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是，人性偏偏迷恋于权位，也许因为默默无闻的寂寞是最无法忍受的。就像那些垂暮老者，尽管已届风烛残年，却仍然闲坐在热闹的街口，彼此追忆昔日的尊荣。
有趣的是，拥有权位的人只能通过别人的眼睛来确认自己是否幸福。要是根据自身的感觉来判断，则很难找到答案。他们能自我宽慰的，仅仅是别人对自己的羡慕和模仿，这使他们得到骄傲和荣誉。虽然真相也许恰恰与此相反。他们会时时陷入忧虑，因为在结局到来之前，他们很难真正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拥有权位之人，通常没有时间保持自己的身心健康。塞涅卡说：“虽然名满天下，自己却一无所知，这样死去是可悲的。”拥有权位者，既能行善也能作恶，不过作恶会受到舆论的谴责，所以最好还是避免。行善的意向是值得称赞的，但只单纯停留在好的意向上，尽管上帝可以接受，但对于人类来说却比不上一场梦。许多有利于人类的好事，要办成都离不开权位的力量。
成功与美德是衡量人生价值的两个尺度。同时具备这两者的人，应该是幸福的。所以，当他行事时，就算面对上帝也不会感到亏心，并能因此获得灵魂的“安宁”。正如《圣经》所说：“直到上帝看到他所创造的一切都很好，才在第七日停止工作，放心地休息了。”拥有权位者，应该以此为自己工作的榜样。此外，还应从过去那些不称职者身上吸取经验和教训。当然，这并不是为了贬低他人，而是为了让自己不要重蹈覆辙。同样，假如要进行兴革，也不是为了丑化过去，而是为了给后人开创可以遵循的先例。
拥有权位者应当研究历史，特别要注意分析好的事物是什么时候蜕化和如何蜕化的。同时，还应该了解这个时代与历史的不同特点。对于历史，要寻找其中最优秀的东西；对于现代，则要寻找当前最切实可用的东西。拥有权位者应该力求使自己的行动有规律性，使人们能有所遵循。绝对不要过于自信和自负。在变更成规之时，则应该把为何这样做的理由向民众解释清楚。
拥有权位者享有特殊的权利，这是应该的。但对于这种特权，与其炫耀，不如默享，更不能滥用这种特权，同时，也必须维护下属们的权益。对下属的事情，只需做原则性的指导，而不必事事都要插手。要耐心听取并善于接受对自己有益的忠告和建议，不要把那些“好管闲事”的热心人拒之门外。
拥有权位者比较容易犯的过错有四点：延误、受贿、蛮横和讲情面。
要避免延误，就要信守时间，当断则断，不要把必须做的事积压起来。
要杜绝受贿，除了约束下属不接受不义之财外，也绝不给那些行贿者任何恩惠和利益。不仅不能受贿，而且不能给行贿者留下你可以用财物收买的任何疑点。要设法使公众知道你不只反对受贿，还憎恨行贿者。假如对某件先前已决定的事情，突然无明显理由地改变原则或意图，那就可能产生当事者因收受了贿赂而改变意图的嫌疑。因此，当需要改变一个观点或做法时，必须把这样做的目的以及改变的原因公开言明。要注意的是，一个仆人或一个亲信，由于与有权位者的密切关系，常常会被视为通向贪污受贿的秘密渠道。
说到蛮横，它比严厉更糟。因为严厉能产生敬畏，而蛮横却只能招致怨恨。身处高位者最好不要轻易责骂下属，即便非责备不可，态度也要庄重严肃，千万不要用讥讽的口气。
至于讲情面，要比受贿赂的危害更大。因为贿赂只是偶然发生的，而一个拥有权位者如果喜欢讲情面，那他就会永远不自觉地顺着别人的意思办事。所罗门曾说：“讲情面没有好处，它使人为了得到一块面包而破坏法律。”
古话说得好：“地位的升迁能展示性格。”这句话相当有道理，在高位上的表现确实能使一个人的品格展露无遗。塔西佗曾批评加尔巴说：“如果他不曾成为帝王，人们或许会相信他有雄才大略，有能力治理好一个国家。”而提及韦斯帕斯时，他却说：“掌权以后使他的人格得到增进。”前一句话批评加尔巴的失败，后一句话则赞许了韦斯帕斯的贤明。权位愈高德行愈增，这是具有优质品格的最好证明，因为荣誉只应该来自于美德。然而，世人通常在其未得志的时候，尚能具有某些美德，而一旦得到了权位，就丧失了这种美德。这就像在自然界中物体的运动一样，在启动时速度很快，而在步入正轨后却缓慢下来。
取得权位的路是蜿蜒崎岖的。在这条道路的跋涉中，加入某一党派是必要的，可以保全自己的实力。当达到相当地位后，你就应该退出党派之争，保持中立。身居高位者对前任的荣誉要珍视和公正，否则当你引退时，人们也会用同样的办法来对付你。
