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本书首先分阶段叙述了新闻传播研究的进展，接着分研究主体、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效果分别展开论述。下面将对30年来我国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主要成就与不足作一总结，作为本书的结语。
7.1 主要成就
（1）摘掉了“新闻无学”的帽子。新时期伊始，新闻学被扣上“无学”的帽子。经过学界的不懈努力，新闻传播学于1997年升为一级学科，成为我国人文社会学科体系中独立的一员。这既是我国科学教育事业发展的缩影，又是新闻传播研究者孜孜不倦，潜心研究的结果。
（2）建起了学术梯队。新时期之初，新闻传播研究队伍规模小，知识结构单一，与国外学术交流有限，视野狭窄。时至今日，我国具备了完整的新闻传播教育体系、规模庞大，师资相应增多。教师、硕博士生、社会科学院系统专职研究人员、大众传媒机构专职研究人员等，都是学术研究队伍的有机构成。他们学科背景合理、视野开阔，有利于新闻传播研究的发展。
（3）初步完成了知识体系的建构。尽管作为一级学科的新闻传播学没有严谨的理论体系，甚至在具体名称上仍存在较大争议，但其研究对象的独立性还是非常明显的。目前来看，由新闻学、传播学和各分支学科构成的学科体系已初步建成。
（4）在人文社会科学系统中拥有了一席之地。不管是在国家学科分类体系中，还是在国家科学研究资助体系和奖励体系中、人文社会科学教育体系中，新闻传播学已经拥有一席之地，尤其是在1997年被提升为一级学科之后。
（5）拥有了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学术资本越来越成为衡量一个学者研究水平和影响力的最重要资本。这种变化和努力的结果，使得我们拥有了《中国近代报刊史》、《新闻采访方法论》、《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精神交往论》、《新记<大公报>史稿》、《华夏传播论》等一批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并得到了人文社会科学界的认可。
（6）学术研究效力得以初步显现。比对新时期新闻传播研究的热点与新闻传播实践的变化，我们可以发现，新闻传播学术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政府决策部门和大众传媒机构的重视，进而对推进社会进步做出了一定贡献。
7.2 新闻传播学术发展变化的特征
（1）阶段性发展特征。我国新时期新闻传播研究起始于拨乱反正，为摘掉“新闻无学”的帽子而努力。1980年代，学术研究的焦点是新闻改革。不管是新观点的提出，新方法的应用，还是新学科的建构，中心目的只有一个：为新闻改革鼓与呼。1989年春夏之交出现的政治风波陡然扭转了学术生态和学术旨趣，从强烈的现实关怀转向知识本身的探寻。正是通过这个阶段的潜心研究，才有了当今一大批代表性研究成果的面世，并为新闻传播学成为一级学科奠定了基础。1997年，新闻传播学成为一级学科。1999年，高校开始大规模扩招，新闻传播教育发展迅猛，研究队伍扩大，理论研究与业务研究开始分野，新闻传播研究一时炙手可热。总之，新闻传播研究的发展与我国社会、新闻传播事业以及新闻传播教育密切相关。
（2）研究主体的变化。新时期之前，新闻传播学术场域缺乏独立性，拥有政治资本和实务资本是研究者得以进入学术场域的主要凭借。这种状况至1989年仍没有太大的变化：研究者以同时拥有政治资本、实务资本、教育资本三位一体的研究者为主。1989年的政治风波促使1980年代“五四”式启蒙知识分子发生裂变，学术资本成了在知识界立足并拥有影响力的重要资本。随着新闻传播学术场域的不断成长，尤其是1997年新闻传播学成为一级学科、更多的新闻学院崛起，研究主体的结构开始多样化，有限资源的争夺使得新闻传播学术行政化色彩渐浓。总的来看，教育和学术资本逐渐成为新时期新闻传播研究者的最关键的资本。
（3）研究内容的变化。总体上看，学院内的新闻传播学术生产慢慢由实用性研究转向理论研究。导致这一变化的直接因素有三个：一是新闻传播实践的变化。业界的发展变化总是能迅速引起学界“围攻”式关注，而新闻传播实践的变化总是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二是国家的规划和引导。早期表现为对领导人讲话、政府宣传政策“正确性”、“重要性”的论述，后表现为紧跟各项课题项目规划的指引；三是学术自身的积累。研究积累的结果是使研究不断精细化、深化。
（4）研究方法的变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是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主导性方法论。新时期之初，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在新闻传播学术研究中得以恢复，但在相当长时间内研究规范和方法问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讨论。1990年代中后期之后，新闻传播研究无法深入的困境使研究规范和方法问题浮出水面，而此时正是新闻传播学术走向繁荣和成熟之时。这说明，研究方法与新闻传播学术自身积累密切相关。总的来看，传播学的导入对带来新闻传播研究方法的更新，但思辨研究一直是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主流研究方法。2000年之后，一大批博士生在论文中开始尝试应用多种研究方法，新闻传播研究方法开始多元化。
