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檀迦利》中的诗歌排列似乎随心所欲，杂然无序；其实，它是匠心独运，有章可循。诗集的结构犹如一部交响乐。作为一部献给神的歌集，采取这样的结构自然是非常相宜的。第1篇至第7篇是序曲，唱出了诗人作歌的缘由，即听从神的命令，以“永新的旋律”、“优美的和声”唱出生命的献歌，从而实现自己与神合一的愿望。第8篇至第35篇是第一乐章，主题是对神的思念。诗人先写神就在普通劳动者中间，继而倾诉自己对神的渴慕与求索，表白自己愿意抛弃一切世俗欲念，把爱无私地献给神，最后归结到让神唤醒自己的祖国，让她“进入那自由的天国”。第36篇至第56篇为第二乐章，主题是与神的会见。神接受了诗人的祈求，赐予他新的力量，于是“新的旋律从心底涌起”（第37篇）。诗人以更加炽烈的感情呼唤着神的降临，想象着神到来时的情景。结果，神来到诗人心中，来到诗人茅舍门前。神的爱与诗人的爱融会在一起，人与神圆满地合为一体。第57篇至第85篇是第三乐章，主题是欢乐颂。诗人先纵情歌唱神带给世界无限的欢乐和光明，接着凄然低吟人与神分离的痛苦。神创造人之后，两者自然分离。然而，正是神的这种“自我分离”才显出神存在的意义，并让人看到神的面貌。只有在人留下生命的果实返回神的殿堂之后，这种分离的痛苦才会结束。第86篇至第100篇是第四乐章，主题是死亡颂。诗人操着“生命之琴”，弹着“永恒的音符”，渴望着“死于不死之中”，亦即获得新的、永恒的生命，真正达到于神合一的境界。最后三篇是尾声，概括了诗集的内容和意义。诗人表明自己一直在用歌寻找神。他把神的故事编成不朽的歌，从中倾吐出自己心中的秘密。他祈望自己的所有诗歌汇聚成一股洪流，注入静寂的大海，让自己的生命启程回到永恒的家中。不难看出，四个具有分主题的乐章围绕着梵我一如的主旋律表现出丰富多彩、变化无穷的复杂思想感情。诗集给人的印象就像茫茫大野上盛开的奇葩，苍苍群山中清澈的泉流，炎暑中吹来的阵陈凉风，秋夜明净天空中璀璨的星辰，使人得到无限的审美享受。
《吉檀迦利》是一部以形象化的手法表现诗人宗教哲学思想的抒情诗集。诗人将深奥抽象的印度宗教哲学观念融化在印度人民喜闻乐见的诗歌形式之中。从根本上讲，诗集中包含的宗教哲学思想是唯心主义的，带有神秘主义和泛神论的色彩，但其中不少哲理又闪射出唯物主义或辩证法的光芒，因而还是富于教益的。诗集中表现出来的热爱人民和祖国的赤忱之情感人至深。诗人对自然、人生、欢乐、光明的歌颂洋溢着奋发、热烈、乐观的情绪。诗集中关于神在自然中和人类社会显现的描写，蕴含着现实主义的因素，飘散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在艺术上，诗歌语言朴素自然，清新流丽；感情热烈真挚，含蓄细腻；意境宁谧深邃，耐人寻味；形象鲜明具体，生动活泼。诗集熔哲理与诗情与一炉，充分体现了泰戈尔诗人兼哲人的本色。
《新月集》
这是泰戈尔的一部以儿童生活和情趣为主旨的英文散文诗集。共收入诗歌40首，初版于1913年。这些诗歌是诗人从自己1903年出版的孟加拉文诗集《儿童集》？译而来的。诗集中天真的孩子与慈爱的母亲正是诗人的爱子与贤妻。
诗人依照儿童的逻辑，以朴素的语言、明快的格调和瑰丽的譬喻，描绘出儿童的种种动人情态和奇思妙想。鲁迅先生曾写过两句诗：“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如果说我们可以在泰戈尔的政治抒情诗中看到了他的侠骨，那么我们在《新月集》中则可以体会到他的柔肠。诗人以自己的一片赤诚的童心，描绘了一个天真无邪、活泼可爱的儿童世界。诗集中的《海边》意象深邃辽远，表现了纯洁无瑕的童趣，足以让恣意“搜求宝藏”的成人羞惭。《花的学校》将雨后盛开的花朵写成从地下学校冲出的孩子，表现了绝妙的想象力，令人叹为观止。《新月集》洋溢着一种向往自由的浓烈情绪，折射着诗人童年时的种种梦幻和憧憬。这部儿童诗集被认为是世界文学中无与伦比的艺术珍品。它也深受我国数代读者的钟爱。
《园丁集》
这是一部“关于爱情和人生的”英文抒情诗集，诗体为散文诗。共收入诗歌85首，初版于1913年。诗集中的大部分诗歌是诗人从自己在19世纪90年代创作的几部孟加拉文诗集翻译而来的。
不难发现，《园丁集》中的许多诗篇流溢着青春的动人朝气，闪射着爱情的美丽色彩。如果说《吉檀迦利》表现的主要是人与神之间的精神之爱，那么《园丁集》表现的则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儿女情长。显然，前者是宗教性的，后者是世俗性的。这是两部诗集的基本分野。《园丁集》中关于人生的诗，寄寓着深刻的哲理，表现出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当然，应当指出，诗集中存在着一些与《吉檀迦利》旨趣相近的宗教抒情诗。例如，诗集第1篇中的“女王”，实际上是被诗人女性化了的“神”。《吉檀迦利》中的那位主宰诗人创作和人类命运的“神”与她一脉相承。再如，诗集中第10篇中的“客人”显然也是“神”。美国著名诗人和评论家庞德认为，《园丁集》中的诗歌犹如“天上的星辰”。诗人采用象征主义等手法，细腻而又含蓄地表现恋爱中的种种情绪，其言外之意，发人深思，引人遐想。《园丁集》中的许多诗篇具有民歌风格，一唱三叹，反复吟咏，意味隽永。
