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尼赫鲁是社会世俗化的最积极的主张者，早年接受的西方教育使他习惯于以自由平等观念作为标尺，判断事务，决定取舍。印巴分治的沉痛教训更使他深刻认识到印度作为一个多宗教的国家，教派主义是破坏团结的最危险的因素。1948年7月，在给博帕尔土邦王公的信中，他就写道：“我相信印度应该成为一个世俗国家，所有的宗教和文化应享有完全的自由与合作。我相信，印度只有维护许多世纪发展起来的多元文化，才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我承认我对此能否实现不时怀有疑虑……我很焦虑印度的******和其他宗教团体能否享有充分的自由和发展自己的机会。我完全反对印度教的或任何其他宗教的教派主义。”1947年在向制宪会议提交的宪法目标决议草案中他就强调实行宗教平等和信仰自由。这也是制宪会议所有成员的意愿，结果，宪法明确地把世俗化规定为印度的立国原则之一。
按照宪法规定的精神，世俗化在印度的推行包括两大领域。一是宗教平等和睦，宗教与政治脱离，互不干预；二是各宗教内部要消除各种压迫和歧视。把世俗化精神延伸到各宗教内部，这是印度的需要，也是印度世俗化的特色。政府建立后，便立即采取措施推动世俗化进程。首先是实现政治和宗教分离，政治不能干预宗教，宗教不能支配政治，宗教是个人的事，国家对各宗教一律平等相待。英国统治时期为挑动宗教冲突特别设立的******单独选举区制被取消，所有公民不分宗教信仰，在统一划分的选举区内参加人民院和邦立法院的选举。印巴分治后，印度******人口约为4500万，占总人口34700万的近13%。******享有公民的各种权利，他们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在各条阵线上发挥自己的作用。许多******被选为人民院和邦立法院议员，在联邦政府和一些邦政府都有******担任部长。由于国大党坚决奉行世俗主义政策，期望过安定的生活的******有相当多的人在大选中投国大党的票。
当然，教派主义并未偃旗息鼓。印度教大会和国民志愿服务团这两个印度教的教派主义组织继续活动，散布对******的国家认同的怀疑情绪。印度教狂热分子甚至把******称为“第五纵队”，叫嚷说他们要证实对国家忠诚，就必须放弃自己宗教的异质性质，接受印度化。这种带有很强蛊惑性的宣传，是推进世俗化、实现宗教平等和社会安定的主要障碍。尼赫鲁利用各种机会揭露批判教派主义，特别是印度教教派主义，指出它是印度当前的主要危险，号召全民提高警觉，不要受其欺骗。尼赫鲁旗帜鲜明的立场在国大党及其他所有政党面前树立了坚持世俗化的榜样。
印度教是印度第一大宗教，尼赫鲁知道，要把世俗化精神扩大到教派内部，就必须从印度教做起。印度教内的歧视压迫也最突出。宪法宣布废除贱民制，并规定政府应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各方面做出必要的安排，切实改变原贱民和部落居民的地位。还具体规定在人民院和邦立法院为他们按人口比例保留席位，期限为10年（以后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把期限不断延长，目前还在继续）。第一次大选首先实现了这一规定，在议会总491个总席中为表列种姓（即原贱民）保留70席，为表列部落保留27席。近百名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的议员和其他议员一起赫然坐在议会大厅内议论国事，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大选后政府实施了在政府机关为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保留公职的规定。在联邦一级，保留的比例最初定为17.5%，后提高到22.5%。在公营企业的人员编制方面，在学校的奖学金名额方面，也都分别为他们作了保留。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在保留制的扶植下，得到了参与国家管理和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一大批有能力的人走上了各种公共服务岗位，他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为了使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在经济地位上也能得到改善，政府在每个五年计划中都拨出专款，帮助他们扩大就业门路，发展生产。
