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尔波特、沃纳、安海姆和沃尔夫的著作中，已明确阐述行为的表现性部分（非工具性）和应对性部分（工具性、适应性、机能性、目的性）之间的区别。但是，这种区别一直没有被当作价值心理学的根据而加以适当的利用，我们必须避免非此即彼的截然划分。许多行为举止既有表现性也有应对性成份，例如走路既有风格也有目的。但我们并不希望像阿尔波特和弗农那样排除在理论上有几乎是纯粹的表现性行为的可能性，例如，不是走路而是闲逛；脸红；动作优雅；举止难看；吹口哨；儿童的欢笑；私下的、不以交流为目的的艺术活动；纯粹的自我实现，等等。
由于太注重实用，传统的心理学忽略了许多对它原本意义重大的方面。众所周知，由于传统心理学家专注于实用效果、技术和方法，而对于美、艺术、娱乐、嬉戏、惊异、敬畏、欣喜、爱、愉快，以及其他“无用的”反应和终极体验知之甚少，因而，对于艺术家、音乐家、诗人、小说家、人道主义者、鉴赏家、价值论者、或其他追求乐趣或终极目的的人也绝少有用甚至一点用都没有。这等于指责心理学对现代贡献甚少，现代最缺少一个自然主义或人本主义的目的或价值体系。
通过探索和应用表现性和应对性的区别——这同时也是“无用行为”和“有用行为”的区别——我们可以帮助心理学朝着这些适应时代的方向扩大涉及范围。这也是一个重要任务的必要开端：公开置疑所有行为都具有动机这一公认的观点。我们不妨专门讨论表现性和应对性的区别，然后将它们应用于一些心理病理学问题。
根据定义，应对是有目的、有动机的，而表现则常常是没有动机的。
应对性是由环境和文化的可变因素决定的，表现则主要取决于机体的状态。由此可以推出，表现和深层性格结构的关系很密切。所谓投射试验可以更确切地称为“表现性”试验。
应对多半是后天学习的结果，表现几乎总是先天的释放性的或不受抑制的。
应对更容易被控制，更容易被压抑、被约束、被阻止，受文化移入的影响，表现则往往是难以控制的。
应对的目的通常在于引起环境的变化并且屡试不爽，表现则没有任何目的，假如它引起了环境变化，那也只是副作用。
应对特别表现为手段行为，其目的是满足需要或消除威胁，表现则往往就是目的本身。
典型的应对行为是有意识的（虽然有时也表现为无意识的），表现则更经常地表现为无意识的。
应对需要作出努力，表现在大多数情况下则是随意而为。艺术表现当然是一个特殊的、处于两者之间的例子，因为人们只有通过学习才能做到自然流畅，富于表现。要想娱乐则只要尝试一下就可以了。
不太准确地说，最高级的动机就是达到非动机，即纯粹的表现性行为。换句话说，自我实现的动机是成长性促动，而不是匮乏性促动。
冲动、需要、目标、目的或职责都可以包括在行为的决定因素之中。这种行为的出现是要完成某件事情，例如，走向某个目的地、采购食物、寄信、做书架，或者为薪水而工作。应对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努力去解决或至少应付一个问题。因此，它表达了与某种超越它自身的东西的联系；它不是独立的，它或与直接需要有联系，或与基本需要有联系，它既与手段相关，也与目的相联系，既与挫折引发的行为相关联，也与追求目标的行为相关联。
心理学家所讨论的是那些一般有起因却无动机的表现性行为，即虽然表现性行为有许多决定因素，但需要的满足不必是其中之一。表现性行为只不过表现、反映，或者表达了机体的某种状态。其实，它本身就是那种状态的一部分，例如，低能者的愚笨、健康者的笑容和轻快的步态；和善深情者的仪表、美女的娇柔、颓丧者绝望的表情、委靡的姿态，肌肉的松弛，以及书法、步行、举止、跳舞、笑的风格，等等，这些都不是有目的的，它们没有目标。它们不是为满足需要而做出来的，而只是表面现象的一部分。
这种说法不受动机理论的任何具体措词的影响。例如，它也适用于单纯的享乐主义；于是，我们也可以换一种说法：应对性行为对表扬和批评、奖励和惩罚有所反应；表现性行为通常有反应，至少只要它仍是表现性的，就不会有所反应。
虽然以上所说都是事实，但有一个似乎有些自我矛盾的概念被引发出了，即有动机的自我表现概念。比较复杂的人能够设法做得诚实、优雅、仁慈、甚至天真质朴。搞过精神分析和处于最高级动机水平的人了解这种情况的来龙去脉。
这也确实是他们唯一要做的根本问题。自承和自发性属于最容易获得的成就，如在健康的孩子那里就是如此。自承和自发性也属于最难获得的成就，这表现在自省型、自我改进型的成年人中，特别是表现在曾经是或仍旧是神经过敏的人身上。但是，对于某些类型的神经病患者来说，这是不可能达到的目的。这类患者就像个演员，根本没有一般意义上的自我，只有一堆可以挑选的角色。
