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诗学的发展
第一节 中国近代文化与诗学概述
一、复杂多变的社会背景与中西文化的激荡
中国近代社会是中国社会的一个转型期。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的80年间，西方列强的入侵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自然进程，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思想意识非常活跃。从承袭具有悠久历史的封建文化到近代西方文明的“东渐”，在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历经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地主阶级改良运动、资产阶级维新和革命运动等历史阶段，文人士大夫的心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从而引发了他们对文学的性质及国家民族命运的思索，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以改革为主导精神的社会思潮，从而导致了与这一时代思潮相呼应的文学运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产生的文学——中国近代文学，它上承中国古代文学，下启中国现代文学，是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过渡的桥梁，具有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与此相应的近代诗学也具有过渡性的特征。它虽然只有近80年的历史，但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一个时期的文学总是和时代的思潮密切相关。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应界定为改革思潮，其发展可以表述为三个阶段：（一）鸦片战争至洋务运动时期的启蒙思潮导致改革文学思潮。1840年的鸦片战争，帝国主义国家入侵中国，凭借武力打开了清王朝闭关锁国的大门，延续了2000余年的中国封建社会至此解体，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许多仁人志士为了救亡图存，苦苦求索救国救民、振兴中华的真理，此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思潮之核心内容可以表述为变革现实、富国强兵以振兴中华。在文学理论上，龚自珍诗文的主要内容和精神倾向及魏源的诗文是这一思潮的具体表现。（二）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前的改良思潮导致文学思潮的改良。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这使得洋务派和一些致力以洋务振兴中华的人们清醒地意识到，清王朝的腐朽衰败并非洋务所可救药，国家尽管有坚船利炮，如果没有相应制度和教育等方面的努力，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和作用。从此，改变旧观念，探求新思想，成为一时风尚。避免亡国灭种，寻找强国富民之路成为他们的志向。在此社会背景下，为挽救中国的灭亡，资产阶级改革派的代表人物提出了“救亡图存”的口号并提出变法维新的要求。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为了宣传其思想理论，于是就著书立说，这些著作对当时的文学产生了直接的推动和影响，因而在文学上便出现了以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为代表的文学思想和理论。他们继承龚自珍、魏源的改革思想传统，坚持文学为变法服务的主张，鲜明地提出了“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口号。（三）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思潮导致的文学思潮分两个小段落。第一段落主要体现为对既往理论的继承和小说等方面较大的创作成就，而“新文化运动”阶段则出现了对文学革命理论的张扬和以胡适白话诗、陈独秀白话文、鲁迅白话小说为代表的文学创作。以上三个阶段均有特定的内容倾向，同时也有相应的实践努力，这些均给其时文学以直接而巨大影响，并通过一定的文学思潮体现出来。