表列种姓长期处在社会最底层，其地位的改善绝非上述措施的出台就可以实现的，社会上世代形成的种姓偏见也非一朝一夕所能革除。尽管政府利用舆论努力消除传统的偏见和弊端，歧视原贱民仍然是普遍现象，迫害事件屡有发生。为切实保障废除贱民制的落实，1955年，政府又颁布了《不可接触制（犯罪）法》，明确规定对原贱民的任何歧视行为都被看作是犯罪，要受到法律制裁。政府一面继续在群众中广泛开展宣传教育，一面鼓励原贱民要有自信，要勇于应对各种困难，提高文化素质，用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赢得社会的尊重。
改善妇女地位是落实世俗化的另一重大任务。印度教这方面陋习严重，令人发指。1949 年政府制定了印度教徒婚姻法，禁止婚姻的种姓限制，提倡高低种姓间的通婚。20世纪50年代初，尼赫鲁进一步考虑要制定一部法典，革除印度教压迫妇女的种种陋规。1951年政府向议会提出了印度教个人法草案，因遭到人民同盟、印度教大会的强烈反对，只得暂时搁置，但尼赫鲁没有放弃立法的打算。其时正值第一次大选，他利用去全国各地竞选的机会，对制定印度教个人法的必要性做了广泛宣传。大选后，他很快又把此项立法提上日程。为了减少阻力，这一次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即把原提交议会讨论的立法草案分解为一些单独的法律草案，分别提交议会通过。这就是：1954年通过的特别婚姻法，把结婚年龄确定为男21岁，女18岁；1955年通过的印度教徒婚姻法，规定禁止童婚，允许离婚，禁止一夫多妻，提倡不同种姓通婚；1956年通过的印度教未成年人监护法，规定父亲为未成年子女第一自然监护人，母亲为第二监护人，但对5岁以下幼儿有优先权；1956年通过的印度教徒收养法，规定丈夫收养子女需要妻子同意，收养男孩、女孩均可，未婚女子、离婚者、寡妇都能收养；1956年通过的印度教徒继承法，规定男女在财产继承方面有平等权利。这些法令合在一起构成了印度教个人法法典，彻底地革除了印度教内压迫妇女的种种陋规。在评述这些法令的重大意义时，尼赫鲁高兴地说：这些法令的通过“在印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表明，我们不仅努力实现了政治革命，不仅正在积极进行经济革命，我们也同样打算进行社会革命。只有三者都取得成就并结合为一个整体，印度人民才能前进。”尽管上述一系列法令的出台和真正落实还有很大距离，但至少在法律上确认了妇女的合法地位，对印度教徒来说这确实是破天荒的大事。
在世俗化问题上，尼赫鲁也有失误。这就是政府只制定了印度教徒的个人法，对******还允许继续适用******教个人法。******教个人法赋予丈夫以绝对的权利可以休妻，可以一夫多妻，女子实行闺阃制，一般没有提出离婚的权利，也没有财产继承权。允许******继续适用******个人法，意味着没有做到对不同宗教一视同仁，也是对******妇女的不公正对待。其实，尼赫鲁绝非对******妇女的命运不关心，他也希望同时立法革除，但考虑到印巴刚分治不久，留在印度的******还有不少人对印度政府是否能保护少数派的合法权益有疑虑，外部世界也有人故意散布诽谤言论。为了向******昭示印度政府保护少数派的诚意，为了防止引起******波动，影响大局，他决定暂时延缓制定全国统一的个人法，先制定印度教徒个人法，待时机成熟后再制定******教徒个人法，然后再制定适用于所有人的全国统一的个人法。他不愿在******思想准备不足的情况下硬性立法，宁肯在******开明人士中有了这样的要求后再实行。尼赫鲁的这一考虑在独立最初几年或许可以谅解，但当大局已稳定后再不行动就没有理由了。他把这一个难题留下了，没有想到，后来的历届政府竟没有一个去主动处理。这样一拖延就是几十年，至今仍未解决。这是很不正常的。听任这种状况继续下去不仅是人为地拖延******妇女地位应有的改善，也为印度教教派主义进行鼓动、指责尼赫鲁“实行假世俗主义”提供了口实，增加了世俗化进程的阻力。
自尼赫鲁逝世40年过去了。今天印度人民正在现代化的大道上阔步前进。在政治层面，联邦制和议会民主制的运作日臻成熟，地方积极性得到发挥，群众的民主参政意识大大提高，内聚力空前加强；在经济层面，改革开放的持续已使印度向着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的方向转型，进入了以高科技产业带动制造业发展的新阶段；在社会层面，世俗化在推进中虽然仍有阻力，但人心所向，没有人能阻止它的前进。这一切，应归功于全印度人民和各主要政党坚持不懈的共同努力，尼赫鲁执政17年打下坚实基础、形成良好开局同样是功不可没。
作者简介见作者前文。
尼赫鲁――印度不结盟外交的缔造者
尚劝余
