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方的对策
在研究和探讨，中方在1962年10月决定发动对印自卫反击战这一重大决策时，有必要对新中国建国以后的内外政策走向作简要的回顾。
新中国成立后，从1949年至1956年，我们党的内外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在各项工作中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即使在这一时期，也曾发生了批判胡风、农业合作化过急、批判邓子恢、在藏族地区过早地发动民主改革等“左”的偏差。
从1957年起，我们党在国内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犯了“左”的错误，如1957年的反****斗争，1958年的“******”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批判彭德怀，1962年9月将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1963至1965年打击了不少基层干部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年以后对文艺界的批判等。1966年开始的“**********”更成为一场大灾难。
这些“左”倾错误有以下的特点：对阶级斗争形势做出过分严重的估计；将人民内部矛盾夸大为敌我矛盾，采取严厉的打击措施；在决策上的主观随意性和情绪化。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从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中国在外交方面也出现了“左”的失误，推行了“打倒帝修反”的外交战略：“帝”即帝国主义，指美国；“修”即修正主义，指苏联（赫鲁晓夫）；“反”即反动派，就是印度（尼赫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同美国、苏联、印度的关系都处于紧张状态。
1962年初，针对这种“左”的失误，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联部部长的王稼祥曾向党中央提出书面建议：为争取时间度过困难，加紧建设，有必要争取对外关系的相对缓和，在同美国、苏联和印度的斗争中要注意策略，对外援助必须实事求是，量力而行。这些建议总的精神是正确的，然而却被称为“三和一少”、“国内修正主义的国际纲领”而受到了批判。
中国在对印工作中“左”的失误有一个演变的过程。这首先表现在对尼赫鲁的看法上。随着中印关系的恶化，尼赫鲁从中国的友人逐渐成了“反动派”，成为要打倒的对象。
1959年5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文章尽管对尼赫鲁在西藏问题上的错误言行进行了批判，但仍指出“尼赫鲁先生是我们尊敬的友好邻邦印度的总理，是世界上有威望的政治家之一”，“对于我们来说，尤其不能忘记的是，他是一位中国的友人，一位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的反对者”，“而且，他对于社会进步，也曾经发表过不少开明的言论……”
这篇文章发表后，1959年5月11日，******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说：对尼赫鲁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方针。尼赫鲁这个人像任何人一样，是可以分析的。他有两面性，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我们批评他坏的一面，但是对他好的一面还是应该肯定。
然而曾几何时，尼赫鲁就成了“反动派”的代表人物。1962年10月27日，中方发动自卫反击战的第7天，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了《从中印边界问题再论尼赫鲁的哲学》，这一长文系统地论述了中方对尼赫鲁的看法，对尼赫鲁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
文章认为，尼赫鲁挑起中印边界事件“是同帝国主义利益密切结合的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野心勃勃的尼赫鲁所追求的是要建立一个印度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帝国”，“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这种扩张主义的反动思想，正是尼赫鲁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章认为尼赫鲁政府建立的国营企业“不过是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统治下的、实际上是依附外国垄断资本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企业”，“这类企业为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利益服务，也为外国垄断资本利益服务”，“这实际上是印度的官僚垄断资本”，“这种垄断资本的发展是以牺牲印度劳动人民的利益以至中小企业资本家的利益为代价的”。
