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独立后推行进口替代的内向型发展战略,致使30年的经济年均增长率仅为3.5%,成为一个典型的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行初步的经济改革,90年代以来展开市场化、自由化和全球化的全面改革。由此印度经济发生了全新的变化,也成为世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怎样看今天的印度经济,看好什么,软肋在哪儿,张敏秋教授的文章《怎样看今天的印度经济》谈了她的看法。她认为首屈一指的信息技术业、成熟强大的私营企业、规范繁荣的资本市场是看好的方面;制造业正在奋起直追中国,并有强于中国的领域;完善的民主体制则保证了经济的稳定与持续增长。软肋方面,她认为主要是落后的农业、重要的改革滞后,而解决这些难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在印度经济全球化并取得巨大业绩中,印度私营资本尤其大资本集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华碧云研究员的《印度财团的壮大及其对印度经济崛起的作用》阐述了印度大财团的形成、变迁、发展以及对今天印度崛起的作用。印度财团形成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一批老财团在独立前就具有垄断实力。独立后形成第二代财团,他们大多受过西方教育,专业素质高,从事的领域更广泛,比老财团更支持改革,更面向世界。当前,新兴财团和进行了自我调整的老财团同时腾飞,他们是印度经济崛起的引领阶层,他们创造的财富在GDP中占据了相当的比例。
怎样看今天的印度经济
张敏秋
2003年7月8日美国《外交政策》刊登的《印度能赶上中国吗》一文,提出了印度优于中国的若干方面,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此之后阐述印度经济的“后劲”、“潜力”、“优势”等的文章多起来。2003年10月美国高盛(GoldmanSachs)公司研究文件发表,称利用人口学、资本积累模式、生产力增长、人均收入以及当前的动向,预测印度今后30―50年里具有最快增长的潜力,下个50年增长率可保持5%以上,21世纪中叶将降至接近5%,此时,印度可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仅次于中国和美国。印度自己也从未有过今天这样好的感觉和自信。近十来年,印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率在6%以上。2004年5月,新成立的以国大党为首的联合进步联盟(UPA)政府提出今后十年实现至少年增长7%―8%的指标。印度储备银行2005年10月公布2004―2005年度GDP增长率为6.9%(修正数),预测2005―2006年度将在6%―7.2%之间。确实,印度与中国一样,是世界上少有的经济高增长国家。
应该怎样看今天的印度经济,看好什么,软肋在哪儿,本文将作一些阐述与分析。
一看好什么
(一)民主体制使印度经济改革和增长的基础扎实、持久
印度1991年开始的以市场化和全球化为目标的改革,是在经济长期不振的压力下,也是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推动下展开的,应该说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但是,在一个民主体制下的多元社会里,人们对于改革可以无所顾忌地表示自己的立场,或支持或反对或抵制,有出自本身的利益,有振兴国家的目的、也有意识形态的考虑。在不同立场不同观点互相作用和牵制下,改革往往进两三步,退一二步。然而,同时使改革的理论和实践不断完善,使社会对改革的合理性和可行性逐渐认同,最后形成合力。总的说,印度的改革不是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而是社会的认同和参与。改革的进程及其带来的经济增长虽然慢些,但扎实并易持久。
以公有企业(即国有企业)改革为例。印度公有企业几十年积下的沉疴已入膏肓。1991年改革伊始政府即进行公企撤资(亦称私有化),但不断地遭到反对和抵制,有中央部长的抨击,政府雇员的反对、撤资企业职工的抵制(包括上诉高等法院),进展艰难。1991至2001十个年度撤资金额指标共计6630亿卢比,实际仅完成2613.9亿卢比。然而政府在批评声、反对声,也在建议声中,不断修正政策,使撤资企业的选定和操作更合理、透明、规范,对撤资企业的职工的利益更重视。2000年实行包括经营权售让在内的战略性撤资。2002年中央撤资部秘书(即副部长)以详尽的数据与事实说明:
撤资对国家财政带来了巨大收入;战略性撤资使国企股权升值;赢利的国企撤资同样值得;纳税人得到好处;资本市场被激活;撤资企业职工的利益受到保护收入有所提高。2001和2002两个年度撤资的指标完成一半,而此前的两年均为18%。2004年二三月间,中央政府成功地在股票市场上连续出售了6家大型公企的部分股票。其中印度石油公司、印度天然气公司、石油与天然气公司等过去一向被认为是“战略性”企业而不能撤资。他们的认购率都在数倍、十几倍以上,政府获得资金1310亿卢比。中央商工业部长称“这6只国有股的公开出售,推动了股市市场向纵深发展,增加了股市上公企股票的价值,从而成为股市的引擎。”