中国近代文学的变革是在中国社会在整体上由传统向现代变迁的背景下进行的。1840年后，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武装入侵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仅为新兴资产阶级的社会改革带来了难得的机遇，随着殖民者的入侵，西方文化也传入中国。西方列强不断加紧侵略及中外文化交流的逐步扩大，中国社会向现代演进的步伐也逐渐加快。因此，近代文学中的变革与中外文化交流的影响有直接的关系。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交汇，使中国近代文化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作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诗学理论也因此呈现出了新的特色。“中国近代文论是社会急剧变革在文化意识形态上的反映，也是中西文化撞击中矛盾和融合后的新观念。它较之古代文论既增添了新的内蕴，又具有新的形态；但传统文论的影响、对外来文化的生吞活剥，又使近代文论鲜明地带有新旧交替、不成熟和矛盾性的特点。表现在外部形态上近代文论的特点是新旧并陈、旧中寓新、中西交汇、新质萌生”。中西交汇是近代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特色。在近代中国，学习“西学”是一股普遍的大潮，所谓“西学”就是“新学”，对当时的中国而言，西方的学问就是新的东西。因此，近代一些具有维新、进步倾向的文论家，尽量汲取西方的东西以扩大自己的视野。在中西交汇、互相渗透的文化背景下，中国近代诗学中也萌生了新质，呈现了中西汇合乃至中西互相渗透的局面。
二、西学影响下的诗学研究
文学的转变，总是离不开时代的变迁。中国近代文学观念与西方文化发生了激烈的碰撞，它大量吸收了西方近代以来的社会学说和哲学理论，并以诗学的范畴或概念对中国文学进行改造，对中国传统文学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与此同时，作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理论也以西方文学理论为参照为中国文学观念的变革寻找理论依据，在这一巨变中呈现出了新的特色，在研究的思维方法上也表现出中西融合的努力。这一时期的中国诗学汲取西方先进的哲学、美学和文学思想，以新的理论武器和思维方式试图建构中国近代新的诗学理论体系，从而促进了中国诗学理论的近代化。近代文学理论家在学习西方的大背景下，为了建构新的文学理论体系，十分注意汲取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美学和文学理论，严复、梁启超、马君武、王国维、蔡元培等人所涉猎西方思想学说、文学理论的广泛性，从他们所译介的西方学说中可见一斑。在这些文论家中，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17—18世纪的笛卡儿、培根、霍布斯、斯宾诺莎、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再到19世纪的康德、黑格尔、歌德、叔本华、尼采、斯宾塞等等，凡西方著名哲学家的著作几乎都有译介，这便为近代文论家提供了大量理论和思想资料。正是在西方思想、学说的启示下，近代文论家才提出了许多为古代文论所未有的新概念、新理论。像梁启超的移情说，林纾的比较文学，王国维的悲剧理论和文艺超功利说，鲁迅的摩罗诗力说等等，这些理论的提出和阐释，均是汲取西方理论的结果，或是直接借助西方哲学、美学和文学理论，或是中西诗学理论的融合。
在这种动荡变革的时代，各个学派的诗学家都在不同程度地关注近代诗学所要求思考的问题。“正因为如此，近代比较先进的诗学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承担了‘立人’的任务，力求为‘立人’这个重大的时代课题作出贡献。如果说他们之中相对保守的诗学家思考的还只是如何用诗歌建构新的人格精神以应对时艰的话，那么，相对激进的诗学家则已将思维的触角触及到了如何用诗歌重新建构民族人格精神以适应历史发展这一重大问题。”近代诗人善于继承发展前人的诗歌成就，并能变化熔铸，自成体格。学习前人是中国诗人创作的优良传统。但近代诗人既善于从古代优秀诗歌中汲取营养，又注意吸取前代诗人学古的经验教训，他们学古而不泥古，得其真髓而去其枝叶，兼容并蓄，扬长避短。当然，近代诗学能繁盛的原因有多个方面，比如清末的文化环境较以前更自由宽松，清末通讯交通更为便利，报刊、杂志的大量涌现为诗人提供了交流切磋的场所，也使文学的传播更加迅捷，大大刺激了诗人的创作兴趣。
近代产生了众多的有独特风格的作家和流派，他们创作了大量的诗歌，理厚思沉，文质并茂。清代诗歌发展到近代，蔚为壮观。这也成为许多人的共识，并已引起愈来愈多的学者的兴趣。在这一时期，中国传统的评点式的文学批评方式虽仍被沿用，但批评的原则和方法却有了更新的趋势，如科学的“进化论”的理论被引入到文学批评上，用“进化论”的眼光来看待文学现象，这些都极大地冲击了“尊唐”、“宗宋”等复古主义流派思想。梁启超、黄遵宪用“进化论”的观点提倡“诗界革命”，肯定我国宋元以来的俗语文学是进步文学。在研究方法上开辟了不同于旧传统的新途径，对文学的审美功能与审美属性的探讨开始引起批评家的兴趣，特别是文艺理论家王国维，冲破传统文化的束缚，大胆引进西方新的美学概念，并以此评价文艺现象。他的“悲剧论”、“境界说”、“进化观”的文学批评理论体系，对丰富中国文学批评，极大地提高人们艺术鉴赏水平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总的来说，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采取了借鉴和吸收的态度，以“西学”与清初所谓“经世之学”相结合。中国近代诗学既是社会急剧变革在文化意识形态上的反映，也是在中西文化撞击中矛盾和融合所产生的新观念。
三、比较文学的发轫