《飞鸟集》
这是一部富于哲理的英文格言诗集。共收诗325首，初版于1916年。
其中一部分由诗人译自自己的孟加拉文格言诗集《碎玉集》（1899），另外一部分则是诗人1916年造访日本时的即兴英文诗作。
诗人在日本居留三月有余，不断有淑女求其题写扇面或纪念册。考虑到这一背景，我们就不难理解这些诗何以大多只有一两行。诗人曾经盛赞日本俳句的简洁，他的《飞鸟集》显然受到了这一诗体的影响。因此，这些诗以深刻的智慧和简短的篇幅为其鲜明特色。其诗也短，其思也深。这部富于哲理的诗集历来受到人们的珍视。美籍华人学者周策纵先生认为，这些小诗“真像海滩上晶莹的鹅卵石，每一颗自有一个天地。它们是零碎的、短小的；但却是丰富的、深刻的。”可谓言之有理。
在“1921―1941年诗选”中，《问》、《边沿集》第18首和《生辰集》第10首等都是诗人晚年的名篇。面对世界上弱肉强食、侵略横行的现实，他在《问》一诗中表达了对宗教泛爱之说的强烈质疑。《边沿集》第18首写在法西斯主义猖獗的年代。年近八旬的诗人大义凛然，向每一个家庭呼吁：“准备战斗吧，反抗那披着人皮的野兽！”《生辰集》第10首是这部《泰戈尔诗选》的压轴之作。诗人在这首诗中回顾并反省了自己的一生。一个学富五车、著作等身、声名卓著的诗人能够这样审视自己，实属难能可贵，让人景仰。
泰戈尔在其一生诗歌创作的不同阶段所关注的对象尽管有所差异，但他的作品中却始终体现了对真善美的追求。他对印度锦绣山川的钟情，对祖国和人民的挚爱，对宗教哲理的思索和对世界大事的关注，成为他诗歌创作的主要内容。他的不同诗集，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浓郁的抒情性，丰富的哲理，清丽的语言，奇妙的意象。一言以蔽之，泰戈尔完美的人格使人文精神和审美价值在其诗歌中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最后，顺便提一下《泰戈尔诗选》的译者。众所周知，诗歌是极难翻译的。
有人甚至认为，诗歌是不可翻译的。然而，优秀的诗歌又是不能不翻译的。因此，倘若翻译诗歌，译者本人最好是个诗人或深得诗之三昧。这部诗选中的《诗选》、《吉檀迦利》和《园丁集》三部诗集均为谢冰心先生所译。她是我国读者普遍熟悉和敬重的作家、诗人兼翻译家。她所译的这三部诗集，尤其是其中的《吉檀迦利》和《园丁集》，历来为人称许。《故事诗》的译者石真先生通晓孟加拉文。她的译文音韵铿锵，行文流畅，与原文不但神似，而且形似，可谓难得之翻译精品。《新月集》和《飞鸟集》的译者为郑振铎先生。他是我国著名作家和学者，同时也是一位诗人。这部诗选收入黄雨石先生译诗6首。他是一位著名的文学编辑和翻译。以上这些译者的译风均十分严谨，在国内译界有口皆碑。事实证明，他们的译作经得起岁月的考验。
原载《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导读》，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作者简介见作者前文。
泰戈尔在中国
刘建
罗宾德罗纳特？泰戈尔（1861―1941年）是在中国享有盛誉的印度诗人与作家。似乎没有任何外国文学家能像这位文学巨人那样在中国的读者之中引起如此广泛和长期的瞩目、兴趣与景仰。经过多代学者与译人的持续努力，他的绝大多数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中文。他在中国不但被视为近现代最重要的东方作家，而且被看作世界上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他与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并驾齐驱而毫不逊色。他的作品在中国既是畅销书，也是长销书。
一、泰戈尔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与流传
