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4 新闻事业经营管理研究：突破对策性研究
这个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媒介经营管理与媒介产业、媒介经济两方面，分别占56.94%和29.17%。另外，对媒介经营管理研究的论文1988年才开始出现，媒介经济、产业的研究文章则出现于1997年。这是新闻传播学术与实践发展互动的结果。1988年，“七五”国家重点课题“新闻事业与现代化建设”设有“报业经营管理”子课题。（63）1990年12月新闻出版署发布的《报纸管理暂行规定》第四十条规定具有法人资格的报社“可开展有偿服务和多种经营活动”，掀起了报社办实体的高潮。尽管经济效益并不理想，但由于其直接关乎自身经济利益，经营管理成了大众传媒不得不认真考虑和慎重对待的重要问题之一。新闻经营管理研究有了现实的需求。1996年，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立，媒介产业、经济概念从理论变为现实，直接刺激了此类研究的繁荣。
除了一般原理研究（主要是媒介经营、管理、产业、经济教材）外，目前关于媒介经营管理的研究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从历史的视角研究新闻史上著名报刊、报人的经营管理观，如对新记《大公报》、《申报》、邹韬奋、戈公振经营管理经验、思想的研究，以及胡太春著《中国报业经营管理史》（1999），吴信训、金冠军著《中国传媒经济研究（1949-2004）》（2004）等。这类研究注重历史考证和经验总结，以期“以史为鉴”；二是对目前媒介经营管理现状和对策研究，研究者主要是媒介管理人员或有经验的高校教师、科研人员，注重问题的分析以及国外经验和模式的借鉴，如曹鹏著《中国报业集团发展研究》（1999）、陆地著《中国电视产业发展战略研究》（1999）、唐绪军著《报业经济与报业经营》（2002）等。
与新闻业务研究、媒介经营管理研究相关的一个“古老”话题是：研究者的从业经验与其研究的实用性。早期的新闻业务研究多是“对策性”研究，如采访提问的技巧、版面的优化、主持人的手势等等。如果研究者本人缺乏足够的经验，此类研究的目的（指导具体实践）很难达到，研究价值不大。但长期以来，不少并无从业经验的学者乐此不疲，不仅浪费了宝贵的学术资源，还给持“新闻无学论”者以把柄，不利于学科的完善和发展。相较于业务研究，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很难想象毫无管理经验的人能写出能具体指导媒介管理人员如何如何的对策性文章。针对近年来媒介经济研究热，“好像新闻理论要研究的就只剩下了经营管理、媒介产业”的现象，黄旦认为“这对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并不利，可以说是一种‘陷阱’”，“对策性研究太多，理论性研究却不足”。（64）
不提倡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从事“对策性”研究，并不是反对学者对新闻传播实践的关注。生动的新闻传播实践给我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课题来源，我们需要的是从实践中寻找问题，然后给予理论观照的研究。任何一个学科都包含“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办”三部分知识类型。新闻传播学，尤其是传统意义上的新闻学，历来被认为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学科，新闻传播研究大多带有非常强的实用意味，甚至“有用没有用”成了衡量学术研究价值的重要标准，几近演化为一种新闻传播研究的“范式”，“从根本上制约了学统的形成与完善，从而始新闻学始终局促于浅科学或前科学的层面上”。（65）这种把研究的意义与实践操作直接对等起来的研究思路和思维方式1990年代中期以来有所式微，但又出现了一种盲目套用概念和理论、毫无问题意识的研究，这同样值得我们反思和警惕。这关乎研究方法的问题，本书将在下一章申论之。
4.2.5 广播与电视研究：媒介文化研究的切入点
从构成上看，广播与电视研究中居前三位的分别是广播电视业务、广播电视理论和广播电视事业研究，分别占53.48%、19.66%和17.99%；研究广播电视制度的文章最少，只有4篇，仅占2.64%。从变化上看，广播电视史研究在1993年之后近乎绝迹，在全部22篇文章中，1993年之前的文章数为18篇，占81.82%；广播电视业务研究一直在此类研究中占据绝对主力；广播电视理论、广播电视事业研究在历时上几乎没有变化。
如果把广播电视业务研究与新闻业务研究的文章数加起来，业务类研究文章占总研究的比例将达到26.11%，足见业务研究在新时期以来我国新闻传播研究中的分量。广播电视业务研究除了与报纸相同的采、写、编、评研究外，还包括主持、播音、摄制、创作等。此外，对节目、栏目的解读、评析也占有相当比例。在研究主体上，采写编评等的研究大多为媒体从业人员或有相关经验的教师、科研人员，解读、评析类的研究大多为无相关经验者，但他们更偏向于从文化学视角展开研究，而这正是本书要认真探讨的。