比较文学在中国源远流长，中国对文学现象的比较研究，古已有之，只是一般都散见于各类典籍之中，未能形成独立的知识谱系和相对完整的理论形态。如果仅关注它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历史，那么至少可以上溯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清末至1919年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的萌芽阶段。这个阶段，我国涌现出了梁启超、鲁迅、周作人、苏曼殊、林纾、王国维、徐念慈等比较文学学者，其中鲁迅和王国维是他们中的优秀代表。这些比较文学的先驱者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进行了有意识的比较文学研究。如梁启超的《夏威夷游记》（1897）关于中国文学对欧美文学的接受的研究；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1904）和《人间词话》（1908—1909）的跨学科和中西诗学的比较文学研究；有的涉及中外作家作品及其艺术风格的比较研究，如鲁迅的《摩罗诗力说》（1907）；林纾的《〈鲁滨逊漂流记〉序》等的译介学研究等。
（一）比较文学的先行者：王国维与鲁迅
在众多的先行者中，对后来比较文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是王国维。在中国比较文学发展史上，王国维是最早有意识地运用西方诗学理论来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他自觉地立足于传统批评的现代性转型，以独具特色的批评话语与世界文学理论进行初步的对话。1904年，王国维发表的《尼采与叔本华》、《〈红楼梦〉评论》，已带有比较研究的性质，这也是他在文学理论、文化批评上运用比较诗学研究方法的一个尝试。《〈红楼梦〉评论》是中国比较文学发展史上第一篇用西方理论研究中国文学的论文，其理论基础即是叔本华的哲学、美学与悲剧观，并以此来认识、研究《红楼梦》，论述《红楼梦》的精神实质及美学与伦理学价值。目的是用外来理论去观照、调整和补充传统诗学话语，寻求中西诗学的契合点，最终达到中西诗学汇通。另外，王国维的那本标志着中国古典诗学的终结与现代诗学开端的《人间词话》（1908），正是融会贯通中西诗学、以西释中的力作。在《人间词话》中，他用西方哲学与文学观念，对传统的中国诗学观念进行阐发，创造了一系列的诗学范畴，从而建构了自己的诗学体系，使《人间词话》成为20世纪中国诗学的巅峰之作。
对比较文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就是鲁迅。1907年，鲁迅发表的《摩罗诗力说》，已经可以说是典型的比较文学研究了。此文不仅对欧洲各国具有反抗精神的所谓“摩罗诗人”进行了比较研究，而且提出发扬中国国民精神的方法就是吸取外来的精华。“意者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故曰国民精神之发扬，与世界识见之广博有所属”。在1907年所写的《文化偏至论》中，鲁迅认为：“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由是转为人国。”这显然是立足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洞达”接收吸取世界思潮，从而拯救复兴中国的全球意识和世界观念。在这里，鲁迅是把中国作为世界整体之中的一部分来看待的，是用世界眼光来看世界和中国的。至此，鲁迅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已涉及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等诸多比较文学领域，注意到中国传统文论与西方诗学理论的有机结合、互为观照。另外我们也看到，自觉的比较文学意识贯穿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及许多杂文中，从而形成了鲁迅自己的比较文学思想体系。鲁迅以自己博大精深的比较文学理论与实践，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堪称中国“比较文学之父”。“鲁迅是现代中国最早、贡献最大的比较文学家”，“我国现代的比较文学研究，应该说是从青年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开始，1907年，可以说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起步的一年”。
在对中国诗歌研究方面，鲁迅也是将中外诗论及诗歌视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同时并不执著一隅，而是放开眼光，作中西两种不同参照系的比较分析。鲁迅在判析诗的审美功能和价值上也是从“比较诗学”的研究这一比较文学的基本观念出发的。他说：“如中国之诗，舜云言志；而后贤立说，乃云持人性情，三百之旨，无邪所蔽。夫既言志矣，何持之云？强以无邪，即非人志。许自由于鞭策羁縻之下，殆此事乎？然厥后文章，乃果辗转不逾此界。”鲁迅指出中国传统诗论中，“言志”与“无邪”相矛盾，而“无邪”为统治正宗。这里参照比较的是西方诗歌、诗论。鲁迅充分肯定了诗歌的鼓动性和战斗性：“故推而论之，败拿破仑者，不为国家，不为皇帝，不为兵刃，国民而已。国民皆诗，亦皆诗人之具，而德卒以不亡。”《摩罗诗力说》以大量篇幅、大量例证，精辟评论了众多的浪漫主义诗人及诗作。这一则针对中国“诗无邪”之类的传统陈腐观念，二则比较论证了鲁迅的诗歌美学理论。不仅如此，鲁迅还引证了西方诗论家的论断，为之参照，为之佐证。