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以秋成，秋则生意敛藏，秋而不敛藏者，灾异也。人以刑肃，刑则恶机杜绝。刑而不绝恶者，乱人也。然秋未有不肃杀者，秋而不肃，天时不正也。刑未有不惩戒者，刑而不惩，纲纪不正也。天之育物，包含徧覆。圣之治人，普爱无私。然天有灾异之降，圣有利辟之威。天之灾异，因失道而垂象；圣之刑辟，因失道而平施。天心仁爱，虽肃杀之时，长养之萌在中；君德仁爱，即施刑之顷，鞠育之念在中。天与人通，圣人又与天通，故断狱之法，原心定罪，探意识情，死者不抱恨入地，生者不衔怨受责。治外乱宜恕，治内乱宜严。不恕则远人无以自明，不严则近臣日窃其柄，皆以爱民，非以残民也。禽兽在野，岂不知避网罗，至于惊走，则误入甚多。君子处此，每为寒心，故曰，纷惊逢罗，澘然出涕。民以惊惶罹罪者不少，非尽有意犯也。且刑罚之不中，未必皆失入，亦有失出者。然在下之人，非惟失入不安，即失出亦不安。春秋之时，法律未定，尔时之君，极其喜怒所至，持人之足，以头筑防，叩人之鼻，以血衅社，其恶如此。子产铸刑书，荀寅赋鼓铁，盖恨末世有司鬻货舞文，故取上世所称善者着诸金石，使人奉行，不可谓非仁人之心。然律令不可有二门，民情不能无三等。善良者奉文而守法，顽梗者叛文而骩法，奸伪者舞文而弄法，是律令所治者其一，所不治者有二也。制法以范之，勒器以征之，桀黠之民知上之人不能越法以罪己，又不能屈法以施恩，是议事之制反为法令所夺而民不畏，又先事之禁必不尽括所犯，民又缘此以逃遁，上亦无以执之。故叔向仲尼皆以为不可也。汉魏以来，制为比例，夫法既不平，则比例即以藏奸，元人条格可鉴也。古称汉法最简，汉刑最清，岂非以高除三族，文禁肉刑，所谓一人有庆，兆民赖焉者乎？子产之为政也，有大略者不问其短，有厚德者不禁小疵，故其卒也，郑人叩心流涕，三月不闻琴瑟之音。鲁大夫臧孙为政，主于严猛，其病也人皆贺其死，其愈也人皆惧其生，是以著述之士皆尚宽仁，惟商韩之书导以严酷。由此观之，宏崇晏晏，上下皆受其福；阴惨刻深，彼此皆罹其祸，亦奚取于此乎？故司刑之官，佐君为治者也。古之天子，必择良士为之。若非其人，则鬻狱矣，畏势矣，又必耳目无壅蔽。一有壅蔽，则偏听生奸，喜怒用事矣。又必行法果决，不果决则碍于回惑，失于转徙，病于烦扰矣。其最要者，不独为国守法，亦当自范于法，凛然如行独梁，不为无人，不矜其容，而后可也。所行之事欲施于彼，不可求诸彼也。当得可施之理，即在吾身，然后行之，有所禁止，亦在此身无过，而后可禁人过也。以此为名，以此为言，当分所名所言皆可行于己，而后以此名此言责之于人，不可名言于此，即不可责人以名之言之也。可名可言之事，出于此身则善果在身，而人之从善亦可在此身督之。若物有权衡规矩，而众器皆受裁也。若以不正之身而果于用法，则暴戾恣睢，与罪人不殊，又可以相治乎？且货财上行则天下无公是，奸邪临下则举世无完行，虽有银山金穴之赃，不闻于上则无从罪之；虽果桃菜茹之馈，既挂弹章则无从白之。而奏与不奏，又不系事之轻重而系怒之深浅，怒与不怒又不视人之贤奸而视贿之赢缩，故盗跖肝人之肉，有以悦上即得志宦途，廉士兢兢自持，无以悦上率不免坎壈。大吏犯法滋多而苛察小吏，小吏犯法兹多而苛察部民。汉和帝诏书所云，货行于言，罪成乎手。左雄上疏所云，髡钳之戮，生于睚眦；覆尸之祸，成于喜怒。古今昔然也。况辇毂之下仕而归者，重车盈道路，货财溢里闾，市尘满都门，泉刀流郡园，吏议莫之及也。远方下邑，闻风而争起矣，尚为有法度乎？元世祖苦官吏受贿，及将盗仓库定为重辟，并坐言官不举之罪，可谓严矣。