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陈独秀以进化论的发展观论证了文化改造的必要性，强调人类社会处于不断的进化之中，月异而岁不同。他指出：“人类文明之进化，新陈代谢，如水之逝，如矢之行，时时相续，时时变易。人类生活之特色，乃在创造文明耳。” [24]基于这一认识，在对新文化运动进行总结时，陈独秀认为“新文化运动要注重创造的精神。创造就是进化，世界上不断的进化只是不断的创造，离开创造就没有进化。我们不但对于旧文化不能满足，对于新文化也要不能满足才好；不但对于东方文化不满足，对于西洋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不满足才有创造的余地。我们尽可以前无古人，却不可后无来者；我们固然希望我们胜过我们的父亲，我们更希望我们不如我们的儿子。” [25]可见，在陈独秀看来，文化的吐故纳新、新陈代谢，是一个连续的不应该中断的过程，文化的不断进化积累，不但促进了文化本身的更新，而且促进了人类整个社会的发展。没有文化的发展，也不会有社会的持续进步，新社会需要在新学说的催生下才能出现。陈独秀希望以一种永不满足的精神去推动文化的发展，因为“一种学说，可产生一种社会；一种社会，亦产生一种学说。影响复杂，随时变迁。其变迁愈复杂而期间愈速者，其进化程度乃愈高。……若夫文明进化之社会，其学说之兴废，恒时时视其社会之生活状态为变迁。故欧美今日之人心，不但不为其古代圣人亚里士多德所拘囚，且不为其近代圣人康德所支配。以其生活状况有异于前也。” [26]陈独秀笃信宇宙间的精神物质，无时不在变迁即进化之途，无论是东方社会还是西方社会，均要借助新文化来促进发展，而新文化只有立基于社会现实生活，敢于突破旧说，才能建立起来。既然这样，在世界文化竞争中已经落伍的中国旧文化，就应让位于被陈独秀视为先进的西方文化，并通过彻底的改造以跟上历史发展的步伐，否则，就不能指望在中国建立起一个新社会。因此，抛弃旧说，建立新说，就成为文化领域内的一项必须完成的重大任务。
再次，陈独秀认为，要扭转国民软弱而萎靡不振的精神面貌，也必须进行文化改造。陈独秀认为，在中国文化思想中居于主流地位的是儒家文化思想，其学说特别强调中庸之道，不尚力争；而在中国文化思想中同样还有着一定程度影响的老、庄学说，更是强调无为而治，不尚贤，使民不争，以佳兵为不详之器。这使中国的民族性中缺少了一种阳刚之气，恶斗死、宁侮辱的软弱的息事宁人态度，与西方人恶侮辱、宁斗死的好战健斗精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后者恰恰是文化与社会进化历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关键因素，它促成了竞争，给文化发展与社会进步带来了活力。1915年11月，陈独秀在《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抵抗力》一文，他在文中指出：“老尚雌退，儒崇礼让，佛说空无。义侠伟人，称以大盗；贞直之士，谓为粗横。充塞吾民精神界者，无一强梁敢进之思。惟抵抗之力，从根断矣。”在该文中，陈独秀批判了老庄无为而治、儒学的过度礼让以及佛教的空无思想，要求人们学习西方社会的竞争精神，提高抵抗力，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陈独秀将抵抗力划分为身体的抵抗力和精神的抵抗力两个方面，他认为：“盖失其精神之抵抗力，已无人格之可言；失其身体之抵抗力，求为行尸走肉，且不可得也。……呜呼！国人倘抛置抵抗力，惟强有势力者是从，世界强有势力者多矣，盗贼外人，将非所择，厚颜苟安，真堪痛哭矣！呜呼！国人须知奋斗乃人生之职，苟安为招乱之媒！兼弱攻昧，弱肉强食，中外古今，举无异说。国人而抛置抵抗力，即不啻自置奴券，置身弱昧之林也。”由此，陈独秀号召国民一定要振作自强，从身体和精神两个方面提高自身的抵抗力，借此外御强敌，内则实现个人人格的独立，绝不能听天由命，做顺民、做奴隶。陈独秀进而指出：“训练青年，当使身心悉如钢铁。卞内基有言曰：遇难而退，遇苦而悲者，皆无能之人也。岩崎氏者，以穷汉而成日本之第一富豪，其死也，卧病数十日，未尝一出呻吟之声；美利坚力战八年而独立；法兰西流血数十载而成共和，此皆吾民之师资。幸福事功，莫由幸致。世界———战场，人生———恶斗。一息尚存，决无逃遁苟安之余地。” [27]显然，在陈独秀看来，只有提倡这种好战健斗的精神，才能使中国在世界各国之间激烈的竞争中拥有一席之地，也才能为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源源不断地输送具有竞争意识和主体精神的新型人力资源。而要造就大批这样的新型人力资源，就必须对传统文化进行彻底改造。