如文章“皆在使听观之人，为之兴感怡悦”，鲁迅援引道覃的话：“美术文章之桀出于世者，观诵而后，似无裨于人间者，往往有之。然吾人乐于观诵，如游巨浸，前临渺茫，浮游波际，游泳既已，神质悉移。而彼之大海，实仅波起涛飞，绝无情愫，未始以一教训一格言相授，顾游者之元气体力，则为之陡增也。”这里，给人的是一种审美的快感，一种审美的价值。鲁迅确认文学的功利性，引了约翰·穆黎的话：“近世文明，无不以科学为术，合理为神，功利为鹄。”这是世界潮流，而文学作品更加突出，“涵养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职与用也”。这就是说，培养人们的理想情操，就是文学的任务和作用。鲁迅进而分析，文学不等于科学，它有一种特殊作用，这就在于能够启发人生的奥秘，直接提示人生的实质和规律。此时，鲁迅已经立足于世界文化史的高度，不仅描绘别国文学的发展，而且是在世界文学背景下，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语言的文学进行跨越时空纵横的比较研究。
与西方相比，中国比较文学在这一起源阶段，有一明显不同。发轫期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纯文学研究。中国学者们与当时政治和社会改良运动紧密结合，以比较为手段，旨在唤起国人，挽救民族危机。相比之下，“西方比较文学肇始于学院讲坛，旨在解决文学史的发展问题，而中国则是紧紧与政治和社会改良运动有关，甚至是改良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林纾的翻译小说，首先是社会意识驱使，恨国力之弱欲借鉴西方。梁启超是立足于社会政治改良而对西洋与日本小说发生了兴趣。鲁迅则更是出于政治原因而撰著《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著。可见，早期的中国比较文学是以比较为手段，通过比较，旨在唤起国民更好地认识中国社会，看清中国社会的弊端与不足，从而拯救中国，而文学比较仅仅是一种途径的选择。”
（二）翻译与比较文学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跨语际的交流活动，在这一过程中，源语文化经由译者的创造性劳动传递到译语文化中去，各种主客观因素也会影响在其中。译者在选择翻译材料，进行翻译活动时，译作不可避免地要烙上其所属译语文化的烙印。而处于文化转型时期的翻译活动更倾向于翻译的社会功能，其时代赋予译者的文化重任更能体现在其译作之中。近代以来，正值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濒临危机之时，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西方先进的文化思想和科学技术逐渐进入到了中国人的思想深处，译介西方科技、政治、文化方面的书籍，希望开启民智，达到救国求富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翻译对于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近代化乃至现代化的过程起了“催化”的作用。翻译文学的出现为中国提供了中西文学比较的可能，从而产生了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梁启超在《译印政治小说序》（1898）中第一次论述了翻译外国小说的重要性，他高度评价和推崇政治小说的社会价值，称其是“国民之魂，为功最高”。在他的倡导推动下，我国掀起了第一次译介外国文学的热潮。据统计，晚清刊行的小说在1500种以上，而翻译小说则占三分之二。
林纾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是第一个大规模将西方文学介绍到中国的学者。他对中国比较文学的最主要贡献是大量翻译欧美小说，介绍西洋文学，被认为是开创真正近代意义上的比较文学研究（主要是平行研究）的学者。林纾本人并不懂西文，他的翻译主要靠他人口述。正由于此，他的译述缺点毛病很多。尽管如此，他翻译介绍西洋文学本身，却功不可没。他有深厚的文学修养，文字技巧高超，译文的艺术性颇高，胡适评介他的译文（古文）达到了司马迁以来的最高成就。林纾从最初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开始，一生共翻译外国文学作品170余种，字数达1000万字以上。他所译的小说大多写有序、跋和题记，据统计有70余篇。他在这些序、跋中对中西小说的主题思想、创作方法和艺术特点进行了多侧面、多视角的比较。林纾通过中西文学的比较，揭示了西方文学创作方法的基本特征，并与中国文学创作方法进行了有意识的比较。
林纾大量翻译介绍西方文学，特别是还将狄更斯等人的文章与司马迁《史记》相比较，指出它们有超越司马迁之处，无疑大开了国人的眼界。林纾一生的成就与贡献，可以说主要不是小说与诗文创作而是翻译。在近代，他是翻译介绍西方文学学者中较早而又数量最多的一个，同时也是借译介而作中西文学比较的先行者之一。这里，我们要指出：林纾所作的中西文学比较，是无影响联系的平行比较，这从时间上看，远较今日风行世界比较文学界的所谓“美国学派”倡导的平行比较要早得多。
