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许多以前做梦也不敢想的事成了现实，对新鲜事物人们已不再大惊小怪了。尽管如此，当我接到傅庆信的信说他要出版摄影诗集，并要我写篇序文时，我还是惊讶得半天没缓过味来。我最不愿为人家的书写序，自己的书也从不找人写序。不给人写，是因为有点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对别人的作品好坏，说不出个道理来，不请人写，是觉得自己作品不配劳动名家，但凡事都有例外。我也曾不知天高地厚为两位朋友写过序，其中一位是鞍山作家陈屿。陈屿小说写得比我好，叫我写序是友情所系，有意抬举我，也是要作个纪念。傅庆信要我写序，我只好依陈屿为例，斗胆为之。
认识傅庆信，是在我一生中最难熬的期间。**********中，鞍山地区“最最最”忠于江青的汉子们给我定的罪名可谓重矣，对我采取的手段可谓毒矣。为解对我的深仇大恨，曾麻烦一位好汉用的举杠铃的双手很触我装着灵魂的脑袋，每次达数小时之久。为了把我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他们不辞辛苦，除开各类批判会，在全城贴大字报外，还专出了一期油印小报（这份文物我还珍存着）向全市人民宣传揪斗我的不朽功绩和我的滔天罪行，一时间在鞍山，我成了家喻户晓的“双手沾满人民鲜血”、“死不悔改，万恶不赦”的反革命！颇有邓友梅不死，阶级斗争不止的劲头。
我这么说绝没有夸大事实借以抬高自己身价之意，举例为证，有次开上千人的批斗大会，命我挂着大牌子在台上挨批，我低着头听着，越听越不对，怎么造反派揪着我的衣领，发言人说的全是别人的事呢？于是我悄悄掀牌子偷看一眼，这才发现牌上写的是一位已经“非正常死亡”了朋友的名字。这才明白，在造反派心目中我早已不再是个活人。他们等我“非正常死亡”已经等得不耐烦，借此提醒我一下，“还是死了好，你瞧，死了就不必受这份罪了。”
我绝没有要翻旧帐的意思，中国共产党作出了“彻底否定**********”的历史性决议，这就全有了，这九个字由党中央说出来，其威力抵得上千军万马，抵得上几颗原子弹！一声巨响，江青女士和她的亲密战友们就算玩完。至于那些“最最最”们，无非是些幺幺小丑，是不足挂齿的。所在我永远感激我们的党和******等老一辈革命家，若没有他们领导全党来拨乱反正，扭转乾坤，只靠几个文人写文章去改变中国人的命运，是一事无成的。我也不能忘记鞍山人民，鞍山地方好人多，在那些死比活着更容易的日子里，多亏他们冒着风险给我关照和保护，我才能没受造反派的诱导，走上绝路。上边谈那些往事，只是作为背景，说明当时像我这类人，如果有过悲观的，绝望的，厌世的情绪，是可以理解的，是正常的，而且不是出于读多了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小说，精神失常引起的，同时也想说明，如果当时碰到一个人对这样的厄运，这样的处境，竟然能在投之以轻蔑的冷笑之后，我行我素的泰然处之，就不能不惊愕，不钦羡，不肃然起敬。
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人吗？有的，傅庆信就是一个。
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认识了傅庆信。傅庆信的处境不比我好，他居然不顾自己的危险处境，要和我交朋友，就这一点便使我服了。但为了谨慎和安全，我还是向别人打听了一下他的身世，才知道在五十年代，他已是个很有能力的矿业工程师了，不知是出于民族自尊心还是年轻有为和锋芒毕露。在那“一边倒”年代，他居然在技术问题上，敢于不赞同苏联专家专横而又荒谬的主张；不赞成也罢，还要说出口来；私下说说也罢，还和苏联专家们当面辩论！这种莽撞行为，赶上“五七”年那场风暴，能不打成****吗？而凭他这性格，打成****之后，认罪态度好得了吗？我曾一度被认为是“****”中“认罪”和改造态度较好的，造反派还要不把我逼上死路不罢休呢，对他这样的顽固分子能给留下活路吗？我还有一点比他优越，就是到这时我已解散了家庭，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了。上刀山，下火海都是一人承担，用不着有后顾之忧，而他还有妻子和女儿。据说他的妻子很贤淑，对他很体贴，是他当了****之后还要坚持嫁给他的。这在那个年代可绝不是件好事。一个划不清政治界线的老婆只会使这个家庭更遭歧视，女儿还未成年，不用说也要被造反派们看作是小狗崽子，试想一下，这样的家庭，在那个年代怎能不是笼罩在愁云惨雾，胆战心惊的气氛中？所以我在冒险接受他的邀请，第一次造访他家时，是作好准备要看悲苦景象的。谁知出乎意外，我竟看到了一个美满快乐的家庭，一家三口挤在一间危楼里，在书籍、图画、照片、乐器、工艺品、收藏物的包围中，全不顾监视的目光，带有杀机的敌意，径自过着我行我素，自得其乐的生活。劳动一天之后，在不开批判会的日子，全家就聚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老傅写诗、画画、摄影、下围棋；女儿读书；太太烹调，缝纫；过得有滋有味，按部就班，完全没有活不下去的模样。再看看老傅画的画和拍的照，竟然是风光，静物，花卉，少女。当然也有湖上的落日，栏中的老虎，即使是这些题材，他也着眼于客观世界的美感，而并不醉心于它们的影射与象征。咦！这人还有这份闲心哪！这可给我很大的震动。我本来觉得到我这地步，就只有肩负着十字架走向彻底超脱的份儿了，原来也还可以有另外一种活法呀！在这个瘦得只剩下两只大眼睛的躯壳中竟包涵了那么多生存的意趣和韧性。从他的画和摄影中我探到了他这韧性的奥秘，这就是对生活的热爱，对世事的达观，对势利小人之卑视，他相信****的阴霾和风暴总会过去，人们头上仍会有一个晴朗的天空。
