电话交谈》，嘲弄了白人房东太太既对黑人歧视而又装腔作势的可憎面目。60年代末，他在尼日利亚内战中陷入囹圄，在狱中，他在手纸上写诗。1967年，他从狱中偷送出两首诗交友人在伦敦发表，题名为《狱中诗抄》。1969年他出狱后，把在狱中构思的诗全部写出，结集为《地穴之梭》发表，反映了他对失去自由的种种思想。他在《活生生的埋葬》这首诗中写道：“十六步又二十三步。他们幽禁人类和真理，动用时间去耗费殆尽他的理性。”索因卡在为庆祝莫桑比克对白人统治的罗得西亚（今津巴布韦）宣战而写的长诗《阿比比曼大神》（1976）中，高度赞扬了莫桑比克前总统马谢尔的正义举动，憧憬了黑非洲完全摆脱白人统治的光明前景，并号召非洲人民团结起来推翻白人的统治。我们从他1967年出版的诗集《伊达纳及其他诗》中可以看出，索因卡在诗歌创作上和他在戏剧创作上一样，也不愧是一位大师，诗集中的许多诗歌都是在某些导致尼日利亚的战争事件启发下写出来的。他的诗歌不仅视野开阔，涉及面广，并且具有道义上的使命感。诗的格调从悲怆到轻松，从讽刺到抒情，无所不包，无所不揽。这部诗集对生、死、人生进行了深刻的思索，对研究索因卡的整个人生观有很大价值。
索因卡也是一位优秀的小说家，他在1965年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解释者》（中文译名为《痴心与浊水》），描写了拉各斯一群青年知识分子在传统与现代化之间徘徊不定的心境，同时比较深刻地揭露了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种种腐败现象。小说表现出作者娴熟的叙述技巧，获得1986年英国《新政治家》周刊颁发的文学奖。1972年，他出版了《狱里的独木舟》和《那人死了——狱中纪实》，记录了他的囚徒生活，他在狱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
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暗无天日的岁月》（1973）描绘了一个由商人、官僚、资产阶级支配和肆意横行的虚构的非洲国家，力图正视噩梦般的人生，表现经历内战的人民的悲惨生活。这部小说也反映了他在狱中形成的许多社会观点和理想。在这前后他还发表过描写尼日利亚内战的小说《疯狗的灾祸》。
1981年，他的自传体作品《阿凯的童年》出版，这部作品用轻松愉快的笔触回忆了自己早年的生活，既表现出索因卡童年天真烂漫的情态，也可看到当时西非人民生活的些许侧影。它被评为1982年英语文学最佳作品之一。他还发表过一部论著《神话、文学与非洲世界》（1976），反映了他对文学与戏剧的某些观点和看法。
两场话剧《路》是索因卡后期戏剧创作的代表作之一，全剧剧情发生在一家“汽车配件商店”里，时间限制在仅仅一天之内，出场人物也不过四五人，其中主要人物是教授，其他人均围绕着他活动，剧情也随着他的一言一行而展开。教授曾当过教会主办学校的教师，代替教士主持过礼拜。他现在在自己开的“汽车配件商店”里，为司机们伪造驾驶执照，黑夜在教堂墓地踯躅，与鬼魂为伍；哪里有车祸，他就拿着放大镜赶去勘察，想从血肉模糊的尸体和残骸碎片上寻找说明生死真谛的“启示”。他经常不离口的一个词是“圣经”，他曾对剧中一个人物说：“《圣经》是一把烈火，我们通过传道把邪恶的东西烧了。只不过这不是你所看见的那种《圣经》。”由此可见，他所说的“圣灵的启示”、“圣经”，绝不是宗教经典中所说的上帝的旨意和宗教徒们信奉的《圣经》，而是借对宗教信仰的“合法”地位来宣传民主自由的道理。教授的一些言行，如要与替反动势力服务的教会作斗争，替那些受压迫、受剥削、受种族主义歧视的文盲乡巴佬伪造驾驶执照，要同伙伴们“把形形色色的酒棚推倒，还放火把它们烧了，把毒害人们脑子的那些家伙干掉”，要同那些“注定要被踩死的蚂蚁堆”生活在一起等，看来好像荒诞不经，实际上正是说明剧本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剧本最后以教授被人用匕首刺杀作为结尾，但他在死前的谈话中已经预言道：“人要有预见，就能无所畏惧。今晚，我感到自己很有力量，但这并不异常。不过，我终于感到身心一阵激动，似乎我一直盼望着的日子终于来到了。我深信我不孤独。如果我是孤独的，我岂不是白白浪费了那么些个夜晚给你们讲道！”从这几句话里，我们可以理解他口口声声说的“圣经”、“圣灵的启示”和他所讲的“道”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实际就是以死亡的题材来揭示进步的意义和代价。所以《路》的剧情和内容既不荒诞，也不晦涩难懂，它让人们对非洲、对尼日利亚的前途感到的不是幻灭和失望，而是振奋与满怀希望，因为它是有“路”可走的。