从方法论的纬度来看，现代意义上的比较文学研究主要有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科际整合、阐发研究等，它们在近代中国比较文学先驱们的学术研究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就整体而言，这一时期的比较文学研究还局限于一些粗线条的简单比附，远未触及到文学内在的深层次的本质规律，但正是这一“比较意识”的产生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求新、求变，才为中国传统文学的肌体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也是新时期比较文学在中国兴盛的先声。这一时期中国比较文学属于发轫期的阶段，虽然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尚未正式诞生，但比较文学的专门著作（如鲁迅《摩罗诗力说》）已经问世，它标志了中国比较文学将开始进入新时期。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整个中国社会揭开了新的一幕，比较文学也随之呈现出新的风貌，这时才可称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总之，近代文学观念的变迁是一个抽象而又复杂的过程。早在鸦片战争前后，近代文学观念就显现出了它的萌芽状态，甲午战争至辛亥革命前夕，是近代文学观念充分发展显示出其显著特征的时期，前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龚自珍，后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梁启超。梁启超文学观念的诸多方面都是沿着龚自珍开创的风气进行更新变革的。在这两个人物的身上，我们可以触摸到近代文学观念嬗变的脉搏。
第二节 近代文化转型时期的诗学
一、近代文学思潮的先声：龚自珍
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的大门被打开，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受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价值体系致命的冲击而开始瓦解。从此，中国近代开始了艰难的文化转型，即从封闭、单一、僵化的传统文化向开放、多元、理性化的近代文化转变。在这场深刻的转变过程中，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开始了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与重建。因此，中国近代文化转型就是以西方文化模式为范例对中国传统文化模式进行解构、再释与重建的过程。在实质上是一种理性化的转型，使文化更趋于合乎理性的要求。
在这一文化转型中，龚自珍和魏源高瞻远瞩，积极引导中国文化的变革和时代潮流，共同成为倡导思想启蒙、致力于中国文化近代化转型的先行者。龚自珍“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的提出及躬身实践，魏源《海国图志》的横空出世都是学术经世并付诸实践的范例。
（一）中国近代思想解放的先驱
龚自珍（1792—1841），亦名巩祚，字王瑟人，号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有《定庵文集》行世，所作后人辑为《龚自珍全集》。恩格斯说过：“封建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今资本主义时代的开端，是以一位伟大的人物做标志的。这就是意大利诗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个诗人，同时又是近代的最初一个诗人。”中国的“但丁”——龚自珍就是这样一个很值得重视的历史人物，他在中国也是这样一个最后的同时又是最初的诗人，他最初唱出了时代的强音和人民的心声。正如他在道光十九年（1839）的《己亥杂诗》诗云：“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他的诗文创作也打破了传统的束缚，改变了清中叶以来作家不敢接触社会现实的沉闷状况，自觉地为富民强国的政治理想服务，具有开风气的意义。他本人也自豪地宣称：“一事平生无齮龁，但开风气不为师。”
龚自珍的思想代表着鸦片战争前后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最高认识水平，成为现代改良主义思想的先驱。龚自珍何以成为中国近代思想解放的先驱？这是因为：其一，龚自珍在晚清由古文经学转向今文经学，大力倡行经世致用的学风和指陈时弊的议政风气，开启了晚清“议政”的一代新风。其二，龚自珍对晚清社会全方位的深入批判和对社会改革的热切呼唤，振聋发聩，惊世骇俗，警醒了世人，激发起后人的改革热情。其三，龚自珍猛烈抨击封建****对人才和人的个性的压抑束缚，追求精神解放和个性解放，成为中国近代“主变敢逆”启蒙思想的先导。其四，龚自珍抱负宏伟，才气横溢，他的思想更具冲击力和感召力。因此，称龚自珍是中国近代之初的“但丁”，他是当之无愧的。他对衰朽的封建末世进行否定和抨击，热切地向往和呼唤未来社会，作为近代思想启蒙的先行者，他对人的情感、个性的尊重和张扬都大大启发了后世。“在中国近代史上，龚自珍是一位在哲学、政治、文学等不同的领域发生过巨大影响的思想家。他以思想家的深刻和邃密，以改革家的胸怀和锐气，又以文学家的热情和才气，观照和表现他的时代。他那奇异瑰丽的文辞，丰富的浪漫主义的想象和激情，嬉笑怒骂、激昂慷慨的讥评时政的方式，无疑会大大强化他的思想力度，增强他的思想的冲击力和感召力。所以称龚自珍是中国社会处于大变革前夜的但丁式的启蒙思想家，是中国近代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其原因盖在于此。”