文章在论述印度的社会矛盾情况后，认为“尼赫鲁在掌握了政权之后，就使用暴力镇压人民群众和进步力量，成为反共反人民的能手”。
文章在承认“尼赫鲁政府在一个时期内，做过一些对世界和平有益的事情”的同时，着重强调“近几年来，随着印度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尼赫鲁的对外政策更明显地向帝国主义靠拢”，而“美帝国主义对以尼赫鲁为代表的印度大资产阶级实行了高价收买的政策”，“尼赫鲁政府的对外政策，同它的对内政策一样，都表现了它的反动的阶级本质”，“尼赫鲁所标榜的‘不结盟’政策，越来越成为一个飘在空中的幌子，实际上他是在这个幌子下，实行反对各国民族革命运动、反对社会主义、为帝国主义效劳的政策”。
文章认为，以尼赫鲁为首的印度统治集团挑起中印边界纠纷“是在他们的整个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走向更加反动的情况下发生的”，“以尼赫鲁为首的印度统治集团为了自己的需要，也为了适应美帝国主义的需要，充当了国际反华运动的马前卒”。
总的来看，这篇文章从多方面论证尼赫鲁已成为彻头彻尾的“反动派”，是帝国主义的“马前卒”，当然是打倒的对象。只有了解中方当时这种对尼赫鲁的基本分析，才能理解中方对印度的政策和对中印边界问题的对策发生的演变。关于中国对印度的政策，尽管1959年中印关系由于西藏叛乱出现了紧张，中方在一段时期内仍继续了同印度友好的方针。
1959年5月13日，******在审阅中国外交部对印度外交部外事秘书杜德1959年4月26日谈话的答复稿时加写了一段文字，主要内容为：“总的说来，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们相信也将是如此”。“我们的主要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印度没有参加东南亚条约，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者，而是我国的朋友。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中国的西藏地方与印度的关系，究竟是友好的，还是敌对的，你们终究会明白”。“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我们不能把朋友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
******所写的这段话是极为重要的，从战略的角度论述了中国对印度采取的友好方针。
1959年10月2日，中国领导人在北京同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会谈时，就中印关系同赫鲁晓夫开展了激烈的争论。尽管如此，******最后仍表示：对尼赫鲁，我们还是要同他友好，还是要团结他。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为天下先。但是谁要欺负我们，那是不行的。谁都不行。
在1960年1月7日至17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我们总的方针还是团结的方针。我们全国要团结，同苏联要团结，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要团结，同世界进步力量要团结。当然，同尼赫鲁也要讲团结，就是又团结又斗争，目的还是要团结他们反对帝国主义。
正是根据上述方针，1960年4月******访问了印度。然而两国总理的会谈失败了。在这之后，尼赫鲁又采取了一些反华措施。特别是在1961年10月16日至31日苏联共产党召开“22大”后，中苏两党争论愈演愈烈，而中印关系本来就是中苏两党争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种情况下，“反对帝修反”就逐步成为中国的外交战略。******于1962年1月30日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将“帝修反”并列。他说：“在中国、苏联和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归根到底是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现在还有许多人被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社会民主党、反动派蒙蔽，但是他们终究会觉悟过来的。世界革命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
“打倒帝修反”当时又被称为“打倒三尼一铁”，“三尼”即美国总统肯尼迪、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和印度总理尼赫鲁，“一铁”即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
这样，中国对印度的方针也就转变为对印度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对印度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突出表现是从1961年开始的双方“照会战”。这种照会战在国际关系史上是少见的。
