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我国传说时代之初，人们在“神人以和”的愿望支配下，在大地上造出很多可以登天的天梯，人们可以通过这些天梯，自由自在地往来于天地之间。比如昆仑山、日月山等，其中昆仑山最为著名。
昆仑山天梯为传说时代的第一位帝王黄帝所造。攀登昆仑山，爬到山腰，可以长生不死；攀到山顶，就可以得道；再往上攀，到了极顶，便可以当神仙了。
有了高山等众多的天梯，人神交往很自由，对天帝管理人间很有好处。但是，天神也分善神和恶神，有的恶神偷偷跑到人间来干坏事，挑动人间争斗，甚至发动战争，扰乱了人间的社会秩序。
黄帝的孙子颛顼对这种人神之间界限不清，相互掺杂的混乱局面大为光火，他继承帝位后，便决定彻底整顿天庭和人间的秩序。
治理整顿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必须断绝天地之间的通道。颛顼首先派朝中5位最大的官员负责把所有能上下天庭的高山平掉，把大树砍倒，没了上下的天梯，凡人是绝对上不了天庭的。
颛顼还命令自己的孙子“重”两手托天，奋力上举；又令另一个孙子“黎”两手按地，尽力下压。于是，天地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以至于除了昆仑天梯，天地间的通道都被隔断。
接着，他又命“重”和“黎”分别掌管天上众神事务及地上神和人的事务。此后，天地间神人不经“重”“黎”许可便不能够随便上天下地了。
颛顼还找了一个叫“噎”的大力神，把守着日月山的天门，监督日月星辰是不是按秩序回山。这样一来，神人不杂了，阴阳有序了，颛顼也满意了，他觉得自己把国家治理得和谐稳定了。
颛顼的“绝地天通”之举，是我国传说时代故事中天帝与人帝的分界岭。“绝地天通”之前，地上的帝王因为兼管天庭和地上的万物，所以称为“天帝”；“绝地天通”之后，地上的帝王其权力只能管理人间，而没有权力管理天庭的事务了，所以称为“人帝”。自“绝地天通”以后，与“天”相通的权力成了地上王权的象征，“天人合一”就从此前的“神人以和”转变为“天王合一”。
我国古人探究“天”与“人”的关系的努力自黄帝开始延续不止，贯穿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全过程。在黄帝、颛顼之后，随着地上王权观念的发展，“天”与“人”的关系更为密切，并逐渐发生了质的变化。
从信史时代的夏代开始，人们有了“夏王朝的存在是因为受命于天”的思想。夏代末年，夏桀残暴昏聩，民不聊生，于是商人部落首领成汤开始伐夏桀。成汤在伐夏桀前，在其所作的《汤誓》中这样写道：
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意思是说，告诉天下百姓，你们仔细听着，不是我这个人敢随便造反作乱，而是夏桀这人罪恶滔天，因此上天命令我来灭掉他。
成汤就是在这个天命的号召下，率领军队灭掉夏桀，最后建立起商政权。
商代人传说，帝喾的次妃简狄是有戎氏的女儿，与别人外出洗澡时看到一枚鸟蛋，简狄吞下去后，怀孕生下了契，契就是商人的始祖。因此商代人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思想。
“天命”，即上天之意旨，由天主宰的命运。由于当时的人们知识贫乏，所以把一切都归为天命，再加上契是天命所生，所以其臣民自当臣服，岂敢逆天。连商王朝末代帝王纣王被周武王姬发打败****时都曾说过“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是何能为”这样的话，意思是说，老天啊！我的生命，不是上天赐予我的吗？为什么又要亡我呢？
西周王朝建立以后，由于受到“敬天保民”天命思想的支配，周武王于公元前1184年的一天询问大臣箕子：“箕子，上天庇荫安定下民，使他们和睦相处，但我还不知道治国的方法。”
箕子回答说：“我听说从前，鲧堵塞洪水，胡乱处理了水、火、木、金、土5种用物，致使上天震怒，不赐给鲧9种大法，治国的常理因此败坏了。后来，鲧被流放，禹继位兴起。上天就把9种大法赐给了禹，治国的方法因此定了下来。”
箕子所说的9种大法，一是正确处理水、火、木、金、土这“五行”，二是认真做事，三是努力施行政务，四是合理使用记时方法，五是凡事坚守大中至正之道，六是使用品德高尚的人，七是以占卜的方式进行考疑，八是注意各种征兆并做到未雨绸缪，九是凭“五福”鼓励臣民与凭“六极”警戒臣民。
箕子希望周武王能够用上天的9种大法来治国，这表明当时的人们对“天”与“人”之间某种相通关系的进一步肯定。
西周时期的天人关系即神人关系，一开始就体现出了“天人”关系的和谐统一，以至于成为我国传统哲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和我国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
到了西周末年，“天”的权威有了改变，在《诗经》中出现了很多疑天、怨天的诗篇，如“民今方殆，视天梦梦”、“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昊天疾威，弗虑弗图”。这时的“天”，其意涵有主宰的天、运命的天、意志的天。