泰戈尔在1913年荣膺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很快就为中国人所知晓。当年，钱修智于《东方杂志》第10卷第4号发表《泰峨尔氏之人生观》，成为中国第一篇介绍泰戈尔哲学思想的文章。然而，北京大学知名教授陈独秀先生却是中国翻译泰戈尔的诗歌并介绍他的生平的第一人。他以五言古诗的形式从诗人的代表作《吉檀迦利》中选译了4首诗歌，即该诗集的第1、第2两首和第25、第36两首，刊登于1915年出版的《青年杂志》（即《新青年》）第1卷第2号。从选诗标准和译笔不难判断，陈氏的国学功底、诗歌素养和印度学知识均非寻常。他在给所译诗歌写的附注中，简要介绍了诗人的基本情况，内中透着他对诗人的仰慕。从那时起，为数不少的中国学者与作家开始研究和翻译泰戈尔的作品。著名学者与作家郑振铎于1922年翻译了《飞鸟集》，旋即又在1923年翻译了《新月集》，并在1925年出版了他写的《泰戈尔传》。郑氏的《泰戈尔传》虽然基本依据诗人著述编写而成，但却是中国的第一部泰戈尔传记。
1923年至1924年，为了迎接泰戈尔来华访问，郑振铎与一些知名作家合编的很有影响的期刊《小说月报》连出泰戈尔专号，发表了他相当数量的短篇小说、剧作和诗歌的译作，以及评介他的思想与艺术的文章。全国所有的重要报刊群起效法，对泰戈尔的翻译与研究方兴未艾。一股泰戈尔热旋即席卷全国，为诗人的造访营造了浓郁的气氛。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实属一种罕见现象。探究起来，泰戈尔作品和人格的魅力是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但恐怕也还有一些别的原因。
从许多方面看，20世纪的头20年都是中国社会的一个转折时期。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使中国开始从封建王朝走向共和，开辟了中国历史的******。事实上，自从19世纪40年代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华帝国江河日下，国势日蹙，迅速衰败。到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已经在与西方列强和日本的数次战争中惨遭失败。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在开眼看世界之后，将中国的落后归咎于传统文化的缺陷。他们渴望新学问、新思想、新文化和新文学。所以从19世纪后期起，中国知识分子在痛定之余，怀着再造中国的目的开始研究和介绍外国学术与文学著作，尽管汉译佛经的历史庶几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1919年，五四运动席卷全国，这是一场提倡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运动。许多青年作家与学者放弃了沿用数千年之久的文言文，开始用白话文写作。大量外国作品被翻译成中文以作借鉴。众多的新概念与词语涌入中国人的头脑之中。所以，毫不奇怪，当中国人在泰戈尔的作品中发现了与众不同而又并不完全陌生的内涵时，不禁对他倾注了兴奋与仰慕之情。无疑，他荣膺诺贝尔文学奖对于同处东方的中国人也是巨大的鼓舞和鞭策。
随着中国人对泰戈尔了解的增多，泰戈尔于1924年前来中国访问。这次访问是中印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由于中国与印度都是辉煌的文明古国，两国的文化与经济等各方面的交流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中国的历史学家与其他学者留下了大量有关中印关系的记载，许多动人的故事在两国人民中间流传。然而，自从明朝末期以来，中印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中断了，尽管两国人民之间依然保持了贸易等方面的接触。泰戈尔1924年的中国之行标志着两国长期中断的文化交流的恢复，因而具有极大的历史意义。他在当时被视为前来中国的印度文化使者是绝对名副其实的。
泰戈尔夙怀访问中国的愿望。北平讲学社负责人梁启超教授曾经两度热情邀请他访华，1923 年初又再度向他发出正式邀请。泰戈尔几经踌躇，接受了邀请，决定前来中国。
泰戈尔的随行人员有国际大学印度学教授克西谛莫罕？森、艺术学院院长南达拉尔？鲍斯、斯利尼克坦农村建设研究所所长L.K.埃尔姆赫斯特以及加尔各答大学的迦梨陀娑？纳格博士。泰戈尔一行于1924年3月21日离开加尔各答，于4月12日抵达上海。孙中山先生盛情邀请泰戈尔前往广州晤面。然而，由于南方政局不稳，再加上泰戈尔不愿延期抵达北京，所以他们没有前往广州。不过，泰戈尔一行曾在香港逗留。其间，孙中山派了一位私人代表前去看望诗人，表示泰氏一行从北京开始其中国之行不无道理，一旦可能成行，自己愿意北上与诗人会面。不无遗憾的是，孙中山先生因患肝癌于翌年辞世，中印两国的两位伟人竟然缘悭一面。