然而,2004年5月上台的新政府在组阁之际却宣布对盈利的公企不进行私有化。本来撤资的改革就是1991年国大党执政时提出的,当时的财长、改革设计师就是今天新政府的总理曼莫汉?辛格。之所以作上述表态,是因为赢得50席之多的共产党主张盈利的公企不应撤资,并以此作为支持新政府的条件。为了稳固刚成立的政权,新政府不得不这样做。但实际上曼莫汉?辛格总理对印度工业联合会(CII)表示:“政府不会对即使盈利的公企撤资49%设置精神障碍,只要公企仍拥有多数股权并控制经营权。”公营企业撤资的改革仍在继续。
(二)首屈一指的信息技术业(以下简称IT)给印度带来经济增长,并大大提升了印度在世界经济中的身价和地位
20世纪80年代中期印度政府推出“大进大出”的计算机政策,促使IT业以年增长率30%以上的速度发展。1990年印度又实施软件技术园区计划,通过免除出口税和免除5年销售税以及建造通信卫星网络等措施,进一步加快IT业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年增长率飙升到50%左右,终使印度成为软件大国和软件人才库。20世纪90年代中期,南方的班加罗尔就被称为印度的硅谷。那里的软件技术人员已发展到15万,超过了美国硅谷10万的规模。而在硅谷,印度人和印裔早已占了30%。在班加罗尔,有1000多家印度人开设的软件公司,200多家外资的IT业公司,著名的国际大公司IBM、摩托罗拉、Nobel、Intel、Sysco、Sun、SGI、Apple、Compag,欧洲的西门子、菲利普、SAP,韩国的三星、LG等都在那里开展业务。除班加罗尔,软件技术园区已经遍及印度37个城市。印度大约有1250家软件出口企业,在300家大字号里,超过170家获得ISO9000质量认证。几年前,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开发的标志软件工程性能成熟的技术评价标准SEI-CMM,全球获得最高的五级资格的共有58家,其中印度占了32家。《财富》杂志世界500强公司中,至少有185家委托印度企业开发软件。美国的一项调查显示80%的美国公司把印度作为国外软件来源的首选对象。印度出口的软件60%进入美国,24%进入欧洲。2004―2005年度,印度IT业比上年度增长33%,达285亿美元。其中,出口增长36%,达185亿美元,国内市场增长27%,为4302.6亿卢比。印度有1900所信息技术教育机构,每年培养出7―8万名专业人才。2000年软件专业开发员28万,加上程序员共达40万,目前已增加到50多万了。印度还为世界各国培养IT业人才。印度国家信息教育学院(公司)(NIIT)作为世界20家顶尖软件教育企业之一,在30多个国家开展培训业务。它于1998年进入中国,至今已在25个省建有100多家培训机构,培养了2万多名学生。
近两三年,印度的IT业正在迅速地改变自己的形象,从低成本的IT服务供应商,转变成具有高附加值的全方位解决方案(full solutions)供应商。他们通过增加软件的关键技术使之更具竞争力,致力于成为全球性的IT业大行家。现在,印度的IT企业除继续承接大量来自国外的一般性软件服务业务如金融、会计、医疗记录、邮政等,更着力从事高端技术产品服务,如计算机体系结构、加密、网络安全、人机界面、编程语言、软件工程等。全球的信息技术业大亨IBM、Intel、Oracle、微软等正在把越来越多的高端研究与开发工作转到印度。转移的方式与途径有三种:第一,直接转给印度企业做。如2004年才披露的,2001年印度的Infosys和Satya两大IT公司就为微软公司的项目提供高技术的“软件体系结构”(software architects)。第二,交给本公司在印度的分公司。如得克萨斯仪器公司班加罗尔分公司的900名印度雇员设计了获得225项专利的芯片。Intel公司班加罗尔分公司的印度雇员研究开发了服务器和无线芯片的32位微处理机,居世界领先地位。第三,在印度建立开发中心。如美国的BMCSoftware公司正在印度建立由650名印度人组成的开发中心,专门为其研制生产Magic Solution 软件,这一产品在全世界的客户到2005年将增至2万户。
这里需要特别提及近年在印度如日中天的业务外包业(Business processoutsourcingBPO)。业务外包业是指发达国家的大公司或政府部门将业务外包给其他国家的企业去做。印度是他们的首选地。据报道,在《财富》1000家大公司中,有250家把部分业务外包到印度。据高盛公司估计,过去3年来美国公司已将20万份服务业工作岗位从本土转到印度。世界著名的大证券商雷曼兄弟公司称该公司外包给印度的维普罗公司和塔塔咨询服务公司(TCS)的软件业务将由目前的占其业务量的20%提高到40%。2003年2万名美国人的税收报表是在印度完成后,由电子邮件发回美国的。估计2004年此数将达到20万。在2003―2004年度软件业120亿美元的出口值中,36亿美元是业务外包业的收入。印度的业务外包市场虽然遭到了美国、英国的一些抵制,但仍将继续扩展。这是因为把业务外包到印度去做,可以降低成本40%―60%,并且由于时差,业务可以24小时不间断地进行,使效率大大提高。在利润最大化和效益最佳化的驱动下,对业务外包的需求有增无减,并呈“爆炸性”地增加。印度全国软件及服务协会(Nasscom)和Evalue Serve的合作调研报告认为,2010年美国的工作岗位数与可以得到的就业者之间将短缺560万。估计其中的320万由移民填补,130万将外包到印度等国,还余下的110万有待补充。报告说,美国的公司们不管出口业务,还是进口专业人才,看好的是印度这个人才库。如果美国的公司不这样做,美国的经济会丧失增长机会,美国不会放弃。国际分析公司IDC的一项研究报告认为全世界的业务外包市场到2008年将达到6825亿美元。这为印度提供了无限广阔的市场。