《路》在索因卡的戏剧创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非洲和欧美的许多评论家一致认为它是具有非洲民间戏剧传统的特色、最能显示索因卡的哲学观和他对非洲社会现实的态度的作品。在《路》这个剧本中深刻地体现出索因卡对尼日利亚和非洲前途的探索思想，极其完整地表达了作者对非洲独立国家沉沦于灾祸因由的见解。很明显，在《路》这个剧本中，首先，索因卡认为某些非洲国家独立后，仍然存在着种种不合理的甚至是罪恶的现象，其根源在于统治阶层不顾非洲社会现实，仍然照搬殖民宗主国的统治方式和方法，仍然让西方文化和西方生活方式笼罩社会，更不注意警惕殖民主义统治势力煽起部族仇恨借以继续控制本国的阴谋。索因卡在《路》里着重强调了“背叛”是非洲各国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最大障碍。其次，非洲大多数国家在获得独立后还存在着“理想颠倒”的现象，人们为祖国独立、民族解放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前仆后继流血牺牲，可是在取得独立后，却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出现了一些不理想的、不合理的现象，甚至陷入混乱、腐败、罪恶的深渊，内战和军事政变不时在各国发生。因此，非洲许多正直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亿万仍然受苦受难的民众，产生了严峻的思考：倘若殖民主义的不公正被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和社会上的特权阶层代替，那么国家的独立又有什么用？《路》是一出哲理剧，它从哲学和艺术上探索了死亡的实质，忠实地描述了非洲劳动人民在发展过程中所受到的压迫，探讨了古代传统观念对现代非洲客车司机所产生的影响。剧情错综复杂，剧中采用了瞬间重现过去场面的手法，还有假面舞蹈，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人认为它是“荒诞派”戏剧，这是不完全切合这个剧本的实际的，因为“荒诞派”戏剧反映的是消极、悲观的思想，但索因卡并未对尼日利亚和非洲失去信心。他虽对非洲的现实并不过分乐观，但他还在进行批评，这就说明他对非洲并没有彻底失望。《路》里的人物虽然对物质贪得无厌，但他们所追求的物质财富是为维持他们的生存和起码的生活所必需的。正如《路》的结尾，教授在弥留之际所说：“但愿能像路一样。碰上倒霉的日子，也能混上一碗饱饭，不让肚子空着，把生死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像路一样呼吸吧，变成路吧。”所以作为当代戏剧家的索因卡，他既不是完全按照非洲戏剧的传统手法写作，也不是对西方戏剧亦步亦趋。他是在继承非洲传统的民族戏剧形式的基础上，借鉴欧洲古代、近代甚至现代派戏剧的某些优长（包括“荒诞派”的手法在内）之处而予以创新。索因卡之所以能超越非洲一些前辈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也正在于此。
第七节 奥约诺
斐迪南·列奥波尔德·奥约诺（1929—）是喀麦隆著名作家，1929年9月14日出生于喀麦隆博洛瓦附近的恩古勒马扎村。奥约诺的父母都信仰天主教。奥约诺从小受到天主教教育，参加唱诗班，跟牧师学习天主教经典。他天资聪慧，很受父亲喜爱。小学毕业后即被送往埃博洛瓦公立中学读书。1950年，21岁的奥约诺又被送往法国普罗旺斯中学就读，不久即进入巴黎大学，攻读法律和政治经济学。
20世纪50年代中期，奥约诺回国后不久，即开始文学创作，接连发表了三部以反殖民主义为主题的长篇小说《童仆的一生》（1956）、《老黑人与奖章》（1956）和《欧洲的道路》（1960）。三部小说都以非洲独立前的历史为背景，揭露殖民主义的罪恶和他们带给非洲人民深重的苦难，展现了非洲民族自尊心、自豪感的觉醒过程以及他们对殖民者从幻想、逆来顺受到奋起反抗的历程。小说素材选取了许多作者自传性的材料。
《童仆的一生》是一部日记体小说。通过很小便做白人奴仆的杜弟·翁都阿悲惨的命运，控诉了殖民主义制度的残暴与殖民者的丑恶、卑劣。小说主人公杜弟·翁都阿是吉尔贝神父的童仆，他十分崇拜自己的白人主子。可是不久吉尔贝神父在一次偶然事故中死去。杜弟又成为白人司令官的僮仆。开始杜弟十分得意于他做了白人首领的仆人，“国王的一只狗，狗中之王”。但是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杜弟逐渐看透了白人殖民者在“文明”、“友谊”背后的无耻与凶残。他最终受诬入狱，受尽折磨与迫害，虽然逃了出来，仍然悲惨地死去。从杜弟对殖民者盲目崇拜、抱有幻想到后来的憎恶与反抗，形象地反映了非洲黑人精神觉醒的真实过程。
《欧洲的道路》通过非洲青年阿凯·巴纳巴斯一向向往欧洲文明，决定摆脱贫困的故乡去法国发展的故事，深刻地揭露了殖民主义者对非洲青年一代思想上的腐蚀、毒害与影响。巴纳巴斯脱离自己的人民，幻想跻身于白人富人的行列。他的人生追求，注定了只能以悲剧告终。这表现了奥约诺对非洲青年一代人生道路的严肃思考。
