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公司的政治联系，一般指公司和拥有政治权力的个人之间形成的隐性政治关系，包括公司的董事高管曾经或当时在政府部门、人民代表大会的任职，西方的研究还包括企业通过选举捐款获得的政治关系。政治联系分为两个层次。第一是所有制。相比私有制的企业，企业的国有制当然是一种政治联系。第二是民营企业董事会的政治属性，这里民营企业董事会的政治属性是指董事会中具有政治联系的董事背景：包括前任或现任政府官员的董事会（官员类的政治联系）和包括担任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董事会（代表委员类的政治联系）。
一、公司的政治联系和法律执行理论
法和金融学派认为投资者保护决定一国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而中国在投资者保护和证券法执行不完善的条件下，中国的资本市场仍然有长足的发展，这被称为是“中国金融发展之谜”。[219] 原因之一是，企业利用各种关系，包括红帽子挂靠和政治关系，保护自己的产权，通过在政府官员的朋友或亲戚，消除行业进入的壁垒，或与政府分享利润，这些基于关系的替代机制，为私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支持，[220] 投资者敢于投资。
作为一种“关系”，政治联系对我国的公司在竞争中获取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均具有深刻的影响。第一，公司的政治联系能为公司带来私有产权保护，防止政府不正当地侵犯企业的私有财产。[221] 第二，公司的政治联系有助于公司获得银行贷款。实证研究发现，有政治关系的企业比无政治关系的企业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和更长的贷款期限。[222] 在金融发展较落后、法治水平较低和产权保护不强的制度环境中，政治关系作为一种替代性的非正式机制。[223] 第三，公司的政治联系有利于公司在债券市场获得融资。[224] 第四，公司的政治联系有利于已经进入资本市场的公司进一步进行再融资（ SEO）。[225] 第五，公司的政治联系有利于公司打破政府管制的行业壁垒，进入很多原本无法进入的政府壁垒行业。[226] 第六，最重要的是，在法律执行方面，公司的政治联系对证券二级市场的执法有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对证券监管者的欺诈类执法的影响。[227] 经实证研究，公司的国有所有制对我国证监会的反欺诈执法有影响。这个现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简称“证交会”）同样受到公司政治联系的影响。[228]瑏瑠
二、证券法的组织基础：作为官僚制的金融执法者及官僚行事方式
（一）中国证监会从事业单位崛起为官僚机构（ 1991—2012 ）
中国证监会拥有的国家权力与表现出来的行为特征并不是如规则条文所说的事业单位。尽管根据1998年中国证监会“三定方案”及枟证监会各部门处级机构设置方案枠，中国证监会为******直属正部级事业单位，[229] 但观察法律实践可以发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管理权力“比普通行政机关的权力还要大，中国证监会拥有规章制定权，可以创设一定的行政处罚，可以有较多的现场检查权，而且还拥有对其自身行为的复议权”。[230]
与美国证券与交易委员会（简称“证交会”）的名称一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名称也叫“委员会”，可实际上它并不是如同名称所说的美国式“委员会”制度，而是逐渐演化为一个科层制的官僚机构。所谓科层制（ bureaucracy ） ，或者叫官僚制，公认的经典定义是，官僚组织是由极其精细的权威等级组成，而这种权威等级是以极其精细的劳动分工为基础的。[231] 官僚制的特征有四要素或者六要素说。在韦伯的官僚制经典定义中，韦伯识别出现代大规模行政管理体制所共有的最本质特征，有十个或是十一个鲜明的特征。[232] 有学者从长长的官僚特征列表中，挑选出值得特别注意的六个方面：界定明确的权威等级；基于职能专业化的劳动分工；涵盖任职者权利和义务的规则体系；处理工作的程序制度；人际关系的非人格化；基于技术能力的雇佣和晋升制度。