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宋代诗学
宋代文学理论是我国文学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展现出一幅宏通广博、承前启后的繁荣景象。
宋代文学思想经历了一个从反对齐梁绮艳文风开始又在某种程度上复归于绮艳的回旋过程。在发展中，贯穿整个过程的是对讲求抒情和辞采的文学基本特征的积极肯定和深化。而在散文发展中，它直接走向了更为实用的散体和“文以明道”说所表现出来的功用主义文学观。宋人对文学功用的认识和强调，主要是在散文思想中体现出来的。
一、宋初：“唐音”——“宋调”
北宋初期的70余年间，晚唐五代以来的绮艳文风香袭已久，文学发展史中的痼疾无法根除。当时，在诗坛中盛行一时的诗派，基本上都是出于唐人诗歌影响之下，还没有能够形成有自身特点和创新精神的文学思想发展的新观念和新思想。他们与晚唐五代诗人一样，倾向于更富于迭咏的铺锦列秀和刻羽引商。
“白体”主要代表诗人有李昉、徐铉、王禹偁等，尤以王禹偁为其突出代表。所谓“白体”，是指效慕白居易诗而形成的平易浅切诗风及酬答唱和之风。王禹偁对白居易“吟玩情性”的闲适诗与酬唱诗极为称羡。他的语言平易浅切，深得白诗风神，从不追求词藻的华美、形式的雕琢，而是像白诗那样平易质朴。但是，王禹偁并非仅仅是学习白诗的平易浅切，他还进一步学习杜甫的沉郁顿挫。值得注意的是，他已经初露了“宋调”的先声。他的一些古诗体，已有“以文为诗”的倾向。
晚唐体也是宋初诗坛一支活跃的诗派，主要有林逋、潘阆、寇准、魏野等人。他们多为在野的文人与云游四方的僧人。遁迹山林、盘桓云水是他们的生活方式，而对功名的浅泊则是他们的普通心态。因而，他们的诗，多是对闲静生活的描绘。晚唐体诗人意欲改变白体末流那种过于浅俗的诗风，捕捉山水物象而加意锻炼，却又迥然不同于西昆体那种轻白描而重用事的写法。
宋初诗坛上，还有一支重要支派——西昆体。这派诗歌盛行于宋初60余年的最后阶段。这一诗派的形成以《西昆酬唱集》为标志，《西昆酬唱集》共收杨亿、刘筠、钱惟演等17人相互酬唱的五七言律诗250首。他们作诗以李商隐诗为圭臬，典雅深微，尤以用事为务，多有其优游岁月、富贵意态的描摹，映现出身居高位的文人心态。从艺术上看，藻饰辞章，雕琢字句，含蓄深婉，形成典丽华艳之风。
二、变革时期的诗论
宋代文学思想的转变以北宋中叶的诗文革新为起点，宋诗的变革并不是像唐人那样，从文学缘情的特点出发，以浓郁的情感和壮大的情思去消除绮艳，而是站在文学应该具有政教功用的立场，采取以文为诗、以气格为诗的方式变革诗风，一开始就带有“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倾向。
作为诗歌革新的领袖人物，欧阳修不仅有丰富的创作实践，而且在诗歌理论上有卓越的贡献，所著《六一诗话》开创了“诗话”这种诗学批评的新体。《六一诗话》体现了宋代早期诗话的特点：“记事”。但它和以前的笔记的记事是不同的，诗话的记载只限于诗人和诗作，不录其他。欧阳修论诗，提出了一些影响深远的诗学观点。如他在《梅圣俞诗集序》中所说的“诗穷而后工”就是有很高理论价值的命题。他在论诗的时候，流露出喜好豪放雄奇的风格，但同时又提倡艺术风格多样化，要求诗人写出自己的个性特色。
苏舜钦、梅尧臣并称，苏诗豪放激切，梅诗深远闲淡，这种“平淡”并非略无余韵的寡淡，而是有着精微深远的内蕴。“平淡”而又“古硬”，初读似生涩简古，深品则富含人生况味。他们的创作实绩，对于廓清西昆诗风、开创宋诗的时代风格起了先锋作用。尽管苏、梅诗风各异，但他们在诗歌的本体及功能论方面的根本认识一致，都是以继承儒家诗学风骚传统、改变晚唐五代以来的雕琢藻丽诗文风气为己任。