对于同僚，应该相互关照。宁可在他们不想会见时会见他们，也不要在他们想求见时拒绝他们。在谈话中以及答复下属的问题时，最好能忽略自己是一个地位高的人，千万不要因自己的高位而摆出一副官僚架子。你应该给同僚留下这样一个印象：“他在生活中是平凡的，在工作中却是超众的。”
谈进言——听从别人的劝告，你就会安全
对进言者的信任，是人与人相处过程中最大的信任。因为在其他的信任中，人们给予别人的，不过是像田产、信贷、子女等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是，他们会把生活的全部托付给他们认定的良师益友。因此说，向别人进言的人，应该具有正直守信的品质。
那些聪明的君主，并不觉得他们的伟大或美好的名声，会因接纳进言而受到影响。连上帝都会接受别人的进言，并且用“规劝者”或“进言者”作为他的神圣尊号。所罗门说：“听从别人的劝告，你就会安全。”任何事情，都应该三思而后行。假如一个人不能很好地接受别人的劝告，那他的处境将会极其危险。
所罗门看到了言论的必要性，而他的儿子们却发现了言论的力量。因为上帝所钟爱的那个国家，分裂解体的原因就在于奸佞的进言。一般来说，这类进言有两个特点：对于一件事来说，它是把人引向暴力的言论；对于一个人来说，它往往出自年轻人之口。从这两个特点入手，人们就能够识别奸佞之言。
古人对于君主与进言两者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以及君主如何明智地采纳进言，都有非常明确的描述。古人用朱庇特娶美蒂斯来比喻君主与进言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美蒂斯是诤谏的化身，她与朱庇特结婚不久之后就怀孕了。但是，朱庇特比较性急，没等到美蒂斯生产，就急着把她吞入腹中。可没想到的是，朱庇特却意外地有了身孕，后来，全副武装的帕拉斯就从他的头顶钻了出来。这个故事尽管看起来非常荒诞，但它却显示出了君主应该怎样利用议会：首先，像受胎怀孕那样，君主应该把朝中大事交给策士们去议论；策士们讨论的过程就像胚胎在子宫中逐渐成长，等到快要出生的时候，君主就不能让这些事务的处理权继续由议会掌握；此时，君主要收回事务的处理权，并且使百姓们都看到，号令是君主本人发生的，最后的决断也出自君主本人，这些号令和决断就如同全副武装的帕拉斯。
现在，让我们来探讨一下进言的弊端，以及补救的方法。征求与采纳别人的谏议时，存在着三大弊端：第一，让事情暴露，不利于保守秘密；第二，君主的权威受到影响，有损君主的自主形象；第三，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会趁此机会向君王进献谗言。这三大危害对一个国家的发展非常不利。因此，法兰西的实践和意大利的理论（在某几位君王掌权的时代），曾创立过“内阁会议”或者秘密会议的制度，以根治进言的三大危害。可是，他们这样做，不仅没有任何效果，反而给国家造成更严重的灾难。
先谈谈秘密的问题，君王可以有选择地把一部分事情告诉给议政大臣们，并不一定把所有的情况全部告知。有人征询该怎么做的时候，也不并一定必须给他一个答复。但是，君主要特别留意一点，那就是自己千万别泄露秘密。“我浑身都是漏洞”便是那些秘密会议最好的注脚。一个喜欢告密的人，危害极大，纵然其余的人都懂得保守秘密，也无法补救那个人所造成的损失。毫无疑问，有些事件因为极度机密，除了君主之外，知道的人也就是一两个。但是，就算知道的人少，能够提出的谏议很有限，也并不一定就是坏事。因为，这样既有利于保守秘密，又可以减少分歧，使得意见能够尽快得到统一。可是，只有当君主是一个有办事能力的明君，那些大臣是对君主忠心耿耿的聪慧之人的时候，上述情形才能实现。比如英王亨利七世，在重大事件发生后，他通常只会跟福克斯和摩吞两个人商量。
其次是君主权威减弱的问题。身为君主，能够参与议论、广纳贤言，只能让他的尊严得到提升。君主因为听从别人的谏议而失去臣仆的事情，似乎还没有发生过。只有当几位大臣结党营私，或者某位大臣权位过重时，那种情况才会出现。当然，那属于极个别的例外，应该另当别论。况且即便那种情况真的发生，也是非常容易察觉，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遏制的。