泰戈尔抵达上海时，受到了不同机构与团体群众的隆重欢迎。嗣后，诗人在中国为期58天的访问期间，游览了杭州、南京、济南、北京、太原和汉口等一批或风光秀丽或历史悠久的城市。他马不停蹄地参加了许多活动，会见了各界的许多人士，其中包括知名学者、作家、教授、演员，众多的学生以及一些政治人物，甚至包括废帝溥仪。从1924年4月12日抵达上海的第一天至5月29日告别，他发表了大量演说。后来，他的演说辞被收到了《在中国的谈话》一书之中。泰戈尔在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情的欢迎与接待。有关他活动的报道与文章一度频现于全国的主要报章杂志。
当然，泰戈尔访华的高潮是他对北京的访问。他于1924年4月23日抵达，于5月20日离去，驻足时间达20余日。他在北京至少发表了6次演说。5月8日，诗人的63周岁生日庆祝活动在北京隆重举行。梁启超教授慨然以一对精良石制印章相赠，上面镌刻着他为诗人起的中国名字“竺震旦”。他解释说，印度昔称中国为震旦，中国则名印度为天竺，因此这个名字代表了中印团结，同时又保留了诗人印度名字Rabindra的固有含义。泰戈尔被这件富于意义的生日礼物深深感动。他的中国名字于1925年《在中国的谈话》一书出版时被附到了封面上。北京新月社成员当晚特意为诗人的华诞演出了诗人自己的剧作《齐德拉》。1941年，诗人在80高龄时深情地写了一首诗，回忆自己在中国度过的那个不同寻常的生日：
在我生日的水瓶里
从许多香客那里
我收集了圣水，这个我都记得。
有一次我去到中国，
那些我从前没有会到的人
把友好的标志点上我的前额
称我为自己人。
不知不觉中外客的服装卸落了，
内里那个永远显示一种
意外的欢乐联系的
人出现了。
我取了一个中国名字，穿上中国衣服。
在我心中早就晓得
在哪里我找到了朋友，我就在哪里重生，
他带来了生命的奇妙。
在异乡开着不知名的花朵，
它们的名字是陌生的，异乡的土壤是它们的祖国，
但是在灵魂的欢乐的王国里
它们的亲属
却得到了无碍的欢迎。
泰戈尔对自己的中国之行非常快意。他说，“我从来不曾这样愉快，也从来不曾像与你们这样密切地与任何别的民族接触过。有些人，我觉得我们仿佛从小就已经相识。我在此逗留期间，一切都被安排得十分美好，我感到愉快。”
然而，毋庸讳言，在泰戈尔访华前后，在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中，也有对泰戈尔批评的声音。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对诗人的误解或缺乏了解；没有读过泰戈尔作品就对他发表评论的不乏其人。泰戈尔对此是有所感知的，这也正是他推迟前来中国访问的原因所在。访华期间，他对于那些反对他的人感到不快。他的告别演说辞就反映了这一点：“厄运追随着我，从我的祖国一直到这遥远的国度。对于我而言，并非一直都是阳光与同情。从地平线的某些角落里，偶然也传来了怒云的咆哮之声。”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甚至那些曾经反对过泰戈尔的人也发现了自己与诗人的许多共同之点，在后来的文章中改变了对诗人的批评态度。
简而言之，泰戈尔1924年对中国的访问从总体上看还是非常成功的，也是意义重大的。他亲自恢复了中印两国之间的文化关系，目睹了中国丰富而灿烂的文化遗产，游历了中国辽阔而美丽的大地，会见并与众多中国人谈话，结识了不少朋友，对中国表达了他诚挚而浓烈的热爱之情。自然，他的令名也在中国不胫而走，传遍大江南北；他的人格魅力也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少年时代曾在泉城济南目睹诗人风采的当代中国学术巨人季羡林先生，在自己晚年的文章中还曾回忆当时的情况。从那时起，泰戈尔的许多作品被陆续译成中文，为他赢得一代又一代满怀敬意的读者。
值得一提的是，泰戈尔访华期间与才华横溢的青年抒情诗人徐志摩结成了密切的友谊。泰翁甚至给他起了个印度名字Susima。徐志摩在泰戈尔访华期间一直充任翻译。两人相处犹如父子。泰戈尔《在中国的谈话》就题献给了这位年轻人。其文曰：“谨将此书献给我的友人徐志摩。正是由于他的友好帮助，我才得以结识伟大的中国人民。”徐志摩于1928年10月赴印度，到国际大学回访了泰戈尔。1929年3月19日，泰戈尔在结束对加拿大的访问返回印度途中，专程前往上海逗留两日，以看望徐志摩。5月14日，我国一位驻日外交官前往东京帝国饭店拜访在那里下榻的泰戈尔，邀请他再度访问南京和其他地方。诗人表示自己希望在启程返回印度之前能够重访中国，与中国的青年人接触。然而，由于健康原因，诗人不得已放弃了这一计划，匆匆返回了印度。