随着中国对尼赫鲁看法的转变以及对印度方针的转变，中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方针也发生了转变。1959年12月中国在印度拒绝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的情况下决定单方面从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这是一项十分正确的决策，体现了中方避免边境冲突的决心，是很得人心的。实践证明，这一决策对1960―1961年保持中印边境地区的和平起了重要的作用。然而，自从1961年11月起印度在中印边境实行“前进政策”、逐步建立哨所后，中国改变了上述正确的决策，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方针，决定自1962年4月天气好转后，中方部队在西段边界线恢复巡逻，并重新建立一些哨所。
1962年4月30日，中方在给印方的照会中将这一决定通知印方，并警告说，如果印度军队继续向前推进，中方将在中印边界全线恢复巡逻。照会还描述了印军如何在奇普恰普河谷的中国哨所的两侧设立据点并“逼近中国哨所，进行挑衅”，指出如果这种挑衅行动继续下去，中国部队将不得不被迫实行自卫，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都必须由印度承担全部责任。
今天，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可以设想，如果当时中方仍能做最大的克制，只在外交上针对印方的蚕食进行交涉和斗争，而不在军事上恢复部队的巡逻并建立哨所，边境的局势也许不会像后来那样急转直下。
中方在西段恢复巡逻并建立哨所后，中印双方的哨所出现了犬牙交错、“武装共处”的局面，并在加勒万等地发生了局部的武装冲突。
接着，紧张局势又扩大到东段。由于麦克马洪线绘制得不准确，麦克马洪线西端最高的地形是塔格拉山脊，位于麦克马洪线以北三四英里处。这类问题本来应该通过中印双方谈判来解决，然而印方却单方面擅自对麦克马洪线做了修改，将边界线移到塔格拉山脊。从1962年5月起，印军越过麦克马洪线，侵入克节朗河地区并建立据点。同年9月，中方全面恢复了在东段边界中方一侧20公里内的巡逻，中国部队越过塔格拉山脊，向克节朗河地区推进，双方军队武装对峙，并发生了流血冲突。10月12日，尼赫鲁出访锡兰（今斯里兰卡）时在巴兰机场宣布，他已下令把中国部队从塔格拉山脊“清除掉”。印国防部长梅农并下令印军必须在11月1日前完成此项任务。这就成为中方进行自卫反击战的导火线。
1962年10月20日，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发动自卫反击战，并取得全胜。到11月19日，中国边防军在东段已到达靠近传统习惯线的平原地区。在西段，中国边防军也把侵入实际控制线中国一侧的印军43个据点全部拔掉。在完成自卫反击的作战任务后，11月21日，中国政府出人意料地宣布，从11月22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12月1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将从1959年11月7日存在于中印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1963年2月28日，中国边防部队完成了后撤计划。中方并遣返了印军全部战俘，归还了所有缴获的武器。
关于印军在这场战争中所受的损失，《恰范与动荡的十年》一书称，“这场战争对印度是个灾难，在战争中有1383名印军死亡，1696人失踪，3968人被俘，却没有一个中国人被印军俘虏。新德里的威信遭受一次沉重的打击。”
四、反思与探讨
1962年的中印边境冲突已经过去了40多年，尘埃早已落定。然而，对这场战争的是非得失进行反思与探讨，仍有相当的难度。作者在这里愿遵照****同志生前提倡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精神，谈一些个人的看法。
（1）首先，需要探讨的问题是，对印自卫反击战这场战争是否非打不可。作者认为，如果当时印方确实准备在东段越过麦克马洪线向西藏大举进攻，或者在西段为侵占整个阿克赛钦而大举进攻，那么中方先发制人，发动自卫反击战是很有必要的。
然而，实际情况却没有那么严重。印方在西段的目标只是逐步蚕食，在东段的目标为占领塔格拉山脊以南的克节朗河地区。从中印边界问题的总体看，这毕竟只属于局部性的问题，并没有危及中国的核心利益，没有到需要通过战争来解决的地步。从中印关系的全局看，更没有必要为此而发动战争，使中印关系受到重大的挫折。
再从中方进行自卫反击战后，重新从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看，中国边防部队远离了东段的克朗河地区和西段印方曾设立43个据点的地区。这只能表明，这些地区并不危及中国的核心利益。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边防部队在获得全胜并占领这些地区后，又重新放弃这些地区。
接下来需要探讨的是：如果中方不发动自卫反击战，是否有更好的选择。作者认为，至少有以下两种选择：在克节朗河地区爆发武装冲突之前，宣布中国边防部队再次从中印边界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同时建议中印双方重开谈判，解决双方的分歧。这将有利于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根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原则，在印军向克节朗河地区发动进攻后，给予必要的反击，然后宣布从中印边界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