龚自珍的诗作风格独特、个性鲜明，在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龚诗既是政治家历史家的诗，又是真正诗人的诗。其浓郁的诗情近唐，以表意与陈述为主近宋，近唐而不流于兴象空浮，近宋而不流于枯瘠乏象，他融会了唐音、宋调的优点而避其流弊，以宋诗的面子包裹唐诗的里子，有独特的创造，自成一路，为古典诗歌艺术作了很好的总结。”
（二）人性与诗性的统一：“尊情”说
生于乱世的龚自珍和当时许多的文人志士一样，思想和感情都深受社会环境的压抑，于是，崇尚个性与自由便成了他文学思想的支柱。在内心的需求和社会现实背离的巨大反差的碰撞中，迸发出强烈的“心”与“情”的呼喊，表现在诗学理论上，有其独特的“尊心”和“尊情”说。龚自珍认为，感情是人类生活的产物，文学则由感情而生成：“民饮食，则生其情也，情则生其文也。”如此，则“尊情”本是文学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尊情”说的提出，却远非如此简单。“情之为物也，亦尝有意乎锄之矣；锄之不能，而反宥之；宥之不已，而反尊之”。他由锄情，而宥情，而尊情，是一个突破现实的和传统的思想束缚的过程。与强烈的变革意识相联系，龚自珍在《尊命二》一文中针对儒家诗歌教条“发乎情，止乎礼义”提出了针锋相对的口号：“发于情，止于命”，主张用诗歌尽情宣泄个体情感。“发于情，止于命”的“尊情说”是个性的伸展与自由的呼喊，冲破了“发乎情，止乎礼义”钳制中国诗坛上千年的诗学规范，主张诗歌是自由尽情地宣泄个人情感的表现手段，龚自珍由此建立了以“哀、真、怒、完”为核心的诗学。
从龚自珍的“尊心”和“尊情”说，以及反对程朱理学和当时盛行的训诂考据学说，我们可以看出他追求个性解放和独立自主的精神。在其学术研究中，他以鲜明的主观性和积极的精神去探索文学的内在客观性，从而能够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对儒家的传统文化思想和封建的****制度进行怀疑甚至否定，也能够在“讥切时政”中形成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政治思想和继承“经学致用”的历史进化观念。“虽然龚自珍并未完全走出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的圈子，然而他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的洞察力和尖锐的批判以及渴求变革、向往未来的愿望和精神，不仅激励鼓舞了后来以改造天下为己任的人们的斗志，也是始于19世纪后期的思想解放的先导。”因此“博情”，首先就是敢于冲破****统治和思想压制，表达对社会历史的真实认识，抒发忧患愤恨的感情。正是在这种摆脱束缚、解放思想的基础上，他体悟到了与生俱来、伴人终生的生命哀情并主张宣泄这种情绪。强调诗歌应该表现真实的情感，完整地传达个性、人格，在批判****、解放思想的前提下，用诗歌重新建构一种悲壮的民族人格精神。
龚自珍的“尊心”和“尊情”说其实是潜在的“尊人”学说，因为“心”与“情”的存在是以“人”的存在为前提的。正所谓“人外无诗，诗外无人”，自古以来文人大家无不崇尚“诗与人为一”，从而表现出各自独特的艺术特色和精神追求，这也是文学本质的体现。龚自珍的力作《病梅馆记》可以看作是一个人的人性受到扭曲而得不到自由伸展的一个隐喻，因而主张“纵之”、“顺之”、“疏之”。
“尊情说”与明末以来“情”与“理”论争中主“情”一派的理论有相承关系，但比前人更进了一步。龚自珍生活在古代与近代之交，更明显地感受到开始觉醒的“人”、“情”与“礼义”、“天理”的对立。由此可见，他的“尊情”说，不仅包含着“人”的意识的觉醒，也是近代精神解放的要求。在中国诗学史上可以说是标新立异，对近代诗学观念的转换具有不可估量的启蒙价值。
二、魏源的“经世”与“言志”
中国诗歌的发展源远流长，而到了近代，由于列强的入侵，新思想、新技术的涌入，诗歌的内容乃至形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知道，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思潮总是直接地作用和影响到当时的文学，并很快地由这一影响而形成文学思潮。社会思潮影响而产生的文学思潮，在理论主张上，总是与社会政治方面的理论主张有很大的一致性，而且此一致性又直接地导致文学创作方面产生大量的反映社会的作品。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由于近代社会思潮的影响，中国近代文学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诗学理论具有明显的社会功利性，“经世致用”学说在此找到了其生存的环境。“经世致用”学说以对现实的批判为基础，要求学术研究与当前社会现实密切联系起来，着力在文学和社会之间建立起直接互动的关系。一些仁人志士从思想和文化的层面上进行历史的反思和探索，清初顾炎武等人开创的具有启蒙精神的经世致用之学，已为重视音韵、训诂、考据、校勘的“汉学”所取代，广大知识分子埋头于浩繁的古代文献之中，考据诠释，脱离实际，皓首穷经。由于社会性质的转变赋予近代诗学以新的意义，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中一部分有识之士逐渐从琐碎的资料考据的故纸堆里脱身而出，开始自觉地建构起志在改造国家、改造社会的诗学理论。