总之，纵向来看，新闻传播学术研究在过去30年内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其发展路径可以概括为“回归学术自身”。中国新闻学研究曾经有过一段“为学术而学术”、“纯粹新闻学”阶段，（1）但由于其知识本身的有限性，学术研究更多地体现为开辟新知识、探索新领域。新时期新闻传播研究向学术回归则有两层含义：一是新闻传播实践的发展使得知识本身越来越复杂，开始从零散的研究领域向理论化、体系化和学科化发展，积极构建学科是其显著特点；二是新闻传播研究逐渐从依附于政治话语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学术场域开始建立自己的逻辑法则。
7.3 亟待思考及解决的问题：新闻传播研究如何深入？
新时期新闻传播研究取得的进步并不能掩盖其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是把它与我国其他学科（2）（如社会学）或者海外新闻传播研究相比对时，更能发现这一点。甚至，发展越快越容易促使其把问题和不足主动、加速暴露出来。
（1）研究主体方面。政治因素依然对新闻传播研究者有很大影响，有限的学术资源通过行政手段分配，导致人为制造学术影响力；1990年代以后，基于学术研究本身的、建设性的、正常的学术批评缺失；学术期刊操作不够规范，在新闻传播学术发展中没有很好地发挥引导和评价作用；学会呈现出泛行政化色彩，没有起到树立学术规范、整饬学术不规的功能。
（2）研究内容方面。新闻理论方面，新闻传播的事业性存在是新闻理论研究的核心，作为现象或活动的新闻传播研究不够，致使视野狭隘，长期围绕性质、属性、本质等概念打转转。新闻史方面，在已经取得重大成果的基础上正寻求突破。新闻传播业务研究多为经验总结，如何理论化仍处于尝试阶段。由于缺乏足够的管理经验，新闻事业经营管理的对策性研究不仅缺乏理论性，也缺乏实践指导意义。以广播电视为核心的媒介文化研究则有陷入双重依附性的危险。传播学研究则需要回答如何在不失本土关怀的前提下又能实现国际化这一问题。
（3）研究方法方面。直至1990年代中期，新闻传播研究规范和方法问题得到学界的普遍重视和充分讨论，但仍存在不够规范、随意性较强的问题。
（4）研究效果方面。在理论体系建构上，新闻传播学虽然已发展成为一级学科，但研究不够深入似乎是不言自明的秘密。所谓不够深入，主要表现为：第一，缺乏理论深度的业务研究太多；第二，重复性研究太多；第三，宏观研究太多。至于不够深入的原因，主要有：第一，学术研究的独立性不够，受政治等外围因素干扰依然较多，人为地设置一些学术研究禁区、地雷；第二，在研究目的上过分讲究“直接的”实用性；第三，在研究方法上，不讲究学术规范，不重视研究方法，随意性较大；第四，在学术评价上，缺乏严格的评审机制，或多或少地参杂着政治标准和长官意志。在实践上，学界虽然对新闻改革有过深入和严谨的论述，但对新闻传播实践的影响还仅仅限于新闻观念、报道方式、常用语汇、经营管理方式等外围层面，媒介体制、新闻法、新闻自由、舆论监督等中心层面尚与学界的期待有相当距离。
从纵向上看成绩巨大，从比较的视野看问题多多。对此，学界表现出相当大的焦虑与不安，甚至有盲动的情绪和行为。这时，我们应认识到知识本身的增长与学术积累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是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因此，应该倡导回归学术本身：首先，要尊重学术自身逻辑，遵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3）的原则，减少外围因素对新闻传播学术的干预；其次，要对我们已取得的成绩和问题有个清晰、准确的认识，扎扎实实地研究些问题，注重学术积累，注重知识增量意义上的研究；再次，要遵守学术规范，讲究研究方法，将学术研究建立在一个可以对话的平台上；最后，要认识到新闻传播学术研究本身就是在为新闻传播实践服务，摆脱过去那种简单化的、直接的、一一对应式的实用性研究学术价值观。这些关系、矛盾、问题的有效解决，是中国新闻传播研究进一步繁荣、发展的前提。
当然，“学术史研究不是‘点金术’，也没有提供‘答案’，这只是一个重新寻找立足点的‘过程’”。（4）但愿本书能为研究者在寻找新的研究“立足点”时提供些许参考作用，那将是本书最大的意义。
注释：
（1）李秀云：《中国新闻学术史（1834-1949）》，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12页。
（2）2001年，在CSSCI的《中国社会科学期刊影响因子排序表》上，排名第1的《经济研究》影响因子是3.0040，而同年在“新闻学科”排名第1的《新闻与传播研究》影响因子是0.1553，约为《经济研究》的1/20，排在第150位的《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影响因子0.1591）的后面。而该年度的源刊总数是419种。根据杜骏飞的研究，1998-2006年间，在24个学科中，“新闻与传播学”学科期刊的影响因子的平均值为：0.077761538，在所有24个学科只能列入第19位，与全部学科的总计平均值（0.168748333）相比，也不足其二分之一。新闻学与其他学科的差距由此可见一斑。参见杜骏飞：《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期刊学术水平与排名分析：基于CSSCI的次级研究》，《中国传媒报告》，2007（1）：104-124。
（3）陈寅恪：《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载于《陈寅恪文集之三：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18页。
（4）陈平原：《学术随感录》，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