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生态学 人类生太学 生态伦理学
生态学 社会的需要是科学理论发展的强大动力，“生态危机”促使人们关心与研究环境和生态问题，生态科学得到了普及和发展。“生态学”这一概念是由德国生物学家E.海克尔于1886首次提出来的。生态学这个词是由希腊语（房子、住所）派生来的，生态学可以称为研究生物住所的学问。海克尔把生态学定义为研究有机体及其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他指出：“我们可以把生态学理解为关于有机体与周围外部世界的关系的一般学科，外部世界是广义的生存条件。”可见，海克尔下的这个定义包含的内容是广泛的。传统理论将生态学定义为，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环境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规律的科学。
目前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几乎涉及到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相互作用关系的所有领域，仅从生态学与其他学科相结合而分支出的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就达几十门之多，例如人类生态学、城市生态学、农业生态学、化学生态学、地理生态学、医学生态学、数学生态学、物理生态学、生态经济学等等。就现代生态学本身来说，已经远远超出了自然科学的范围，而是一门综合学科了。从它的发展趋势来看，与社会科学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主要表现在它的基本规律和原则对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具有普遍意义。当今世界上的人口、能源、环境等危机的出现，归根到底就是人们违背了生态系统最基本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的规律，盲目地进行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从而使人与自然的平衡关系失调。人们要长久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必须遵循自然界的规律，特别是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的规律。
人类生态学 人类生态学是研究人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及其基本规律的科学，它以协调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之间的关系为己任。人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既改造了人本身，又改造了周围的环境。所以，要深入揭示人与环境的关系，就既要运用自然科学的知识，又要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人类生态学就是一门横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综台科学。
人类生态学这一术语是美国学者卜欧克于1921年从城市社会学的角度首次提出来的。随后，他和伯杰斯在芝加哥大学带领自己的研究生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后来他们被称为城市科学的“芝加哥学派”。芝加哥学派认为，人类生态学是生态学的一个分支，但人同其他一切生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具有创造文化并按自己意志行事的能力。因此，他们赋于人类生态学的含义，既包括不同群体之间的生物关系，也包括由人类文化和有目的人类行为所造成的状况和由此带来的种种问题。
20世纪50年代，人类生态学在关于城市结构方面出现了多种多样的观点，其中的“新正统派”和“社会文化派”是比较引人注目的两个学派。以豪利、奎英和邓肯为代表的新正统派人类生态学试图建立一种用于观察“城市宏观社会”的方法，他们将研究范围扩大到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然而却将重点放在生态上最适宜的土地利用模式以及自然经济变量对它的决定作用方面。以法瑞和琼纳森为代表的社会文化派人类生态学，强调文化在决定人类行为中的作用，视文化为一种习得性行为。他们认为，人与人、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导致了文化的产生和改变；而文化因素则包括人们的思想以及人际关系中起支配作用的价值、信仰和规范。