1960年喀麦隆独立后，奥约诺在政府任职，主要从事外交工作，曾先后担任喀麦隆驻联合国常任代表、驻比利时和利比亚大使等。整整10年，他无暇顾及文学创作。直到1971年，才又发表了长篇小说《群魔殿》，但这部作品影响不大。
《老黑人与奖章》是奥约诺的代表作，小说通过老黑人麦卡的遭遇，深刻地揭露了殖民者的虚伪、欺骗与暴虐，揭示了殖民者与殖民地人民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令人信服地表现了对殖民主义曾抱有幻想的老一代黑人艰难的觉醒过程。小说中的老黑人麦卡，是从沉睡到觉醒的老一代非洲黑人的典型。麦卡这一族，是被称为大麦卡族的后代。祖辈曾是这块土地上顶天立地的主人，被称为“大象”、“雄狮”。无论对手多么凶猛，这一族都从来不肯弯腰。可是，殖民统治者却长期利用宗教进行麻痹与奴化教育，以此来驯化非洲人民的灵魂，达到他们长期控制、统治非洲人民的目的。这是异常狠毒的手段，许多黑人受害极深，成为甘心情愿为统治者效忠的温顺仆人。麦卡就是这样一个被驯化了的非洲黑人的代表，他是一个虔敬的基督教徒。宗教早已消弭了他对白人统治者的仇恨，以白人利益为己任的奴化思想又深深地浸透了他的灵魂。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将两个儿子送去为“保卫法兰西”充当炮灰，战死沙场。教会看中了他的土地，他又满怀敬意地将祖传的土地贡献出来。上帝的住所在他父亲遗留的土地上修建起来，他相信白人教士给他预言的美好未来，于是心甘情愿地居住在墓地下的陋室里。就这样，在白人的欺骗下，他失去了儿子，失去了土地，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生活条件。他被夺走了一切，却感到荣幸，视为当然。小说极为深刻地揭露了殖民统治者利用宗教进行欺骗和奴化教育对非洲人民心灵的戕害及造成的恶果，谴责了殖民者的罪恶。麦卡被奴化的悲剧性，在殖民者玩的另一花招中被展示得更为充分。为了“嘉奖”麦卡对法兰西的忠诚与贡献，殖民政府决定授予他一枚奖章。为了这一“殊荣”，麦卡洋洋自得，欣喜不已。作家用细腻的笔触描写了麦卡在授奖仪式前以及在授奖仪式的全过程中复杂的感情经历，深刻地揭示了麦卡的心理状态，对他遭受欺骗、愚弄、奴役竟浑然不觉的可悲可叹作了鞭辟入里的剖析。城防司令的请帖使他受宠若惊、欣喜若狂。这个一向温顺的老人骄傲地挺起了胸脯，向乡亲们复述司令的话：你做了很多事情，帮助法兰西在这个地方上的事业。你把土地捐给了教士，更早以前把两个儿子送去打仗，都光荣牺牲了。你是我们的朋友。麦卡真诚地相信了白人的话，幻想着从此跻身名流，与殖民者成为朋友，平起平坐，竟飘飘然起来。但整个领奖的过程，可以说麦卡都处于受戏弄、受侮辱的地位。白人省长姗姗来迟。观礼的白人三三两两躲在树荫下或自由地走来走去。而领奖者麦卡，仪式中的主角，却只能站在圈定的位置上，在炎阳的烤炙下一动也不能动，忍受着生理需求的折磨，忍受着脚趾钻心的疼痛，甚至连想擦汗也只好忍着。白人还不时摸摸他的脑袋，捏捏他的耳朵，把他当做一个被逗弄的对象。他全然不知，无论有没有奖章，他在白人心目中的地位都不会有丝毫改变。在检阅时，麦卡往前挪动一下，省长助理的目光就杀气腾腾，令他胆寒。神父微笑着拍拍他的肩头说他成了要人，但当他不自量力地也去拍拍神父的肩头时，“神父用令人丧胆的眼光瞪了他一眼，猛地把这个放肆无礼的人推开”。这才是真相。白人与黑人间的鸿沟不可逾越。什么“平等”、“友谊”，统统都是做出来的虚情假意，仅仅存在于麦卡天真的想象之中。这枚奖章所值几何，白人们心中是有数的，并不会拿它当一回事。因此，当授奖的闹剧一演完，便没有一个人再想起麦卡了。但此时麦卡尚在混沌之中而没有觉悟。
使整个事件发生戏剧性变化的，是麦卡受邀参加宴会后的暴风雨之夜。那噩梦般的经历使麦卡深切地感受到了白人统治者的虚伪与残暴，清楚地认识了殖民者的丑恶嘴脸，终于从麻木中清醒过来。小说细致地描写了他觉醒的整个过程。黑夜中他误入白人居住区，因而不容分说地被当成抢劫犯而惨遭侮辱、殴打、逮捕。在警察局关押的这一夜，他再度被嘲弄、凌辱与毒打，就因为他是黑人。尽管他再三申明他就是省长亲自授予奖章的麦卡，但没有人理会，反而把他当成疯子。这一夜是麦卡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从自身的遭遇，麦卡开始思索：黑人为什么会由主人而成为奴隶？白人所谓的“友谊”到底是什么货色？白人殖民者揭开了自己的伪装，让麦卡看清了他们狰狞的真面目。他终于明白了：“我是最后一个傻瓜。昨天我还相信白人的友谊。”看清了宗教的伪善和欺骗性，虔诚化成了诅咒，上帝的偶像也在他心中彻底地崩溃了。由糊涂而觉醒，由逆来顺受而奋起反抗，麦卡终于在付出极为沉重的代价后完成了他的转变。