然未知此两案者皆非刑辟所能禁也，犯此两案者皆有货财以开解免之门，禁之弥严，鬻之弥奢，取之弥多，案之弥不可胜，徒以救火扬沸，取具一时，而无终朝之计，岂能有所感化乎？所以胁持细民，无敢诉冤，固结上官，互相压迮，其始原于两造，渐至盗贼公行，压迮弥甚，且先诛求被盗之家以杜其口，其忧岂不大乎？善为治者，当厉廉耻以维持法度。廉耻之心生则贪心自息，廉耻之风盛则贪风自戢。虽网漏吞舟而培植甚多，禁御亦多矣。先王所以禁民争心者，不但用刑辟也，五常皆用之。故叔向曰，闲之以义，纠之以政；行之以礼，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夫以仁义礼信革民非心，此后世所不讲也。元人不重廉耻而威以刑辟，法虽严于外，心弥炽于内，宜其悬诸象魏。犯者弥众，即稍自好，又恐一旦意外之患无可解免，先取足于无患之时，而举世无不贪之人，则刑辟为之殴矣。
征义
刑法非一代之事，参数代观之，或异或同，皆可以征义。学者能明其义，则可以善后世之事矣。戮国君之弟之仆，事不可行矣，然虽不能行，而不谓无其理，故穷理者宜知之，若但以为过人之行，聊一激赏而称道之，视古人反浅于己，亦无大益，踵而行之，且恐有误。张释之劾太子梁王不下司马门，盖得魏绛之理措诸行事者也。然非悼公明察、文帝仁厚，二臣亦不敢为此以取必于理，而大戾于势也。文帝已废肉刑，至武帝时何缘复有腐刑之律，若司马迁、张贺皆贤者而坐之，不亦可疑乎？按许广汉传，少时为郎，以扈从之势盗取他郎之鞍，吏劾从行为盗当死，有诏，募下蚕室。募之为言或因文帝所废，子孙不敢辄复，而情法之可矜者又不可不全其生，故以募为名，若应募而至也，此亦曲全人生之意，非乐于割肌肤也。然别立科条，曲为义例以断人肢体，何如直禁之焉愈乎？故自汉以后不复存此律也。田叔焚梁狱词事，班氏不载，褚先生载计诸史记别简，盖中道而焚狱词，事不可讯。班氏疑而削之，是也。褚先生喜其奇异，诧而书之，此正史与野史之别也。通鉴复存之者，谓田叔归狱胜诡，得公羊许季子之义，因悉其原委而并及之，以为议亲之则，亦非谓焚词之可训也，经术之士宜慎取之。权幸之臣，有所不快，欲人君因事诛之，至有假阴阳鬼神之说摇动主听者，梁邱据请诛祝史，卫裔款请除西南隅大臣是也。人主最不可近艺术之士，恐其挟无稽之谈，乱刑赏之大政。先事无从诘其谬，事后不及悔其失也。人君以大夫为股肱，士民为肌肤，故春秋之义，大夫有罪无罪皆不得专杀也，以为擿巢毁卵，则凤不翔，剖胎焚夭，则麟不至。故有流放之典以处罪戾，所以尊贤者之类也。臣之见放者，三年待于竟上，盖古者疑狱三年而后断，自嫌有罪当诛，故三年不敢去，以待君之诛，非待君之赦也。此亦在律令之外，当存其理者也。
中外
治天下者虽曰王者无外，必取宫极居中，故邦畿未宁，勿问九服，中国虽安，不搏四夷，唐虞三代正朔所及不过五千，岐邠江淮之间仍其故俗，朔野辽海之外戎服不改，君臣泰然，不忧区宇之狭也。后世之君，务在广地开境，然地愈广而威思不制者始多，境弥远而风教失宜者亦众，一庭之外君门远于蒿里，万里之远明聪阻于蔀丰，适足酿成祸乱，无益声灵也。且以中外大势言之，自秦以前，中国众建诸侯，戎狄亦各有君长，不相统摄，秦皇以天下为一姓，而冒顿亦统一诸胡，天地气运至此一变，此后遂为敌国而相吞势成，南之防北非全力不能当，北之于南亦然。若尚如三代时别散分离，焉能抗衡者？于此见天心仁爱，中外若一，不使相侵暴也。萧望之儒者，论及军旅之事，自然以安静为上策，故其议匈奴一对，引士匄不伐丧为义，欲遣使吊问，辅其微弱，救其灾患，厥后扬雄谏受朝，皆不欲用兵之意。孙樵所言边事，其论将帅即汉人州郡可任之说，其论士卒即汉人边县制敌之说，大率边事之论居多，其要领不外此二说也。