下面来谈最后一个弊端。毫无疑问，“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忠诚可言”，是用来形容整个时代的，并不是具体指某个人。君主应该把那些具有忠诚、质朴、诚恳、豪爽等优点的人，收为己用。再者说，那些进言的大臣们并不都是抱成一团的。相反，他们每个人对其他人都怀有戒心，假如有人向君王进言，是为了个人的前途，或者排除异己，那其他人一定会揭发他，君主自然也就可以一目了然。但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的办法，还在于君主应当慧眼识人、知人善任，像谋臣了解他那样了解谋臣。
另外，作为谋臣来说，不能对君主的为人进行过多的揣测。谋臣的真正品格，并不在于熟悉君主的性格，而在于熟悉国家的事务。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做到不受君主的影响，提出合适的忠告。对于一个君主来说，最难能可贵的是：在听取进言的时候，既能够听取大多数人的意见，又能够听取少数人的意见。因为大多数人的意见代表整体趋向，而个人的意见通常能够切中问题的要害。在众人面前，人们很容易受到别人的影响，而在私下，人们往往能够勇敢地表达出自己的意见。所以说，最好是两种意见都能采纳。而且，应该在众人面前听取地位尊贵之人的意见，以避免其出言不逊；在私下听取地位卑微之人的意见，以便使其可以无所顾忌、畅所欲言。
在听取意见时，如果君主只能听进谈论事情的意见，听不进去谈论人的意见，那么，这种进言对他来说起不到任何作用。因为事务本身是没有生命力的，而提出意见的人却可以赋予事务生命力。当然，以提出意见的人的地位作为标准，并以此判断是否需要听取他的意见，也是不可取的。因为，在用人得当时，就会出现中肯的意见；在用人不当时，很容易铸成大错。古人说得很正确：“最好的进谏者，是那些死了的人。”当谋臣们为了活命而不敢讲实话的时候，书籍便成了最好的言官。因此说，多读书是大有益处的，尤其是那些有过亲身经历的人所写的书。
如今，各种的议事机关，只不过是举办一些普通的会议。在这种会议上，人们只对事务进行简单的谈论，并没有进行激烈的辩论。况且，他们对议事机关的决议或者命令，经常敷衍了事。因此说，当遇到重大问题的时候，最好是在前一天把问题提出来，在第二天进行讨论。经过一夜的思考，人们的意见会变得更加成熟。英格兰和苏格兰统一委员会就是这样做的。在我看来，在议会选设提案委员会时，最好是选用那些保持中立的人，因为他们更为公平。关于请愿这件事，要安排固定的日期进行专门讨论。因为这样做，既可以让请愿者对政府是否接受他们请愿有所准备，同时也不会让国家大事受到影响。我还建议成立财政委员会、军事委员会、贸易委员会、诉讼委员会等各种常务委员会，这样就可以分门别类地处理各种事务。因为，假如像西班牙那样，有一个国家议事机关，同时还有很多小的议事机关，那么它们实际上就等同于权力更大一些的永久委员会。像海员、律师等各行业的从业者，需要向议事机关报告时，应当先向各委员会报告，等到合适的时机到来后，再向议事机关报告。他们不能够成群结队、态度恶劣地跑到议事机关去。因为这种行为并不是去议事机关进言，而是向政府示威。
议会中，座位及次序的安排也不可忽视。在靠墙附近的地方摆放一些座位，摆一张方形的桌子，还是摆一张长条形的桌子，这看似只是形式的问题，但并非如此。这是一个关系重大的事情，因为在一张长条形的桌子四周，大权控制在坐在桌子上端的少数人的手里；而在别的坐法中，就算是那些坐在下位的议员，也有机会提出自己的意见，并被采纳。
君主应当注意，在主持会议的时候，不要把自己的意向通过言辞泄露出去。因为那样的话，那些谋臣就会通过察言观色，洞察出君主的意图，从而捡君主爱听的话说。即便他们有更好的主意，也不会发表出来。
谈叛乱——有多少破产者，就有多少支持叛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