尼赫鲁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在其执政的17年中，尼赫鲁一直担任印度总理兼外长。作为印度外交事务的主要决策者，尼赫鲁探索和形成了以和平独立的不结盟为特征的外交思想和政策，并付诸实践。尼赫鲁和平独立的不结盟外交政策及其实践，既奠定了现代印度外交政策的基石，也开创了当代国际不结盟运动的先河。尼赫鲁成为当之无愧的不结盟运动的缔造者。
一
尼赫鲁的外交思想是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争取世界和平与合作斗争历程的产物。维护印度民族独立，促进世界和平构成尼赫鲁外交思想和外交政策的主要动机。
尼赫鲁外交思想基于两个互相联系的基本概念：一是民族利益与国际利益的辩证统一；一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和谐结合。
尼赫鲁认为，民族主义观念是一种创造力量，它不仅对19世纪欧洲民族统一国家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而且成为亚洲国家自由和独立的推动力量。没有民族感情或民族主义精神，就不可能有国家的团结与统一、进步和发展。因而，民族利益先于国际利益。他指出：“不管我们制定什么样的外交政策，指导一个国家外交事务的艺术在于发现什么对本国最有利。我们可以谈论国际善意，对我们所说的做解释。但归根结底，政府的职能是为它统治的国家利益服务的。”
同时，尼赫鲁指出，民族主义和民族利益必须保持在适当限度内，必须建立在长远的国际利益基础之上，否则，它就会变成狭隘、狂热、排外的民族主义，即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之类，造成国家之间的互相恐惧、猜疑和敌视，威胁世界和平，甚至导致世界大战那样的国际灾难。在现代世界，每个国家的命运都与其他国家密切联系在一起，彼此依存，“与世界合作相对的选择只能是世界灾难”。因而，“民族主义在每个国家都占有重要位置，应受到鼓励，但是，不能让它变得好战，而阻碍国际发展”。一个国家的真正利益只能在世界和平与合作的长远基础上来构想。
与此相联系，国家的外交政策应该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协调结合。舍弃理想主义，将沦为纯粹的机会主义；舍弃现实主义，则会陷入冒险主义，对二者的任何片面强调都是不可取的，有害的。印度的外交政策首先应该建立在坚定的现实主义基础之上，也就是说，必须与特定的国际环境以及国家的传统和现状相一致。当有人将印度外交政策叫做尼赫鲁政策时，尼赫鲁反驳道：“把我们的政策叫做尼赫鲁政策是完全错误的。它不是起源于我，而是印度环境所固有的、印度过去思想所固有的、印度整个心理观念所固有的、我们的自由斗争时期印度思想条件所固有的和当今世界环境所固有的政策。”
同时，该政策也必须与某种远大理想相一致。尼赫鲁构想和追求的理想是国际正义、互相容忍、友好亲善、自由平等原则基础上的国际和平与合作，是实现人类一家，建立大同世界。他说，我们希望和平，我们能够拥有的唯一真正目标是与其他国家一道建立某种世界结构，即“大同世界”。只有将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结合起来，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才会有持久的生命力。
尼赫鲁的外交思想和外交政策就是围绕这个信念构筑的，和平独立的不结盟是尼赫鲁这一信念的典型体现。
不结盟首先是出于印度民族利益的考虑，是当时国际形势以及印度传统与现实诸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两大阵营处于剑拔弩张的冷战状态，亚洲新兴的民族主义国家首当其冲地处于两大阵营争夺的中间地带。而分而治之的印度可谓千疮百孔，百废待兴，面临着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巩固独立的艰巨任务。
在这种情况下，印度既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也需要一个稳定的国内局势，从事经济建设。如果与一方结盟，就会使两极世界的力量对比失去平衡，危及世界和平，同时也会引发国内不同政治集团的不满，危及国内局势的稳定。尼赫鲁指出：“和平的环境对印度的发展与进步是绝对必要的”。
“现今印度朝一个方向走得过远的任何企图将在我国造成困难。这一企图将遭到愤恨，我们将在本国制造冲突，而这于我们于别国都不利”，“如果我们加入一个军事集团而不是另一个集团的话，那就不会缓和而会加剧它们之间的冲突。”