1962年，美国学者、海洋生物学家卡森的名著《寂静的春天）在波士顿出版。书中披露了美国广泛使用的有机氯杀虫剂而造成严重污染的真实情况，并通过有毒污染物的流动、转移过程，提示了人类同各种生态系统、同整个生物圈、同各种动、植物之间生死与共的密切联系。她指出，由于人的错误行为使本来生机勃勃的春天陷于“寂静”之中，既损害了其他生命形式，更严重损害了人类自身。她强烈抨击某些披着现代化外衣的陈旧观念和做法。这本著作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当时卡森受到了许多十年以后在人类环境会议上也一致赞同她的兢点的学者的围攻、打击。后来，历经艰辛的卡森曾应邀到美国参议院贸委会出席出证，其见解赢得肯尼迪总统的支持。《寂静的春天》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出版发行，有人认为，它的出版问世拉开了“生态学时代”的序幕。
生态伦理学 当生态学发展到人和自然普遍的相互作用问题的研究层次时，就具有了哲学的意味和价值观性质，生态伦理学便应运而生了。生态伦理学是探讨人、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伦理关系。生态伦理观认为自然环境有其本身的作用与权利，并且对人与社会发生影响；人与社会的一切活动都应充分考虑到自然环境自身的伦理权利。它要求人们必须树立一种全新的全球性伦理观念并发扬光大，去解决世界性的环境保护和生态经济问题。
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奠基人是莱奥波尔德（1886～1948），他生前担任美国生态学会理事长。莱奥波尔德的自然观及大地伦理思想，集中体现于《西南地区自然保护的基本原理》（1923）、《自然保护伦理》（1933）和《沙乡年鉴》（1949）等论著中。
早在1923年，莱奥波尔德就已经从生态学的视角将地球自然当作一个有机的整体来看待。他指出：“至少把土壤、高山、河流、大气圈等地球的各个组成部分，看成地球的各个器官、器官的零部件或动作协调的器官整体，其中每一部分都有确定的功能。”将自然比喻为由不同的生命器官组成的机能性整体，是对所有生命物种和自然环境相统一的大地共同体——生物圈整体的一个形象的描绘。
莱奥波尔德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他首次提倡人们要和自然建立伙伴关系模式，以取代把自然当成征服和统治对象的传统关系模式。他说：“大地伦理学改变人类的地位，从他是大地——社会的征服者转变到他是其中的普通一员和公民。这意味着人类应当尊重他的生物同伴而且也以同样的态度尊重大地社会。”莱奥波尔德的这一思想对于人和自然的传统关系具有革命性变革的意义。近代以来，人类生活和生产关系模式，是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和笛卡尔、牛顿的机械自然观的基础之上的。这个模式鼓励人们在改造物质世界的过程中，为了人类的利益可以像操纵机器一样随意地支配自然，甚至不惜严重地破坏生态环境。莱奥波尔德从机能整体性的自然观出发，认识到任何不可分割的事物都是一种活的存在，肯定了由各种生物（包括人类）和无机环境组成的大地共同体，是一个活生生的、富有生命力的存在物，而不是一架僵死的机器。人类在大地共同体中与其他生物一样，是处于一种平等的地位，他并不高于任何物种。人类和任何一种生物的重要性都低于大地共同体，因而人类不仅要尊重他的生物伙伴，而且更要尊重大地共同体本身，这就摆正了人在地球中的位置。如果人类坚持利用高度技术化的工具去征服自然，就必然会通过破坏大地共同体的生命机能，反过来危及自己的生存。
莱奥波尔德在他那个时代提出大地伦理学，是大大地超前于时代的。他的著作不易发表，直到逝世前几天，他才被告知，他从1941年就开始寻求出版的著作《沙乡年鉴》，终于被**************接受。直到20世纪70年代，大地伦理学的非凡思想才开始发挥其巨大作用。莱奥波尔德被尊为新自然保护，运动浪潮的领袖，《沙乡年鉴》被称为圣书，被看作是推动环境运动深入发展的里程碑，其中“大地伦理”一章被视为“要点之要点”，大地伦理准则已于1990年被写进美国林业工作者的伦理规范中。
现在生态伦理学正从理伦走向了实践，它在实践中的应用有以下五方面：
一是环境保护伦理。环境道德被认为是人类可持续生存的新的世界道德。它的主要原则是每一个人都是生命大家庭的一员，每个人应该对他（或她）、对自然界的影响负有责任，应该保护生态过程和自然界的多样性，并节俭和有效地利用各种资源。