文化研究是传播学批判学派的三大研究路径之一，在西方学术发展史中源远流长。其中，代表性人物R.威廉姆斯（R.Williams）、S.霍尔（S.Hall）等几乎成了文化研究的标志。（66）“大众文化从它诞生那一天起，就是与大众传媒携手并进的。”（67）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自然成了文化研究，特别是大众文化研究的题中之义。“现代大众传媒无论就其介质形态，还是就其相当一部分的传播内容而言，都是大众文化的重要体现”。（68）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曾出现过以上海为中心的、局部的、短暂的大众文化繁荣，（69）与此相伴随的是大众报刊（尤其是“小报”）的繁荣。但大众文化真正成气候，还是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事情。晚报、都市报、通俗杂志、电视、网络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都是与大众文化相伴相生的。由于纸质媒体、电影、网络等主要集中在城市，所以，能把大众文化普及和推广至全国的，只有电视。从最不发达的偏远山区到最发达的沿海都市，从豪华别墅、公寓到简陋民宅、工棚，都可以通过方寸荧屏感受大众文化的脉动。因此，要探讨中国大众文化与媒体之间的关系，电视无疑是最好的接入点。
1991-1997年间，朱光烈在任《现代传播》副主编期间，设置“广播电视文化”、“传播文化”栏目，刊物甚至定位于“以广播电视为中心的现代文化刊物”，提出了一系列带有轰动效应的社会文化命题，（70）直接推动了新闻传播研究与文化研究的结合，从此媒介文化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里的一道景观。从研究主体来看，新闻传播学界与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平分秋色。前者如郭镇之、胡正荣、秦志希、陆晔、时统宇、陈卫星、张咏华、陈力丹等，后者如王岳川、汤一介、陈刚等。海外学者潘忠党、孙振斌也参与了探讨。从研究内容来看，一是对西方媒介文化研究内容和方法的介绍和讨论，二是对一些影响较大的电视节目如《北京人在纽约》、《爱你没商量》、《编辑部的故事》、音乐电视、《大长今》等的文化解读和批判。
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我国大众文化摆脱了单纯的引进和模仿期，本土大众文化开始成长。几乎与此同时，包括电视在内的“传媒的社会角色越来越重要，传媒领域的文化冲突、文化较量和文化争夺越来越激烈”，再加上西方“文化研究和媒介研究的思想和学术立场越来越多地被中国知识分子所关注”，（71）文化研究以及媒介文化研究开始出现。
实际上，把新闻传播与文化结合起来研究在1991年之前就已有之。1988年刘智就提出新闻文化的概念，1989年出版《新闻文化论》，此后还出版了《新闻文化与符号》（1999）、《新闻文化学》（2001）。1990年钟梦白在《新闻研究资料》上发表了《论媒介文化》一文。此外，还有方延明著《新闻文化导论》（1993）、《新闻文化外延论》（1997）等。可见，新闻传播与文化研究已初步完成学科建构。19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都市报、生活消费时尚类杂志的盛行和电视频道的增多、网络娱乐的悄然兴起，我国大众传媒越来越呈现出“文化工业”的形态，“媒介—文化—社会”框架下的研究会持续走热，同时也给新闻传播学者提出了研究视野和知识结构的挑战。
当然，在诸多媒介文化的研究成果中，最夺目的还是一系列翻译过来的西方著作。周宪、许均主编的“文化和传播译丛”、李陀主编的“大众文化研究译丛”、张一兵主编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媒介文化系列）”、常昌富主编的“传播与文化译丛”、黄旦主编的“传播·文化·社会译丛”等都或多或少包括媒介文化研究类著作。
简单梳理此类研究成果，我们会发现：（1）大多研究成果乃译自西方（主要是欧洲）；（2）新闻传播学界学者在此领域的研究远远落后于哲学、文化学界。这自然会产生一个疑问：媒介文化研究有无本土化的问题？新闻传播学界的媒介文化研究有无类似新闻史研究中的主体性问题？
对于第一个问题，答案当然是肯定的。2000年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专门组织了《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的专题讨论，《摘要》里写道：
中国当代文化研究在处理西方文化理论与中国文化实践的关系时，依然存在机械照搬西方理论以宰割中国经验事实的倾向；没有充分注意到西方文化理论与中国现实语境的有机融合与良性互动，这就使得中国的文化研究在准确把握本土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建构适应于本土的研究范式时，存在着严重缺陷。（72）