奥约诺对老一代黑人在长期殖民统治下形成的弱点的剖析是十分深刻的。这些黑人和麦卡一样，尽管对白人并不信任，但多少存有幻想，也大多带有麦卡似的奴性。围绕麦卡获奖，作家活画了一些老黑人受精神奴役的心态。他们对白人“恩赐”给麦卡奖章感恩戴德，欣羡不已。村中的长者、麦卡的亲族纷纷闻讯前来，分享这份“荣耀”。最突出的是麦卡的舅子安冈巴。他在遥远的山村听到消息，欣喜若狂，高声狂呼：我是领奖章的人的舅子了！其洋洋自得的样子让人嗟叹不已。这说明，精神上的奴役与毒害比物质上的搜刮更加可怕，其后果也更为严重。麦卡的受辱像当头一棒，使狂喜顿时化为乌有，随之而来的是痛苦与悲愤。他们深深地受到震撼，也不同程度地有所觉悟。但和麦卡一样，他们还是比较软弱的。
与老一代黑人相对比，作者写了青年黑人的清醒与自尊。他们目光敏锐，对殖民者的面目有较深的认识。对于麦卡先前的执迷不悟，他们常常采取讥嘲的态度，挖苦取笑他对白人的“忠诚”。他们公然藐视白人酋长，嘲骂洋奴翻译官，揭露殖民者侈谈“友谊”的骗局，对用奖章之类笼络的手段嗤之以鼻。他们嘲讽：应该给麦卡全身挂上奖章，他的全部土地和两个儿子难道是白送的吗？特别在结尾处，让麦卡“将奖章挂在拉比（短裤头）上”的嘲笑，表明了他们对殖民统治者的蔑视与仇恨，反殖民主义的情绪跃然纸上。尽管这些描写仅寥寥几笔，但可以看到奥约诺对青年一代黑人寄托了无限的希望，他们是喀麦隆的前途与未来。
小说还描写了殖民统治带给非洲人民的极度的贫困与苦难。安冈巴深夜赶路途中经过的小山村，就是黑人悲惨生活的缩影：十几间东倒西歪的茅屋，黑人们一只手遮住从一块脏布下露出的小肚子，一只手伸给客人。小说用白描的手法活画出他们一无所有的赤贫。麦卡一生头一次穿上皮鞋，而那顶破旧不堪的软木帽则是为了在颁奖的大典上显得庄重才特地戴上的。这种极度贫困的生活，正是殖民者残酷压榨与疯狂掠夺的直接结果。
小说结构严密，分为三个部分，构成情节发展中三个相互联系的阶段。第一部分，写获奖之前，麦卡及其亲友、同乡的热烈反应。作家对此极力渲染、烘托，将麦卡及其亲友狂喜、自得的心态描绘得入木三分，为下一阶段颁奖作好了充分的铺垫，给人以期待，制造了悬念。第二部分是小说的高潮、重点，写获奖的过程和获奖之后麦卡受辱的经历。情节大起大落，跌宕起伏，极富于戏剧性。授奖仪式、宴会与被关押，三个场面强烈对比，极有说服力地表现了麦卡由极度兴奋到彻底幻灭的思想历程。第三部分写麦卡受辱在乡亲们中的强烈反响，与第一部分相互映衬，有力对比，生动地表现了黑人的觉醒。三个部分紧密相连，环环相扣，紧凑明晰，表现了作家选材、剪裁与结构的功力。生动的心理描写是小说的一大特色。作家善于从不同角度多层次地开掘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
心理描写不仅对于刻画人物性格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大大丰富了作品的内涵。小说对麦卡的心理活动有几段极为精彩的描写。如他站在圈子里等待领奖一段，展示了极丰富的思维活动：有长久等待在烈日下产生的焦躁心情，有看到白人们在树荫下逍遥自在产生的不平心理，有生理的不适（急于小便和脚趾疼痛）而希望奖章快快颁发的渴求，有对上帝的祈祷，也有对麦卡族历史的遐想，还有关于“两个世界”的抽象思考等等。作家运用“心理时间”，将现实与历史交织，大大扩展了时空范围，表现了心理描写的丰富性与生动性。奥约诺还善于运用幽默与夸张。他常常用调侃的语调，夸张地突出人物某方面的细节特征，使之漫画化。这样，他笔下的人和事往往被蒙上一层淡淡的喜剧色彩，给读者留下极为鲜明、深刻的印象。
第八节 桑托斯
马尔塞林诺·道斯·桑托斯（1929—）笔名里利尼尤·米凯亚，是莫桑比克著名的诗人。1929年生于莫桑比克南部山甘纳部族住区的隆仓村。他在莫桑比克首府罗伦索——马贵斯读过小学，后在葡萄牙受中等教育，1951年到巴黎进了索尔朋（今巴黎大学）的社会学系。读书期间，他因参加反殖民主义统治的活动，被法国警察当局驱逐出境。桑托斯是莫桑比克著名的政治和社会活动家。1961年他当选为葡属非洲殖民地民族主义组织执行局总书记。60年代以后，他以从事政治活动为主。莫桑比克独立后，他曾任外交部长，后曾主管过经济部门的工作，又被选为莫桑比克人民议会常务委员会书记、解放阵线党中央书记。
桑托斯的创作活动开始于在巴黎读大学期间，从那以后，诗歌就成为他积极参与政治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力的战斗武器。为了避免殖民主义者的残酷迫害，很长一个时期，诗人都用里利尼尤·米凯亚等笔名发表诗歌和政论文，直到与殖民主义者的斗争公开化以后，诗人才宣布米凯亚就是桑托斯。1954年诗人曾访问过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五周年的庆典；1955年和1957年他先后参加了在华沙和莫斯科举行的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1958年和1962年，诗人两次参加亚非作家会议。他在社会活动以及诗歌创作中成绩都十分突出，是非洲政治家兼作家的杰出代表。