到了春秋时期，人们对“天”的认识加深了，所以人们对“天”的敬畏感和神秘感也就减弱了。如鲁国思想家孔子说自己“五十而知天命”，又说“不怨天，不尤人”；郑国政治家子产则说“天道远，人道迩”。
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的诗作《天问》，一口气提出了100多个同题，表现了人的探索精神。此外，还有战国末期赵国思想家荀子的《天论》，荀子提出了“明于天人之分”的思想，鼓励人要用天、制天，天除了自然义还有物质义的意涵。而前期道家老子和庄子的“天”超出天命的范畴，直向自然义的天即“道”，认为道生化天地万物，主张人要依循天道，顺其自然运化。
到了秦汉时期，“天”渐渐与“人”接近，甚至在自然科学进步的条件下，汉代的人们凡立论都喜欢举到“天”的层次，将天道观贯穿于人道。
秦代丞相吕不韦的《吕氏春秋》、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集体编写的《淮南子》，都曾经以气、阴阳来探讨“天”，出现了气化宇宙论。西汉儒家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也以气、阴阳探讨“天”，提出“天人感应说”。东汉哲学家王充还有“天即自然之气说”。
汉代关于“天”的立论比较著名者，当属西汉史学家董仲舒和西汉史学家司马迁。董仲舒从自己的角度论证了“天”，司马迁从自己的角度论证了“天道”。
董仲舒着力阐发了《公羊传》中大一统的思想，又吸收了墨、法、阴阳等家学说，对《公羊传》进行了神秘主义改造，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理论体系，即天人合一政治论。
董仲舒的天人合一论树立了天的无上权威，认为天的意志决定着人类社会的命运。他在论证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同时，也指出了天的权威是高于君主的，君主居于万人之上，但也要尊天敬天，受天约束。
董仲舒认为的天的运行有其内在的规律，体现为阴阳分合运行。阴阳两方虽然共存，但二者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主从关系。天道是这样，所有其他阴阳关系也是这样，都是阳的一方支配阴的一方。体现在社会政治关系上，就是君、父、夫分别支配、决定着臣、子、妻。
君臣、父子、夫妻是汉初社会诸种关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这3种关系的内在法则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也就是所谓的“三纲”。“三纲”根源于天，因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执政者只要处理好这3种基本关系，就能有效控制整个社会。这种阴阳合分论，为汉初君主政治提供了精巧的合法性论证。
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政治论，由天人关系、天道运行规律论证了君权至上和等级原则，又主张以天制约君主，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统一起来，从而提高了执政阶级的政治适应能力，这是儒家政治学说成熟的表现。
司马迁对“天道”是有怀疑的。《道德经》第十七章中有一句话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意思是自然法则不分亲疏，总是把善果报应善人。司马迁在《史记·伯夷叔齐列传第一》中反驳了这句话，他写道：
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
意思是说，像周代的伯夷叔齐，是善人，最终落到饿死的下场；颜回是孔子徒弟里最优秀的人，好学简朴，也是善人，但是很早就死了；上天究竟是怎么报答善人的？而像大盗柳下跖每天都杀无辜的人，吃人肉，横行天下，暴行累累，最后竟然获得老死善终的结果。究竟是遵循哪家的天道之德？
司马迁对天道如此激愤、怀疑，是他自己的不幸遭遇使然。由于他为出击匈奴落败的西汉名将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竟受腐刑，蒙莫大耻辱。这种遭遇加深了他对天道的怀疑。
司马迁明确指出，他之所以写作《史记》，是想“究天人之际”，即研究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的关系，反映出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通古今之变”的眼光和“成一家之言”的志向。
“究”和“通”，是司马迁史学思想中两盏高照的明灯。他“通”得更透，“究”得稍逊，在他那个时代已属不易，高出于人。
隋唐时期，实行儒、释、道三教并行政策，佛教盛行，道教也得到极大发展，此时思想出现儒释道合流的趋势，颜之推、王通、孔颖达主张“三教可一”。
初唐大儒孔颖达认为，从“道”到“形”需要一个中介，这就是“气”。“阴阳之气”有规律的变化，才引起从“道”到“形”的转化，他肯定“道”的地位，又强调“气”的作用。