王安石是北宋诗坛最有成就、最有个性的诗人之一。王安石是宋诗成熟过程中的一个关键人物，在“议论为诗”、“以理为诗”、押韵对仗、用典方面都颇为典型，而他又精益求精，将新奇工巧与含蓄结合得很好，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对黄庭坚与江西诗派影响直接而深刻。
三、成熟时期的诗论
当宋代文学理论发展到以苏、黄为代表的一批才华横溢、诗书画无所不通、儒道释百家杂说无所不晓的作家活跃于文坛的时候，宋代文学及其理论以它宏通广博的文化意识，以它超越前人而独自树立的创作精神，寻求到它内在超越的发展脉络，呈现出独特而灿烂的艺术特质和艺术风貌。
苏轼的诗歌创作将已经逐步形成的宋诗特征推向巅峰。苏轼不仅是杰出的诗人，而且是卓越的诗论家，他的诗论有颇为丰富、深刻的诗学思想。这些诗论往往有浓厚的理论背景，同时又融进了自己的创造。苏轼在《送参廖师》中提出“空静”说，这是借助佛家的“空观”发展了中国传统诗学的“虚静”命题。“空静”是指诗人应有的审美创造心态，与韩愈的“不平则鸣”说迥然不同却又形成互补关系，苏轼所说的“空静”，并非以心境的虚空为目的，它有丰富的艺术辩证法的内涵在其中。“空”是为了“纳万境”，“静”是为了“了群动”，“空静”并非消极无目的，恰恰是为了创造更为丰富奇妙的审美意象。
苏轼的“传神”论诗学思想影响也极为深远。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中主张“神似”，明确反对诗画创作中片面追求“着题”、“形似”。苏轼提出的“诗中有话”说，也正是在“传神”的共同之处上讲的。他在《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中评王维的诗画时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诗中有画”，是指诗中要有画一般的审美境界；“画中有诗”，是说绘画应有诗那样的象外之意，要表现出蕴涵在客观事物神态中作者的神情意趣，表现出象外之象，韵外之致，也即神韵。
苏轼诗论中对“枯淡”的论述，有丰富的美学内容，是对诗学中“平淡”命题的发展。梅尧臣是北宋诗坛上“平淡”诗风的倡导者，他所说的“平淡”尤以峭健古直为核心。而苏轼所谓“枯淡”论则进一步丰富了“平淡”论的美学内涵。在《评韩柳诗》中他提出“外枯而中膏”，即诗表面上平淡无奇，而内在的意蕴却十分丰厚，“似淡而实美”即外形质朴，而实际上蕴涵着华美的文采。他评陶诗谓“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这些都充满着艺术辩证法的色彩，揭示出平淡诗风中内与外、浓与淡之间的辩证关系。
苏轼还推崇诗歌创作中的天工自然之美，他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诗中说：“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在诗画创作中，他要求描绘事物，抒发情感，要像天工造物那样，做到浑然天成，妙造自然。他认为，好诗并不在于字句的奇险，词藻的华丽，而在于能冲口而出，天成自得。由此出发，他反对好奇务新的诗风，认为“好奇务新，乃诗之病”，这是针对当时诗坛流弊而发的。
对于黄庭坚，以往论者颇多诋诮，尤为集矢于他的“夺胎换骨”、“点铁成金”、“无一字无来处”的诗学主张。我以为其实不然，山谷在诗学宗旨上是十分追求提倡诗歌创作的个性化、独创性的，他一再主张文章最忌随人后。从整体上看，无论是在北宋诗坛上还是在整个中国诗史上，山谷诗都是有突出个性的，绝不与人雷同影随。