随着印度于1947年获得独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成立，中印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经历长期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之后，中国人民开始了经济与文化的建设。直到此时，系统地译介泰戈尔的作品才有了可能。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一些知名学者和翻译家如郑振铎、谢冰心、石真、黄雨石、吴岩、金克木、冯金辛等，除了修订自己的旧日译作之外，还新译了一些作品。结果，在1961年泰戈尔百年诞辰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10卷本精装《泰戈尔作品集》。泰戈尔的诗集如《吉檀迦利》、《园丁集》、《故事诗》、30余篇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戈拉》以及一些剧作都被收入其中。北京大学知名印度学家季羡林教授在于北京举行的纪念会上发表讲话，高度评价了泰戈尔的作品。如果说泰戈尔访华前后是中国译介泰戈尔的第一个高潮，那么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可以说是中国译介泰戈尔的第二个高潮。
中国译介泰戈尔的第三个高潮是在十年浩劫结束之后出现的。在经过长期文化禁锢与精神饥荒之后，中国人无分男女老幼都渴望读书。许多长期遭禁的图书得以重印或出版。失踪多年的泰戈尔也回来了，令人欣慰。不少出版社出版他的作品的单行本，书店供不应求，一些新的译作开始出现。上海译文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了笔者翻译的泰戈尔散文名著《孟加拉掠影》。当时，我住在北京大学三角地新华书店附近。没有想到的是，一个上午数百册书即告售罄。世上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让一个译者兴奋呢？泰戈尔以自己不曾稍减的固有魅力征服了又一代的年轻人。
1981年，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在北京召开首次泰戈尔学术研讨会，一批论文问世。中国人对诗人和他的作品了解得更多也更深刻了。人们开始以新的眼光研究和评价泰戈尔。在过去的90年间，中国学者发表了数以百计的文章，评介泰戈尔和他的作品。现在，他的绝大多数作品已经被译成中文。有些作品还不止一个译本。2000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24卷本的《泰戈尔全集》。泰戈尔在中国所以能够享有这样的盛誉，在于他的以抒情为主的独特语言艺术风格、中国与印度相似的历史际遇以及他对中国人民的伟大友谊。
二、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
泰戈尔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他毕生对中国人民表示了无限的友谊与深厚的同情。
1881年，泰戈尔在年仅20岁时就发表了一篇题为《在中国的死亡贸易》的论文，强烈谴责英国殖民者在中国倾销鸦片。他指控英国人用枪迫使中国人吞下鸦片，自己攫取巨额利润。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谴责鸦片贸易罪恶的正义的呼声①，从那时起的60年间，中国一直在泰戈尔的心目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泰戈尔对中国人民怀着深厚的感情，对中国的前途充满了信心。1916年，他于赴日本途中在香港停留。他从在码头上干活的中国劳工身上看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他写道：“看到劳作中巨大的力量、技巧和喜悦如是集中于一处，我认识到，这个伟大的民族的整个大地上蕴藏着一种怎样的力量。当这样一种巨大的力量拥有了自己的现代工具，当它掌握了科学，世界上又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它呢？”②他真诚地期望中国觉醒过来，希望中国繁荣富强。