印度IT业的雄厚实力及其发展潜力,对于本国经济的含义不可小看。第一,带来经济增长。目前IT业占印度GDP的份额超过3%。国际著名咨询公司麦肯锡预计2008年将达到7%。更重要的是,随着信息技术逐渐被运用到各行各业,对经济增长将产生难以估量的作用。例如,正在迅速发展的印度行政业务电脑化,不仅改善政府的服务功能,它本身也是IT业增长的一个领域。专家预测,中央和邦两级政府的业务电脑化所需的经费可能超过1300亿卢比。还如,印度制造业的迅速升级也得益于IT的采用。第二,创造就业机会。印度全国软件及服务协会公布,2004―2005年度IT业新增加了10万份以上的工作,使该业的从业人员达到了81万。本年度仍将继续这一增幅。第三,吸引海外人才与资金。印度在海外IT人才看到国内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大大改善,业务外包业市场巨大,已有2.5万人回国发展。他们还带动其他领域的科技人才以及企业家投资家回印度工作、投资。中央政府海外印度人事务部部长Jagdish Tytler指出,海外印度人有2300万,约2000万能向印度投资5000美元―5亿美元。他认为海外印度人回国投资的潜力绝不亚于以色列的犹太人和中国的华侨华人。第四,扩大中产阶级队伍,促进社会经济稳定与发展。印度有中产阶层约有2.5亿―3亿人。IT业的迅速发展,海外印度人的回归将使这一阶层扩大且更加富有,他们的高消费能力将刺激经济的增长。中产阶级庞大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第五,加强同美国的联系,提升国际地位。印度IT业包括业务外包业的生意主要来自美国等发达国家。而美国的服务业占国民经济总值的60%,占劳动力的2/3。服务业尤其IT服务业是美国经济的核心成分。印度对美国IT服务业的渗入,意味着对美国核心经济的渗入。美国当前仍是世界独一无二的最强国。印度对美国和世界经济发展起越来越大的作用,其国际地位和身价将大大提高。
(三)制造业奋起直追,印度将成为中国之后的又一个世界制造业基地
制造业在印度的GDP中占1/4。在20世纪60年代印度曾达到过世界第10工业国。但由于长期奉行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方针,质量差、效益低、缺乏竞争力的问题十分严重。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的展开,制造业意识到全球化的紧迫形势,大多数的主要企业便开始了自身的改造,从2000年起加快步伐,中国制造业产品进入印度并大受欢迎,进一步激发他们向中国学习奋起直追的劲头。印度制造业企业的努力集中于完善操作工序、改进经营管理、进行自主创新、以及提高生产率。经过这些努力,印度制造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将成为中国之后的又一个制造业基地。
印度制造业近几年增长率在8%左右。2005―2006年度第一季度即4、5、6三个月的年比增长率分别达到9.8%、11.5%和12.6%。比增长率更重要的还在于对制造业高增长的拉动力是内、外需求的扩大。从内需看,近十几年,GDP的增长率在6%以上,人口增长率不到2%,人均GDP增长率达到4%以上。这样人均收入稳步上升。印度政府统计与规划部公布:2000―2001年度至2004―2005年度,人均收入(按当时价)增长率依次为6%、7.7%、6.87%、10.2%和10.7%,(这些年通胀率约为4%左右――本文作者)购买力有较大提高。麦肯锡公司2005年年中的一个季度报告说,印度的消费需求增长比经济增长快3―5倍。这与中国目前工业增长主要靠投入而非消费增长和消费增长低于GDP增长的情况正好相反。
外需的拉动主要是出口。近些年,印度出口增长率保持在20%左右。2004―2005年度达到24.5%。出口中制造业贡献了一大块。其中,业绩最好的是机械品,过去三年它们的出口年增长率在30%以上。2005―2006年度可望达到40.4%。出口的产品广泛,包括各种机床、机械设备、电器设备、汽车及配件等。如目前印度出口的轿车、卡车等各种汽车以及配件,达20亿美元。外需还表现为由于印度制造业的水平与能力得到国际制造业的赏识,一些跨国公司正在利用印度的长处,到印度建立生产点或把生产包给印度企业做。如ABB集团、铃木、本田、现代等跨国企业已经把印度作为他们全球的制造出口中心。通用、福特、戴姆勒、克莱斯勒、现代、菲亚特、丰田、卡特彼勒等汽车公司把一些业务包给印度企业代理。