中唐儒学有佛学化趋势，例如：著名的文学家韩愈一方面排佛，一方面又吸收佛教祖统说思想，提出“道统”论，借以强调儒学是华夏正统思想。此外韩愈的“治心”论和佛、道宗教哲学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治心”之外还主张“治世”。韩愈用三教共同使用的范畴“道”充实了中唐儒学的内容。
在唐代，儒学思想出现一种承先启后、推陈出新的过度趋势，并对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之谬误提出强烈的批评。
例如：史学家刘知几从历史及逻辑角度批评“天人感应说”和谶纬迷信；儒学家柳宗元认为受命不在天而在人，真正美好的是一个人自身的仁德，而非天降吉兆；有“诗豪”之称的刘禹锡认为，天命论的产生是基于对自然客观事物规律性的不理解，因而坚持发展荀子“天人相分”、人定胜天的思想，提出“万物乘气而生”以及“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命题，使“天人感应说”和谶纬迷信再也不能成为主导思想。
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特别是隋唐的儒、释、道三教相争，到了宋代，有关“天”与“人”的关系问题发展为占主导地位的哲学倾向，几乎为各派哲学家所接受。这是因为，当时关于世界统一性的问题、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自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成为哲学家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利用传统的“天”、“人”命题来表述他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是一种最方便的形式。
北宋时期，哲学流派丛生，新义纷呈。号称北宋“五子”的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他们既是著名的哲学家，又是著名的易学家，他们纷纷汲取道家学说，以补充自己的天道观。
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给出了“无极”、“太极”、“天道”、“地道”、“人道”、“人极”等命题。在《通书》里，这些命题基本都有注解。他认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才能天理存，地利顺，人心和。
程颢、程颐站在唯心主义的立场，确立一个自然之天作为本原。程颢认为世界统一于理，理是具有道德属性的观念性实体，因而天”与“人”的关系就建立在这个理的基础之上。程颐认为，理就是天，它赋予人即为性。因为性禀受于理，所以他说“性即理也，所谓理，性是也”。
邵雍研究和探讨的是“天人合一”的自然界的演变规律。作为一位儒家学者，邵雍注重实现自我超越的形而上的本体境界。
张载建立了“太虚即气”的气化宇宙论，并将其发展为儒家上承孔孟下至北宋的天人之学架构。张载《正儒家蒙·东铭》说：
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
在这里，张载首次明确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命题，他是将这4 个字连在一起的第一个人，在我国古代哲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为以后对“天人合一”命题的发展开了先河。事实上，如果没有张载的气化宇宙论，也就没有北宋新道家、新儒学。
“天人合一”的思想发展到明清之际，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继承张载的观点，肯定气是“天人合一”的基础，认为“天人之蕴，一气而已”。
王夫之认为，人道与天道即道德原则和自然规律，二者是同一的。他在《尚书引义》中说：“天与人异形离质，而所 继惟道也。”这是说父子虽然不同体，但是儿女应该继承父母的志愿；天与人虽然不同体，但是人要遵循天道行事，这样天人就可以合一了。
从黄帝时期借由天梯登天以求“神人以和”，到北宋哲学家张载提出“天人合一”命题，从绝对的天、绝对的人，到以“气”为媒介，再落到人的心性、人的生命，我国人已经走了数千年的历程。直至现在，现代人仍从“天人合一”思想中汲取营养，继续着不懈地追求。
[旁注]
传说时代 也称五帝时期，五帝是指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帝禹。是我国古代从神农氏出现至夏王朝建立的历史时期。这时各族有自己的图腾崇拜及颇幼稚的宗教和传说，但往往是些朦胧的记忆或结合后来宗教思想所作的描述。到大约五六千年前，各地先后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有了内容较丰富的传说。
昆仑山 又称昆仑虚、中国一座神山、万祖之山、昆仑丘或玉山。我国西部山系的主干，西起帕米尔高原东部，横贯新疆、西藏间，延伸至青海境内。“昆仑”源于匈奴语，意为“天”。昆仑山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史上具有“万山之祖”的显赫地位，古人称昆仑山为中华“龙脉之祖”。