[233] 后人有将官僚制总结为六大特征：[234] ①根据法律或行政规则，组织内部的各单位和个人都有固定不变、明确规定的工作范围；②存在一个等级制的权力体系，上级监督下级工作；③通过书面文件来施行严格的现代化管理；④组织雇佣经过专业培训的职员，这些人懂得规章制度并在工作中不掺杂个人感情因素；⑤职员们的工作时间是有限定的，但工作要求他们贡献出全部力量；⑥职员们的位置由上级官员任命，他们把组织内的工作看成是自己的终身事业，他们在工作中得到晋升，在退休后有可靠保障。也有学者将韦伯的官僚制简化为四个特征：[235] ①层级制，即在一种层级划分的劳动分工中，每个官员都有明确界定的权限，并在履行职责时对其上级负责；②连续性，即借助于提供有规则的晋升机会的职业结构，公职成为一种专职的、领薪的职业；③非人格化，即工作按照既定的规则进行，而不听任于任意和个人偏好，每一项事务都要被记录在案；④专业化，即官员们根据实绩进行选拔，依据职责进行培训，通过存档的信息对他们进行控制。所有这些特征构成了韦伯的官僚制定义性模式：一种行政管理体制只有符合这个标准，才能被恰当地称之为官僚制。
不论是对照科层制的四要素说，还是六要素说，中国证监会的科层制特征表现明显：第一，在劳动的高度分工和专业化方面，中国证监会法律与财务的人员分别审核公司上市申请的不同方面。发行部下设五个处室，综合处负责申请文件的受理分工和整个审核工作的协调；审核一处负责审核公司非财务资料和信息披露；审核二处负责审核公司财务；发审委工作处负责发审会的组织、会议记录；发行监管处负责起草核准文件、确定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规范处负责重点和难点企业的复核和政策性文件的起草等工作。[236]
第二，最重要的是，中国证监会的组织形成了一个权威的层级机构。从人口与教育来说，“截至2009年底，中国证监会共有工作人员2 621 人，其中会机关696人，派出机构1 925人，占比分别为26 。6%和73 。4%。会机关和派出机构人员的平均年龄分为36 。1岁和36 。2岁。在学位结构方面，证监会系统拥有博士和硕士学位的人员占全体人员的53。6%。”[237]
中国证监会是行政首长负责制，而美国证券监管部门———美国证券和交易委员会（证交会）是委员会合议制。具体来说，中国证监会内部工作人员形成科级、处级、副厅局级、正厅局级、省部级等层次明显的级别。中国证监会工作人员的福利待遇完全与级别密切相关，一旦离开证监会，将失去身份带来的一切福利。根据枟证券法枠第14条规定，中国证监会还设有股票发审委，委员由中国证监会专业人员和所聘请的会外有关专家担任。中国证监会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设立三十六个证券监管局，以及上海、深圳证券监管专员办事处。
美国证交会的官僚色彩相对淡一些。第一，美国证交会的最高领导是五名委员，委员会采用合议制、而非首脑负责制决定美国证交会事务，除非涉及保密事项，要向公众和新闻媒体开放委员会议。委员实行交错任期制（ staggered term ） ，每年轮换一人，不与总统任期挂钩；除非基于渎职、失职或违法行为等法定事由，委员不得被总统任意解职；委员不得兼任任何职务，不得买卖证券或从事任何其他证券交易活动；其他非领导职位职员，主要受文官制度支配，采用公开竞争考试和功绩制选拔和任用；[238] 第二，证交会内设的公司融资部等五个部门及部门相互之间的关系更加扁平化一些；第三，证交会是由律师主导；第四，证交会工作人员的跳槽率很高，对组织的人身依附性弱。[239]
最后，中国证监会制定有明确的成文规定和条例，处理证监会内部的人事。比如，枟中国证监会工作人员守则枠枟中国证监会“八要八不要”纪律枠枟发行监管部保密工作守则枠枟发行监管部来访接待制度枠等。在人员录用方面，实行基于资质的雇佣制度。中国证监会招募人员，一般须经过标准化的考试。[240] 工作和所有权分离，即“管理者和普通职员都不拥有他们工作所在的办公室、所坐的椅子、所用的机器，也不拥有他们生产、发明和设计的产品。”[241] 中国证监会当然满足这个特征。此外，在经费上，中国证监会同其他行政机关。中国证监会经费收支全部纳入国家财政预算内管理，即证券、期货市场监管费不属于证监会的收入，而是直接上缴国库，中国证监会的经费支出则完全由预算内拨款。[242] 根据中国证监会2010 年收支预算总表，[243] 2010 年收入合计76 214 。63万，其中，财政拨款70 752 。41万，其他收入（指按照财政部要求，证监会将以前年度房改房出售收入的一定比例用于发放职工购房补贴的资金） 462 。22万，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5 000万；支出方面，预算金融监管事务支出为70 062 。65 万，住房保障支出预算为6 151 。98万。