从他那里我受到了有益的影响，坚定了意志和信心。只是这变化来得慢了些，还没等到看见曙光，他又摊上祸事了。开始时我有点奇怪，怎么一向不理我的保卫人员，忽然吃饭时坐到我桌上来了，有一答没一答地问我认识不认识傅庆信，认识，经常来往吗？不经常。那你们见面都谈些什么？你们都是****，能不对自己的处境发表看法吗……所以虽是轻轻的一问，我已感到了严重性，估计老傅可能出事了。果然，不久就有人告诉我消息，傅庆信进了监狱，罪名是“****翻案集团头子”。我这一惊非同小可。“******”的伙伴们，对于“瓜蔓抄”的一套是运用得很熟练的，没来往的人之间还常会莫名其妙的受牵连呢，更何况我确和他有来往。他的罪名是****翻案集团头子，头子下边必有成员，我这著名****分子。
我已经为被捕准备了，给我在北京的母亲提前寄去了生活费，并说我很忙，如果有一段时间没写信，不要担心。并且还清了借的债，收拾了衣物。意外的是，保卫人员问过我那次话后，就再没来找我了，直到江青女士进监狱我也还没有被捕。这似乎是个奇迹，但不会是无缘无故的奇迹，因为我知道，傅庆信在那种地方，只要含糊地提一下我的名字，我就会祸从天降；我也知道，人家不会忘记叫傅交代与我有关的问题；我更知道傅庆信要不使我受牵连得付出怎样痛苦的代价。因此我身体安全，心中越不安。
我不知傅是什么时候被放出来的。我再次见到他是在共产党的三中全会开过之后，先是听说他已戴上了鞍钢矿山公司某处总工程师之类的头衔，他妻子也担任了当地银行总会计师的职务。随后有一天，他像阵风似地刮进我的门里来。他说是从广州回鞍山，在北京换车，抓紧时间来看看我。我问他去广州干什么，他说得到几天假期，到那里拍风光照片去了，不过没拍成，因为他端着照相机在广州街头选景时，光天化日之下，过来两个港装小伙，伸手就把他的照相机抢走了。他追了几步，小伙子不仅不跑，反而回过身对他摇摇拳头，并喊了几句广东话，他虽听不懂，也知道那意思决不是要请他吃饭。他只好说声“拜拜”转身上车站买票回家，假期就这么度完了。
因急于赶车，他没有坐很久，只谈了些他当前工作的情况，没谈到入狱和出狱的事，至于他在狱中为保护我作了些什么，他至今也没对我说起过，甚至也没对任何人说起过。
这以后也没见过几次面，但碰到文化界有什么动荡性的新闻这在文化界似乎有暴发的周期性，他会打个电话来问一下我的平安。我比较懒，只在翻阅东北出的杂志时注意到他的名字，居然也有所获，我发现他竟悄悄地挤进文化人的行列来了，越来越多的发表一些诗和照片。他总是把诗和照片合在一起发表，互为补充，互作说明，另有一番特色。我对诗与摄影全是外行，只有好看不好看，爱读不爱读的区别。我觉得他的作品是好看和令人爱读的，说它好看，是因为他有一双慧眼，常有平凡的景象中发掘出它特殊的美，一湾流水，几片黄叶，他能拍出独特的意境来，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他的照片是“画中有诗”；清风明月，古寺晚钟，都能从他的诗句中得到传神的写照。他的诗称得上是诗中有画，但仅仅这样还说不透这些诗画的特点与好处来，这些作品要和傅这个人经历联系起来看，看一个受过这么多磨难的人，对人生，对世界，对美的事物仍能采取如此深情挚爱的视觉，会使我们看到画面以外的东西的。
在那困难的年月，他曾拍过一幅照片，拍的是东北铺天盖地的大雪，他的配诗写道：
空中风波终会平息，
大地的冰河定会再流
只是北方的冬季太长，
需要等待很久很久。
时过境迁，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我又看到他一首诗画，那诗写的是：
一树飘摇的红叶
一团燃烧的圣火
一片灼人的真情
一腔挥洒的热血
像忘我的深深陶醉
像新娘的幸福面额
像高亢的一曲赞歌
像渴望的奋斗生活
诗旁是蓝天白云下一片火红枫叶。但从这两张照片中人们看到的难道仅仅是雪地和枫叶吗？
我还喜欢他一幅山溪的照片。在金色的树叶下，一条山溪婉转从山边流过，山石激起白色的涟漪，似乎能听到那淙淙的水声，而配的诗则像一首小曲。
一条小溪，弯弯曲曲，
默默流淌，消无声息。
来自何方，途经何地？
许多故事，无人问起。
……
……
诗分三段，可谓溪水三叠，如果有人配上曲，比那些半通不通的“金曲”“劲歌”我觉得会更广为流传的。
因为是为他的作品集写序，我不得不写几句貌似评论的文字，其实拿出吃奶的劲也写不像，还是省点时间，请大家看他的作品去好。如果认为非掉掉文袋才算评介文章的话，我只有抄袭几句别人现成的句子，曰：“傅氏之作，可谓摄影因诗作给人悠远遐思，诗作因摄影而得到深邃意境。诗影契合，相得益彰，劳君赏读，方知余言不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