山谷诗论最突出、最有名的便是“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说，这是江西诗派的理论纲领，从诗法的角度说，也是最具实践性、操作性的理论命题，然而人们对山谷的非议也多在于此。莫砾峰先生对黄庭坚的诗学这么表述：“‘点铁成金’主要指前人之意……黄庭坚的这两段话中有一点共同的精神就是：在学习前人的创作经验时要有所改变。取古人之‘陈言’要经过‘陶冶’，重新熔铸，然后为我所有。取古人之意要‘造其语’，即改胎换骨其言语；或‘形容之’，即有所引申发展。”
山谷倡“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的目的绝非如王若虚等人所说的蹈袭前人，以典故炫博，而是要熔铸陶冶前人之语而自铸佳词，创造出颇具新意的意向和诗语。“点铁成金”一语说得颇为清楚，“铁”喻前人之陈言，“金”喻自己诗中的新语。前者是手段，后者才是目的。山谷所追求的“新”，恰恰是在对“故”的改造中体现其创造性的。“以故为新”关键在于诗人的“陶冶”手段，要将人们所熟悉的“古人陈言”“陶冶”改造为令人耳目一新的新语境，这并非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山谷强调诗歌法度的重要即在于此。而恰恰是这些“句法”、“诗眼”有较浓的人工安排色彩，山谷的后学们所接受的首先也在于此。山谷一派之所以法度甚盛，“句法”、“诗眼”一类法门的可操作性是一大关键。
“以故为新”是与“以俗为雅”密切相关的。山谷的审美价值观中一个主要内容就是“不俗”，“不俗”包括了创作主体的精神世界、人格襟怀的超远高迈，也包括了艺术创作手法的摆脱窠臼、独创新格。
吕本中的文学主张多见于《江西诗社宗派图》及《紫微诗话》等。吕本中所谓的“活法”，并非是对“法”的抛弃，而是在自由驾驭的基础上超越于法。因此，全面熟练地掌握诗歌创作的规矩法度是首要的。另外，吕本中看到江西诗派偏于“有法”一端，模式化过重的弊端，提出“活法”，试图以变化来打破凝重僵化。与“活法”主张紧密关联的是“悟入”说。“悟”本是禅学术语，本指通过主观内省对于佛教真谛的彻底体认与把握，是一种顿然的过程。但是，吕本中的“悟入”并不像禅家那样，弄得十分玄虚，而是归结为人的刻苦锻炼。
秦观提倡养气说，他反对以经义代替诗赋，认为它有自己不可替代的作用。
张耒在创作上比较强调“理”，不是苏、黄所说的“文理”，而是指思想内容。张耒还反对没有真情实感的“伪诗”，认为只有具有真诚的而不是虚假的感受，才能写出感动人的好诗来。在写作态度上，他也像苏轼一样，崇尚自然，反对雕琢。这种意见，不仅对于当时江西诗派堆砌雕琢的诗风是一种针砭，而且，这篇诗序提倡“满心而发，肆口而成”，反对“雕琢而丽”、“粉饰而工”等，实际上也是为苏轼一派豪放词鼓吹的。但是，必须认识到，过分强调“满心而发，肆口而成”是片面的，不能忽视作者长期的生活积累和艰苦的劳动。
这一时期，接触诗歌创作的重要问题，提出了比较详细系统的意见，而不局限于章句、技法的辨析考订的，是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叶梦得的《石林诗话》。《石林诗话》是叶梦得谈论诗歌艺术的特点兼及对诗歌的思想要求的诗论著作。从体制上看，《石林诗话》似乎并未摆脱随意评点的框架，还谈不到系统的理论构思，然而演绎起来，便会发现其中有内在的诗学价值标准，有成系统的前后一致的美学观念。郭绍虞先生认为《石林诗话》与《沧浪诗话》、《白石道人诗话》鼎足而立，是宋代最重要的诗话之一，而且提炼出《石林诗话》的理论精核“随波截流与同参”。“随波截流”，可以看作是叶梦得的最佳的构思方式。叶氏认为情景适会、猝然相遇的诗歌构思方式，是艺术个性的根本。很明显，他是以此来捩转江西末流的惯性趋势的。