二是森林生态伦理。依据生态伦理学的观点，森林是多价值的，它不仅具有经济价值，即木材和其他林产品的商品性价值；而且它具有重要的非商品性价值，如维持生命的生态价值、科学研究价值、生物多样性价值、自然史价值，以及它的精神、娱乐和美学价值等等。而且，它不仅对人具有价值，作为地球上最重要的生态系统，它对其他生命的生存以及它自身生存具有内在价值。因此，我们的林业政策不应以砍树为目标，而应以森林的多价值管理为目标。森林生态伦理的主要原则是在尊重森林生态系统的生存、保护林地的整体性和完整生产力前提下，满足社会对森林商品性价值和非商品性价值的需求。
三是资源开发的生态伦理。用可持续的方式开发资源。具体表述为资源科学开采、台理和充分的利用，以及节约的原则；可更新资源的开采不能超过它的再生速度的原则；开发不可再生资源替代品的原则，即不可更新资源的开发，其耗竭的速率不应超过寻求作为代用品资源的速率；矿产开发地在采矿之后恢复和重建生态系统的原则。
四是消费生活的生态伦理。按照每个人都有同样的基本和平等的权利的伦理原则，应当以适度消费代替过度消费，过以提高生活质量为中心的简朴生活，崇尚丰富和充实精神需要的生活。例如，通过学习文化科学知识，掌握一些基本的制造工艺，满足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的渴望；参与科学和艺术的思考、欣赏和写作；在旅游、娱乐和艺术活动中实现审美追求；过健康的心理生活、道德生活和信仰生活；以及关心他人，教育子女，参与家庭和社会事务等等。丰富的精神生活可以激发人们的思想、意志和丰富的感情，启迪人的智慧、潜能和崇高的精神，在学习和发挥自己的创造能力中实现个性的全面自由发展；丰富的精神生活有利于融洽家庭生活、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是一个比追求物质生活更高一个层次的人生目标。
五是土地开发生态伦理。土地是地球生命支持系统的最重要的条件。然而，由于人类活动的盲目性导致了全球性的土地破坏，如世界耕地的水土流失的加剧，全球土地沙漠化的扩大；而且城乡建设，矿山、工厂、交通和其他大型工程建设，每年都要占用大片耕地，环境污染又不断加剧土地的破坏。确立土地开发的生态伦理观，对解决这些问题有导向作用。
2 生物圈 生态系统 保护生物多样性
生物圈1875年，奥地利地质学家修斯在他的著作中首先提出了“生物圈”的概念。1925年，苏联科学家维尔纳德斯发表了一系列“生物圈问题”，到1942年，国际科坛公认维尔纳德斯基是生物圈学说的奠基者。
维尔纳德斯基认为，生物圈是进行着生命过程的地球表层的外壳，包括平流层的下层、整个对流层、土层、水层、以及岩石层的上层。这些厚度不同的地球外层都叫“圈”，这些圈中存在着大量的生物——生命形式，它们合称为生物圈。换句话说，生物圈就是地球上有生命存在部分，是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形式生存环境的总体，是人类基本的居住环境。因此，生物圈也可以称为人类圈。
绝大多数的生物都集中生活在地球表面100米以内，海洋生物生存的下限可深达10公里的深海底。但是绿色浮游生物多集中在100米以内海洋表层。作为地球绿色外套的生物圈，其形状是不规整的，厚度也是不均匀的。据生物学家的统计，生物圈中的生物已知的约有250万种，其中动物约有200万种，植物约有34万种，微生物约4万种。这些生物绝大多数都生活在岩石圈、水圈、土圈和大气圈相互接触交融的地带，大致在地面上下100～200米的范围以内。
形形色色的生物尽管有千差万别，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他们的生命活动都需要一定的环境，要占领一定的空间，要求有一定的水、热、气和营养物质。他们不断从环境中摄取能量和养分，不断把这些能量和养分同化成自身的一部分，同时，又不断把异化过程中产生的废物排放到环境中去。因此，生物与环境是不可分的。在生物圈中植物的种类虽不多，仅占总数13%～14%，但植物的量在有机物质总量中却占99%以上。植物把太阳能转化为有机质，并为其他生物提供食物。所以，植物是生物圈的核心，具有极重要的生态作用。
随着人类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对自然界的影响和作用越来越大。现在，不仅整个生物圈几乎都显示着人类活动的踪迹和结果，就连生物圈以外的宇宙空间，人类的活动也因航天技术的发展而越来越频繁，鉴于人类对环境的污染日益严重，人类应该从破坏自然的惨痛教训中认识到人类与生物圈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197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了“人与生物圈”计划，旨在通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协同努力，研究生物圈及其不同区域的结构与功能，系统观察为活动所引起的生物圈及其资源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人类的反作用，为改善人类与环境的相互关系提供理伦依据。