泰戈尔对中国人民的伟大友谊和衷心热爱在其1924年访华期间喷涌而出。他无论走到哪里，总要情不自禁地赞颂中印之间源远流长的友好关系。他非常珍视中印友谊，对那些为两国文化交流做出巨大贡献的前人充满景仰之情。他在回顾历史时说：“那是多么伟大的朝圣之旅！那是历史上多么伟大的时代！那些了不起的英雄，为了自己的信仰，冒着生命危险，甘愿在漫长的岁月中远离故国，自我流放。许多人在中途倒下，身后了无痕迹。少数人幸存下来，向我们讲述他们的故事，但大多数人却没有机会给后世留下只言片语。”令泰戈尔感到欣慰的是，他发现中印两国的先辈用生命缔造的珍贵友谊一直延续了下来。他在杭州的一次讲演中说道：“置身诸君之中，对于本不应有的种族之感或传统差异，我的心灵没有丝毫的担心。相反，我倒想起了印度称你们为兄弟并向你们示爱的时代。我希望，那种关系现在依然存在，珍藏在我们东方所有的人的心中。建立这一关系的道路在几多世纪中可能已经长满荒草，但我们仍将寻觅它的遗迹。”①他希望中印之间能够弥合由岁月造成的情感裂隙。他呼吁中国人民“重新开启交流的渠道”，希望“中国走近印度，印度走近中国……”②他一再强烈主张中印人民、亚洲人民乃至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
泰戈尔高度评价了中国人民的道德水平。他说：“你们是历史最为悠久的民族，因为你们拥有古老的智慧。是你们对善的信仰，而不是单纯对力量的信仰，哺育了你们的智慧。这就使你们有了辉煌的历史。”③在考察中国社会之后，他说道：“你们中国人不是分散的个体。你们的社会本身就是你们的团结精神的产物”。“你们并不穷兵黩武”。“你们执著地热爱这个世界和你们身边的万物，但并不将你们的财富封闭在孤立的围墙之中。”④他断言中国人民已经“本能地掌握了事物的韵律……这是一种伟大的天赋，因为只有神才能懂得这一奥秘”⑤。在离开中国前夕，他动情地说：“你们非常有人性。我也感触到了你们内中的人性，我已经，或至少我觉得我已经与你们的心贴近了。我的心里不是仅仅充满了仰慕与惊异之感，而是充满了爱的情感，特别是对那些我密切接触过的人们。”⑥他数度提到，中国人热爱生活，具有让大地果实丰盈、事物瑰丽优美的巨大爱心和天才。
泰戈尔衷心热爱中国文明。他在鉴赏中国古代绘画时说：“中国人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他们创造了一个美的世界。”⑦早在1918年访问美国时，他发表过一篇著名的演讲《什么是艺术》。他说：“东方艺术的伟大与瑰丽，特别是在日本与中国，就在于那里的艺术家们看到了事物的灵魂，并且相信它。”泰戈尔熟悉中国古代的一些诗人。他告诉中国听众：“我一直在读你们的诗集的译本，我被你们的文学中的神韵所迷醉。它具有自己与众不同的特点，我在我所了解的文学之中没有见到过任何与之相似的东西。”他在中国发表的著名讲演《文明与进步》中多次引证中国古代伟大的哲人老子《道德经》中的诗句。他认为中国文明是富于人性的、一以贯之的和注重精神的。他说：“出现过无数代树木的古老森林赖以繁荣滋长的土壤，会由于落叶与落花而变得深厚、肥沃和多产。你们古老的文明已经使心灵的土壤变得丰润。它那持续不断的人性，无论接触到任何属于它的东西，都有一种使之富于生命力的作用。如果中国文明不是充满了精神生命，它不可能延续如此长久。”他认为，中国的文学以及其他所有自我表现的艺术形式都天然具有一种好客与亲和的精神，所以他在这个文明古国居留期间颇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泰戈尔对中印友谊的诚挚动人的话语和他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文明的评价不胜枚举。他怀着“重启古代精神交流渠道”的使命来到中国。他受印度人民的委托前来告诉中国人民，“我们印度人对你们心中有爱，我们也渴望接受你们的爱”。作为伟大的印度人民的杰出代表，铭记着中印两国历久弥新的友谊，他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与此同时，他也永远活在了中国人民的心中。他与中国人民的友谊是两国传统友谊的新的篇章。这固然与他对人类的挚爱有关，但更与他对中国的不同寻常的情感有关。
1937年，泰戈尔在圣蒂尼克坦创办中国学院，开印度现代研究中国之先河，同时表明了他对促进中印两国文化交流的殷切愿望与务实态度。中国学院从中国购得许多中文书籍。一些中国学者应邀在该学院任教。湖南茶陵人谭云山先生出任该学院首任院长。作家许地山、画家徐悲鸿、教育家陶行知也曾在该院讲学。一时气氛活跃，盛况空前。泰戈尔与他们都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40年，徐悲鸿为泰戈尔画了一幅彩色肖像画。这一名作现藏于北京徐悲鸿纪念馆。泰戈尔虽然名满天下，但即使对一名中国留学生也眷顾有加。当时在国际大学留学的魏风江先生是泰戈尔唯一的中国学生。他虽然十分忙碌，但常偷闲与这位青年交谈。他还用英文给魏风江写了一封短简，谦虚地表示自己并非教师或向导，而是和大家一样的人。魏风江在晚年写了一本深情怀念恩师泰戈尔的书，记录了中印关系史上的这段佳话。