（2）对印自卫反击战这一仗是打好，还是不打好，还需要从这场战争的后果和利弊进行探讨。
从利的方面看，由于中方获得全胜，印方一败涂地，印方不得不放弃其“前进政策”，中印边境地区保持了长期的和平。
从弊的方面看，这场战争在政治上造成了对中印双方都十分不利的后果：中印关系受到了重大的挫折。从1962年到1976年两国恢复互派大使，过去了14年的时间。从1960年******访印到1988年印总理拉吉夫访华，过去了28年的时间。随着中印关系的恶化，中国同巴基斯坦的关系很快改善，印度面临两条战线的不利的战略环境。由于印度和苏联的关系不断改善并结盟，中国也面临两条战线的不利的战略环境。在20世纪70年代初尼克松访华后，在南亚出现了中美巴为一方，印苏为另一方的对峙。由于印度在1962边界战争中惨败，其民族感情受到了巨大的伤害，因而这场战争在印度的阴影至今尚未完全消失。这是目前印度仍有一些人主张“**********”的原因之一。1998年5月11日印度进行核试验的当天，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在给美国总统等西方国家首脑的信中称，“我们有一个公开的核武器国家与我们接壤，这个国家1962年对印度发动了武装侵略”，“虽然我们同这个国家的关系最近十年左右已经改善，但是，主要由于边界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一种不信任的气氛继续存在”。瓦杰帕伊主要以此作为印度核试验的借口，但在相当程度上也反映了印度一些人的心态。2002年中印边境冲突40周年时，印度报刊又发表了大量文章，主流仍是指责中国“侵略”。中印两国在历史上从未发生过战争，然而在两国独立后却打了一仗，在两国关系史上留下了阴暗的一页。这确实是令人遗憾的。
（3）回顾中印建立以来55年的历史，人们不难看到，对中印这两个亚洲大国来说，和则两利，斗则两伤。关键在于双方需要正确处理两国关系中出现的分歧，以两国关系的大局为重，不为一时一事上的民族感情和利益所左右，而以冷静务实的态度通过协商达成必要的协议或妥协，切实注意防止情绪化。中印两国在这方面既有正面的经验，也有反面的教训。认真总结这些经验和教训，将使它们成为中印两国人民的共同财富。
作者简介略。
中印两国安全观的比较研究
马加力
国家安全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石。国家安全观是关于国家安全的理论，其中包括对安全环境的评估（判断）、对安全利益的界定（目标）、对安全目标的追求（取向）。中印两国是山水相连的紧密邻邦，又都是人口众多的大国，它们的安全观念如何，不仅影响对方对安全的考虑，同时对地区乃至更大范围内的安全形势产生一定影响。本文旨在通过对中印两国安全观的对比分析，找出影响各自安全利益的症结，探讨增进信任的途径与方法，使两国能够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实现各自的安全利益。
一、对国家安全环境的评估
对国家安全环境的评估是一个国家对其所处的世界、所处的地理环境以及自身面临的重大安全问题的认识，它直接决定和影响该国对安全利益的界定和对安全目标的追求。可以说，它是确定安全利益的前提，是决定实现安全手段的依据。
形势是决定任务的前提。我们先来看一下中国是如何评估它所面临的安全环境的。首先来看中国对世界安全形势的判断。中国认为，在未来相对较长的时期里，不会发生世界战争，但是天下并不太平。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是恶化整个世界安全环境的重要因素，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仍是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战略利益的根本制约。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还在大幅度地增加军费开支（现已超过4000亿美元），继续强化其绝对的军事力量，企图用压倒性的战略优势控制亚欧大陆和重要水域，以巩固和强化其霸主的地位，推进其在全球的战略利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仍在相当程度上威胁着整个人类的安全。地区冲突、局部战争时有发生，恐怖主义的危害不断上升，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这些因素从根本上制约着中国的综合安全。
其次来看中国对所处周边安全态势的判断。任何国家的安全利益总是存在于一定的空间范围，即国家安全具有地域性。同世界上其他大国相比，中国周边的地缘环境最为复杂。中国是世界上拥有邻国最多的国家，陆地边界22000多公里，海岸线长达18000多公里，与中国陆地接壤、海域相连的国家共有21个，其中直接接壤的就有14个。中国地处亚太********格局的中央，又是一个陆海复合型国家，既面对海权压力，又面对现有或潜在的陆权压力。******问题至今悬而未决。在南海问题上，东盟各国虽已与中国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准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南海的紧张局势，但有关国家为维护既得利益，继续展开政治外交攻势，强化对已占岛礁周围海域的军事管辖，加快对南海资源的开发和掠夺。在西南部，中国与印度的边界从未划定，争议面积多达12.5万平方公里，尽管双方已经展开过多轮官员级会谈，现在还已任命特别代表进行会谈，但由于双方立场相距甚远，解决起来难度很大。