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1899～1975）指出：人类作为大地母亲之子对维持生物圈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汤因比一生著述很多，重要著作有《历史研究》12卷（1943～1946）、《希腊的历史思想）（1924）、《经受考验的文明》（1948）等，在西方学术界声望很高。汤因比的生态观主要体现在《人类与大地母亲》和《对生命的选择》（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1974中译本为《展望二十世纪》）两书中。汤因比指出，生物圈与他的创造物和居住者之一的人类，现在正处于历史发展上的一个重大的转折关头，人类如果杀害了他的大地母亲，人类将会自取灭亡，如果人类能够保护好养育生命的生物圈，他将同时使大地母亲和自己得救。但是，人类怎样才能实现这后一种选择呢？汤因比赞赏工业革命之前人类在农业文明时代人和自然和睦相处的关系，而严厉抨击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利用科学技术征服自然所导致的人与生物圈的冲突状态。他认为，造成这一后果的主要原因，在于犹太系宗教的人类中心论对待自然的错误态度和人的贪欲。因此他提出以崇高的精神力量来驾驭科学技术的发展，从东方寻求崇拜自然的宗教来医治西方人的贪欲。在全球已有几十亿人口生存的情况下，人类既不可能也不应该完全停止科学技术的进步，而是应该在保护生物圈安全的前提下，来合理地、有节制地发展科学技术。
生态系统 生物圈系统的创立为生态系统论奠定了理论基础。1935年，英国生态学家A.G.坦斯利首先提出“生态系统”这一科学概念。他说：“只有在我们从根本上认识到有机体不能与其所处的环境分离，而是与所处环境形成一个自然生态系统，它们才会引起我们的重视”。这句话后来被刻上他的墓碑。
生态系统这一术语包含着丰富的科学思想，它一经提出就博得许多生态学家的赞赏，并且逐渐对这一概念作出补充，使之更为丰富。继坦斯利之后，美国青年生态学家R.L.林德曼对美国湖沼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和营养级进行了深入的观察、研究，积累了丰富的关于生物物种之间相互关系的资料，但却苦于难以将这些关系和资料压缩、提炼成科学的理论思想。这时，他读到两句中国的谚语：“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烂泥（实为吃藻类）”，“一山不容二虎”谚语的深邃内涵使他从中受到启发，茅塞顿开，终于在1942年创立了生态金字塔能量耗换的1/10定律（又称林德曼定律），从能量流动方面为生态系统论奠定了初步的理论基础。但这位青年生态学者不幸早逝，终年只有26岁。
与林德曼大体同时，前苏联学者B.H.苏卡乔夫在长期研究陆地植物群落的基础上，于1944年提出生物地理群落这一科学概念，并概括为一个简单明确的公式：生物地理群落=生物群落+生境。他认为生物地理群落是自然界的基本单位，而多种多样的生物地理群落型就构成了地球的生物圈。
根据这一概念，任何生物群落与其环境组成的自然实体都可以叫做自然生态系统，一片草地、一片森林、一片沙漠、一个池塘、一座山脉、一条河流都是自然生态系统。小的生态系统组成大的生态系统，简单的生态系统构成复杂的生态系统，多种多样、形形色色的生态系统组合成地球生物圈。生物圈本身就是硕大无朋、精致完整的超级生态系统，是地球上一切生命形式及其生存环境的总体。
生物圈是地球上最大的超级生态系统。按环境特征又可将其分为规模较小一些的生态系统，首先可分为陆地生态系统和水域生态系统两大类。陆地生态系统又分为森林生态系统、草原生态系统、人工生态系统（农田生态系统、城市生态系统）……；水域生态系统又分为湖泊生态系统、海洋生态系统、河流生态系统、沼泽生态系统等。
如果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生态便失去平衡。据报道，在美国阿拉斯加自然保护区，原有许多鹿群，也有许多狼群，它们在一个共同的生态系统生活。但人们为了保护鹿群，赶走了全部狼群，虽一时鹿享太平头数猛增，却伴随着厄运，由于鹿运动量减少，体质下降，没有多久便大量死亡，最后所剩无几，结果只得“请狼回归”，重新追逐捕食鹿群，使其重现生机。1994年5月5日下午在新疆、甘肃、宁夏和内蒙古部分地区出现了一场历史上罕见的特大黑风暴，据不完全统计，在这场风暴中死亡67人，失踪20人，重历67人，经济损失达2.45亿元。虽然这场风暴是系统性锋面大风天气与有利的大地形相互作用引起的，但与这里气候干燥，人类活动又严重的破坏了这些地方的植被和地表结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有关。专家们研究认为，我国草地生态问题的产生与恶化，尽管与草地生态系统本身固有的脆弱性有一定关系，但人类的破坏却起着主导作用。