《岁寒堂诗话》主要是论述诗歌的思想要求兼及诗歌的一些艺术特点，并且具有较为系统的理论。《岁寒堂诗话》是倡导儒家诗教的，要求诗歌创作应该发挥“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作用，倡导诗歌创作要具有“微而婉，正而有礼”等封建的道德伦理规范。
《岁寒堂诗话》分为两卷。上卷为诗歌理论综述，并用以具体评价历代诗人诗作；下卷则专论杜甫诗歌，用生动的文学事例，继续阐发其诗歌美学思想。在《岁寒堂诗话》中，张戒重新阐扬、发展了传统诗学中的“言志”说，并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张戒主张“言志”与“咏物”兼而有之的诗歌创作，但认为“言志”是核心，咏物为余事。二者融合，方为玉美，其实，张戒也强调“情”、“志”的统一。单纯“言志”，缺少情味，非其所倡；纯是“咏物”、“缘情”，亦是张戒所不满的，他所提倡的，乃是以“志”为灵魂的“情”。他强调诗歌应该以“言志”为主，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发挥诗歌对于封建社会的“美刺”作用，反对主要地为咏物而咏物的倾向，是有积极意义的。张戒的诗论有很强的针对性。他明确反对江西诗派对“用事”、“押韵”之工的讲求，主张诗歌情景相生，不期于工而又自然天成。张戒还从诗歌不应该过于“浅露”的观点出发，对苏诗所代表的“以议论为诗”的宋代诗风提出批驳，并把它和黄庭坚的“专以补缀奇字”相提并论，认为有害于诗歌的发展。张戒能够看到苏、黄诗风中的消极因素，看到苏“以议论为诗”的缺点，并且敢于把当时誉重一时，诗坛奉为圭臬、“祖宗”的苏、黄诗风的病根指出来加以大胆批评，虽然立论不无偏颇，但其见识和胆量都超出了时人。
张戒特别强调司空图所说的“韵”、“味”，强调艺术表现出来的含蓄、蕴藉，反对“浅露”，但对浅易不加分析、一概贬斥，也失之片面。他提倡一种古朴自然的艺术风格。另外他还对诗的风格也作了深入的探讨。
四、中兴时期的诗论
宋代文学思想发展的又一个高峰在南宋隆兴元年以后，爱国词人以慷慨沉郁、不受拘束的豪放风格和重才重气、发扬个性的创作思想为文学的发展注入了生机。“中兴四大诗人”在创作中强调“自得”，从江西诗法入手而能超越宋诗旧格独树一帜。这些都体现了“活法”的真髓。由于充分发扬了主体的创造精神，因才性不同而呈现出多样化的艺术风格，或豪宕激越，善为悲壮；或风趣活泼，流转圆美；或情思幽微，绵邈高妙；或因狭出奇，工巧清淡。但最能体现创作主体的才性变化和社会对作家的要求，并在审美情趣与价值观念方面反映出这一时期文学思想发展新变化的主导趋向有二。一是当爱国作家恢复中原的理想和雄才大略难以实现而悲愤填膺、悲怆沉郁之时，以诚斋体为代表的“活法”诗开创了新的诗风。其特点是以自然天机为贵，作诗重感性而无哲思，追求浅近自然和生活中的小情趣，在审美趣味方面反映出了向晚唐诗回归的倾向。此后不过20年间，随着“永嘉四灵”出现在诗坛，带有末世光景的晚唐诗风即刻风靡士林，说明作家已失去了理想与自信，无任何有作为的愿望了。于是敛情约性，作诗讲究灼句炼字，追求灵巧清淡。作家的才性变了，创作目的变了，诗歌思想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其次是随着理学的进一步完善和流行，在北宋表现为政治改革的新儒学的“经世”思想此时转向道德教化。