桑托斯以写作政治抒情诗为主。他的诗充满了爱国主义的热忱，表达了对祖国母亲的无限热爱，对殖民主义者带给非洲大地苦难的愤怒谴责和对未来前景的胜利信心。祖国，是他创作的主题和中心思想。他的每一首诗，几乎都写出了莫桑比克人民和诗人自己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在他的《怀念祖国》、《母亲——大地》、《给我的祖国》、《我们就在这儿诞生成长》等诗中，都熔铸了这种赤子对母亲的深挚感情。在《我们就在这儿诞生成长》一诗中，他写道：
我和你，
曾经在这儿诞生成长……
这一片炎热的、美好的大地呀，
这一片被欢乐的太阳照耀着的大地呀，
这一片有着辽阔的田野的青绿色的大地呀，
正像一个身材丰满的
美丽的女人一样，
她整个献身给我们，
她的心里满怀着无限的热望……
于是我们成长起来，
祖国大地上的
自由飞翔的鸟儿，
用歌声把我们送进梦乡。
这样，
在我们生活的园地上，
从远古的时代起，
就涌现出了一个
对祖国的永不能摧毁的、真诚的热爱。
可是，从15世纪末起，几百年来，美丽、富饶的祖国便在葡萄牙殖民主义者的奴役之下遭受着无尽的痛苦和磨难。诗人对祖国的爱与对殖民者的恨是紧紧连在一起的。他在《怀念祖国》里愤怒地揭露殖民者的罪恶，控诉他们给祖国带来的深重灾难：
在那儿，大海正在倾诉着
这片大地所遭受的残酷的惨剧，
那些从海外来的人们，
把这片大地呀，
蹂躏得遍体鳞伤……
……
哦，大地呀！
现在你所看见的太阳，
那只是反映在一滴滴汗珠上的光亮，
那只是反映在宽阔的血海里的光亮……
血呀，汗呀……
汗呀，血呀……
它们沿着光裸的、饥饿的黑人们的，
被像毒蛇一样呼啸着的皮鞭
拷打的身体上流淌……
祖国和母亲在诗人笔下几乎是同义语。他常常把祖国拟人化，在《母亲——大地》一诗中，母亲在悲愤地诉说她的儿子们被殖民者抢走贩卖到遥远的地方做奴隶，有的死在异国他乡的惨景；他揭露那些海外来的殖民者，披着基督教的外衣，用枪炮、仇恨和死亡，抢走了黄金、象牙和黑人兄弟，给自由的非洲人民钉上了镣铐（《怀念祖国》）；他悲愤地诉说黑人变成了奴隶，正在饥饿和贫困中挣扎，在烈日下受鞭笞，在阴暗的矿井里死亡的惨景（《献给你的诗》）；他指出文明人的每一块金币，都闪耀着黑人奴隶的血腥的光亮（《真实的爱情之歌》）。在《给我的祖国的孩子》一诗中，他讲述了一个浸透了血和泪的故事：14岁的黑孩子艾迈特·梯尔在美国被活活打死了。艾迈特·梯尔被打伤的面孔埋在污泥里，他的鲜血“流进了他爷爷们用血汗灌溉过的大地”，“被践踏在种族主义者的仇恨的肮脏的泥塘里”。从这个悲惨的故事中，诗人要让祖国的黑人们永远不要忘记这令人发指的暴行，记住在黑人奴隶用双手兴建起的大陆上，白人是怎么残酷地连一个黑人小孩也不放过的罪恶。其悲愤之情溢于言表。
桑托斯对殖民者的侵略本质的认识是十分深刻的。他的诗歌对他们的揭露与鞭笞从来就毫不留情。在《对立的感情》一诗中，诗人对殖民者的阴险与狰狞面目的揭露十分尖锐而严厉：
当你最初出现的时候，
你讲话的声音是那样的恭敬，
你向我们伸出手来，
表示友谊和爱情……
但同时你却把利刃
深深地刺进我们的胸膛，
你每走一步——
都充满着血腥的罪行。
……
你获得了
你想要攫取的一切；
阴险和掠夺——
带来饥饿和疾病……
阴险和掠夺——
带来饥饿和卖淫……
阴险和掠夺——
带来饥饿和死亡……
桑托斯不仅用犀利的笔锋揭露殖民者的罪行，他还有力地表达了反抗殖民统治、让祖国获得自由与新生的爱国主义热忱，表达了黑人“要自由地生活在自己的大地上”，“要作为一个人而存在”的“强烈的意志与愿望”（《怀念祖国》）。他描绘出“沉重的枷锁已被粉碎，黑暗和愚昧无知也被我战胜”，“在我们大地上田野将会重新苏醒”，“变得一片青绿和充满生机”（《原谅我吧，妈妈》）的美丽前景。他抒发了一位黑人妈妈在饥饿与被迫害中，梦想着光明的世界，在那儿，她的儿子要“成为一个自由国家自由的人”（《黑妈妈的梦想》），他们将受到教育，获得幸福的美妙憧憬。这种对自由和幸福的强烈的渴求，贯穿于他的整个作品之中，无疑代表了莫桑比克以及整个非洲人民的心声。
桑托斯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战士。为了让祖国人民摆脱殖民主义的统治，他用诗歌作为武器向殖民主义者发起猛烈的进攻。他的诗歌充满了战斗的激情与恢宏的气势，是非洲人民战斗的号角和进军的鼓点。他在《给我的祖国》一诗中发出庄严的号召：“现在，我的祖国，是时候啦，从你的身上把污秽洗刷干净吧！”他呼唤祖国的儿女们，团结起来，把折磨人的利爪，从背脊上拔出，让复活的喜讯传遍大地。