改革前的几十年印度制造业的目的就是为国内提供低层次的需求。现在发生了质的变化。印度《经济时报》网站2004年11月8日刊载长篇专论文章《制造业繁荣与印度的增长》,说“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印度的制药、化工、纺织、金属、锻造、精炼、水泥、摩托车、汽车及配件等制造业,拥有全球的竞争力。”文章列举了大量的例子。例如:Bharat锻造公司是世界第二大锻造企业,为全球生产商用汽车底盘;Bajaj公司的两轮摩托车以它的总体设备效率(OEE)高达94%而成为世界同类企业里最优者;塔塔汽车公司研发制造的“印地卡”轿车以开发经费标准衡量,是世界最廉价的;塔塔钢铁公司是世界钢铁业中成本最低的企业之一;等等。世界竞争力的还有一个表现是印度制造业企业近年悄然而起的海外收购潮。2004年印度的制造业和IT业的公司共收购了海外40多家企业。2005年头8个月,印度企业已收购了海外企业62家,资金达17亿美元,相当于2001 年全年的4倍。大部分是制造业所为。收购后有的就在当地经营,有的被带回印度。被收购的企业来自美国、德国、加拿大、法国、比利时、新加坡、韩国、菲律宾、斯里兰卡等等。目前,到海外去收购的印度公司一般都不大,但往往是相关领域的领头者。
自主创新开发和提高生产率造就了印度制造业的竞争力。印度机械制造大亨L&T公司的一位首领说,“对印度制造业贡献最大的创新是:较快的产品开发、快捷的供应链、淘汰收益差的产品代之以有活力的产品,以及供应规范化的产品。所有这些都得力于IT的运用”。如印度汽车配件的新产品从开发设计到实际投产的时间,在过去3年里减少了50%。由于不断开发新产品,过去4年里库存减少了20%―30%,而且配件的缺损率从每百万件约20000件下降到不足100件。
在提高生产率方面,这些年来,印度企业普遍在压缩成本,每年的压缩幅度在5%―10%。这是印度《经济时报》2004年上半年进行的《现在就做――印度制造业》调研项目在对40余家各类企业调研后得出的数据。调研报告列出了许多企业生产效率提高的事例。比如,TVS自1990年至2003年,人力生产率提高了4.4倍,即每年提高14%,同期能源的生产率提高了5.4倍。还如,塔塔集团下的Titan公司手表的装配生产率提高了80%,等等。报告说印度企业普遍热衷于日本式的小发明。从2000至2005五个财政年度内,有10个制造业部门的销售增长率达11.5%,而燃料、电力的耗费增长率才7.3%。这5年里,燃油价格高涨,但是燃料占据主要生产成本的化工、钢铁两个领域,他们的燃料成本相当于销售额的比例却分别降低了4.2和2.8个百分点。
制造业劳动者的思想方式和素质结构变了,劳资关系缓和。印度拥有竞争力的制造业多为技术密集度较高的行业,因此进入这些制造业企业的劳动者有较高的文化学历。他们不仅掌握良好的技能,而且思想方式和工作态度也与时俱进。他们知道全球化对印度工业的影响,了解周围发生的变化,工作态度变得积极主动。《经济时报》信息部一项最新的统计资料表明,工业争端(即劳资纠纷)事件1991年1825起,1996年1166起,2003年489起。可见劳资关系趋于和谐。
制造业是印度经济增长的关键拉动力。由于它的高增长主要有内、外的需求拉动,自主创新、竞争力、效益等方面突出地表现在技术密集型的制造业,因此印度制造业更有生机,后劲更大。虽然当前它总体上还不如中国,但是上述方面有优于中国的地方。中国决不能小觑它,还应该向它学习。
印度制造业的前景,可以采用麦肯锡公司的观点,它在2004年后期的一项题为《印度制造》的研究中说,“世界制造业出口的第一个浪潮价值4600亿美元,主要由低技术的制造业品组成,像玩具、服装等。第二个大得多的浪潮有待到来,它能达到16000亿美元,主要由技术型制造业品组成。当它出现的时候,主角或者是中国,或者是印度,或者是两者”。
(四)拥有强大成熟的私营企业,他们的活力和竞争力是印度经济活动的支柱,而且他们已经融入世界
印度现代工商业产生于殖民地时期,当初他们仿效西方资本主义企业、发展现代工商业,基本上按照市场经济规则运作,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形成了一批民族资本的垄断集团。独立后政府大力发展公营工业,令其在经济中居支配地位,私营工商业受到限制。但是在混合经济体制和进口替代方针下,私营企业在“保护国产工业”和“遏制私人资本”的双重政策中,得以保留和发展,现代企业制度也得以延续。20世纪90年代,政府推行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的改革以后,私营资本尤其大私营资本如鱼得水,被压抑多年的潜能迅速释放,私营企业蓬勃发展。据2003年Global EntrepreneurshipMonitor称,印度有超过8500万工商业单位,是世界上企业数量最多的国家。今天,印度私营部门占了经济的75%以上,并且为合营企业和与外国资本的合作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老牌的资本大集团扩充壮大,如塔塔、比尔拉等。塔塔集团下的塔塔机械和机车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完全靠自己的技术,开发出名为塔塔―印地卡的小轿车,2003年获得向英国罗孚公司4年内供应10万辆的订单,2005年又向英国提供新的“城市―罗孚”轿车。后起的一批制造业企业,如前所述掀起了海外收购潮。年轻的新经济企业,如IT业的维普罗公司、Infosys公司、Satya公司,还有制药业的雷迪实验室(公司)、兰巴辛公司等等,都不仅是国内现代工业的领军者,而且都发展到海外,扬名天下。
据亚洲里昂证券公司2000年对全球25个新兴市场经济体所作的调查,在规范化管理方面,印度排名第6,中国仅为第19。香港《远东经济评论》曾对一批亚洲主要公司领导层的业绩进行调查。调查在12个国家2500名经理人员和专职人员中进行,要求他们对这些公司的领导层作1至7级的评价。结果印度公司的得分比任何其他亚洲国家都高。中国只有两家公司的得分可以与印度最顶尖的10家公司比高低。所有的印度公司都是私营企业,而中国的公司都有政府背景。