此外，印度既需要从资本主义世界也需要从社会主义世界获得经济技术援助，以便发展经济，增强国力，巩固刚获得的独立，而与任何一方结盟，则意味着失去另一方的援助可能，也意味着依附于别国，失去独立行动的自由。尼赫鲁指出：“印度在接受经济援助或政治帮助时，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是不明智的政策。一国不应为了得到援助牺牲自尊。否则任何一方都不会尊敬你；你也许会得到一些蝇头小利，但最终你连一些小利也得不到。”
此外，在两极世界中维持中立，充当一个“理解的桥梁”，充当“调解人”，无疑可以提高印度的国际地位，有助于巩固印度政治和外交上的独立地位。
尼赫鲁指出：“对外关系是独立的试金石”，“一旦对外关系不在自己的手中而受制于他人，那么你就是不独立的”，“从本质上讲，不结盟是行动的自由，是独立的一部分。”
因而，“避免与任何一个冷战集团过分亲密成为尼赫鲁外交政策的基本特征，不结盟原则就是争取这个目标”。这一切为尼赫鲁的不结盟提供了必要性。
而印度的地理和传统因素则为不结盟提供了可行性。首先，印度处于非常重要的战略位置，以致在印度独立后，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接受这样的思想，即让别国在印度取得英国长期在印度所占据的地位。如果任何国家觊觎她并试图付诸行动，所有其他国家将联合起来阻止入侵者。它们之间的互相敌对本身就是促使印度免遭攻击的最好的保证。”
其次，印度次大陆北有喜马拉雅山将它与欧洲大陆其他地区隔绝开来，东、南、西三面分别为孟加拉湾、印度洋和阿拉伯海所环抱。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印度不易受到外敌攻击，而印度的经济军事势力在印度次大陆居首位，邻国对它构不成重大威胁。因此，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及其在南亚次大陆的优势地位，给印度带来了较大的安全感，它不必像许多民族独立国家那样为了自己的安全寻求与大国结盟。如尼赫鲁所说：“我能理解一些欧洲或亚洲小国因环境被迫屈从于某些大国，实际成为这些大国的卫星国，而我认为这种想法不适用于印度”，“这不是由于我们的好恶，那是一个地理问题。”
尼赫鲁也多次强调，他的外交政策源于印度过去的思维方式和传统遗产。这些传统是：佛陀的中道说教；薄伽梵歌的非攻学说；吠檀多的超然旁观教训；耆那教的一切信条只是部分真理信仰。正是基于这种印度传统和现状，基于印度民族利益的考虑，尼赫鲁采取了不结盟政策。
同时，尼赫鲁认为，不结盟也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需要，与国际利益和他的理想相一致。不结盟不是一种消极的、孤立主义和逃避的中立政策，而是一种积极的、能动的政策。尼赫鲁说：“我一直反对把我们的政策叫做中立政策”，“尽管我们不结盟，但我们仍然倾向于这方面或者那方面。当然，我们想要有倾向的时候，我们就有倾向，因为我们的政策是独立的政策。这不是一种消极的政策。这是一种根据世界局势和我们自己对局势的看法而得出的积极的政策。”他的不结盟概念不排斥与不加入政治结盟或军事条约的一切国家进行友好合作，他指出：“我们的政策仍然是不但要独立于国家联盟，而且要试图做尽可能多的友好合作”，“我们在友好的基础上对待整个世界，我们没有理由仇视任何集团从而使自己处于不利的地位。”尼赫鲁一贯支持像联合国和联邦这样的国际与地区组织，理由是这些组织建立在互相合作基础之上，并为和平目的而工作，他谴责在对其他国家敌视基础上组成的条约、集团和联盟，但他不反对建立防御军事力量来抵抗侵略，如他所说：“只要我们能避免的话我们将不参战，但如果参战的抉择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将加入与我们利益一致的一方。”他甚至不反对当一个国家的安全或自由受到威胁时背离不结盟政策，而组成联盟，他说：“一旦自由和正义受到威胁，或发生侵略，我们不能也不会采取中立。”
不结盟也是一种和平政策。它是为“反对战争目的、反对军事集团、反对军事联盟以及致力于和平事业的国家”绘制的一种独立外交政策，它与协商及和平解决争端相联系，结盟或冷战则意味着放弃协商，而诉诸武力。不结盟旨在将不结盟国家团结起来，创造一个“和平区”，非战区，为敌对国家或集团创造会晤地点，使其走到一起来，消除冲突，握手言和，化干戈为玉帛，互相谅解与合作。尼赫鲁指出：“我们想使不结盟组织成为一个第三区，一个和平与合作区，大国集团之间的某种非战区或纽带。这可能是一个大国之间的协商区，一个它们甚至能在帮助我们重建工程中合作的地区，如我曾说过的，它将成为我们的和平车间，世界的和平车间。这个地区也能够充当敌对集团之间外交破裂或发生冲突时的会晤地点。”和平区越大，即不结盟区越大，战争的危险就越小，直到最终实现一个和平与合作的大同世界。