其中，参与讨论笔谈的尹鸿认为大陆的文化研究以及媒介文化研究显得相当薄弱，“具有分析深度和学理深度的成果极其罕见”。更值得反思的是，“我们不仅从西方发达国家寻求学术流行主题，而且几乎照搬西方文化研究的学术概念、方法甚至阐释”，于是“文化研究以及媒介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学术合法性、正当性往往受到质疑”。（73）
在研究思路上，陶东风提醒我们“必须意识到西方的任何一种学术话语与分析范型都不是存在于真空中，而是特定社会文化语境的产物，因而在跨语境移用时必须进行再语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以避免与中国的本土问题、本土经验错位”，“我们应当从中国的实际问题出发创立或引用合适的理论，而不是从理论出发制造或夸大中国的所谓‘问题’”。（74）这同样值得新闻传播学者深思（75）。
对于第二个问题还可以接着问下去。如果存在的话，新闻传播学者会不会陷入双重依附化的尴尬境地？当然，这样的担心和疑问本身可能有学科狭隘性嫌疑。但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讨论新闻史研究的主体性问题是不是就成了一个伪问题？由此可见，答案还是非常肯定的，只是这一问题还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或者说没有像中国新闻史研究中刻意追求本学科的主体性意识那么自觉、积极、主动和强烈。这主要是因为这类研究目前还没有积累到一定程度，或者说才刚刚开始。但就发展趋势来看，媒介文化研究必将成为新闻传播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毕竟我们坐拥“地利”。也正因为如此，若能在此时养成主体意识，势必为高品质的媒介文化研究奠定一个良好根基。
4.2.6 传播学研究：关注本土情境
在本章所分析的论文中，传播理论、网络传播研究和传播学科与研究方法处于前三位，分别占36.17%、25.53%和15.96%。从传播层次上看，上述研究几乎都属于大众传播层次的研究，人际传播（1.06%）、组织传播（1.60%）研究非常少。从历时上看，1982-1989年传播研究的文章数量较少（此期的文章数是总数的9.43%），且呈零星分散状态。1989和1990年两年中，传播研究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从1991年开始，传播学研究开始多起来，且保持连续化，尤其是1997年之后，随着网络传播成为研究热点，传播学研究被推向1978年以来的最高潮——1997-2005年10年间的论文篇数占总篇数的60.11%。学术外因素的影响是传播学在我国曲折发展的主要原因。1983和1989年传播学都因其被视为“否定阶级性”而使研究被迫中断。1997年，传播学被擢升为二级学科，才获得制度上的合法性，此后跃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传播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人的基本活动，其外延较大，传播研究的视域自然也是广阔的。但从我国传播研究的构成上看，对西方大众传播理论（尤以美国经验研究为主）的引介仍是主流，尤其是在早期。这与我们引进传播学改造新闻学的目的有关，但也导致了我们所引进的和研究的传播学几乎都囿于大众传播，尤其是美国大众传播研究的框架和范围内，人际传播、组织传播、政治传播、跨文化传播、教育传播、健康传播、传播哲学、传播与科技、普及传播（Popular Communication）、女性研究、媒介素养等分支研究领域尚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表现在实践上，传播学研究一直与中国现实脱节，缺乏本土关怀。
与此相关、一个一直存在争论的话题是传播学的本土化（有的称为中国化）问题（76）。本土化思潮既与全球化浪潮下本土文化回归、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大背景有关，也与传播学引入时的曲折历程以及个别学者（如余也鲁、徐佳士）的积极推动有关，（77）还与包括传播学在内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在西方强势霸权情境下的自我焦虑有关。（78）
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成果可分为两大类：