(五)市场化程度加大,资本市场规范、繁荣
印度改革前的几十年,我们称印度为“半管制经济”,指其市场化程度不高。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化程度加大。除上述私营经济得到充分发展外,还表现为政府退出或淡出经济领域,让位于私营部门,或让公营部门与私营部门共存,在市场竞争中求效益求发展。在金融、银行、资本市场方面也向私营部门和外资开放。改革前,国家掌握的银行达90%以上。改革后允许私人和外国资本进入银行业,2001―2002年度私营银行占全部商业银行总资产的17.46%,外国银行占7.3%。公、私、外资三类银行共同经营下的商业银行业务,势必以国际通行标准和市场原则进行借贷,再加上健全的法制,透明、高效、快速、负责成为宗旨,避免了政府行为。商业银行商业化,不良贷款的比例在10%―20%之间,坏账在“可控制范围之内”。资本市场按市场规则操作,公企、私企、外资(附有一定条件)都可以进入。这几年资本市场繁荣而规范,以美元计,印度2003年股市增长73%,这个业绩在世界名列第五。印度上市公司的管治总得分为6.6,中国的上市公司为4.3分。高盛公司资深官员James JCBirch对印度资本市场赞赏有加,他认为印度资本市场已经建立了令人惊异的基础设施,它们有利于资本的有效、透明和无混乱交易(hassle-freetrading)。他还进而说,纽约证券交易所实际上看来已经老了,印度的资本市场刚过3000亿美元,在香港、韩国和日本之后。由于印度更多新股票在上市,而且现有的上市公司的价格继续攀升,因此,印度资本市场将继续增长。印度的市场化程度,尤其资本市场的成熟,也是值得中国学习的。
二、软肋在哪儿
(一)落后的农业。其集中表现为低下的生产力、土地分配不公以及贫困
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绿色革命,使印度在较短的时期内实现了粮食自给。这一农业革命在80年代又逐渐扩展到中、东部地区。使农业年均增长率达到约4%。但是在经济改革的90年代,这一增长率回落下来。以1992―1993年度价格计,1980―1981年至1991―1992年期间,农业年均增长率为3.9%,1992―1993年至1999―2000年期间降至3.6%。如果把林业和渔业除外,这两个相应数分别为4.2%和3.7%。而纯农作物(不包括饲养业和奶业),这两个相应数为3.4%和2.2%。还有不同的估计数字,但是,下降的趋势是一致的。印度绿色革命之父MS Swaminathan认为即使有灌溉的土地,其单位面积产量都不到能够达到的水平的一半。农产品的出口2002―2003年度占出口总值的12%,价值64亿美元,而1997―1998年度相应数为19%和66亿美元。而此期间,印度出口总值增长了50%。农业劳动力产生的附加值从改革前如1987―1988年度的相当于第二、三产业的劳动力的28%、24%,下降到改革期如1998―1999年度的23%、18%。农业对GDP的贡献从80年代中期的31.6%降至26%,而农业劳动力仍占全部劳动力的65%。落后的农业生产力与工业、服务业的蒸蒸日上形成很大的反差。
农业土地分配不公。一说25%的农户控制了70%以上的耕地,1/3的农户控制不到30%的耕地,余下约40%是少地和无地的农户,主要靠出卖劳动力勉强维生。一说小农、边际农(拥有土地不到2公顷的农民为小农和边际农,在印度农村,耕种为唯一收入来源的农户,一般需要2―3公顷的土地才能获得高于贫困线的收入)和佃农三者占农户的近80%,但是仅占经营土地的1/3。估计不同,但都表明土地分配很不公平。土地少的农户随着子女成人自立门户,耕种的地块越来越小,而且没有财力作现代投入,生产力难以提高。土地多的农户,一方面也因分家而地块变小,另一方面由于受政府的土地持有最高限额法的制约,不愿意过度扩大土地。许多大土地拥有者是“在外地主”,即长期生活在城市,自己不经营农业,只收取地租。他们对增加投入发展农业生产没有兴趣。租种他们土地的农民因土地不属于自己,也无能力投入,没有生产积极性。至于大量的边际农和农业劳工则为求生存出卖劳动力,谈不上精心耕作。此外,小农、边际农只能得到极少的信贷、现代技术、市场以及其他基础设施,进一步阻碍了他们提高生产力。
低下的生产力和不公平的土地分配,势必导致广大农民的贫困。印度官方数字是26%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世界银行认为印度有3亿人每天生活费不到1美元。大多数的贫困人口在农村,城市穷人也来自农村。中、东部几个以务农为主的邦,贫困人口占40%。改革以来,农村的减贫不如城市,如1987年至1994年农村贫困减少不足4.6%,而城市达15.5%,尽管在此期间政府发给农村的扶贫款高达1400亿卢比。农村中高达40%的文盲率、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传统的教派对立,更加重了农村的落后和贫困。