中国与绝大多数邻国的边界问题已经解决，但是周边环境中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仍很严峻。中美两国地理距离遥远，但由于美国扩张性的战略意向，两国又是安全战略现实中的近邻。特别是美国将中国视为潜在的挑战性力量，其战略安排直接渗透到中国周边地区。美国同日本的联盟关系、在韩国的军事基地以及在东南亚的软存在，使中国面临严重的战略挤压。“9？11”事件后，美国又通过在阿富汗和中亚建立军事存在，扩大与南亚国家的军事交往，企图对中国形成凹型包围。因此，中国最主要的安全顾虑来自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不少学者都有类似的表述，认为“美国将对我国未来安全环境构成长期、综合性的威胁”，“21世纪初中国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美国”。这些观点在中国的战略思想界是被普遍认同的。
再次来看中国对国家统一大业的判断。中国安全面临的最重要挑战是台湾问题，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目前，台湾当局不断挑战“一中”原则，民进党在****的道路上不断滑落，渐行渐远。陈****等人利用同美国的特殊关系，正大力推动“去中国化”、“正名运动”，鼓吹“公投制宪”，不排除他们最终挑起两岸军事冲突的危险。而这一问题又与美国对台湾问题的立场直接关联，中国在考虑台湾统一这一重大问题时不得不严肃考虑美国的反应。从现阶段来看，“渐进式****”对中国安全构成巨大压力。
此外，“****”、“疆独”势力也在不同程度上挑战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国家安全的重要隐患之一。
另外是对经济安全环境的判断。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随着融入世界经济程度的加深，受到国际规则限制的概率也会增多，面临的竞争更为激烈。由于以经济和科技为主的综合国力竞争进一步加剧，世界范围内争夺市场、人才和战略资源的斗争日趋白热化，中国的经济安全环境将从20世纪90年代的相对宽松转为趋紧，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和健康发展带来了有力的挑战。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印度是如何评估它所面临的国家安全环境的。首先来看它对国际安全环境的判断。印度认为，冷战结束使两极格局彻底崩溃，世界进入了战略模糊的时代。由于潜在对手日益增多，冲突的根源和类型更加多样化和不可预见。威胁的概念大为扩大，昨日的边缘挑战正在升级。世界经济、通讯和军事技术结构的体制性变化正在改变战略上的利害关系。尽管如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特别是核武器仍然处在国际安全的核心地位，对国际安全构成“烈性威胁”。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在全球战略中的突出地位不可能消失”。美国在印度洋迪戈加西亚基地的核武器距离坎亚库马里（印度最南端的科摩林角）只有1800公里，对印“构成现实威胁”。同
时，以美国为首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引起了印度“一系列安全担忧”。
其次来看印度对亚太安全环境的判断。印度认为，许多亚洲国家正在进行政治转型和社会改革，军事化的整体水平不断提高，一些国家之间的领土特别是海岛归属的争端悬而未决，传统安全体制受到冲击。东北亚的核武器化形势严重，朝鲜通过与巴基斯坦等国的秘密合作，相互交换核技术和导弹技术。缅甸容留印度东北部的叛乱组织，使其得以在那里建立营地。中国大力支持缅甸军政权，增加在孟加拉湾的活动，挤压印度的战略空间。尽管印度成为事实上的核国家，但中国在核力量方面占有明显的优势。由于中国正在努力抗衡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印中之间核力量的不对称现象可能会进一步扩大。作为具有竞争性的亚太地区大国，中国对印度构成了长期的战略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国防部正在制定一项国防远景规划，其基本立足点是，中国在未来15年内将致力于经济建设，“不可能对印度构成威胁”。这是印度军方首次在正式文件中诠释中国的内外政策。联系到瓦杰帕伊总理对中国的成功访问，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对华态度的转折性变化，两国军方联系的启动（如海军联合搜救演习、印度东部军区将领访华），双边贸易的迅速增加、国际合作的纳入议程（如中印俄三国外长在联合国的两次非正式会晤、两国在世界贸易组织坎昆会议上的合作），可以说明印度高层开始客观正面地评价中国，并积极推动对华关系。
再次来看印度对南亚安全环境的判断。印度认为，巴基斯坦是最重要且最现实的安全威胁。印巴之间发生过三次半战争（所谓半次战争系指1999年的卡吉尔冲突），彼此互为敌手已超过半个世纪。由于克什米尔问题长期悬而未决，印巴间的低烈度战争持续不断，甚至酿成了2002年的战争危机。
