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不少读者和评论家认为我的作品特点就是使用北京方言。其实这是误会。我写过多种风格的小说，并不全用北京方言。只有在写北京民俗小说，也就是人们称之为“京味小说”的作品时，我才使用北京方言。
我在民俗小说中使用方言，是出于对这类小说艺术目标的追求。我认为小说的首要功能是提炼，概括，再现，复制有意义和有趣味的生活片段，给人审美享受，并通过这种享受认识世界和人类自己。“美”有多种多样。写出北京人物有的性格神韵，让读者领略到北京城特有的乡风民俗，也是一种美。我要以民族色彩和地方色彩来“叫座”。小说的画卷是用语言作颜料绘成的。最富有北京地方特色从而也就最有民族特色的“文学颜料”莫过于北京方言。我觉得用北京方言表现北京生活才能绘声绘色、得心应手。
二
我不是北京人，原籍是山东，出生在天津卫。后来走南闯北，说的是不规范的国语。写小说用的北京方言，是我后来学的。但我认为即使是北京土著，说的是北京话，要把方言作为艺术手段去写作，仍需要作些认真的研究和选择。并不是所有的北京方言土语都可以用作文学语言的。比如在北京街头，我们常可以听到这一类的对话：
“喂，你们俩有什么猫儿溺？”
“你们没猫儿溺，不像你天生没长好涅台。”
“你有好涅台！昨儿格刚挣了几个奖金，怕叫你请喝酒，吓得蒙得儿密了。”
要说北京方言，这是地道北京方言，可照这样写下来除去北京人谁看得懂呢？北京作为帝都首邑，数百年来是个十方杂处，多民族混居的地方。北京方言在漫长的形成过程中，吸收了各族各地的语言素材，使它建起了一座丰富的辞库。“猫儿溺”和“蒙得儿密”来自蒙古语，“涅台”是阿拉伯语。但又全“北京化”了。很难找到最准确的相应译词。看小说为了消遣，不是作学问，不能一句加一个注解。用方言写小说，是为了更能传神达意，不是要卖弄和猎奇。这方言，除为形成气氛偶一为之，再有特色也不宜多用。小说中所用方言，不是自然状态的方言，而要经过选择和加工。
三
稍深入一点研究就会发现，北京方言与普通汉语的区别，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在它特有的词汇上，更多的还是在表述方法、语感、语态等方面。举例来说，我在小说“寻访画儿韩”中，写一个人作假画被人识破后，“名誉上落了点黵”，发表时一位好心编辑就给我改成“丢尽了人格”。编辑并非不认识“黯字”，但他不是北京人，从规范汉语的标准要求，认为这个字太轻漂，不确切。不如“丢尽了人格”通顺明白。岂不知在关键地方重话轻说，俏皮刻薄正是北京人的特色。这一改，通顺是通顺了，明白也明白了，可是没有北京方言的艺术魅力了。我简直想大哭一场。
一个全国通用的词汇，在北京人特殊心态下使用时也会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中，我在东北地方劳动改造。监督我们的那个造反派分子非常球，对我们张嘴就骂抬手就打。人们都恨他，但又不敢公开反抗。我们组有位京戏演员，变着法儿骂他，他却听不懂！这造反派每天一分配我们干活，京戏演员就说：“嘿，头儿，今天分的好，回家你奶奶准夸你！”那家伙冲他笑笑又板上脸说：“不要乱说乱动，”祥子很得意。我们看了却笑出眼泪来。北京人最常用的一句骂人话就是“你好孙子了”。但有时却不直接骂出来，说“你奶奶夸你了”。意思就是“好孙子”。这句话的表面词汇，各省人都能听懂。但只有北京人才明白它是骂人。由此可见，方言不仅仅是个词汇修辞问题，而是和当地人特有的文化心态有关。北京作为中国政治和经济的神经中枢，它的居民经受了多次人世沧桑的磨砺，养成了某种超脱、圆滑、冷静、尖刻、幽默的处世心态。北京作为封建王国的文化中心，使它的生活气氛又多了些传统文化和贵族的风韵。语言素材，文化风习，历史传统，心理结构，是这众多的因素构成了北京方言的独特风采。因此，当我们把北京方言作为工具来制作小说时，就决不能只着眼于辞汇的选用和修辞模拟。而要从研究北京人的生活入手。
四