解决上述三大问题,要涉及许多方面。在物质基础上,需要极大改善基础设施,现在有保证灌溉的耕地只占30%,农业收成好赖取决于每年西南季风带来的雨量是否充足。道路、电力也严重不足;在种植和生产方式上,需要多样化,种植经济价值高的作物,发展养殖业,对农产品加工以增加附加值;在市场化方面,政府对农产品的储藏、流通、出口诸方面的限制、控制应该取消,还应向私有部门开放,形成全国统一市场;在金融财政政策方面,对粮食的收购与分配环节中的价格补贴、对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投入(如水、电、化肥)的补贴,需要改革,以确保补贴的好处真正落到穷人身上,又有利于提高生产力。在发放给农民的贷款上,现在小农等弱势农民几乎得不到银行的贷款,不得不遭受农村放债人的高利贷剥削,信贷要保证倾向穷人。还必须提高农民的识字率和普及文化科学知识;最后应该使广大贫困农民拥有土地权,在这个基础上推行规模生产,实现农业现代化。所有这一切,绝非三年五年、十年八年能完成的。农业问题得不到根本的改善和解决,印度就谈不上现代化,更谈不上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二)一些重要的改革难以启动或深化,如小工业政策、价格政策、劳工政策等
几十年来,政府为了创造就业缓解贫困,推行扶植、保护小工业的“保留”政策,即把一大批工业品的生产保留给小型工业部门,大、中企业不得问津,并在原料供应、税收、价格等方面给予优惠。1972年开始执行这一政策时,保留给小工业的品目为177种,后来不断增多,1977年达807种,后又达到830多种。在保护政策下,一方面,小工业不断发展,如2002―2003年度小企业增加到357.2万家。2001―2002年度的产值增加到74202.1亿卢比。2000―2001年度的出口值增加到6979.7亿卢比。(汇率约1美元=45卢比)2002―2003年度的就业人数增加到1996.5万。另一方面,效益低下,缺乏竞争力,每年出现大批“病态”小企业,如2001年有近25万家之多。印度经济学家们多年来一直批评这种保护小工业的政策是保护落后反生产力的,主张取消。但是,直至近两三年政府才取消对皮革制品、鞋、玩具、牙膏、钟表、针织品等的保护,2002年保留的品目仍有748种之多。
作为兑现向世贸组织的承诺,印度已于2000年和2001年先后取消了对1429种商品的进口数量限制(QR)。从而除了300种“敏感”商品仍可以视需要限制进口外,基本实现了贸易自由化。在许多劳动密集又有出口机会的领域,小工业保护政策严重阻碍了规模经济和效益的提高,使其他国家如中国的商品能在印度和国际市场形成对印度的有效竞争。因此取消这一保护政策成为必然。但是面对小工业对经济,尤其对创造就业缓解贫困的作用,政府只能慢慢来。这就意味印度仍不得不在一些领域保护落后维持低效益。
改革以前印度的价格补贴很多。如对粮食的收购与分配的补贴,对化肥、农用水电的补贴以及对出口的补贴,等等。1989―1990年度,全部补贴接近政府非计划开支的1/5。以农业补贴为例,世界银行曾称,在印度没有一个邦的电力局能收回农用电成本费的一半。实际上,有些邦的农用水电费近乎不要钱。越来越多的价格补贴,给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危害。仍以农业补贴为例,第一,增加国家财政负担,使本来严重的赤字雪上加霜。第二,补贴扭曲了农民的生产经营,他们往往不顾自然条件而多种植耗费水电的作物,还滥用化肥,破坏了水土资源与生态环境,影响了农业技术的全面开发。第三,绝大部分的补贴为农村权势阶层攫取。补贴并未为贫弱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多少好处。近十多年来,这方面的改革十分缓慢。因为这项改革不纯粹是一个经济问题,它更多地为政治社会因素所牵制。从中央到邦的各级政府和部门必须三思而后行。
劳工政策的改革也举步维艰。重在保护工人利益的工业争端法规定:拥有100名以上职工的企业,解雇职工需经政府批准,而政府一般是不会批准的。这一法规是印度企业冗员严重、工作效率低下的一大原因。为了赋予更多的企业有权裁减职工,从1991年起开始讨论修改上述法规。十年以后的2001年提出这样的修正案:拥有1000名以上职工的企业要解雇职工才需经政府批准。它遭到工会组织的强烈反对。2005年9月,政府退而求之,建议:大大提高对解雇职工的补偿,把1000名职工的标准降到300名,推行合同工制。新建议提出后,共产党的工会即组织了一次全国性罢工,表示反对。
印度关于经济方面的许多立法(有的还是殖民政府留下的)已经明显不合时宜。1998年一个受命于中央政府的委员会对中央法令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在现行的2500个法令中,有1300个需要修改或取消。委员会建议立即修改109个法令。然而,仅仅繁复的程序,就能想象这项工作进行起来有多难。
三、结语
民主的体制、完善的法制、不断扩大的市场化、雄厚的IT力量、坚实的工业基础、成熟的企业管理和企业文化,以及与世界经济的融合,印度经济持续较高增长的势头是毋庸置疑的,它与中国并驾齐驱,成为世界大国也是必然的。
世界经济全球化为印度雄厚的IT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IT业能够成为印度经济增长的一个引擎,但它不能包揽印度经济的一切。制造业是印度经济增长的关键拉动力,近些年发展迅速,尤其技术集约度较高的制造业以自主创新、效益和国际竞争力等方面为世界瞩目,印度将是中国之后的又一个世界制造业中心。
鉴于印度农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靠天吃饭,土地分配不公,基础设施不足、补贴扭曲等因素,农业生产力难以有迅速、普遍的提高。落后的农业,贫困的农民,还要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对于农业人口占65%的印度来说,农业不现代化,就谈不上国家的现代化,谈不上成为发达国家。