正心、诚意的道德人格修养成为士大夫文人在社会上安身立命时主体人格建构的主要方式，追求成圣成贤的孔颜乐处和致广大尽精微的透脱胸襟，精思悟入而以学涵养。尽管当时永嘉学派的思想家重视能发挥政教事功作用的经史文章之学，作文推崇韩、柳、欧、苏等古文家，也出现了更具有实用价值的文法著作和散文评点，但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却不赞成事功之说，对古文家为人为学不符合儒家道德伦理规范和做人标准提出批评。以道德为主体，用儒家的伦理学和心性论来评文论艺，把文学思想的发展导向对主体道德人格的绝对肯定，从而使儒家传统强调文学作品社会政教功利作用的文学观演变为对作家主体人格道德自律的要求。文学批评成为对作家思想动机的善恶、人格行为对错等道德伦理价值问题的评判，至于其文学作品艺术成就的高低、社会作用的大小已属于次要和枝节问题。
号称“中兴四大诗人”的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的创作标志着一个新的诗歌时代的到来。陆游学诗从江西诗派入手。但是，处在民族危亡之秋，满怀报国热情而又报国无门的陆游，在现实的感召下，把诗歌当作御侮爱国的武器，抒发自己爱国主义的思想和情怀，从而抛弃了江西派的衣钵，走上了从生活实际出发的现实主义道路。陆游从自己的创作实践出发，证明了客观阅历是创作的真正源泉，离开这个源泉艺术创作就会枯竭。所以陆游所说的“三昧”和江西诗派的脱离实际的“三昧”，是有根本不同的。陆游认为，对于作家最重要的是“诗外功夫”。所谓“诗外功夫”，是指作家的主观修养和生活实践。“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等诗句中透露出从军生活对陆游创作的重大影响，说明客观实际对于创作的重要。可以说，陆游是从自己的创作实践和理论两方面对江西诗派作了清算。陆游所强调的这些，恰恰都是江西派诗人所共同忽视和缺乏的。
在论法式及情感等方面，陆游并不反对江西诗派所说的“法”，但他认为“法”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从生活阅历中产生的，因此他极力反对凭空追求法式和雕琢以及艺术创作上的虚伪。陆游十分强调强烈的感情对于写诗的重要性，他认为诗是言志的。
杨万里所开创的“诚斋体”，在宋代诗学史上是极具特色的。在严羽的诗学视野里，整个南宋要以杨万里的诗歌风格最为突出。和陆游一样，杨万里也是从江西派入手，而最终突破了江西派的束缚。他描写对象主要是自然景物，师法自然，使他突破了江西派的束缚，而在创作上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杨万里积极地反对艺术创作上的摹拟，要求创新。在《跋徐恭仲省干近诗》中他说：“传派传宗我替羞，作家各自一风流。黄陈篱下休安脚，陶谢行前更出头。”杨万里论诗，和苏轼及江西派的一些诗人一样，喜欢以禅喻诗，这也是南宋诗坛普遍流行的风尚。值得注意的是杨万里积极地倡导“晚唐异味”。处在阶级矛盾和********空前尖锐激烈的南宋时代的杨万里和江西诗派的其他作者一样，崇尚所谓的“晚唐异味”或“味外之味”。他一味地强调所谓“味外之味”、含蓄等，也绝非偶然，从另一方面说明了江西诗派共同的艺术观点：脱离和逃避现实。
诚斋论诗，讲究“透脱”，所谓“透脱”就是不执著，不拘泥，随物应机。这样，信手写来，就能达到“孤高”的境界。