在北京生活40年，我干过各种行业，结交了各色人等。这为我学习北京方言创造了理想的环境。我曾当过力工、瓦工、水泥工，为木匠和电工打下手，收房租，种地，挖河，也当过编辑、记者、演员。真可谓三百六十行，样样粗通样样稀松。至于我的结交，那就更是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上起皇亲国戚，公主额附，下至贩夫走卒，偷儿骗子，无所不包。这倒不全是我有意去作的。1957年我被错划****后，二十余年劳动改造成全了我。特别是**********中的劳改队，****营，那真是丰富多彩。“龙套上下手，神仙老虎狗，”什么人也见了，什么话也听到了。除此之外，我在条件允许时还从两个方面学习北京方言。一是听北京人说评书。评书中分多少门类，以说聊斋和清代野史的艺人运用北京话最丰富得体。一是读前人以北京方言写的著作。有三本书非读不可，《红楼梦》《儿女英雄传》和老舍先生的小说。这三种作品都是用北京方言写的，却明显不同，既有大同也有大异。可以看出同是北京方言，因使用者时代、地区、社会层次和个性的不同，会发生多大的差异。在生活中会发现，同是北京人，六十岁的人与二三十岁的人语言不同，同是北京郊区，长辛店与昌平，通县与门头沟不同，就是北京城内，东西南北也不一样。过去的北京城区，有东贵西富，南贫北贱之说。东城多官宦，西城多富商，戏班妓院只准居南城帽，而北城则是手工艺人的聚居区。他们所使用的方言是大有区别的。有些地方连词汇和语法都不一样。清华园大学教授的孩子若用前门外街串子的口语话就会遭到父母责备，同辈耻笑。小说要写各类人物，使用方言若不能言如其人，必定贻笑大方。我在小说《烟壶》中，就有一个地方出了丑。我写一个人要看烟壶，他说“叫我”。“”这词我从小就说，四十年前听马连良唱“苏武牧羊”，梅兰芳扮演的番邦公主就说过这句台词，“我说苏武哇，你我不行吗？”自信是绝不会错的。可是后来一位前辈说，这个词来自英语的LOOK，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才有的词，八国联军时还没有这话呢！可见日常会说的话不能拿来就写，从生活用语到文学语言还有一个选择加工的过程。
五
方言是口头语言，我的体会，即使为写作而学习方言，也以从口语学习开始为好。
开始时我只注重书面记录。听到一句北京土话，我立即掏出笔记本记下来。几个月就记满了一本。记是记了，但很少用。因为写作时无暇去随时翻笔记本。不翻笔记我就想不起哪句话该用、合用。作品发表后翻看笔记本，看到有那句话精采合用，就会后悔不及。为了弥补这种失误，我常在写完儿后，专门再作一次翻译工作，即把稿上写的普通话改成本上相应的方言词。作过几次后，发现写出来的文字极不自然，有的地方生硬造作，连自己看着都害臊。检讨其原因，发现听来的话虽然记在本上了，但还并没属于我。只有把它们变作我的生活语言时，用起来才能得心应手。为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规定自己生活中只说北京土话。不仅如此，而且要“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一起劳动的不是什么人都有吗，我就分门别类的去学。和大学教授在一起，我就学说清华园里知识份子腔，跟京戏演员在一块，我就学戏班口头语。内务府大臣的孙子，驻外钦差的女婿，泥瓦匠，买卖人，拉车的，打鼓的，跟谁一块聊天就学谁的口气说话。慢慢的我的生活用语改变过来，习惯用方言表达事物了，我就发现这样还不够。因为日常用语还缺少文采，缺乏艺术加工。为此我又抽出一切闲空去听评书。光听还不够，听过后找一切机会给人复述，尽量按说书人的原样语气，语态去讲。半年下来有些段子就说得不亚于专业演员了。尽管这也给我带来点祸端——**********中造反派认为我有意宣传四旧，狠斗争了我一通。但和我得到的收获相比，这代价完全值得。大家读读我的小说就知道，从那以后我的作品在表现北京特色上有了质的变化。
（此文是在波士顿CHINESE LANGUAGE TEACGERS ASSOCIA TION 1989年会上的书面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