著名的长诗《山甘纳》是桑托斯的代表作，写于1955年。山甘纳是居住在莫桑比克南部的一个部族的名称，又是班图族黑人很流行的人名。作家以他为长诗主人公命名，是把他作为被压迫的黑人的总代表，作为莫桑比克的儿子的象征。诗中山甘纳是莫桑比克的一个穷苦的孩子，一个为自由而战斗的歌手。他乘坐在独木舟上，顺着大河向前漂荡。他一边漂荡，一边高声歌唱。他的歌声，控诉殖民者掠夺了祖国的财富，让碧绿的田野变成了“涩的苦黄”，雪白的棉花、大米被抢走了，剩给黑人的只有凌辱与苦难。他用歌声，告诉黑妈妈们警惕殖民者的歹毒心肠，要保护好自己的孩子们不受残害。他悲痛而愤怒的歌声，传到了遥远的地方，号召所有的黑人兄弟起来起义反抗，“把外国强盗带来的污秽洗刷精光”，让莫桑比克的大地变成“一片燃烧的火海，自由就要从它当中孕育成长”！山甘纳的歌声传遍了祖国大地，也得到了莫桑比克人民的响应：
因为山甘纳航行过的路线，
正是人们都要走过的地方，
其他的人们
也乘坐在独木舟上，
他们一面向前漂荡，一面在高声歌唱：
在大海洋上，
在茅屋顶下，
在星星下面，
在沙地上面，
哦，美丽的莫桑比克呀，
你的儿女们编出的歌声，
正传遍了四面八方！
在诗歌的结尾，诗人对祖国获得自由解放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他深情地期待着：“结着最甜蜜的果实的大地呀！你不久就会听到，自由的坚强的呼声在召唤！”长诗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莫桑比克的优秀儿女，一个为民族解放事业英勇斗争的战士与歌手的形象。
桑托斯的诗歌具有民歌风格，语言质朴，富于节奏感与音乐性。他的许多诗都爱用复叠的手法，以鲜明的音乐节奏强化诗歌的主旋律。如《山甘纳》共五章，每一章都有这样的诗句：
山甘纳乘坐在独木舟上，
从遥远的地方顺着大河向前漂荡，
河水不停地滚滚流向大海洋，
山甘纳坐在独木舟上，
他一面向前漂荡，一面在高声歌唱……
像歌曲里的副歌，反复咏叹，给人以音乐般的节奏与美感。此外，联想与比喻手法的运用，也使桑托斯的诗歌增强了艺术的表现力与感染力。
第九节 戈迪默
纳丁·戈迪默是南非现当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戈迪默是白人女作家，1923年11月出生于约翰内斯堡附近的种族隔离区斯普林斯镇。其家庭由欧洲移民组成：父亲来自立陶宛，是犹太人；母亲则来自英国。从小学到大学，她都是在国内接受教育。成名后，她曾多次到非洲其他国家以及欧洲和美国旅游与讲学，但始终定居国内。
戈迪默在9岁或10岁时候就开始写作了。1936年，她在约翰内斯堡《星期日快报》儿童版上发表的一篇寓言，标志其文学生涯的开始。此后的60余年里，她笔耕不辍，已出版了10部长篇小说、11部短篇小说集，以及大量的杂文、两本文学评论集和一些政论文章。她曾获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德国的多项文学奖，两次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奖，三次南非最高文学奖CNA奖。她是在欧美地区产生较大影响的现代非洲作家，从1981年起，她的名字便出现在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名单上。最终，她成为非洲大陆也是东方国家中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首位女性。
戈迪默具有罕见的社会责任感与政治勇气。她的文学创作，是其实现政治理想的具体行动。她不是政治家，但毕生都保持着反对南非种族歧视制度战士的姿态。她从小就耳闻目睹严重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在接受民主主义思想后，她便选择了以文学为武器，反对南非白人种族政权的正义事业。为此，她受到白人极右势力的长期迫害，她的几部重要著作多次被当局宣布为禁书。作为白人，她的人道主义精神还要遭受广大黑人群众的不理解。但这一切都未改变这位维护人权女作家的初衷。她不仅从未放下手中作战的笔，而且还在1988年公开为被镇压的非洲人国民大会辩护，并在1990年正式参加了该组织。正因如此，她在听到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时说，这是最近两年里第二件使她激动的事，第一件是纳·曼德拉的获释。她说也许它们代表了自己生活中的两个方面。戈迪默不愧为20世纪东方文学中的“斯托夫人”。她以其卓越的成就，实践了自己的宣言：“艺术在被压迫者一边。”
戈迪默鲜明的政治态度与进步的社会理想，构成了其文学作品的全部内容。她的60余年的文学活动，与南非半个多世纪的民主与反民主斗争进程息息相关。因此，其创作历程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可以以年代来划分。