总之，和平独立的不结盟是尼赫鲁外交思想的集中体现，是尼赫鲁外交政策的典型特征，它旨在维护国家利益，促进世界和平。其要点可归纳如下：①不参加任何军事集团或任何国家间军事同盟，特别是不介入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②与一切国家，不论是结盟还是不结盟国家保持友好关系，和平共处；③支持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斗争；④反对战争，调解冲突，扩大不结盟区，维护世界和平。尼赫鲁的一系列外交活动就是奠定在这一基础之上，并以此为指导进行的。
二
在和平独立的不结盟外交思想的指导下，在兼任印度外交部长的17年中，尼赫鲁积极奉行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反对战争、不参加任何军事集团、争取世界和平的和平独立外交政策，为维护印度民族独立、促进世界和平、发起不结盟运动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一）维护亚非民族独立与自由，加强亚非国家团结与合作亚非国家在近代相继沦为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丧失了民族独立与自由，这种共同的遭遇将广大亚非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反抗西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加强亚非国家团结，成为亚非国家的共同目标。在国际事务中，尼赫鲁为亚非国家的自由和团结做了大量工作，立下了汗马功劳。
1947年3月和1949年1月，尼赫鲁以印度世界委员会的名义在新德里两次召集“亚洲关系会议”，给荷兰殖民主义者和联合国施加压力，促进印度尼西亚的独立。这是亚洲现代史上的首次集体行动，不管尼赫鲁的动机如何，两次亚洲会议对促进亚洲人民团结以及亚洲民族运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54年4月，尼赫鲁访问中国，与******总理一起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年6月，******应尼赫鲁邀请首次访问印度，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指导两国关系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印两国的伟大创举，是尼赫鲁对国际关系和世界和平的一个巨大贡献。
1955年4月，在尼赫鲁等人的倡导下，亚非29个国家的领导人在印尼万隆举行会议。尼赫鲁积极主张亚非国家的团结合作，支持亚非各国人民争取和巩固民族独立的斗争，并坚持以五项原则指导国际关系。万隆会议成为象征亚非人民团结反帝、友好合作的一座丰碑。尼赫鲁为这座丰碑的确立做出了积极贡献。
（二）反对战争，调解争端，争取世界和平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尼赫鲁以“和事佬”“仲裁人”的身份，活跃于国际舞台，为若干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出谋献策，四处奔走，为争取世界和平付出了巨大努力。
在朝鲜战争中，尼赫鲁与各方保持接触，对促成朝鲜停战立下了功劳。
他致电斯大林和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呼吁停战，主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在联合国关于朝鲜问题的9次重大提案表决中，尼赫鲁5次弃权，1次投票反对美国提出污蔑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印度还参加了战俘的看管，担任了中立国军事停战监察委员会主席，主持了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工作。
在印度支那战争期间，尼赫鲁为争取停战恢复印支和平付出了努力。他在印度人民院提出6点建议，主张立即停火，并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多次发表声明，对于恢复印支和平表示深切关注。为了监督在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实现停止军事行动的协定，由加拿大、印度和波兰组成国际委员会，印度代表任主席，这是国际社会对尼赫鲁政府功绩的承认。
