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节 雾之都
抗战时期的文化大迁移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首先就表现在对四川地区的影响上。
抗战前，四川仅有公立私立大学4所，全国性的知名学术机构********几乎没有，文艺刊物寥寥无几，优秀的四川作家大都活跃在省外。抗战后，迁入外省高校48所，40年代仅重庆就有全国性学术团体141个，《出版通讯》1943年统计，重庆、成都两地共出版各类图书1756种，占全国出版总数的45.3%，从出版趋势来看，文艺作品所占比例也越来越大，“文艺作品占1941年度出版量的28%，1942年占41.7%，到1943年上半年占45.8%。”1941年，仅重庆就出版杂志166种，其中纯文艺占了17种，约10%强，且递增速度很快，到1942年统计时，已有杂志220种，纯文艺46种，占到21%抗战期间，中国知识分子中“高级知识分子十分之九以上西迁；中级知识分子十分之五以上西迁；低级知识分子十分之三以上西迁。”其中，绝大多数都集中在了四川的大专院校和学术机构当中。又据统计、抗战期间全国作家有377人（不包括香港、南洋地区的中国作家）仅在四川的作家就有140人，重庆则占了121人，这是一个当之无愧的最大的新的“区域”作家集团。
自蚕丛、开明以降的巴蜀史，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规模宏大的文化注入，如此势如潮涌的“入蜀”文化大军！如今，四川再也无须远眺，它就在这些入蜀作家的脚下、身旁，在他们的衣食住行当中，巴蜀社会就是他们必须面对的生存环境，巴蜀文化从四面八方压向他们，掀动他们，牵引他们。于是，四川先前的谜团消逝了，代替它的是更真切的实感，更细腻的体验。以对“雾都”的集中展现为主体，外省作家对巴蜀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作了前所未有的观照和解读。
四川独特的社会面貌和生活样式首先在外省作家笔下获得了较为全面的展示，这些展示主要交给了散文和游记。在大后方的散文、游记作品里，外省作家不无新奇地描述着四川盆地那青翠的竹林，黄橙橙的柑橘，夜晚乡村旷野上空升起的“孔明灯”，那浙浙沥沥的夜雨，鸡公车，滑竿，担担面，还有那崎岖的山道，路边小店里昼伏夜出的臭虫……
这样的意象已经很有巴蜀特色，几乎可以混人沙汀的《某镇纪事》了：“街道是窄狭的，只要有一只肥猪横卧在中间，那么路人差不多就得从它身上跨过去，一根不怎么长的晾衣服的竹竿，从街左面的屋檐搭到街右面的屋檐上，还得斜放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枯焦而瘦削，那情形就如同一根失去水分的甘蔗一样。”《虹》里想象的“谜之国”，今天才真正敞开在茅盾面前，这回是他以自己的亲历讲起蜀道难（《秦岭之夜））），讲起乡场上新旧杂糅的风俗（《某镇》），讲起成都、重庆的都市生活（《成都一“民族形式”的大都会》、《雾重庆拾零》），自然，也细细掂量起“天府之国”的分量来（《“天府之国”的意义》）。有的作家成了巴蜀饮食文化的“俘虏”。比如王力，他对川语“辣子”把玩不已，从中品出许许多多的滋味来，“川滇人把辣椒称为‘辣子’，有亲之之意；江浙人叫它做‘辣货’，则有远之之意。‘辣货’不是比‘泼辣货’只差一个字吗？至于闽粤各地，更有些地方完全不懂辣椒的好处的。”
八年抗战已经将许多外省作家生命中最重要的经历与这块既富饶又落后，既强悍又野蛮的土地联系在了一起，四川已经成了他们的“第二故乡”，成了他们血肉和情感的一部分。来自“人间天堂”苏州的叶圣陶按理说是目光挑剔的，但他却多次倾倒于锦城的晓雨清凉，吟诗作词，对蜀中山水赞不绝口，自认“远胜江浙”。冰心渐渐爱上了重庆冬天的浓雾，据说“这里有一种心理上的太阳，光明灿烂是别处所不及的”，“我渐渐的爱了重庆，爱了重庆的‘忙’，不讨厌重庆的‘挤’，我最喜欢的还是那些和我在忙中挤中同工的兴奋的人们，不论是在市内，在近郊，或是远远的在生死关头的前线。”“在这里我又看见一种力量，就是支持了三年多的骆驼般的力量。”冰心在这里所赞赏的实际上是她理解的“重庆精神”，“四川精神”，一种来自西部民族坚韧、倔强品格与持久抗战的毅力。