信史时代 是指有文字或出土文物记载着当时社会的情况的时代。我国信史时代起于二里头夏文化遗址，夏文化持续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后来被商王朝取而代之。二里头遗址是中华文明的起源。而商都殷墟甲骨文遗存，显示我国的历史真正进入了信史时代。
日月山 坐落在青海省湟源县西南40公里，属祁连山脉。藏语叫日月山为“尼玛达哇”，蒙古语称“纳喇萨喇”，都是太阳和月亮的意思。日月山历史文化悠久绵长，据说黄帝时期这里有登天的天梯，唐太宗派一支庞大的送亲队伍护送着一位美丽的公主走过日月山口，日月山便从此闪亮在我国人的心海。
玄鸟《山海经》中描述的玄鸟为四翅鸟类，羽毛呈淡黄色，喜食鹰肉，性暴戾，居于平顶山。《诗经·商颂·玄鸟》中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玄鸟的初始形象类似燕子，后来随氏族部落的不断发展和融合，玄鸟就逐渐演变成了有鸡冠、鹤足和孔雀尾巴的凤凰了。
五福 原出于《书经》和《洪范》。一为“长寿”，二为“富贵”，三为“康宁”，四为“好德”，五为“善终”。《尚书》五福为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长寿是命不夭折而且福寿绵长；富贵是钱财富足而且地位尊贵；康宁是身体健康而且心灵安宁；好德是生性仁善而且宽厚宁静；善终是能预先知道自己的死期。
六极《尚书·洪范》中的六极，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古人认为，六极都是凶兆，因此应该力避之。此外，在中医“五劳六极七伤”中，六极指疲劳引起的6种较为严重的机体病理变化，包括筋极、脉极、肉极、气极、骨极、精极。
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04年），汉代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他在《举贤良对策》中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主张。他的儒家思想维护了汉武帝的集权政治，为当时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司马迁（公元前145年或公元前135年～公元前90年），字子长，五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被公认为是我国史书的典范。
腐刑 即宫刑。我国古代阉割术渊源久远。有证据表明，至迟在殷商时代就有了阉割男性生殖器的意识与行为。当时的阉割术可能是将****与****一并割除的，秦汉时期的阉割技术已较为完备，并已经注意到阉割手术后的防风、保暖、静养等护理措施。当时施行阉割的场所称为“蚕室”。
谶纬 是我国古代谶书和纬书的合称。谶是秦汉间巫师、方士编造的预示吉凶的隐语，纬是汉代附会儒家经义衍生出来的一类书，被汉光武帝刘秀之后的人称为“内学”，而原本的经典反被称为“外学”。谶纬之学也就是对未来的一种政治预言。
《太极图说》宋代思想家周敦颐为其《太极图》写的一篇说明。该文认为，“太极”是宇宙的本原，人和万物都是由于阴阳二气和水火木金土五行相互作用构成的。五行统一于阴阳，阴阳统一于太极。文中突出人的价值和作用。该文对后世影响很大，朱熹《近思录》、黄宗羲等所编《宋元学案》等尽皆收入。
新道家 指魏晋玄学和秦汉时期的黄老道家。但这个概念自从20世纪初提出后，原来它所指代的逐渐被人们抛弃，而是主要指当代新道家。现在的新道家，指的是那些受道家思想启发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还有民间人士认为，凡是愿意按自己的天性生活，也不反对别人按自己的天性生活的现代人，都是新道家。
新儒学 此概念可以追溯到战国末期，如荀子的学说就曾被称之为新儒学。自汉代董仲舒及其以后，新儒学则更是被使用得越来越频繁了。董仲舒的学说、宋代理学等都曾经被冠之为新儒学。而到近现代，新儒学则更是被广泛使用，并分为几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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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尊昆仑山为“万山之宗”、“龙脉之祖”、“龙山”、“祖龙”，因而编织出了许多美丽动人的神话传说。妇孺皆知的《嫦娥奔月》、《西游记》、《白蛇传》等都与昆仑山有关，是产生中华民族神话传说的摇篮。
相传昆仑山的仙主是西王母。在众多古书中记载的“瑶池”，形成昆仑六月雪奇观，水量大而稳定，为优质矿泉水，传说是西王母用来酿制琼浆玉液的泉水。昆仑山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有“万山之祖”的显赫地位，是中国第一神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