尼赫鲁还直接调解美苏之间的重大纠纷。第一次不结盟会议期间，尼赫鲁受会议委派前往莫斯科，要求美苏首脑为世界和平进行会晤和谈判，以消除美苏之间的柏林危机。此外，尼赫鲁还反对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谴责苏联侵略匈牙利和英法以侵略埃及。尼赫鲁受到西方和东方的共同尊敬，美国报刊将他比作罗斯福，埃及儿童则以他的名字起名。
（三）倡导不结盟，扩大和平区
早在1946年，作为临时政府外务成员，尼赫鲁即提出了不结盟的主张，他说：“在外交领域，印度将遵循独立的政策，避开互相敌视的大国政治集团。”
1949年，尼赫鲁首次访问美国，受到隆重欢迎，美国本想从中国内地撤出后，在印度寻找亚洲的落脚点，因此以印度急需的经济援助为诱饵，拉印度与西方结盟。尼赫鲁没有充当******的角色，他拒绝了美国附加政治条件的经济援助，明确表示印度奉行不结盟政策。
尼赫鲁的不结盟主张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其中，埃及总统纳赛尔和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受其影响最大，他们三人成为终生的政治盟友，成为不结盟三巨头。20世纪50年代初，尼赫鲁与纳赛尔多次会晤，1955年印度和埃及签订了友好条约。尼赫鲁也与南斯拉夫进行接触，1954年冬，铁托访问印度，尼赫鲁和铁托就不结盟问题取得了一致看法。1955年2月，经尼赫鲁介绍，纳赛尔与铁托结识，南埃关系迅速发展。印、埃、南三国成为不结盟运动的倡导国。
1955年4月，在万隆会议上，尼赫鲁阐明了他的不结盟政策，会议一致通过了和平共处原则，标志着不结盟运动的诞生。1956年7月，尼赫鲁与纳赛尔、铁托在南斯拉夫克罗地亚沿岸的布尼俄里岛召开最高会议，3国首脑发表联合公报，为后来兴起的不结盟运动奠定了基础。1961年6月，在开罗举行第一次不结盟国家首脑预备会议，9月，28个国家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了第一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不结盟运动正式形成，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
尼赫鲁和平独立的不结盟外交思想和政策，无论对印度本身的国际地位的提高还是对世界和平和不结盟运动的发展均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重大成果。
首先，尼赫鲁的不结盟思想及其政策有力地维护了印度民族利益。从经济上看，由于印度成功地执行了不结盟对外政策，因而有可能从世界各国特别是美、苏和西欧各大国得到较多的经济、技术和军事援助，从而坐收美苏争夺印度的渔人之利，促进了印度国内的社会经济建设，巩固了民族独立。在尼赫鲁时代，印度既不倒向苏联集团，也不倒向美国集团，而是与两个超级大国同时维持正常的较为密切的联系。尼赫鲁曾数次访问苏联和美国，从苏联和美国同时获得了大量的经济技术和军事援助。二战后到1962年7月，美国向印度提供经济援助39.52亿美元，这一数字比台湾同期所获美援多一倍，比参加军事集团的泰国、菲律宾和巴基斯坦同期所获美援的总和多11%，比整个非洲国家同期所获美援多71%。1955―1963年，苏联向印度提供和答应提供的经济援助共计55亿卢比，虽然苏联对印度援助的绝对量没有美国多，但苏联的援助不以农产品为主，而主要用来帮助印度实行工业化，而且它的信贷条件和偿付方式都比美国优惠得多。
从政治上看，不结盟政策也给印度带来了好处。不结盟政策为印度国内各阶级各阶层共同接受，从而有利于印度政局的稳定。亚洲一些国家希望通过参加军事同盟获得内部政局的稳定，但事与愿违，在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的三个亚洲国家中，有两个（泰国和巴基斯坦）发生了军事政变，国内局势很不稳定，这与其执行的对外政策有很大关系。印度则不同，尼赫鲁执政时期，印度各党派在外交政策上并无重大分歧，大体一致，即使印共也是如此。尼赫鲁曾自豪地说：“你们能提供一个例子，说明东南亚条约组织或中央条约组织的成员国从中得利或自身得到加强吗？亚洲的地区集团的历史表明，在这方面，这些集团无益于任何成员。”
同时，不结盟政策也避免了印度受军事集团的约束，保证了印度在国际事务中的行动自由，捍卫了印度外交政策的独立性，也提高了印度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1952―1963年，印度在联合国的重大政治问题和殖民地问题上，表现了独立的立场，在此期间有关政治问题的274次表决中，有90例印苏美一致，61例印苏一致，62例印美一致，其余61例印度既不同于苏联，也不同于美国。在处理与大国的关系中，尼赫鲁既与大国维持了较好的关系，又捍卫了本国外交政策的独立性，这一点是许多不结盟国家望尘莫及的，包括南斯拉夫和埃及。