一是对我国古代传统文化、典籍中“传”的思想的梳理和研究，如吴予敏著《无形的网络——从传播学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1988）、孙旭培主编《华夏传播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1997）、郑学檬主编“华夏传播研究丛书”（2001）（79）等。其中以《华夏传播论》为典型代表。如果把近代新闻事业（以现代大众报刊的出现为标志）之前的新闻史称为传播史的话，那么此类研究就更多，如张玉法著《先秦的传播活动》（1983）、尹韵公著《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1990）、李彬著《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1999）、李敬一著《中国传播史论》（2003）等。这类研究通过寻找我国古代文化、传统和思想中与传播相关的史料，试图总结出一些带有理论性的结论，如黄星民提出的“风草论”，孙旭培提出的“信息圈与决策圈”、“逆向传播”等，并且尝试着与源自西方的传播学知识、理论勾连起来，如研究框架多为“5W”模式，把“风草论”与“魔弹论”作比较等，（80）但两个语境下的“传播”在本质上可能就不是一回事了。（81）
二是用量化方法对经典传播理论在中国情境下的验证和发展。该类研究以张国良及其博士生的研究为主，如李本乾著《中国大众传媒议程设置功能研究》（2002）、丁未著《社会结构与媒介效果——“知沟”现象研究》（2003）、龙耘著《中国大众传媒涵化功能研究》（2003）、王玲宁著《媒介暴力对青少年影响的实证研究》（2004）、王昊著《意义的解码——上海居民收看电视新闻形态研究》（2005）等。尽管这类研究被认为是在“从事学术加工”，（82）最终更加失去本土化，但由于其关注的是本土情境，不少研究结果还对经典理论提出了补充意见，（83）也不失为一种本土化的努力。
传播研究的本土化之争与“在地化”（84）转向也是我国台湾地区传播研究中曾经的经历。1969-1989年间，台湾传播学者以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为基础，发展研究的假设，并在本土进行测试，用量化方法和美国经验学派理论展开了集体性的大众传播的功能与效果研究，（85）这与上述大陆第二类本土化研究类似。1996年之后，部分成员对此开始反思，主张：在本体论上，“应转向以在地的现象为主体，并思考其脉络”；在认识论上，“应转向以在地的研究者为主体，反思自身与在地社会的关系”；（86）在目的论上，“应协助在地社会的沟通与解放”。（87）
在引进传播学提升新闻学理论的初衷已经初步实现在上述预设的基础上，台湾传播研究实现了“向在地文化转”。当然，并非所有研究都实现了这种“转向”，但它打破了“功能—效果”研究一统天下的局面，推动了多元研究范式共存生态的出现。台湾传播研究关注本土情境的学术转向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88）的前提下，关注中国本土和和当下情境，回归传播的本来面目乃是我国传播研究的趋势。1978年以来，我国一直处于急剧社会转型期，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结构都在发生变化。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活动和互动途径，传播及其方式、功能的变迁都隐藏着某些规律性的东西。因此，人的交往——“个人如何藉由信息传播形成社会关系”可以作为传播研究的新的生长点，并以此作为传播学者观照中国社会转型的切入点。如果用传播学视角来关注它，不仅能突破现有传播研究的藩篱，还可以把传播学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实践对接起来，彰显传播学术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况且，中国的社会实践，尤其是新闻改革，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作为身处此中的体验者、参与者和推动者，我国新闻传播学者更有理由对活生生的“新闻传播实践”做出合理的阐释；同时，如果能掌握通用的方法，遵循普遍规范（89），也可以在理论上有所建树。
4.2.7 其他研究
在本章所分析的对象中，新闻传播教育研究、广告研究和公共关系研究都较少。新闻传播教育研究中，探讨新闻传播事业的也是最多的，占41.67%。由于教育界与业务界关系紧密，所以后者的些许变化都会引发新闻传播教育应该如何应对的探讨。因此，围绕新闻传播教育的研究有个基本的出发点，那就是如何适应新闻传播实践发展的需求。这就导致，对策性研究——如培养目标如何调整、课程如何设置、实践实验环节怎么处理、成功经验的介绍等——是新闻传播教育研究的主流。另外还有一部分属于新闻传播教育史的研究，以李建新著《中国新闻教育史论》（2003）、陈昌凤著《中美新闻教育传承与流变》（2006）为代表。新闻传播教育研究还非常注重国外（尤其是美国）新闻传播教育经验、模式的引介。教育是学术再生产的基本途径，它直接影响研究队伍的知识结构、研究方法和学术操守，但这方面的专门研究尚未看到。
以上我们比较细致地分析了新时期各个分支领域的研究特点，包括横向上的构成和纵向上的变化，着重论述了我国新闻传播各领域的研究指向。
新闻事业概念的不断缩小导致新闻传播理论研究囿于“事业、机构和组织”的狭小视野，而对作为社会现象和社会活动的新闻传播论述不够。
中国新闻史研究是我国新闻传播研究中起步最早、成就最突出的一块。也正是因为学术自身积累的充分性，迫使研究者不断反思。如何体现新闻史的主体性是新时期中国新闻史研究一直在讨论的问题。