泰戈尔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中最令人铭感的是，他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对我们的真诚的同情和正义的支持。泰戈尔曾经访问过日本。他对日本工业的崛起表示赞赏，但对其军国主义对世界的潜在威胁表示担心。他警告日本统治者：“绝不要以为你们对其他民族造成的伤害对你们自身不会有任何影响，也绝不要以为你们在自己家门口播下的敌意会在未来成为保护你们的壁垒。”③然而，日本军阀对这位哲人和先知充满理性的规劝置若罔闻。
日本侵略军于1931年占领中国东北，于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残忍地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平民，叫嚣要在3个月内灭亡中国。面对此情此景，泰戈尔大义凛然，对日本表示彻底失望，并坚定地站在了中国人民一边。他在多个场合明确表示深切同情中国人民，严厉谴责日本的侵略战争。
1938年7月，泰戈尔写了著名的《致中国人民书》，谴责日本“叫嚣武力，残酷无情地不加区别地大肆屠杀生命，摧毁教育中心，麻木不仁地蔑视人类所有的文明准则”，预言日本必将“承载失败的致命重负”。泰戈尔于1937年9月和10月分别写的致日本诗人野口米次郎的两封信更是充满正义之声。数年前，野口米次郎曾经访问国际大学，受到泰戈尔的款待。他在中日战争爆发后，两度向泰戈尔写信为日本侵华辩护，说那是“在亚洲大陆建立伟大的新世界的必要手段”，也是让中国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和更有智慧”的必要手段。他呼吁泰戈尔与印度人民理解并支持日本军国主义者。在认清了野口米次郎的法西斯真面目后，泰戈尔满腔义愤地给他写了回信。他辛辣地嘲讽了野口米次郎的所谓亚洲观。泰戈尔确信，“中国是不可征服的，她的文明展现出神奇的资源，她的空前团结的人民正在以奋不顾身的忠诚，为那自己的祖国开创一个崭新的时代”。“虽然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强加在自己人民头上的巨大战争机器所困扰，中国却坚定不移。任何暂时的失败都不能击溃她那已经觉醒的精神。”他痛斥日本军队轰炸中国城市的罪行和他们在中国的“死亡之舞”，拒绝在此时访问日本，以免看到日本人民“被他们的统治者运输到邻国造下没有人性的罪孽，从而在人类的记忆之中永留污名”。泰戈尔在其第二封信的末尾表示，希望他所热爱的日本人不能得逞，而是要懊悔。泰戈尔的这两封信，代表了人类的良知和印度人民的心声，对于处于最艰苦岁月中的中国人民是一个莫大的鼓舞。从他在同一时期写的其他书简中，我们可以看出，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的情况也一直令他忧心难已。除了生死与共的真朋友，谁又能做到这一点呢？他还在自己的名诗《敬礼佛陀的人们》中以艺术的形式揭露了日军在中国的暴行，讽刺了他们的虚伪，表现了对法西斯的深切仇恨和仗义执言的凛然正气。
泰戈尔对中国的关切与热爱是没有止境的。1941年，他在身患重病之际依然念念不忘中国，渴望获得有关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好消息。他曾对普拉桑塔？马哈拉诺比斯说，中国人民“是被迫与疯狂的侵略进行战斗的。他们与邪恶战斗，因而是光荣的。他们即使（暂时）遭到失败，也并不耻辱。他们的荣耀在于，他们抵抗了压迫”。他甚至在1941年4月14日发表的最后一次公开演说《文明的危机》中，也没有忘记谴责日本肆无忌惮的侵略。
中国人民永远感怀泰戈尔，在我们抵抗侵略的严酷战斗中给予我们的始终如一的坚定不移的支持、他对中国文化富于真知灼见的评价和他对中国以及中国人民的无与伦比的热爱。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位伟大的真诚的朋友。他和柯棣华、白求恩一样，唯一的区别是，后者拿的是锋利的手术刀，而他拿的是一枝如椽巨笔。
三、泰戈尔对现代中国文学的影响
如果说印度古代文学特别是佛教文学曾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留下大量痕迹，那么泰戈尔的作品则对现代中国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泰戈尔作品在中国的流传，是中印两千年来文化交流的继续与发展。