第四，陈独秀希望通过文化改造，激发国民的爱国心和救亡意识。如前所述，陈独秀认为东方民族是以家族为本位的民族，家族制度的世代沿袭使家族制度本身变得十分完善。而恰恰是这种完备的家族制度，剥夺了个人的自由权利。一家之人，唯家长马首是瞻，否则，就会被视为不忠不孝之人而被家族和社会所抛弃。这种以家族为核心的宗法社会，形成了以忠孝为统领的道德规范，其对个人思想意识的束缚、法律平等权利的掳夺、独立自尊人格的打压，均是十分严重的。长此以往，以家为出发点的国民就只知道有家，不知道还有国；只知道忙于个人的成家立业、升官发财、传宗接代，而不管国运兴衰。这种爱国心淡漠、缺乏凝聚力的国民的大量存在，使得“中国人民简直是一盘散沙，一堆蠢物，人人怀着狭隘的个人主义，完全没有公共心，坏的更是贪贿卖国，盗公肥私，这种人早已奉行了不爱国主义。” [28]面对日益紧迫的救亡问题，陈独秀十分焦急地指出：“全树将枯，岂可一枝独活；全巢将覆，焉能一卵独完。自古道国亡家破，四字相连。” [29]他呼吁不能把国与家相分离，因为国与家唇齿相依，唇亡则齿寒。面对很多中国人爱国心十分淡漠的现实，首要的任务就是进行思想上的启蒙和文化上的改造，将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结合起来，打破以家族为本位的封建宗法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解放人的思想，催生独立自主的人格。只有这样，才能挽救民族的危亡。
陈独秀深切地感受到了旧思想、旧文化对国民思想的束缚，为了救亡和启蒙的需要，就必然要打破这种文化桎梏。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人格的独立性、振奋国民的精神、激发国民的爱国心和救亡意识，国家的发展才有希望。
第二节 文化改造思想的主要内容
中国的传统文化既然在与世界其他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竞争过程中处于弱势，在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显得力不从心，并且其中的很多要素还成为走向现代化的阻碍因素，那么，对它进行改造也就势在必然。陈独秀通过对比中西文化对现代社会所起的作用，出于救亡与启蒙的双重需要，提出了自己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系列观点。当然，就文化改造的基本方向而论，陈独秀是要以西方文化为根基，来彻底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对此，陈独秀指出：“欧洲输入之文化，与吾华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数百年来，吾国扰攘不安之象，其由此两种相触接相冲突者，盖十居八九。凡经一次冲突，国民即受觉悟一次。” [30]而陈独秀在西方文化思想库里找到的武器，就是西方社会自启蒙以来所大力提倡的科学与人权思想。“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31]“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也；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以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32]陈独秀以他对东西方根本思想差异的认识，通过反思近代中西文化间的冲突与融合，希望从帮助国人在政治与伦理上产生觉悟入手，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化，力求从文化这一较深层面上消除社会发展的阻力。
一、根除封建礼教提倡人格独立
在对整个文化体系进行的改造中，陈独秀认为中国文化是建立在以儒学为核心的伦理文化基础之上的，所以，对伦理思想的改造显得尤为重要。他认为没有伦理的觉悟，则学术政治的觉悟就不算彻底的觉悟；伦理的觉悟是最后的觉悟，也是最难的觉悟，因为它处于文化思想中不容易触碰到的内核。陈独秀指出：“盖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节问题。纵一时舍旧谋新，而根本思想，未尝变更，不旋锺而仍复旧观者，此自然必然之事也。孔教之精华曰礼教，为吾国伦理政治之根本。其存废为吾国早当解决之问题，应在国体宪法问题解决之先。” [33]由此可见，陈独秀最终要解决的伦理问题，实际上就是要解决在中国伦理思想中占据主流的礼教地位问题。由于中国社会有着异常明显的伦理政治化倾向，所以，相对于政治而言，伦理问题的解决就显得更为重要。