新闻业务研究一直占据较大份额，但多为经验总结，无法上升到较高理论层次，这是学界积极寻求突破的重点。
同新闻业务研究一样，新闻事业经营管理研究也多是对策性研究。但目前大多数研究者都不具备相关经验，导致此类研究要么空发议论，要么生搬硬套。从新闻传播实践中发现问题，然后给予理论观照才是我们所需要的。
广播电视研究是媒介文化研究的最佳切入点。目前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一，西方理论能否观照本土情境；二，如何做出体现新闻传播学科主体意识的研究。
我国传播学研究长期处于引介阶段，且囿于大众传播层次。本土化一直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其途径有二：一是用本土情境检验现有传播理论，二是挖掘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思想。但上述两种努力都缺乏对本土情境的关怀。
综观这些热点问题的出现与不断切换，我们不难发现其背后的逻辑力量：一是新闻传播实践的变化。业界的发展变化总是能迅速引起学界“围攻式”关注，而新闻传播实践的变化总是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二是新闻传播学术的不断积累。由于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起点低，积累有限，所以各个领域的研究虽都有涉及，但总令人觉得不够深入；三是新闻传播研究主体意识的张扬，反对盲目借用，甚至套用西方理论，不是从问题出发，而是从理论和概念出发的研究方式。
注释：
（1）郭星寿编著：《社会科学文献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0页。
（2）此处的“问题”是指学术研究中“问题意识”的“问题”，即“学科、学人、学界存在的需要解决的矛盾及其深刻原因”（袁玉立，2006），这正是本书所努力追求的，但在本章只是寻找研究内容方面的“热点”或“有价值的问题”。
（3）王石番：《传播内容分析法——理论与实证》，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91年版，第171页。
（4）[美]罗？杰D？维曼等著，金兼斌等译：《大众媒介研究导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1页。
（5）常称之为“研究主题”、“研究主旨”（Research scheme）、“研究方向”。据词典解释，主题是文学、艺术作品中所表现的中心思想，是作品思想内容的核心。因此，就学术论文而言，用研究焦点一词比较贴切。
（6）Cooper. Roger、Potter. W.James、Dupagne. Michel（1994）. A status report on methods used in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he Journalism Educator. Columbia：Winter 1994.Vol.48. Iss. 4；pg.54.
（7）沈莉：《新闻大学上的新闻学理论研究——对改革开放以来（1981-1996）中国新闻学理论研究的梳理和评估》，《新闻大学》，1997（春）：5-15
（8）韩纲：《一九九○至一九九七年四所高校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回顾和分析》，《新闻大学》，1998（秋）：21-26。
（9）郑西帆：《转型时期的中国传播学发展轨迹》，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4月。
（10）姚福申：《关于新闻本体的探索》，《新闻大学》，1998（夏）：5-9。
（11）这三份期刊后文还将多次提到，为节约字数，分别简写为《新传》、《新大》、《现传》。
（12）《国际新闻界》2006年之前以介绍国际新闻传播领域动态及研究成果为主，2006年起转变为“大传播”研究的学术期刊，所以本研究不把它作为研究材料来源。
（13）如《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复旦学报》、《武汉大学学报》、《暨南大学学报》等。
（14）如《新闻战线》、《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当代传播》、《新闻界》等。
（15）如《新闻学刊》、《新闻广播电视研究》等。
（16）[美]罗？杰D？维曼等著，金兼斌等译：《大众媒介研究导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8页。
（17）信度=2M/（N1+N2）。其中，M是编码过程中两个编码员意见一致的数量，N1和N2是两个编码员各自进行的编码决策的总量。参见Holsti. O.R.（1969）. Cotent Anlysis for the Social Science and Mumanities . Reading. Mass：Addision Wesley.
