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一切都有利于那个幸福岛屿的正常和合理的发展，当一个叫门登斯·平托的葡萄牙航海家因迷失方向而登上这个群岛时，日本历史的未来进程完全改变了。因为，这个葡萄牙人不只是访问遥远的国家，与他们进行贸易通商，还给这些国家带来宗教信仰。
那时，基督教传教士的总部设在印度果阿和中国广东附近的澳门，他们受到了极高的礼遇，日本当局也给他们提供了一切机会和方便，让他们宣扬其教义比处于至高无上地位的日本宗教更优越。他们到处布道，使许多日本人皈依。后来，其他的一些教派的传教士从属于西班牙的菲律宾群岛来到了日本，他们同样也受到了欢迎。但是，幕府将军发现，陪伴这些传教士前来的人并不太神圣，而且他们身穿铁甲，手持奇形怪状的铁棍，铁棍射出的沉重铅弹能同时穿透三名日本普通士兵，于是将军开始对这些外国传教士的存在感到不安了。
日本人对当时所发生的那些痛心事件的观点和看法，美国人直至最近50年才开始有所了解。这些事件使日本人背上了一个冷酷无情的名声，这与美国人从其他方面了解到的情况完全不同。幕府将军决定禁止基督教传教士在日本活动，这样做并不是他们突然讨厌西方人了，而是因为他们恐惧。他们担心整个国家被宗教纷争搞得四分五裂，国家的财富被那些既是船长也是商人的人们抢去。后者载着和平和祝福的使者们来到日本海岸，然后又满载着分文未付的日本货物离去了。
九州是耶稣影响最大的地方，该岛离葡萄牙在中国的殖民地最近。起初，教父们还谦卑地宣讲着耶稣基督如何如何，可当他们一旦得势，就开始拆毁日本人的庙宇，捣坏日本人的偶像，逼迫数千万的农民和贵族在枪口下接受十字架。
丰臣秀吉是当时的铁腕人物，当他了解所有情况后，意识到了这是不可避免的后果。于是，他声明：“那些牧师们来我国传道，而其实他们的道德却是掩盖他们对我们帝国险恶用心的工具。”
1587年7月25日，即首位日本使节觐见了教皇以及西班牙和葡萄牙国王之后第五年，所有的基督教传教士都被驱逐出日本国境。商人们可以像以前一样在日本经商，但必须置于日本政府的监督之下。葡萄牙传教士刚一离开，他们的位置就被来自菲律宾的西班牙方济各会和多名我会的修士修女们填补了上去。他们乔装成觐见丰臣秀吉的特别大使来到日本，不过他们的诡计很快就被识破了。不过他们也没受到什么非难，只是被警告不要再布道，但他们并没有遵守此令，还在江户建了一座教堂，给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施洗。接着他们又在大阪建了教堂。然后，他们又抢占了长崎的一座耶稣会教堂。之后，他们开始公开反对他们的竞争对手耶稣会，并指责耶稣会，说他们给日本人民传播福音的过程中使用的方法一直太过于谄媚。简而言之，他们的判断完全错了，他们那些专门隐藏那些职业入教者的仓库被发现了。根据丰臣秀吉的命令，他们最终被驱逐出境，但他们走得快，返回得也快。经过数年徒然的警告后，日本人对那些不受欢迎的西班牙人表现了极大的耐心和容忍，他们最终得出结论：除非采取极端手段，否则别无他法了。
他们没有重蹈以前的400年中给他们的国家带来极大灾难的内战，他们吸取了教训，自发地齐心协力，一致对抗一切外国侵略者，那些以身试法的基督教传教士被宣布处以死刑。
在接下来的近一个半世纪里，日本心甘情愿地与世界其他国家断绝往来。可以说日本几乎处于完全自我封闭状态，但不是彻底。还有一小扇窗户对外开放，通过这个小窗口，大量的日本黄金流到西方；也是通过这个小窗口，一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悄悄潜入了这个奇怪的国家。荷属东印度公司曾是葡萄牙人在日本的商业竞争对手，但荷兰人是纯粹的商人，对别国人民的灵魂并不太感兴趣，英国人也是如此。这两个国家谁会独占日本市场是件难以定夺的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英国人由于经营不善，失去了日本市场。
自从葡萄牙派往日本的一连串外交使团的最后一名成员被处死后（这其实是证据确凿的官方谋杀），荷兰人先前享受的许多特权也被剥夺了，但只要他们在日本的企业每年能获得近80％的回报，他们就决不放弃日本。他们被迫居住在一个叫出岛的小岛上，这是长崎港口的一个长300码、宽80码的石头岛，小得几乎连遛狗的地方都没有，而且还不许他们携妻带子，更不许他们踏上陆地一步。
仅仅这一次，荷兰人修炼了天使般的耐心（不一定是民族性格），因为只要他们对日本当局制定的数百条规章中的任何一条稍有违犯，就会立刻遭到拘押。一天，东印度公司决定建一座新仓库，遵照那个时代的习俗，建造日期是刻在建筑物正面的，而且通常前面要加上“A.D”也就是“公元”。这一符号直接涉及了那些基督徒们的上帝，日本人对此就好像我们美国人对待刚从莫斯科来的布尔什维克鼓动家们一样，所以结果可想而知了。幕府将军们下令不仅要将那些令人不快的字母去掉，而且要把整座建筑物拆掉，夷为平地。为了让荷兰人记住葡萄牙人被驱逐出境的下场，他们可怕的敕令里面有这样几句话：“只要太阳照耀大地，就不允许基督教徒如此大胆地踏上日本的土地。我们要让所有人知道——即使是菲利普国王本人甚至是基督徒的上帝违背了这条法令，也要用他们的头颅来抵罪。”