泰戈尔作品在五四运动之前就已开始被译成中文。许多具有现代精神的青年作家就是在这一新文化运动时期涌现的。他们在发展中国现代文学的过程中别无依傍，学习和借鉴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自然顺理成章。同为亚洲人的泰戈尔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而且中印文化渊源关系殊深，他当然成了中国青年作家向往的楷模。
郭沫若是新文化运动中最重要也最有成就的浪漫派诗人。他认为自己是第一个读到泰戈尔作品的中国人。1914年，就在他留学东瀛期间，泰戈尔的名声就传到了那里。他在不经意间读到了泰戈尔《新月集》中的诗篇如《偷睡眠者》和《云与波》，十分讶异自己所发现的这样一种新诗体，并立即被这种质朴的形式与诗人清新的语言所征服。他接着找来《伽比尔诗百首》（泰戈尔译）与《暗室之王》。那时，他正由于对中国的黑暗现实感到极端失望而处于自杀边缘。泰戈尔的诗歌展现的新世界给予他继续生活下去的巨大勇气。他写道，在一家图书馆找到泰戈尔的那些书后，他似乎找到了自己的生命的源泉。
郭沫若同鲁迅一样，是以学医开始自己的留学生涯的，试图走科学救国的道路。然而，他天性向往文学。在读了泰戈尔的诗后，他产生了做一名诗人的强烈愿望。一开始，他模仿泰戈尔写了几首无韵诗。在他的第一部诗集《女神》中，我们还能很容易地看到泰戈尔的诗对他的深刻影响所留下来的痕迹。“新月”被不止一次地用于他的诗歌标题之中便是明证。他在诗中向泰戈尔问候早安，祝愿他长寿。他称自己漫长的文学创作生涯中这一时期的诗歌为泰戈尔式的诗歌，新颖而澄静。他后来成为现代中国文学中的第一个大诗人显然与泰戈尔的影响和示范作用密不可分。除了泰戈尔，郭沫若也从惠特曼和歌德等外国诗人的作品中汲取了营养。后来，他形成了自己的诗歌艺术风格，走出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道路。然而，泰戈尔作为他的第一个文学导师，对于他走上成功之路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一事实是不容置疑的。
著名女作家谢冰心是新文化运动中受到泰戈尔巨大影响的另一位重要文学人物。她在给《泰戈尔诗选》中文译本写的序中，说泰戈尔是她青年时期最景仰的外国诗人。1961年泰戈尔百年诞辰之际，她写了一篇纪念文章，收在当年新德里出版的《泰戈尔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之中。她在文章中写道，童年时代，当她在学校图书馆的架子上发现泰戈尔的《吉檀迦利》、《新月集》以及其他诗歌时，觉得那些诗歌清新流畅并充满了东方的韵味，于是十分欣喜，仿佛在沿着山路漫步时发现了一簇幽兰。她还读了泰戈尔的短篇小说和其他散文作品，为诗人对妇女的深切同情和对儿童的热爱所深深打动。1920年，当她还是一名学生时，她就写了一篇散文，向诗人遥致敬意。事实上，她的这篇散文所表达的情感是当时中国文学青年对泰戈尔的普遍情感。
同郭沫若一样，谢冰心也是在泰戈尔的激励下开始尝试新诗创作的。她的两部诗集《繁星》与《春水》收录了许多具有哲理意味的小诗，与泰戈尔的《飞鸟集》颇多相似之处。然而，谢冰心主要以其散文创作而著称。她的散文集《致小读者》充满了对童心、母爱和自然之美的诗意描绘，在风格上与泰戈尔亦有一定的相通之处。一言以蔽之，她那以细腻而抒情的笔触和清新流丽的语言为特色的艺术风格，是在泰戈尔的强烈而巨大的影响之下形成的。同泰戈尔一样，谢冰心也有一颗博大仁慈而又疾恶如仇的心。她终身热爱泰戈尔。她翻译的泰戈尔的作品堪称译界精品。
受到泰戈尔的影响或激励的中国现代诗人与作家，并不限于以上两位典型代表人物。我们还可以列举多人，如郑振铎、刘半农、徐志摩以及林徽因。他们或翻译过泰戈尔的作品，或在他来华时担任过译员，后来都成了著名作家或诗人。
泰戈尔短篇小说的抒情性与诗歌的哲理性，即使在今天也依然是两个最具影响力的要素。泰戈尔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的作品的中文译本也已成为中国文学宝库中的瑰宝。可以相信，他的不朽作品将以自身独特的艺术魅力赢得一代又一代中国读者的心。
原文为1988年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南亚研究中心第18届年会上发表的论文，现做补充与修改。
作者简介见作者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