更重要的是，尼赫鲁的不结盟政策不仅在当时给印度带来了好处，而且它还具有更深远、更持久的意义。他的不结盟政策奠定了印度外交政策的基础，虽然尼赫鲁之后的历届政府的外交政策都有其特色，但万变不离其宗，都未离开不结盟政策。这表明尼赫鲁为印度找到了一条适合印度国情的外交政策。
其次，尼赫鲁的不结盟思想和政策也为促进世界和平做出了积极贡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两极世界剑拔弩张，险象环生的国际环境中，搞集团政治，加入军事集团只能加剧国际紧张局势，不利于世界和平。尼赫鲁积极奉行不结盟政策，这一行为本身就为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和世界局势的稳定做出了贡献。
此外，尼赫鲁不辞辛劳，四处奔走，调解冲突，促成朝鲜战争和印支战争停战并恢复和平，直接调解苏美之间的纠纷，为消除争端，实现世界和平付出了巨大努力。他也为团结亚非各国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而发起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亚非会议，并与******一起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国际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不仅早已为世界许多国家所接受，成为处理各国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而且也是今天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基本指导原则。
特别是，尼赫鲁的不结盟外交思想和政策为不结盟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对各不结盟成员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不结盟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埃及总统纳赛尔曾明确指出：“我对印度的访问是我政治认识上的一个转折点。我了解并承认，对我们来说，唯一明智的政策就在于采取中立和不结盟。当我回国时，招待会赞扬这一政策，这使我相信，这是唯一能吸引阿拉伯人民最广泛支持的政策。”1961年在贝尔格莱德召开的第一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就主要是以尼赫鲁的不结盟思想为基础的。从此，不结盟运动正式诞生，广大发展中国家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国际舞台，在国际政治中发挥越来越重大的作用。
总之，虽然尼赫鲁的不结盟外交思想和政策在其初期受到美国、苏联的批判和谴责，被看成是不道德的骑墙政策，然而，事实证明，尼赫鲁的不结盟外交思想和政策不仅维护了印度民族利益，更重要的是，维护了世界和平事业，奠定了当代国际不结盟运动的基础。尼赫鲁被誉为不结盟运动的主要定调人和不结盟国家公认的发言人。他为国际和平付出的努力是举世公认的，他所受到的颂扬也是当之无愧的。
作者简介：1984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1994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湛江师范学院历史哲学研究所所长、教授。2002―2003年赴美国宗教与文化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2005年赴印度尼赫鲁大学做亚洲学者基金项目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亚研究）兼职研究员。中国南亚学会理事，四川大学南亚与中国西部合作发展研究中心理事。著有：《尼赫鲁与甘地的历史交往》、《尼赫鲁研究》、《圣雄甘地宗教哲学研究》、《莫卧儿帝国》、《阿拉伯帝国》、《印度人》、《世界十大探险家》、《金秋的收获：感受美国》、《西方人物的故事》。在国内外刊物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