（18）[美]罗？杰D？维曼等著，金兼斌等译：《大众媒介研究导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8-170页。
（19）黄旦：《二十世纪中国新闻理论的研究模式》，《现代传播》，1994（4）：50-53。
（20）莉：《中国新闻学科理论建构的反思——改革开放十八年（1979.1-1996.12）新闻理论专著与教材的宏观考察》，复旦大学博士论文，1997年5月。
（21）《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78版，第1042页。
（22）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分别检索1979-2005年间“篇名”为“新闻事业”、“新闻活动”、“新闻现象”的文章，发现三者的比例是：564：44：35，由此可见一斑。
（23）单波：《20世？应纪用中新国闻新学闻卷学》与，传复播旦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24）是1990年出版的《中国新闻业历史纲要》的修订版。
（25）杨保军：《新闻活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2006年版，第49页。
（26）杨保军：《新闻活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2006年版，《前言》，第1页。
（27）主要指中国新闻史，本书后面的讨论也主要限制在中国新闻史研究范围内。
（28）方汉奇：《1949年以来大陆的新闻史研究（一）》，《新闻与写作》，2007（1）：39-40。
（29）宁树藩、曾建雄：《强化本体意识，探求自身规律——新闻史研究的反思与前瞻》，《新闻记者》，1998（9）：29-32
（30）宁树藩：《关于中国新闻史研究中强化“本体意识”的历史回顾》，《新闻大学》，2007（4）：1-3。
（31）宁树藩、曾建雄：《强化本体意识，探求自身规律——新闻史研究的反思与前瞻》，《新闻记者》，1998（9）：29-32
（32）方汉奇：《关于新闻史研究的几点体会与建议（1982年在全国新闻研究工作座谈会上的一次发言）》，载于《方汉奇文集》，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3）丁淦林：《中国新闻史研究需要创新——从1956年的教学大纲草稿说起》，《新闻大学》，2007（1）：28-32。
（34）方汉奇：《关于新闻史研究的几点体会与建议（1982年在全国新闻研究工作座谈会上的一次发言）》，载于《方汉奇文集》，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5）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60页。
（36）方汉奇：《序言》，载于《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1页。
（37）丁淦林：《中国新闻史研究需要创新——从1956年的教学大纲草稿说起》，《新闻大学》，2007（1）：28-32。
（38）[美]T.S.库恩著，金吾伦、胡新和译：《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39）宁树藩、曾建雄：《强化本体意识，探求自身规律——新闻史研究的反思与前瞻》，《新闻记者》，1998（9）：29-32。
（40）杨鹏：《创立大众传播史——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新课题》，《现代传播》，2001（1）：46-51。
（41）孟庆鸿：《也谈中国当代新闻史中的晚报著述及缺憾》，《新闻记者》，2002（1）：54-57。
（42）尹韵公：《用进步精神和发展眼光看待新闻传播史》，《新闻与传播研究》，2004（1）：5-8。
（43）张昆：《横向发展——新闻史研究的新维度》，《新闻与传播研究》，2004（4）：73-79。
（44）丁淦林：《中国新闻史研究需要创新——从1956年的教学大纲草稿说起》，《新闻大学》，2007（1）：28-32。
（45）丁淦林：《20世纪中国新闻史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6）：133-140。
（46）方汉奇：《1949年以来大陆的新闻史研究（二）》，《新闻与写作》，2007（2）：32-37。
（47）种传统范式是指以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为代表的“体制与媒介经营范式”和受到苏共报刊史的影响所形成的、影响至今的“政治与媒介功能范式”。前者以“报史是报纸自身发达的历史”为新闻史观，以“报纸”为研究对象，以“媒介经营”为关注重点；后者以“新闻史是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为新闻史观，以“新闻事业”为研究对象，以媒介的“政治功能”为关注焦点。参见吴廷俊、阳海洪：《新闻史研究者要加强史学修养——论中国新闻史研究如何走出“学术内卷化”状态》，《新闻大学》，2007（3）：5-12。
（48）李彬：《“新新闻史”：关于新闻史研究的一点设想》，《新闻大学》，2007（1）：39-42。
（49）张振亭：《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需要改革》[EB/OL]，人民网，2005-07-13。
（50）黄旦：《报刊的历史与历史的报刊》，《新闻大学》，2007（1）：51-55。
（51）黄旦：《报刊的历史与历史的报刊》，《新闻大学》，2007（1）：51-55。
（52）宁树藩、曾建雄：《强化本体意识，探求自身规律——新闻史研究的反思与前瞻》，《新闻记者》，1998（9）：29-32。
（53）甘惜分主编：《新闻学大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页。