当然，像冰心这样真正爱上重庆冬雾的外省作家并不多。重庆和冬雾倒几乎成了入蜀作家一个最大的“母题”，围绕它们诞生了蔚为壮观的大后方小说与大后方戏剧，仅是题目与之相关的就有戏剧《雾重庆》（宋之的）、《山城故事》（袁俊）、《重庆二十四小时》（沈浮）、《残雾》（老舍）、《重庆屋檐下》（徐昌霖），小说《雾城秋》（艾明之）、《雾都》（李辉英）、《新都花絮》（端木蕻良）等等。在这些作品里，重庆城及其挥之不去的浓雾常常成了腐败、空虚的背景或者象征，它们共同组成那黑暗的大后方。市民、学生、知识分子、职员、官僚、土豪、军阀都密集在这块土地上，求职谋生，躲避轰炸，囤积居奇，尔虞我诈，花天酒地，投机钻营。这里凝结了一代中国作家的辛酸、屈辱、苦涩以及希望。描写“雾之都”及“雾之都”统摄下的大后方区域之人生世态的作品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超过了那些表现四川风俗文化的散文和游记，代表着抗战时期入蜀文学的主体。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八方来客都在某一个边远区域为生存而挣扎，几乎所有的作家都以某一个地区为背景进行创作，这样的文学意象和文学选择是绝无仅有的。不能不承认，在进入巴蜀文化的旅程中，像“雾之都”这类题材的大量出现标志着外省作家已经又迈出了很大的一步。
不过，我认为，我们还是不能将这些作家对四川风俗的素描和以四川为背景创作的小说、戏剧与巴蜀文化特点简单地勾扯起来。因为，当我们认真解读这些文学作品时，将会发现，入蜀的外省作家似乎总是把自己与巴蜀社会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在与巴蜀自身的文化形态若即若离的状态中进行着自己的描述，他们更多的是理性的审视，而少了一点感性的投入。
我们在大后方的游记中找到了茅盾、邹绿芷等人的“风俗志”，也找到了叶圣陶、冰心的“第二故乡情结”，但同样不能忽视的事实是，我们也可以找出数量相当的对四川风俗的鄙夷及厌恶，找出外省作家在分析比较中建构起来的风俗批判。河南作家宋之的把川人的“抢食”写得惊心动魄：“倘在路边的小饭馆里打尖，就得时刻留神，要一疏忽，碗里的菜跟篮里的饭就会被抢光的一迅速得连说一声‘做啥子’都来不及。”司马计对重庆的山水和市容都很不以为然，在他看来“重庆的山是为开防空洞生长的，用不着多余的赞赏”，“嘉陵江主要让人想起运输的货船”。他宣称：“在白布缠头、凉轿、老鼠没有完全消灭以前，重庆还是重庆，伦敦还是伦敦。”在山东作家田仲济心里，八年抗战的重庆生活是一段不愿翻动的苦涩的记忆。“对于那时重庆的生活，印象最深的是吃平价米，每餐总要捡出一小堆砂砾和稗子。”即便是叶圣陶自己，对“川人随地吐痰”的恶习、对杂乱喧闹的重庆城、对小旅馆里难以忍耐的臭虫袭击也照样的大加批评。在那些以雾都和四川为背景的小说戏剧作品里，我们也不难发现这样的特征，就是说入蜀作家的创作尽管以四川社会为依托，但对四川本身的潜心解剖却寥寥无几，他们主要关心的似乎还是那些新近入蜀暂居的外省流民。流民的生存与发展、思想和情感占据了雾之都的主要艺术空间。宋之的《雾重庆》的主角是几个流亡大学生，沈浮《重庆二十四小时》的主角是一个来自东北的流亡女青年，老舍《鼓书艺人》的主角来自北平，陈白尘《乱世男女》的主角来自南京，洪深《鸡鸣早看天》写了川北某小城旅馆，但旅馆的主人和女佣都不是当地四川人而是北方来客，以流民为主体的生活世界终究不等于真正的土色土香的巴蜀。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恐怕也就在“流亡”二字上。对于抗战时期的四川来说，这些入蜀的外省作家其实都是流民，而且是一群思维方式、情感特征、价值观念都早已成熟或基本成熟的文化流民！这批成熟的文化流民入蜀以后，几乎就是重建了一个四川文化界，他们有自己稳定的生活圈子，在这个生活圈子里经常出没的也是同样的流亡知识分子。文化对闯人者的改造是通过离他最近的生存环境来产生作用的，这些流亡作家虽然已经置身于巴蜀文化的大包围中，但却因为这个流民生活圈的存在而对其所在的区域文化有所阻挡。于是，抗战入蜀的外省作家仍然还是较多地保存了他们固有的文化观念，与他们所耳闻目睹的四川社会不无理性的“间距”。同时，对于一位被迫背井离乡的流亡者来说，更能掀动情感的恐怕也还不是对陌生环境和陌生文化的兴趣，他们最愿意提起的话题，一是烽火弥漫中的遥远的故乡，一是流亡者此时此刻的命运和遭遇；而后者虽是发生在四川社会，情感的重心还是另有所指。具体来说，就是他们对政治环境、政治生活的重视理所当然地大于对文化环境、文化习俗的重视。我们看到，四川虽大，但并非许多城镇都被外省作家撷取为文学的背景，至少在成都和重庆这两个大城市里，对政治中心重庆的描绘就大大多于对文化城市成都的描绘。除了因为重庆聚集了更多的入蜀作家外，是不是也反映出了这些作家对文学主题的特别考虑呢？
这样说来，是流亡推动了外省作家对四川社会与巴蜀文化的广泛描述，又是流亡阻碍了这种描述向着一个更深的层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