田锡云，率义动之众，徇无益之求，输常赋之财，奉不急之务，是舍近谋远也。沙漠穷荒，得之无用，夷狄遗种，杀之更生，是劳而无功也。大率边事失策居多，其撮要莫不括此数言也。若夫致金缯之奉，是谓足反居上，首顾居下，非族显而成塞内，是谓无出入之防，萌猾夏之阶，结兄弟而许婚，而配偶非其类，借兵力以平乱，而华夏被其毒，信甘言而劫盟，而臣主蒙其耻，皆中国之羞也。御之之法，恒治安形于内，则侮乱销于外，是以来则御之，去则释之，非我故物则弃之，得推亡固存之义，无远戍劳人之役，中国之长计也。苟求冠带远夷，不务固本安民，黩武而穷征讨之威，衰乱而致启疆之渐，强弱虽殊，其为失策一也。然而缙绅之儒则守和亲，介胄之士则言征伐，斯固人情所然，亦理势所必然。宋事最可笑，介胄之士皆有不得已而用兵之意，其它指画多端，人人有犂庭之略者，皆缙绅之儒也。是以庙算虽纷，终归于不可行，即可行者，亦不能责人以必行，所以一代武备无一事可纪也。明代边防，无臣服之事，无和亲之事，亦无岁币之事，然而最可痛者，边隙一启，奸****珰辙欲居为奇功，鬻为奇货，赂以贿得，督以私授，报功行赏，智不以实，且也宋人空言之旧病锢而不开，唐室监军之覆辙因而不改，威宁之捷附骥尾而书勋，麓川之功施茑萝而受策，一代去此二事，更有何事可勒铭乎？虽中枢职在封疆，反为所掣，方略任遣，总非己意，若守正不挠则开边生事之罪旋踵及身，或死或贬，皆不可测，直待大奸事败之后，昔之受贬受诛者或复其官，或恤其胄，而边事之陵夷则不及救葬，非一二岁之忧矣。此又一代膏肓之疾也。
要荒一
要荒之道，直北不可力争也，当以和好为上策。其余三方为害，有时勿听边吏邀功生事，则久安无患，谁能间之？夫冒顿统一诸胡而强，呼韩邪分五单于而弱，此强弱之往事，古今所共覩已，然亦有可疑者：光武用耿国之策，立日逐为南部，而北部求和。帝初不受，盖受一不受二，所以示信也。如兼受之，则两单于之心皆不固矣。迨其再请，则亦受之，以为既不绝北，又可以安南部之心，受之而平两家之憾，愈于不受而敦一家之信也。光武处此，极为得法，故边境获数十年之安。其后子孙因之，不离此指。南之不能兼北，犹北之不能胜南，固两部之情皆倚中国以为重。明太祖既驱元人于境外，彼中一世之后即与瓦剌分为二种，互相仇杀，此亦南北并峙之势。然以成祖雄武，徒劳兵力，即宣宗之世，内治修明，亦不能得其要领，而使阿鲁台之众为脱欢所并，二庭合一以成也先极重之势，较之两汉，万不及一，是谁之^欤？盖光武心存仁爱，视异域之人皆吾赤子，观其抑臧宫马武之请，诸将不复言兵，辞西域质子之书，东西南北自在，是以仁声远播，徧满遐方，近者既获安居，远者亦兴向慕，匍伏款塞而无二心。明之二祖欲尽其种类而鲸鲵之，是以彼中君臣上下莫不畏惧，瞋目切齿以图南牧，虽颇示仁恩，闲出赏赐，皆知其不由至诚，而仇机毒矢无日不窃拟境外，宜乎不能得其要领也，诚因两家贡马之始，用招徕之法，示以大度，推以兼爱，不贪人畜之利，不快奋撃之威，未必不可德礼相怀，如光武事也。加以明代之弊，任将出师，牵制多而文网密，将无专阃之威，兵无死伍之义，此呼而彼不应，前击而后瓦解，虽有卫霍之才，不能尽用所长，虽有狼瞫之勇，不能一夫深入。惟当结纳中官，弥缝言路，始克免患而侥功，否则辇金椟帛以奉权贵，速图内迁而离危地，任劳任患又复委诸他人，弃险要而不守，委膏腴以资寇，外为异域所窥，内为奸邪所玩，句致向导，相辅为害，来则得志，去复诪张，借朝贡之名，恣侮慢之意，烦费无涯，中高诇不禁，赐予靡亏，寇盗依然，漏师多端，边关虚设而不可救矣。于此时而称和好之利，岂非不洽时务，非所宜言乎？
要荒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