对此，陈独秀首先在肯定道德价值的基础上，表明了自己对礼教的态度。陈独秀认为，无论人类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道德都是调节人类利益关系的有效手段，只要人与人之间还在发生联系，道德就有用武之地，要从根本上取消道德的存在是不可能的。但是，道德存在的合理性并不意味着道德是抽象的，可以与世隔绝，能够超越时空而一成不变，作为规范人们社会生活行为的道德，应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所以，野蛮半开化时代，有野蛮半开化时代之道德（如封建时代之忠孝节义等是）；文明大进时代，有文明大进时代之道德（如平等博爱公共心等是）。这就是古代道德所以不适于今日社会之理由。 [34] 在此基础上，陈独秀对儒家学说作了较为客观的评价。“孔子生于古代宗教未衰时代，其立言间或假古说以伸己意。西汉儒者，更多取阴阳家言以诬孔子，其实孔子精华，乃在祖述儒家，组织有系统之伦理学说。宗教玄学，皆非所长。其伦理学说虽不可行之今世，而在宗法社会封建时代，诚属名产。吾人所不满意者，以其为不适于现代社会之伦理学说，然犹支配吾今日之人心，以为文明改进之大阻力耳。且其说已成完全之系统，未可枝枝节节以图改良，故不得不起而根本排斥之。盖以其伦理学说，与现代思想及生活决无迁就调和之余地也。” [35]陈独秀认为，儒学本身并不带有神秘的宗教色彩，作为构成中国传统文化内核的儒学，对于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稳定发挥过积极作用，并在社会心理和政治层面上影响中国人长达数千年，对此是不容置疑的。 [36] 尽管如此，作为国粹的儒家文化只是传统农业社会的精华，已很难适应现代工业化社会发展的要求，儒学的落后是整体的，若企图对之只做局部的改良而让它继续发挥推进社会发展的效能，是很不现实的。然而，维护封建等级制度是依附性人格思想根源的儒家伦理学说，仍在现实社会中支配着人们的思想，阻碍着文化与社会的发展，因而必须予以彻底批判。否则，就无法实现人们的思想解放，也无法实现文化与社会的进步。
其次，陈独秀着重指出了礼教对社会发展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其一，礼教只关心少数人的权利与名誉，忽视大多数人的幸福。陈独秀认为，生长于封建时代的孔子，所提倡之道德、礼教、政治，无一不是封建时代生活状况的反映，其所维护的只是少数君主贵族的利益，对于大多数国民的幸福而言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儒家提倡社会道德生活莫大于礼，但礼却不下庶人；古代政治莫重于刑，而《曲礼》中却明言刑不上大夫。孔子学说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本质在此已一目了然。 [37]
其二，在礼教思想控制下的社会所塑造的人，是缺乏独立性的、具有依附性人格的人。儒家学说把三纲之说视为一切道德政治的根本：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使民于君、子于父、妻于夫皆无独立自主的人格。在三纲之说的禁锢下，天下男女，可以为臣、为子、为妻，但就是不见有一个独立自主之人。儒家推崇的忠、孝、节，成为金科玉律般的道德名词，而其所提倡的不是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是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社会上各行各业的发展，皆离不开个人创造性的发挥，若失去了以人为中心的创造性，社会发展就将失去活力。而三纲五常所提倡的奴隶道德，恰恰是造就依附性人格的罪魁祸首。 [38]
其三，礼教剥夺了个人的平等权利，抑制了个人主体意识的发展。礼教打造出的社会是封建宗法社会，这种社会强调以家族为本位，一家之人，悉数听命于家长，个人是不允许和家长争权利的。宗法社会尊家长，重阶级，故教孝；尊元首，重阶级，故教忠。在忠、孝观念压制下的人们，既没有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和思想自由，也没有法律上平等之权利，更在养成依赖性的情况下丧失了个人之生产积极性。 [39] 在礼教制造的依附性人身关系下，个人不可能有任何全面发展的机会，也不可能享有任何平等权利，只能形成缺乏主题意识的依附性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