荷属东印度公司的官员们似乎把这个教训牢记心中，因为出岛继续在荷兰人手里达217年之久。在这217年当中，日本的黄金和白银不断地外流，因为荷兰人是现金交易者，不管日本人从国外定购什么，必须付出汇费。也是通过这个渠道，欧洲人从这些太平洋的隐士们口中，零散地了解到了一些与日本人有关的消息。所有这些消息让人得出一致结论：日本帝国的情况远远不尽如人意。日本很快成为“没有国家能期望它完全自给自足”这一理论的实例。而且，日本的青年也变得越来越难以管束。他们隐约听说了西欧国家一些了不起的科学知识，便开始经由出岛这个小窗口接触科学和医学方面的书籍。他们费了很大劲终于理解了那些奇怪的荷兰文字，同时了解到整个世界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只有日本依然在原地踏步。
1847年，荷兰国王给江户的日本皇宫送去了满满一箱科学书籍作为礼物，并附有一份世界地图，警告日本人不要采取这种闭关自守的愚蠢政策了。这时，中国与欧美之间的商业关系迅速发展，从旧金山开往中国广东的货船有时在日本沿海遇险失事，船员们没有领事或外交保护，他们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1849年，一艘美国军舰的舰长威胁说，除非日本人马上移交18名美国水手，否则就要炸毁长崎。荷兰国王又一次警告他的日本同僚，不要再继续执行这种孤立政策，否则等待日本的只有灾难。这些来自海牙的信件只不过说明了全世界很久以前就知道的事。只是早晚的事，日本肯定会向西方商界打开它的大门，如果它拒绝和平开放，那么等待它的就是武力强迫开放。
这时，一直向阿拉斯加海岸步步推进的俄国，正在慢慢地计划加强它对西太平洋的控制。当时，唯一可以采取行动而又不会被怀疑有领土野心的国家只有美国。1853年，美国佩里将军率领四艘军舰和560名船员进入了浦贺湾。对美国海军的首次来访，给日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天皇正式地祈求上天保佑。佩里一离开（他只待了10天，把美国总统的信转交了日本天皇），日本就请求荷兰人提供一艘军舰，各要塞配备人员守卫，还架好了以前的葡萄牙火枪，一切安排就绪，以防大洋彼岸那些由蒸汽机推动的怪物们再次造访。
当时全日本的人分成了两派。大多数人赞成不惜一切代价继续闭关锁国，但另一部分人则支持开放政策。支持后者的幕府将军从此失势了，被痛斥为崇洋媚外。然而，从佩里那次著名的访问中受益最多的却是天皇。
今日日本幕府将军作为封建政府无可争议的首脑，走过了其繁荣的黄金时期，很早就开始走向衰落了。就像那些大名和武士们的境况一样，他们仍坚持佩带刀剑，忙于镇压内乱的光荣使命，好像是生活在1653年似的，而不是1853年。进行全面改革的时代来临了。
机缘巧合。当时的天皇，也就是名义上的国家首脑，正是一位非常智慧、才识过人的年轻人。他说服幕府将军自动辞职，重新掌握了国家的统治权。他认为再继续闭关锁国下去无异于自杀。他热情欢迎所有的外国人回来，就像当初驱逐他们那样热诚。这就是明治时代，或称维新时代。将日本从16世纪的一个封建小国变成了一个现代化工业强国。
如果要问这样一种大规模的、彻底的感情改变是否是件令人愉快的好事，那么这个问题问得实在多余。工厂、庞大的陆军和海军、煤矿和钢铁铸造是否能给人带来幸福，我不知道。一些人的回答是肯定的，另一些人的回答是否定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在于从什么角度看。10年前，俄国人培育他们的精神，热爱他们的圣徒。如今，他们在厨房的壁炉里焚烧他们的圣徒，而他们的灵魂非常满意地待在机器的排气管里。
我个人认为，这种发展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就其本身来看，它们既非绝对错误，也非绝对正确，而是必要的，是我们把自己从对饥饿和经济变幻无常的担忧和恐惧中解脱出来的一个必经步骤。在这场变革中，机器既充当父亲角色又充当母亲角色，但也同样摧毁了许多美好的令人愉快的东西。这一点无人能够否认。北斋（日本画家、木刻家——译者注）和歌麿（日本浮世绘画家——译者注）笔下的日本会比到处是汽油厂和煤气厂的日本有趣得多，这是毋庸置疑的。不过，北斋和歌麿早已作古，而东京的家庭主妇们更愿意用煤气做饭，而不是在炭火上慢慢地煮饭，这就是回答。
自1707年以来，白雪皑皑的富士山，这座古老而历史悠久的火山就一直沉默不语。它俯瞰孩子们向路边的神道庙敬献鲜花的那个地方，如今却只见香烟广告牌了。寺庙院内的神鹿的腿也被游人们乱扔的罐头盒砸坏了。
但是，富士山知道——总有一天，这些会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