魏源实践了经世致用的今文经学，开启了认识世界的时代风气，振奋起了自新自强的民族精神。“龚氏用《公羊》讥评时政，鼓吹革新；魏源则以《默觚》发扬汉儒用《诗经》谏志之旨，以《海国图志》、《元史新编》扩充《尚书·禹贡》天下郡国利病之学，而他一切成大效而具远见的治河、理漕、行盐、更币等政务主张，又都是《周易》、《老子》的变通复运哲学和公羊家、法家更世变世精神的实化。”魏源的经世思想以实利为标准，讲求功利价值，以后“求诸实用”的治学原则成为近代学术的发展趋势与时代要求。龚自珍的经世思想批判旧学，力图摆脱传统的桎梏，为经世思想的复兴扫清了道路，这是龚自珍作为一个传统文化总结者及古代最后一位思想家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最重要的积极意义。魏源则起到了近代学习西方的前驱作用。发愤精神与忧患意识催使魏源从沉沉酣睡的蒙昧状态中觉醒，成为走出中世纪，睁眼看世界的近代思想先锋。他著《海国图志》的目的非常明确，开卷即言：“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
魏源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武器，开辟了反抗外国侵略、学习西方文明的道路。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口号的提出，对后来讲新学、倡新政有很大的影响。魏源最主要的著作是《海国图志》，这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后代学者对这部旷世之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它使“天朝上国”突破了夜郎自大的骄妄心理，把目光投向西方，师夷长技。由于西学的引入强烈冲击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中，由于旧传统文化的日趋没落和西方文化的强劲攻势，引发了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抵制外来文化并用以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工具的思潮，这一工具即是中国近代转型中的“中体西用”，即“以中国纲常名教为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魏源则从利民便民的角度提出“变古愈尽，便民愈甚”。他们要求改革的呼声，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代表着时代前进的方向。“夫忽然得之者，地不能囿，天不能嬗，父兄师友不能佑。其道常主于逆，小者逆谣俗，逆风土，大者逆运会，所逆愈甚，则所复愈大。大则复于古，古则复于本。若君之学，谓能复于本乎？所不敢知，要其复于古也决矣。”这是对魏源冲破束缚、开创新风气的时代精神的最好的概括。
三、宋诗派及其后的同光体
所谓宋诗派，一般是指清代咸丰、同治以降的一个在诗歌写作和理论上以宗宋为主要特征的诗派，也可作为这一时期宋诗运动的统称。宋诗派是一个广义的称谓，清代以来凡论诗宗宋者皆被称为宋诗派。道光、咸丰年间，在诗歌领域兴起了以祁隽藻、程恩泽为首的偏于宋诗格调的流派，即宋诗派。主要诗人有何绍基、郑珍、莫友芝等人。这个诗派的主要宗尚是开元、天宝、元和、元诸大家，即以杜甫、韩愈、苏轼、黄庭坚为宗。任访秋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中将宗宋诗的诗论家分为三派：早期如黄宗羲、吴之振、厉鹗、翁方纲与姚鼐等称为清初宋诗派，他们主张肯定宋诗地位，不独尊唐诗。道咸年间何绍基、郑珍等被称为中期宋诗派，与桐城派的方东树、梅曾亮等同宗宋诗；后期宋诗派是指以陈衍为代表的同光派。陈衍说：“道、咸以来，何子贞绍基、祁春圃隽藻、魏默深源、曾涤生国藩、欧阳石间东辂、郑子尹珍、莫子思友芝诸老，始喜言宋诗。何、郑、莫皆出程春海侍郎恩泽门下，湘乡诗文字皆私淑江西。洞庭以南，言声韵之学者，稍改故步。”宋诗学，概括而言，是重思理筋骨，在平淡中透发深度，是学者表达的理想园地，而其精神实质是重视人文涵养与人格境界的合一。
陈衍（1856—1937），字叔伊，号石遗，福建闽侯人。清末民初著名诗人、文学家和学者。是宋诗派和同光体的主要代表人物。陈衍著述繁富，主要有《石遗室诗话》及“续编”、《石遗室诗集、文集》、《金、辽、元诗纪事》、《近代诗钞》、《宋诗精华录》、《说文解字辨证》、《周礼疑义辨证》、《礼记疑义辨证》、《尚书举要》、《通鉴纪事本末书后》等，此外还主修《福建通志》。清代宋诗派诗论的核心是性情论和不俗论。他们认为，作诗文当由学做人开始，在作出自家的好诗文之前，必须多学习古人之诗，兼及经史百家。除此之外还需养气明理，以培护涵养自家的真性情。诗人有了真性情，作出诗文自然不俗，自然就有“性情面目”。强调要有真性情作为诗的根本：
作诗文要有真实怀抱，真实道理，真实本领，非靠着一二灵活虚实字，可此可彼者，斡旋其间，便自诧能事也。今人作诗，知甚嚣尘上之不可娱独坐，“百年、万里、天地、江山”之空廓取厌矣。于是有一派焉，以如不欲战之形，作言愁始愁之态，凡“生觉、微闻、稍从、暂觉、稍喜、聊从、政须、渐觉、微抱、潜从、终怜、犹及、行看、尽恐、全非”等字，在在而是，若舍此无可著笔者。非谓此数字之不可，有实在理想、实在景物，自然无故不常犯笔端耳。