印度国家安全委员会2001年2月提呈的《国家安全报告》认为，巴基斯坦存在对印度的传统敌视和破坏印度稳定的战略企图，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通过“代理人战争”，实施破坏印度稳定、削弱印度国力的政策，因此“不仅对印度的安全而且对地区的安全构成威胁”。印度国防部历年的年度报告都用相当多的篇幅来渲染中巴在发展核导武器上“合作关系”。军方的理论家普遍认为，“来自邻国的核武器和导弹是印度安全面临的最大威胁”。另外，南亚******原教旨主义甚嚣尘上，毒品走私和恐怖主义的结合日益严重，小型武器扩散还在继续。阿富汗的塔利班势力和基地组织不时制造恐怖事件，斯里兰卡泰米尔猛虎解放组织制造的恶性事件频频发生，孟加拉国大量难民涌入印度，尼泊尔反政府武装渐成气候，这些都使南亚地区安全环境呈现不稳定和不确定的局面。
另外来看印度对国内安全环境的判断。印度在克什米尔和东北各邦长期承受低烈度冲突，巴基斯坦在这些地方积极支持和煽动****。旁遮普的好斗分子虽处休眠状态，如掉以轻心仍有死灰复燃的危险。活跃在特伦甘纳的“人民战争集团”，酝酿在泰米尔纳杜邦拉姆纳德海岸地带的暴力活动（得到斯里兰卡泰米尔猛虎解放组织支持），使印度南部不得安宁。比哈尔邦贾坎自由阵线和兰维尔军组织的暴力活动不时爆发，拉贾斯坦邦的原教旨主义影响日益增加，等等。这些构成了印度政府十分头痛的内部安全问题。
还有，印度还面临着不少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严重挑战。如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环境安全、信息安全、海上安全、科技人员外流和非法移民涌入、有组织犯罪、毒品恐怖主义、邻国洗钱和伪钞流通以及其他包括贸易、知识产权、环境和人权在内的非军事压力等。
二、对安全利益的界定
国家利益是指民族国家追求的主要好处、权利或受益点，反映这个国家全体国民及各种利益集团的需求和兴趣。对国家安全利益的界定，不同国家或不同的论者都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但基本上不外乎是层次界定和领域界定两种。
尽管对国家利益的层次界定比较困难，但是这种做法有利于明确国家利益的主次先后，在战略决策、战术处理、策略应用等方面比较容易把握。为此笔者认为，国家安全利益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认识，即生存利益、重大利益、重要利益和一般利益（或称边缘利益）。所谓“生存利益”，是指一个国家必须确保独立、领土完整、宪法、价值和尊严不受侵害地生存的状态。它是一个国家确保作为主权实体存在时至高无上的利益。所谓“重大利益”，是指可以独立自主地制定国家战略特别是国家安全战略和经济发展战略的能力。它是一个国家处理诸如边界争端、经济发展等基本事务的至关重要的利益。所谓重要利益，是指一个国家在执行各项政策时的基本保障，它是关系到外交态势和国计民生必须认真对待并加以力争的利益。所谓一般利益（或称边缘利益），是指那些直接或间接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和经济干扰的利益。它是一个国家应该争取但必要时可以妥协的利益。
根据上述四个层次的划分，中国的安全利益可概括如下：首先，避免树敌或主动树敌，在目前尚无外敌入侵危险的情况下，采取必要措施保卫国家的领土、领海和领空，防止国家关键的基础设施遭受攻击，避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其次，积极应对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确保经济安全、国家富强、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实现政治开明和法制完善，同时力争以和平方式加速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确保在万一情况下武力解决台湾问题时胜券在握；再次，发挥亚太地区重要大国的主导作用，扩大在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和各种国际机制中的影响力，稳步而有效地推动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改造，使之更加符合包括中国在内的多数国家的利益和人类进步的方向，保障专属经济区不受侵犯，保护在海外的政治、经济和金融利益；最后，保护公民在国外的利益，关心华侨华人在海外的发展和福祉，同时在一些直接涉及或间接涉及中国非重大安全、经济利益的问题上采取灵活立场，争取安全利益的最大化，但未必采取势在必得的态度。
印度认为，作为主权国家的基本安全利益包括保卫祖国、谋取经济福利、创造有利的世界秩序或外部环境，促进其价值观的实现。首先，确保对巴基斯坦的压倒性军事优势，建立在技术上可信、在经济上可负担起的核威慑能力，极力避免对手的核威慑升级为对印度生存利益的威胁，保卫领土、领海和领空。其次，早日解决跨界和跨线（控制线）恐怖主义和叛乱，解决沿查谟和克什米尔控制线和锡亚琴冰川地面实际位置线持续不断的低烈度冲突，保证近海资源和贸易通道不受侵犯。再次，解决种族、宗教冲突，使国家免受宗教和来自邻国的其他形式的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的侵扰，使公民生命财产免遭恐怖主义和反叛活动的破坏，阻止来自邻国的非法移民，并使印度能够对周边邻国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力，同时要保障国际市场、金融、能源、粮食、水和环境的安全，保卫200万平方公里专属经济区的安全，维护印度洋和平区，阻止敌意的外部力量在印度邻国进行武装干涉和建立军事基地。最后，关心海外印度移民的利益，保证他们在当地免受经济损失和不正当骚扰及伤害，推进印度的世俗价值观、民主观和人权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