除了老大难的农业,印度还面临改革深化的棘手问题,如价格政策、劳工政策、保护小工业政策等难题。这些改革如何能够既合理又可行,在民主社会里需要相当的时间。
印度经历了200年外来殖民主义者的侵略和统治。独立后的头30多年经济发展缓慢,一直处于世界贫困落后国家之列。近十几年来,才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尤其在IT业、机械、制药、汽车等制造业已进入世界前列,对世界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所起的作用骤增,国际身价也随之提高。印度犹如获得了第二次独立和翻身,民族自尊心大增,“45年来,我们第一次从说‘我们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改说成‘我们将成为一个发达国家和强国’,这使我们在认识自己是谁和自己能做什么方面,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理应赞赏和尊重这种情愫。
当前,中国经济的规模、实力和增长都优于印度。印度赶上中国还需要时日。但是,中国不能小觑印度,应该承认印度有长于中国的地方。诸如市场化程度、企业家的水平、金融银行业的规范、资本市场的成熟、IT业的水平、制造业的自主创新,等等。中国接近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已经持续多年,现在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再支撑这样的高增长率。中国需要的是协调、高效的发展。印度改革才十几年,正在进入发展的最佳期,今后经济增长率高于中国也是正常的。中印两国之间的经贸合作正在迅速发展,双边贸易额2004年达136亿美元,2005年1―6月已实现93.3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9.7%。
中国和印度都应该怀着不比高低但求共赢的心态,互相合作,健康竞争,共同繁荣。国际社会看好中国也看好印度,或许像印度著名的经济学家苏布拉马尼亚姆?斯瓦米所说的:21世纪可能既属于“中国兔”,也属于“印度龟”。
本文原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4年第3期,2005年10月做补充与修改。
作者简介: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主要著作有:《中印关系研究1947―2003》(主编)、《印度:科技与教育发展》(合著)、《恒河明珠――塔塔》、《南亚政治经济发展研究》(合著)、《印度:从“半管制”走向市场化》(合著)、《印度垄断财团》(合著);参与《转型中的印度经济》《中印经济发展比较研究》等书的撰写;另发表论文若干篇。
印度财团的壮大及其对印度经济崛起的作用
华碧云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印度第一批财团在英国殖民统治的条件下形成。他们主要属于马尔瓦利、贾因和西北部的商人种姓,有的集地主、商人、高利贷和买办于一身。他们从商业资本转化为工业资本时,大部分投资于孟买、加尔各答、德里、马德拉斯、柯明巴陀和艾哈迈达巴德等大城市,因而称为全国性财团。印度独立给第二代财团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不论它们是来自南部的地主还是工业家族的后裔,或是印巴分治时安置的移民。由于尼赫鲁实行社会主义类型社会,重点发展国营重工业,老财团在政府的扶植下,也受到工业许可证制度的束缚,一部分财团实力下降,印度财团组成出现了第一次分化。随着经济改革开放,印度从半封闭半管制的经济体制向自由化和全球化过渡,在专业化管理、新技术和风险资本的带动下,一批中等公司从老财团帝国废墟中脱颖而出,他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成长为新兴财团。财团组成出现第二次分化。进入21世纪,信息技术财团的崛起和抓住知识经济机遇的第一代、第二代财团继续腾飞,财团组成发生第三次变化。当代财团推动印度经济向服务大国前进。
一、印度老财团在独立前就具有垄断实力
印度的老财团有塔塔(Tata)、比尔拉(Birla)、塔帕尔(Thapar)、辛哈尼亚(Singhania)、达尔米亚―贾因(Dalmia&Jain)、瓦尔昌德(Walchand)、斯里拉姆(Shriram)、莫迪(Modi)、马法特拉尔(Mafatlal)和巴贾吉(Bajaj)等。独立前它们在英帝国殖民统治的夹缝中求生存,靠远见和把握战争机遇的能力,运用经理行制度,建立起各自的工业势力范围,但工业基础限于黄麻、纺织、制糖、造纸等轻工业和贸易。只有塔塔有一家钢厂、一家机车厂和一家航空公司。尽管如此,到独立前,塔塔和比尔拉的资产已经超过在印度的英国最大公司。塔塔比中国最大的工业家族荣家的资产约大20倍。J.R.D.塔塔、G.D.比尔拉和巴贾吉不仅是印度民族工业的先驱和旗手,而且在财政上积极支持民族独立运动。1944年,国大党邀请J.R.D.塔塔、G.D.比尔拉和斯里拉姆参与起草“孟买计划”,该计划成为独立后印度制定经济发展计划的基础。