1948年，南非国民党执政，开始确立并强化种族隔离制度。戈迪默的创作激情从1946年开始涌动，其第一个浪头正面遭遇了这股逆流。她在这一时期，出版了故事集《面对面》（1949）、短篇小说集《蛇的低语》（1952）和《六英尺土地》（1956）。这一时期的力作是《说谎的日子》（1953）和《陌生人的世界》（1956）这两部长篇小说。它们拉开了作家反种族政治主题创作的序幕。由此开始的戈迪默式的政治—爱情模式，始终展示着一个白人女人冲破种族樊篱去爱一个黑人男性的“情结”。《说谎的日子》通过一位白人女青年因其男友与黑人共事而被迫割舍爱情的故事，揭示了现实社会种族制度对人的情感的严密控制，谴责了所谓“新政府”自1948年以来推行的强化种族歧视的政策。《陌生人的世界》则是通过一位来自英国的白人男青年目睹约翰内斯堡白人区与黑人区的巨大差异，以及对这两个世界同时产生的陌生感，写出了种族隔离制度导致的社会分裂、人际关系的隔膜和友谊的荒芜。作家自己认为，这两部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她的生活经历，只不过后者中的主人公是以男性面目出现而已。
60年代伊始，南非白人统治者不惜动用暴力推进种族强权政治。1960年的沙佩维尔惨案，打死抵制通行证制度的示威群众六七十人。血腥的镇压导致被压迫者更猛烈的反抗。黑人在1961年举行全国大罢工。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与泛非大会被取缔后，黑人转入广泛而持久的地下斗争。戈迪默的反种族主义思想，在这种现实的砥砺下得到深化。前期的《爱的花季》（1963）仍然继续50年代的主题：通过一对相爱青年渴望打破种族隔离铁壁但未遂的悲剧，控诉了高压政策的反人性。后期的《已故的资产阶级世界》（1966），则表明作家开始介入重大的政治题材。它通过一个白人少妇在白人社会中产生的孤独与失落感，提出了非洲白人不是欧洲白人，不应有成为他人主宰的优越感。戈迪默已经认识到，只有从思想上割断这些新贵与欧洲宗主国的联系，才能割断南非与殖民主义历史的联系，才能结束现实的丑恶。戈迪默的人道主义从此显露出更加犀利的思想锋芒。而这一批判角度，成为作家后期一直把握的一个主攻方向。小说因此激怒了当局，被宣布为禁书。60年代，戈迪默还发表了短篇小说《星期五的足迹》（1960）和《不是为了出版》（1965）。
70年代，非洲黑人民主解放运动进入高潮。南非白人政权为巩固其统治而加剧了白色恐怖。戈迪默出自文坛的进击也更自觉，更猛烈。她的长篇创作进入高潮。《贵宾》（1970）以肯尼亚为背景，通过来自英国的一位白人官员目睹这块土地上十多年间的政治风云，因同情黑人运动和鄙视白人政权所带给他的情感转变及不幸遭遇，重述了清理白人优越感的主题。但作家对独立运动所产生的新政权感到失望，在描写中流露出一丝悲哀。《自然资源保护论者》（1974）仍然是深化这一主题的长篇。小说通过一个没有明确的欧洲血统归属的白人实业家呕心沥血、苦心经营农场，渴望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人而不能如愿的故事，寓意这类白人的“非洲主人梦”的破灭。值得注意的是，戈迪默的清理白人种族优越感的主题创作，至此告一段落了。
发表于1979年的《伯格的女儿》，在戈迪默创作中具有重要意义。它由直接揭露与批判白人种族沙文主义的主题，转向塑造正面白人形象，弘扬进步白人的民主主义思想与人道主义精神的创作。小说通过白人女性罗莎接受父辈的革命洗礼，经过漫长而艰苦的政治斗争磨炼，成长为反种族主义的人权战士的经历，揭示了南非尖锐的社会冲突，展示了南非进步白人前赴后继的民主追求，也通过对这类白人的高度献身精神的讴歌，表达了作者的政治信念。
罗莎取自著名女革命家罗莎·卢森堡之名。她是医生的女儿，本来可以在欧洲成长，但由于父亲参加反种族主义斗争身陷囹圄，她从小就是在漫长的探监活动中度过的。这种铁窗教育，奠定了罗莎的民主思想基础，强化了她的性格，也规定了她的人生道路。在父亲惨死狱中后，她经过思想斗争，放弃了在欧洲的流亡，做出了投入南非民主运动的抉择。她以自己的医术救治索维托事件的受害者，帮助黑人儿童。最终，因涉嫌介入黑人学生运动而被捕，在接受父辈洗礼的地方，完成了自身的普罗米修斯精神的锻造。罗莎这一形象，令人很自然地想到了泰戈尔笔下的戈拉。但她比戈拉更高大，因为从开始，她就有后者所没有的一种自觉性。罗莎展示了民主主义者的最高境界。她也是作者民主精神的形象外化。
这部小说的艺术特点也体现了戈迪默成熟的风格。此前，她经历过对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模仿与继承的阶段。在《自然资源的保护论者》中，她开始尝试意识流的表现方式。其实在创作《伯格的女儿》时，她已经采用了意识流的表现手法。罗莎的内心活动包容了小说的基本内容。这也决定了小说的结构特点。而且这种精神活动不只是平面的单向的流动。有时，她同时与多个人物在心中交谈。这就形成了立体化的互动的交流网络。显然，这种意识流表现手法已达到较高水准。