为了保持生态平衡，当前要做的工作是尽快填补“生态恢复工程”的研究空白。人们面对昔日清秀美丽，今日千疮百孔的地球村忧思时，出现了一个新生的研究领域——生态恢复工程。最早坚持生态恢复学说的是1989年成立的美国生态恢复学会，当时只有会员300人，现已猛增到2 200人。1994年创刊了《恢复生态》杂志。
有关生态恢复实施的内容很多，如移入濒危动植物，将人造水泥渠道还原为原来的自然河流等等。总之，“生态恢复”旨在某种程度上恢复自然界的无序。目前，我们在“生态恢复工程”方面以及近年来新兴的边缘科学微生态学——细胞水平或分子水平的生态学的研究方面，尚属起步阶段，有的研究系空白点。为了解和缓解人类所面临的资源、环境方面的问题，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的生态系统恢复研究实有必要。
开展生态风险评估工作。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的风险意识也越来越强烈。所谓生态风险，是指一个种群、生态系统或整个景观的正常功能受到外界胁迫因素的威胁，从而在目前和将来可能减少系统的健康、生产力、遗传结构、经济价值和美学价值的一种状况。因而对一些新的领域和大型项目如区域性生态、生物多样性保护、遗传工程等方面的建设与投资，以及有关政策的制定，都需要生态风险的评估提供数据和科学依据。当前要向全民普及生态学知识，树立生态风险意识，积极稳妥地开展生态风险评估工作。
地球上的一切生物，包括高踞于“生态金字塔”顶端的人类，都依赖于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转才得以生存。如果人类要健全地生存下去，就应该克服主观随意性，尊重客观生态规律，采取明智有效的措施，促进生态系统能流和物流的畅通，恰当调控其流速和流量，让丰富而有限的生态系统发挥最佳效益，为人类社会造福。
保护生物多样性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制定的《生物多样性公约》在“序言”中强调指出：缔约国意识到生物多样性的内在价值，和生物多样性及其组成部分的生态、遗传、社会、经济、科学、教育、文化、娱乐和美学价值；还意识到生物多样性对进化和保持生物圈的生命维持系统的重要性；确认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是全人类共同关切的事项，决心为今世后代利益，保持生物多样性。该公约所说的“生物多样性”，是指所有来源的形形色色生物体。这些来源包括陆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态系统及其所构成的生态综合体，还包括物种内部、物种之间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是世界上生物体的变异性，包括遗传变异及其组成的集合，它是一个包揽了可提高人类生活和福利的自然生物财富的术语。
爱德华·威尔逊是美国哈佛比较动物学博物馆的昆虫学教授，是生物多样研究方面的先驱。他的著作《丰富多采的生命世界》论述了生命形式的极其多样化以及人类对这种多样化的破坏。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现在知道的生物种类达140万种，至少还有1000万甚至更多的种类是我们所不了解的；我们在这方面的无知可以说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如果我们在没有开发之前就破坏了这些生物资源的话，那么，很多新的药品、食品、纤维、肥料、油料和其他产品就将永远失去和人类见面的机会。应当知道，是那些绿色植物以及大量的微生物和默默无闻的小动物构成了地球生物的“熔炉”；正是它们融入了地球的表面，肥沃了土壤，制造了我们赖以生存的空气。破坏这种平衡是很危险的，各种昆虫和节肢动物的重要性已经大到了这种程度，即如果它们都灭绝了的话，人类就只能存活几个月。
威尔逊教授还说，我们也是生活在38亿年前的地球上的第一批生物的嫡亲后代，所有物种都是人类的表兄弟。人类的进步不单单取决于理智，同时也取决于受到这种理智制约的人类所特有的感情。人类曾与地球上的其他生命共同进化、共同演变。生物多样性的消失不仅对人的身体，而且对人的精神都是有害的。因此，哲学和伦理学从生物多样性的角度研究人类起源和发展问题，应当把生物多样性视为无价之宝，努力去了解它。人类还有时间来拯救地球的伟大遗产以及保全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世界。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时间已经不多了。
3 罗马俱乐部的忠告