（二）中国证监会承担着政治使命
不仅要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证监会作为******的组成部分，也要分担部分的政治任务。
第一，中国证监会要维持不同地区的上市公司数量的平衡。2012年6月，证监会开始实行西部企业上市的政策，优先审核西部企业的上市申请。[244]
第二，证监会贯彻国家的产业政策。对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证监会在审核时会征求国家发改委在产业政策方面的意见。[245]枟证券法枠第51条规定：国家鼓励符合产业政策并符合上市条件的公司股票上市交易。在具体操作中，证监会发布枟证监会公告〔2010〕8号———关于进一步做好创业板推荐工作的指引枠。“指引”明确：“支持和促进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顺应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导向”，“保荐机构应重点推荐符合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向的企业”等。
第三，作为国家战略工具的中国资本市场及其法制特征。中国政府是作为金融资源的垄断分配者。在直接融资领域，中国的资本市场服务于国家的建设与战略，是国家的工具。20世纪90年代，资本市场作为国企改革和解困而存在。前中国证监会主席周正庆指出，发行股票上市有利于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改善国有企业依赖国有银行贷款的状况。证券市场的发展为解决国有大中型企业资金不足开辟了一条重要途径。证券上市要把贯彻国家产业政策、支持国家重点建设作为工作重点。[246] 在21世纪，作为国家的文化体制改革，中央要求文化、新闻产业改制上市，资本市场将一一接纳它们。[247] 例如，人民网的利润主要来源是税收优惠和政府采购。[248] 2009年9月，国新办下发枟关于重点新闻网站转企改制试点工作方案枠通知，部署十家全国重点新闻网站转企改制。又如最近的为了地方的城市商业银行改制，资本市场再一次肩负国家金融改革的重任。
一个结果是，国有企业对证监会审核政策形成与发展有很深的影响，使得这些金融上市政策和审核惯例客观上有利于国有企业，这客观上会带来证券发行法在执行中的所有制倾斜。公司上市标准是根据国有企业制定的，却被监管部门要求一体适用到不同所有制的企业。所谓公司“规范”的问题，主要是针对民营企业才存在的。又比如，国企的资产负债率很高。中国枟商业银行法枠规定，银行不能向企业入股，只能以“贷款”的形式投资企业。[249] 1995年枟商业银行法枠规定，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向企业投资。[250] 2003 年枟商业银行法枠修订，维持金融与实业股权隔离的禁令，除非“国家另有规定”。[251] 可见，至少自1995年枟商业银行法枠立法开始，中国建立了银行只能向企业债权融资的制度。也就是说，银行不能入股企业，而只能以“贷款”的形式投资企业。结果就是国企的资产负债率高。国企的资产负债率会很高，深受国有企业影响的中国证监会公司上市审核法律制度对公司首发上市形成了奇怪的要求———资产负债率不能太低。资产负债率低的企业，会被中国证监会认为股权融资的必要性不足，上市申请会有被发审委否决的风险。[252]
（三）有限理性、风险规避与上市融资的合法性证明
官僚制导致监管者行为的有限理性和风险规避。监管机构的工作人员不会因为预测或防止了欺诈或危机而受到奖励，相反却会因为犯错误而受到惩罚。[253] 这是官僚制导致的扭曲激励。[254] 特别是在中国，中国证监会的工作人员一旦离开体制不再担任公职，社会保障等福利将不复存在。有时候证监会的监管人员会调侃自己不如农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