独立后,印度财团的处境虽然比殖民地时代优越,但1951年起实行的工业生产许可证制度和自1956年实行的优先发展国营重工业战略,把重工业、国防工业和基础工业划归国营,政府对大财团在扶植的同时加以限制。工业许可证制度下独特的公司文化是结交政客比业务精明更能赚到钱,谁获得工业许可证就意味着得到发财的机会,财团的消长取决于企业家与政府的关系。独立后,比尔拉财团比塔塔财团发展快,20世纪70年代后期曾一度打破塔塔财团几十年居第一位的局面,就是因为G.D.比尔拉和尼赫鲁有深交,申请工业许可证得到政府的特殊照顾。而塔塔财团尽管拥有先进的企业管理制度,但扩大钢铁、汽车等重工业的生产能力受到政府的限制。由于国营企业的发展直接威胁到塔塔的利益,J.R.D.塔塔一直要求政府走经济自由化的道路。后来政府反垄断法的出台,连比尔拉财团也难以适应。阿舒卡?比尔拉(Ashok Vikram)说:“印度是我们所知道的唯一的增加生产要受罚的国家。我们在这十年之初热切地走向国外,因为政府对我们的企业进行约束。我们不愿意用恐吓这个词儿,但是我们被吓得到国外求发展。”
二、印度独立后起家的第二代财团
第二代财团一般都有较强的专业素质,创业者不完全走老路,特别是受过西方教育的一代坚持追求新目标。他们可以分几类:
第一类是特别有远见、有胆略和最能钻政策空子的人。迪鲁巴伊?安巴尼(Dhirubhai Ambani)就是在独立后白手起家的财团。他显示出在复杂的条件下赚钱的本领。他的成功是印度公司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他原来只是在亚丁石油站的一名职员,1958年回到孟买,建立一家贸易公司,20世纪60年代,利用政府的出口促进计划,进口尼龙纱出口尼龙织品。当时印度尼龙纱紧缺,政府对进口尼龙纱给予很高的津贴,尼龙纱成为“金纱”。1966 年他在纳罗达(Naroda)建立里拉安斯纺织厂(Reliance Textile)。1971年政府实行另一项计划,奖励出口尼龙织品进口聚脂纱。印度对聚脂纱的需求日益增长,这时安巴尼的尼龙织品厂也已投产,他的尼龙出口占全国出口的60%。20世纪80年代安巴尼为了填补聚脂纱缺口,在孟买附近的帕拉甘加(Patalganga)建厂生产聚脂纱。此后安巴尼在保护市场内顺利发展。自1986年起上升为印度第三大财团。1989―1990年度资产达360亿卢比。他把赶超塔塔和比尔拉作为奋斗目标。1991年印度《经济时报》对印度5大城市的186位大中企业经理进行调查,根据领导水平、创新、人际关系、社会责任、诚实、政治手腕、金融意识、人品、拓展事业能力和愿与之共事10项,推选最佳企业家,迪鲁巴依?安巴尼荣登榜首。
第二类是难民企业家。如兰巴辛实验公司(Ranbaxy Laboratories)名誉主席B.M.辛格(Singh),他是在1947年印巴分治时从拉瓦尔品第迁回德里的,后来建立这家公司。他回忆说:“在那些日子里,这是一片处女地,你所要做的是把想象变为工程项目。”如今兰巴辛已是拥有许多工厂的财团,并且成为走上跨国生产的佼佼者。这类企业家还有英雄集团(HeroGroups)的穆汉?莫贾尔、巴拉特钢管公司、阿波罗轮胎公司(Apollo Tyres)的R.辛格和艾斯考茨公司的H.P.南达(Landa)。H.P.南达原来是美国西屋电气公司(WestinghouseElectric)在拉合尔的代理商,到德里后他恢复和美国西屋公司的联系,并开始二手车的贸易。1954年他将积蓄的资金在伯蒂亚拉创办了第一家制造公司艾斯考茨(Escorts)。
第三类是在绿色革命时期由新兴地主、富农和商人转化而来。他们靠农业资本主义发展和经营对外贸易发家。这批人分布在旁遮普、哈里亚纳、马哈拉施特拉、泰米尔纳杜、卡纳塔克和安得拉等邦。20多年来他们将农业生产积累的财富转向制造业。今天印度地区发展不平衡深受农业发展程度的影响。在安得拉、古吉拉特、泰米尔纳杜、喀拉拉、旁遮普等邦的另一部分财团则是从商人和中产阶级家庭转化而来。他们通过对外贸易和亲友从国外汇回的资金投资于制造业或服务业致富。
第四类是随着国家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承包建筑合同而发展起来的。
他们与政府的关系就可想而知了。
进入财团前20名的第二代财团中最突出的有安巴尼、纳格尔吉纳(Nagarjuna)、阿拜?奥斯瓦尔(Oswal)、米塔尔(Mittal)和卢伊亚(Ruia),其他还有R.P.戈恩卡(Goenka)、巴贾吉、马尔雅(Mallya)。一批新成长的企业进入前100名,其中有兰巴辛、TVS、森德拉姆(Sundaram)、英雄集团、奥尼达和维迪康(Videocon)等。
另一方面,老财团家族分裂趋势愈演愈烈。首先开始的是比尔拉财团。自从1983年G.D.比尔拉去世后,财团已一分为六。1987年在B.K.比尔拉的建议下,结束家族企业之间的互相持股。比尔拉家族分家多少是文明的。而莫迪家族和斯里拉姆家族等的分裂则通过法院解决。显赫一时的财团变成一块块小领地。1969―1970年资产居前20位的大财团中有一半已失去昔日辉煌,他们是班古尔(Bangur)、辛地亚(Scindia)、比旺迪瓦拉(Bhiwandiwala)、基拉斯卡尔(Kirloskar)、瓦尔昌德(Walchand)、莫迪(Modi)、萨拉巴伊(Sarabhai)、马克尼尔和马哥尔(Macneill&Magor)、拉尔巴伊(Lalbhai)和ICI。有的没落了或被别人兼并了,有的因分家而沦为小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