在意大利工业企业经理、经济学家奥雷利奥，佩西的倡议下，1968年4月，来自10个国家的科学家、教青家、经济学家、人类学家、实业家以及文职人员约30人，汇聚在罗马猞猁科学院，讨论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类困境这个令人震惊的问题，罗马俱乐部就是经这次会议产生的。1970年夏天，罗马俱乐部在瑞士伯尔尼和美国麻省坎布里奇举行会议，确定了对人类困境的研究计划的第一阶段的工作。第一阶段的研究工作是在丹尼斯·米都斯教授的指导下，由一个国际小组进行，并且有人民基金会的财政支援。这个小组考察了五个最终决定和限制我们星球增长的基本因素——人口、农业生产、自然资源、工业生产和污染。这项研究成果，便是波托马克协会、罗马俱乐部和麻省工学院研究小组1972年出版的《增长的极限》。在该报告发表后的最初10年中，被译成34种文字，发行600万册，在世界各地产生了强烈反响。该报告“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提出了全球概念”，它以坦率的形式提出了不是一个国家和人民，而是所有国家和人民面临的选择，从而迫使读者把他们的眼界扩大到世界性的范围。这也正是该报告重大的地球伦理的价值之所在。
1974年，罗马俱乐部又发表了第二个研究报告：《人类处于转折点》，作者为米哈依洛·梅萨萝维奇和爱德华·佩斯特尔。《人类处于转折点》概括了新的全球伦理的基本内涵：
第一，必须发展一种世界意识，使每一个人都认识到自己是世界大家庭中的一员。人类合作的基本单位，因而也是生存的基本单位，已经从国家一级移向了全球。这个观念应该成为人类个体意识的一部分。第二，必须发展一种使用物质资源的新道德，这应导致一种与正在到来的匮乏时代相适应的生活方式。这要求有一种新的生产技术，其基础在于最低限度地使用资源，同时生产寿命长的产品，而不是那种建立在最大限度生产量的生产方式。人们应当以节约和积蓄为荣，而不是以花钱和弃旧为荣。第三，必须发展一种对自然的新态度。它的基础是同自然协调而不是征服。只有这样，人类才能把理论上已经接受的东西，即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付诸实践。第四，如果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发展一种与后代休戚与共的道德感情，并准备拿自己的利益去换取后代的利益。如果每一代人都只顾追求自己的最大享受，人类几乎就注定要灭亡。在解决全球性问题时重视全球伦理的作用，这是罗马俱乐部第二个报告的重要特点及其成功之处。
4 地球道德与生态伦理
提倡地球道德1991年6月5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了火炬传递仪式，以纪念1972年在这里召开的人类环境会议。当瑞典前首相英格瓦尔·卡尔松把象征世界应具有“更为安全、持久和光辉的未来”的火炬传递给巴西总统费尔南多·科洛尔时，会议秘书长莫里斯·斯特朗阐述了关于“创立新的地球道德”的迫切性：“人民和国家总是希望把他们自己的安全放在首要地位，并且提供必要的资金来维护自身的安全。现在世界大家庭面临的我们在环境问题上造成的后果，给我们共同安全造成的危险要大于传统的相互之间军事冲突地带的危险。道德伦理和精神方面的价值是人民和国家产生动力的最终的基础，我们应当加以利用，并表现在创立新的“地球道德”，从而激励人民共同加入包括南方、北方、东方和西方在内的新的全球伙伴关系，确保地球的一体性，使之成为我们这一代和后代子孙的安全、平等和温馨的家园”。
《世界自然宪章》（1980年10月28日由联合国大会通过）开宗明义地指出：“人类属于自然的一部分。”在创立新的地球道德的过程中，人类与自然的伦理关系需要升华到新的境界。要求人类应深知：“文明根源于自然，它塑造了人类的文化，并影响了所有的艺术和科学的成就；与自然协调一致的人类生活将赋予人类在开发创造力和休息、娱乐方面的最佳机遇。”我们从中可以体会到，《世界自然宪章》中包括着深刻的伦理内涵，走出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和谐相处，这是人类的必然选择。
的确，当年国际自然资源保护同盟（IUCY）在起草《世界自然宪章》以及1980年的《世界自然保护大纲》时，它的伦理与保护工作组就已经为自然保护建立了一个伦理学的基础。他们提出，保护自然的伦理学基础是与生态学等科学原理相一致的，并强调促进人类在自然界中可长久持续的活动是重要的。他们提醒人们注意，物种和生态系统存在的理由可能比简单地满足当代消费者的经济愿望要更加难以琢磨和不可思议；当一个基因库因当代人为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眼前利益而被驱向灭绝时，所有的子孙后代都将为之付出代价。
重建生态伦理 国际自然资源保护同盟所提出的保护自然的“伦理学基础”的具体内容有如下8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