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来揭示有动机、有目的的自发性这个概念所包含的（表面的）矛盾，如同说道家的无为而治、放任自流一样。至少对于业余爱好者来说，最适宜的舞蹈方式莫过于自然、流畅、自动地合着音乐的节拍，应和着舞伴无意识的愿望。优秀的舞蹈者能够恣意忘情地跳舞，变成任音乐摆布、任音乐弹奏的被动的乐器。他不必有愿望、批评、指导，甚至完全忘记了自我。从非常真实有用的意义上说，甚至他在旋转、滑行、跳得精疲力尽的过程中，可以一直很被动。这种被动的自发性——或者说由衷的尽兴——能够产生一些生活中最大的快乐，就像在岸边任浪花拍打自己的身体，就像任人细心温柔地照料自己，让自己承受爱的抚慰，或者像一位母亲，任孩子吸奶、嬉戏，在自己身上爬来爬去。
但是，能够这样跳舞的人是极少的。大多数人会做出努力，会受到指导，会自我控制地、有目的地去跳；他们会仔细地听着音乐的节奏，经过有意识的选择，然后合上拍子。一句话，无论从旁观者的角度看，还是从主观角度来看，他们都是蹩脚的舞蹈者，因为他们永远不会把跳舞当作一种忘我的和有意抛弃控制的深切体验来享受。
能够不受训练就能跳得很好的是优秀的舞蹈者。不过教育在这里也能有所帮助，但那必须是一种不同类型的教育，内容是自发性和热切的纵情，是道家风格的自然、无意、不挑剔以及被动，努力不做任何努力。舞蹈者必须为此学会抛弃禁锢、自我意识、文化适应和尊严。他一旦摒弃一切欲念，对外表不以为念，那他就会在不知不觉之中逍遥飘游。
更为棘手的问题来自于对自我实现的本质的检验。处于这个动机发展水平的人的行为和创造可以说具有高度的自发性和开放性，无所掩饰，不加修饰，暴露自我，因而也具有很高程度的表现性（我们可以像阿斯锐纳那样，将其称为“自如状态”）。并且，它们的动机在质量上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与安全、爱或自尊的一般需要如此不同，我们甚至不应该同样用需要来称呼这些动机。我建议用“超越性动机”或“后动机”来描述自我实现者的动机。
我们是否不该再把自我实现的内驱力称为需要，而是换一个名字，因为我们早己把对爱的渴望称为需要，而它们之间却有本质的区别。其中与我们目前的讨论最为贴切的一个主要区别就是，爱和尊重等可以看成是机体因缺乏而需要的外在的特性，自我实现并非这个意义上的缺乏或缺陷。它不是机体为自身健康而需要的外界的某些东西。例如，就像树需要水一样。自我实现是机体内已经存在的一种内在的增长，或者更确切地说，就是机体本身的增长。正如树向外界环境索取养料、阳光和水，人也向社会环境索取安全、爱和地位。但无论是对树还是对人，个性的发展才是正的发展。树都需要阳光，人都需要爱，然而一旦这些基本要素得到满足，每一棵树，每一个人就开始按自己独一无二的风格发展了。这些普遍的要素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一句话，此时发展是从内部而不是从外部进行的。不太准确地说，最高级的动机就是达到非动机，即纯粹的表现性行为。换句话说，自我实现的动机是成长性促动，而不是匮乏性促动。它是“第二次天真”、聪明的单纯、“适意的状态”。
一个人可以通过解决次级的优先的、动机问题努力向自我实现接近，这样他就是在有意识、有目的地寻求自发性。因此，在人发展的最高水平上，像其他许多心理学上的二歧式一样，应对性与表现性的二歧被解决了、超越了，努力变成了通向非努力的道路。
相对而言，外在的决定因素对性行为的影响要比对表现性行为多一些。它几乎总是对于紧急情况、问题或需要的机能反应，这些问题和需要的解决与满足来自物质世界或者文化世界。总而言之，它是以外界的满足物来补偿内在匮乏的一种努力。
而性格学的因素对表现性行为的影响则要大于应对性行为。可以说，应对性行为本质上是性格与外界的相互作用。它们靠共同努力相互适应，表现性实质上是性格本质的附带现象。因此，可以发现物质世界和内在性格二者的规律同时起作用，而且，人们主要发现的是心理学或性格学的规律。表现派和非表现派艺术的对比可以说明这一点。
下面是一些推论：如果人希望了解性格结构，可供研究的最好行为肯定是表现性行为，而不是应对性行为。目前对于表现性测验的广泛经验证实了这一点。说到什么是心理学以及什么是心理测验的最好方法的长期争论，很明显，适应性的、有目的的、有动机的应对性行为并不是存在的唯一一种行为，对于它的研究也不是最富有成效的。我们的这种区分也许同心理学与其他科学的连续性或间断性这一问题有关系。原则上，研究自然世界应该有助于我们理解应对性行为，但是，对表现性行为却可能并非如此。后者似乎属于更为纯粹的心理学范畴，它可能有自己的法则和规律，因此，最好直接研究，而不借助自然科学的中间作用。
理想的应对性行为与表现行为相对比，只是后天的学习与先天的表现之间的区别。感到绝望、气色好、愚笨或者发怒是不必经过学习的，但是做书架、骑车、穿衣则一般必须经过学习。在对成就测验和对罗夏测验的决定因素中我们可能清楚地看到这种对比反应。另外，如果没有奖励，应对性行为就会趋向于消失，但表现性行为的延续不一定需要奖励来维持。前者为满足所驱使，后者则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