小说的叙事风格也颇富特色。无论何种惊心动魄的事件，无论怎样痛苦的心路历程，罗莎都能以一种异常平静的口吻娓娓道来。与其说这是过于残酷的社会斗争麻木了她的心灵，不如说这是以一种刻意营造的散文化的风格，刻画这位女革命家的恬然心境与博大心胸。在70年代，戈迪默还将其短篇小说的创作推向了高峰。在这一时期出版的小说集《利文斯敦的伙伴》（1972）、《小说选》（1975）、《一定是某个星期一》（1976）中，显露出作家的短篇小说创作才华。她自述承继契诃夫的风格最重。评论界也公认，她的短篇艺术，在结构、语言及叙事的客观性方面，确有契诃夫及莫泊桑之美。
进入80年代，南非白人种族歧视制度面临世界范围内变革大潮日益猛烈的冲击。世界性的谴责、制裁已经预示出这一政权的没落。戈迪默以其特有的敏感，更是以其对理想社会的企盼，书写迎接南非新时代的长卷。《朱利家的人》（1981）以虚构的全面内战为背景，通过一家白人为躲避战火而藏于黑人村庄的经历，写出了黑人对白人的仁爱，以及这爱对白人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的克服。小说的思想意义还在于预言性地揭示了南非阶级关系的历史变化。作者在作品中表明要写出新旧政权的交替，以此来代替对新时代的预言。
戈迪默真正写出了对新时代的预言的作品是《自然的变异》（1987）。这是她另一部具有重要意义，也有评论界认为是具有代表性的力作。作家在这里结束了她从50年代便开始了的政治思考，将其反种族歧视的战旗插上了最高峰。小说通过白人姑娘海丽拉十多年间流亡非洲各国，参与黑人运动，先后与黑人运动领袖和国家领导人结合，最终成为确立起新政权的黑人总统的夫人的曲折经历，从更广阔的领域表现了波澜壮阔的非洲民主与民族解放运动，畅想了反对种族歧视斗争胜利的美好未来。小说塑造了献身民主政治的白人妇女形象；通过她的归宿，宣扬了非洲人血统高于一切种族血统的思想。
女主人公海丽拉两岁起成为孤儿，19岁起在流浪中结识流亡的革命者，22岁时与非洲泛非主义者大会领导人、黑人惠拉结合，生下一女儿，并以曼德拉夫人的名字命名。惠拉因组织武装斗争遭暗杀后，她流亡到过许多国家。后又与非洲某国总统罗埃尔结婚。随其夫在政变后逃亡，又协助他夺回了政权。最终，她以非洲统一组织主席夫人的身份参加了南非黑人国家的开国大典。
海丽拉是戈迪默塑造的最具理想色彩的形象。这体现在，海丽拉没有罗莎那种颇具真实性的革命经历以及悲剧结局；她所体验的胜利，在当时还只能存在于幻想之中，她所能达到的生活与事业高度，距离现实过大。但她所展示的理想社会，即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制度这一事实，在小说发表后的第三个年头开始成为事实。1990年曼德拉获释出狱，而后当选为南非总统。几年后，在戈迪默这部小说中所预言的“南非共和国第一任黑人总统”将监禁他的监狱甩在身后，乘车检阅军队与群众的场面，奇迹般但又是绝对真实地出现在南非大地上。这就是她所体现的代表历史发展趋势的典型性。
海丽拉这一形象还是戈迪默毕生思考消除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终结形象。从50年代起，她就通过作品表现出以血统的改变来改变种族对立的思想。她先是谴责阻断白人女性与黑人男性通婚的种族制度；后是揭示白人没有先天的高贵血统；再次是讴歌为黑人解放而献身的白人女性；最终，她写到了进步白人女性嫁给黑人领袖，从而完成了这种血统革命。由此可以看出，戈迪默相信，非洲白人与黑人的血一旦流在了一起，就会荡涤一切反民主的社会制度。
在80年代，戈迪默还出版了长篇小说《专制的人》（1981），短篇小说集《士兵的拥抱》（1980）、《影影绰绰》（1984）。
90年代初，戈迪默出版了她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我儿子的故事》（1990）。它体现了作者对新南非更多方面的思考。在喜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日子里，已逾古稀之年的女作家，又向读者献上了一部短篇小说集《跳跃》（1991）。
思考题
1.请简述现代当代南部非洲文学概貌及其特点。
2.请简述夏巴尼寓言小说《可信国》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
3.请简述恩古吉代表作三部曲的主题思想及其所反映的肯尼亚独立前夕的社会状况。
4.请简述桑戈尔提倡的“黑人性”文学和他的诗歌创作实践。
5.如何评价乌斯曼的《神的儿女》和《祖国，我可爱的人民！》？
6.请分析索因卡的戏剧创作和《路》所显示的作者的哲学观及其对非洲社会现实的态度。
7.请分析奥约诺代表作《老黑人与奖章》所揭示的老一代黑人艰难觉醒的过程。
8.请分析桑托斯的政治抒情诗和他的代表作《山甘纳》。
9.戈迪默在创作中如何实践“艺术在被压迫者一边”？《自然的变异》对新时代的预言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