人要有真我真性情，始能人与文为一。因文造情，不是真诗人的作为，而是言不立诚、语不切实的故作姿态。宋诗派标举性情，但认为性情不能凭空产生，需要道理、学识作为基础。因此他们强调学习、学问对性情面目形成的重要性，认为养气、学古是做人作诗文的必经阶段，唯有明理养气等才能救性情空疏不实之弊。陈衍所说的“真实本领”，正可看作真学识，至于他提出的“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合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等诗论，则可以看作是此派诗人共同的追求。因此，陈衍主张诗人的性情与学人的学问相结合，写景言情与记事翔实、考证精确相结合。陈衍诗论中屡屡强调“真性情”的重要性，其实质是对诗人精神主体的要求，诗人性情的主观和学养的客观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从而表现出一种宏观的文化意识。他提出，作诗文一要以己之性情通天下之心，二要求己之不俗与有根有本。那么，何谓真我真性情呢？何绍基在《与汪菊士论诗》中说：
凡学诗者，无不知要有真性情，却不知真性情者，非到做诗时方去打算也。平日明理养气，于孝弟忠信大节，从日用起居及外间应务，平平实实，自家体贴得真性情，时时培护，字字持守，不为外物摇夺，久之则真性情方才固结到身心上，即一言语一文字，这个真性情时时流露出来。……又性情是浑然之物，若到文与诗上头，便要有声情气韵，波澜推荡，方得真性情发见充满，使天下后世见其所作，如见其人，如见其性情。
可以看出，陈衍的诗学思想有与近代学术思想发展同步的特征，实是重主性情的诗学注入这种发展之中，共同参与文人忧世的文化情怀，表达对人之存在以及命运与未来的深切思考和倾心关注。
无论学为人还是学为诗，都应以自立不俗为旨。
顾其用力之要何在乎？曰：不俗二字尽之矣。所谓俗者，非必庸恶陋劣之甚也。同流合污，胸无是非，或逐时好，或傍古人，是之谓俗。直起直落，独来独往，有感则通，见义则赴，是谓不俗。……戒俗之言多矣，莫善子涪翁之言曰：“临大节而不可夺，谓之不俗。”欲学为人，学为诗文，举不外斯旨。
只有“不俗”，这样才有创作主体的独立意识。类似的思想也见于《与汪菊士论诗》：“余尝谓山谷云：临大节而不可夺，谓之不俗。此说不俗两字最精确，俗不是坏字眼，流俗污世，到处相习成风，谓之俗。人如此我亦如此，不能离开一步，谓之俗。……不依傍前人，不将就俗目。”这正是他诗学思想中对诗的“不俗”文化品质的追求，要有独创与个性精神，才使得诗与人可以合为一整体，人格即诗格。
陈衍是近代“同光体”诗学的主要理论家，其理论观点“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虽未明确其实际内涵，但从其语意中所表达的实是一种在“人成”基础上的诗学功夫论，不但有对诗人精神主体的要求，也有对诗歌理想新境创造的期望，更有对社会现实文化的关注意蕴。陈衍诗学不但提出诗关学问的主张，还进一步认为《诗经》是以学问入诗的典范：
严仪卿有言：“诗有别材，非关学也。”余甚疑之，以为六义既设，风雅颂之体代作，赋比兴之用兼陈。朝章国故，治乱贤不肖，以至于山川风土，草木鸟兽虫鱼，无弗知也，无弗能言也。素未尝学问，猥曰吾有别材，能之乎？汉、魏以降，有风而无雅，比兴多而赋少，所赋者眼前景物，夫人而能知而能言者也，不过言之有工拙。所谓有别材者，吐属稳，兴味足耳。若三百篇朝章国故，治乱贤不肖之类，足以备《尚书》、《逸周书》、《周官》、《仪礼》、《国语》、《公》、《谷》、《左氏传》、《戴记》所未有，有之必相吻合。……微论《大小雅》，《硕人》、《小戎》、《谷风》、《载驰》、《氓》、《定之方中》诸篇，六朝人有此体段乎？
这里特别提出诗三百是有才情又有思想见识学问，是熔经、史、子为一炉的诗歌境界。
“余生平论诗，以为必具学人之根柢，诗人之性情，而后才力与怀抱相发越，三百篇之大小雅材是也”。这表示陈衍对诗的看法是学力与性情并不矛盾，而且在诗人的灵心妙运中，二者可以呈互动关系，也就是人、学、诗的统一，而且，是学养与性情的完美融合。
他认为“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的结合，应当始于“别材”而终于“学问”，也就是由诗人之诗，进而到学人之诗的路径，反对“由学人之诗作到诗人之诗”的做法，否则就达不到“真诗人境界”。陈衍在诗学中强调并提倡学人诗，重视诗人的气质而不是诗人的学问。有了诗人气质才能写诗人之诗，再加以学问，从而能够作出“学者之诗”。他以创作主体的学养根本为出发点，认为诗是品德学养与才技艺能的总体呈现，这样才能提高诗的文化品质与内涵。他对以文字议论才学为诗进行了批驳，也对所谓的假诗人进行揭露，体现了他对诗歌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和对诗歌发展的期望。
不先为诗人之诗，而径为学人之诗，往往终于学人，不到真诗人境界，盖学问有余性情不足也。古人所以分登高能赋、山川能说、器物能铭等为九能，反之又东坡所谓孟浩然有造酒手段，苦乏材料耳。
陈衍强调学人诗在真诗成就过程中的作用，其实质是对诗人精神主体的要求。真诗人要才德兼备，性情的主观和学养的客观二者不可缺一，是对诗人有极强的自觉自立意识的很高期望，其精神背后是“人成”的意义要求，而不仅仅是对诗境的要求与规范。这是由提高诗境的要求，进而到提高对诗人自身的要求，表现出一种宏观的文化意识。陈衍提倡“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的诗学主张，并把它作为“同光体”诗人追求的目标，其目的是为“同光体”诗派增添浓厚的文化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