姜夔的《白石道人诗话》是南宋诗话著作中极为重要的一部。他从自己的创作体会出发，专意讲究诗法，讲究“雕刻”、“敷衍”、“布置”等法度。白石论诗，标举四种“高妙”，即“理、意、想、自然”四者。在这四种“高妙”中，以“自然高妙”为极致。“理高妙”与宋人重理同步，但“理”并非纯然道学家所言之理，而是“理趣”，是指诗歌蕴涵的哲理性。“意高妙”，谓诗人的构思立意，想落天外，出人意表。“想高妙”是从诗歌的丰富联想与审美境界着眼，认为诗人的观察力特别敏锐，往往能透过生活表层现象而洞幽烛微，以诗的意境来表现本质精神，如一泓清澈潭水，一眼而见底蕴。所谓“自然高妙”，乃是摒落一切人工雕琢斧凿痕迹，精思之后，灵感之来，如天机凑泊，笔应意遣，浑然天成，而见清新自然之妙。这也是白石所标举的最高诗学境界。
在今与古的问题上，姜白石认为，要做到虽不求与古人合却不能不合，不求与古人异却不能不异的地步。在创作的态度上，他要求写作要像苏轼所提倡的那样，行于其当行，止于其当止，不要强力为诗。《白石道人诗话》有相当一部分是关于字句的工巧，技法的“雕刻”、“敷衍”，以及结构的“布置”等方面的内容。虽然他也强调“意”，但同时又十分重视字法、句法，却很少注重较积极的思想内容的追求。姜夔强调艺术表现的含蓄和隐约，同样是他自己诗风词风的一种说明，但他却把这一点作为一个至高无上的标准去评论一切诗歌，甚至认为《诗经》“风”、“雅”中所具有愤怒的谴责和直率的批判内容的诗，也是含而不露的，这自然是不符合实际的。
五、南宋后期的诗论
在南宋后期，诗坛上影响最大的诗歌流派是“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江湖诗人继“永嘉四灵”之后，在创作上追慕晚唐诗人，属意于“苦吟”，作诗刻琢精丽，讲究体格法式，类于贾岛、姚合那种寒俭刻削、诗境清苦的晚唐体诗风极为流行。但在理论批评上，出自江湖诗派的诗论家对晚唐体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江湖诗人才思窘局、学力不够的缺欠深为不满，这也说明终宋之世，对作家的才情和品性的重视一直是文论发展的中心问题。
但是，江湖诗派中的戴复古和刘克庄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其《论诗十绝》是和严羽等共同探讨诗艺的作品。戴复古强调诗歌的独创性与健笔纵横，重视作品的现实性与社会功用，有力地鞭挞摹拟剽窃和雕琢文风。刘克庄不满宋人专事议论，以才学、文字为诗以致过分散文化而丧失诗歌的艺术特征，反对“四灵”的才思窘薄和江西诗派缺少韵味。同时，刘克庄不只在艺术形式方面批评时人，还能揭示他们在思想内容方面的不足，指出作诗应把思想内容和社会现实作用放在首位，并尖锐地嘲讽了江西诗派与“四灵”的诗病症结，相比之下，也显示了严羽诗论的偏失。但是，刘克庄并不全盘否定宋诗。他承认唐诗的成就，但并不认为诗歌的发展到唐朝为止。刘克庄还曾激烈地反对把禅理与诗学混为一谈的诗论诗风。这对禅风盛行的宋代诗坛不失为一种针砭，表现出来作者独立思考的精神。
南宋后期，经由最高统治者理宗皇帝的肯定和表彰，程朱理学结束了以往与其他各家学说并行有时还遭到排斥的局面，而成为了官方正统哲学。此时理学大行于世。理学家对道德人格的肯定具体表现为作家具有圣人贤者的浩然道德正气和性情之正，把道德自律、克制****的人格修养与文以气为主和吟咏性情的诗文创作联系起来，以读书穷理和心性存养为文学创作的根本。这造成了刊落诗之兴趣声律而以吟咏性情之正为宗旨的理学诗的流行，并完全用道德伦理价值取代诗文的审美价值。
在宋代的理学家中，朱熹是最有修养和见解的一个，他留下来的关于文艺批评的文字在宋代也是最多的一个。他的文学主张较为零碎庞杂，概括起来主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