（54）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载于《陆定一新闻文选》，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
（55）李斯颐：《新闻理论与业务研究关系刍议》，《新闻记者》，1998（10）：24-26。
（56）“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研究与试验发展”的简称，指在科学技术领域，为增加知识总量以及运用这些知识所进行的系统性、创造性活动，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三类活动。
（57）笔者非常同意李斯颐的上述划分方法，经过实证分析，也发现学界的确扩大了理论研究的范围，缩小了业务研究的外延。但在确定类目时，仍“将错就错”地采用惯常的做法。业务研究主要指第三类“实验开发”，如对新闻采访、写作的研究等，主要是出于便于理解和交流的考虑。值得玩味的是，尽管如此，在本书统计的结果中，业务研究仍与理论研究旗鼓相当（比例为：428：444）。如果考虑整个研究的状况，则业务研究远远多于理论研究。
（58）刘？思？新海考贵世纪：《新首闻届业京务沪研新究闻方学向术及研方讨法亟待校正》，载于满运来主编：《传媒会论文集》，同心出版社2000年版，第410-414页。
（59）张骏德：《叶春华教授和他的“大新闻业务观”》，《新闻记者》，1995（6）：12-13。
（60）陈作平：《新闻报道新思路——新闻报道认识论原理及应用》，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页。
（61）陈作平：《新闻报道新思路——新闻报道认识论原理及应用》，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62）陈作平：《新闻报道新思路——新闻报道认识论原理及应用》，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版，第20页。
（63）屠忠俊：《报业经营管理》，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前言。
（64）黄旦：《有真意，去粉饰，勿卖弄》，载于王永亮等编：《传媒论典——与传媒名家对话》，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245-254页。
（65）李彬：《学统与学院派》，《现代传播》，1995（1）：3-10。
（66）李彬：《传播学引论（增补版）》，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297页。
（67）陆扬、王毅：《大众文化与传媒》，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6页。
（68）崔欣、孙瑞祥：《大众文化与传播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
（69）崔欣、孙瑞祥：《大众文化与传播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4页。
（70）胡智锋：《<现代传播>20年的道路》，《现代传播》，1999（5）：9-12。
（71）尹鸿：《媒介文化研究：意义与方法》，《中国社会科学》，2000（6）：152-154。
（72）《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第141页。
（73）尹鸿：《媒介文化研究：意义与方法》，《中国社会科学》，2000（6）：152-154。
（74）陶东风：《批判理论的语境化与中国大众文化批评》，《中国社会科学》，2000（6）：144-147。
（75）行文至此，想起李良荣对新闻传播学界把中国大众传媒与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理论“拼凑到一起”进行研究的批评。他认为这是个“空问题”。参见《李良荣在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演讲——关于新闻学的科学研究》[EB/OL]，载于http：//bbs.mediachina.net/index_bbs_show.php？b_id=4&s_id=275853&page=1。是否如此尚可讨论，但他的这种批评促使我们在引用和借鉴“外来”概念、理论论述“本土”问题时必须弄清其语境，谨慎有加。
（76）论争的具体情况请参见《中国当代传播理论体系分析》第三章第二节《学术界对本土化研究的争论》（庹继光，2005：116-125）。
（77）黄旦：《中国传播研究的本土化问题》，源于笔者2006年7月10日在复旦的听课笔记。
（78）传播学的本土化只是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问题在传播学界的具体体现。包括心理学、法学、人类学、社会学在内的整个社会科学界都对各自本土化的问题的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讨论。可分别参见杨国枢主编《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本土化研究》（2004）、“正来学堂”网站（http：//dzl.legaltheory.com.cn/index.asp）“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专题讨论、徐杰舜主编《本土化：人类学的大趋势》（2001）、郑杭生、王万俊著《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2000）以及邓正来著《研究与反思：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增订版）》（2004b）。
（79）包括黄鸣奋著《说服君主——中国古代的讽谏传播》、李国正著《汉字解析与信息传播》和郑学檬编著《传在史中——中国传播社会传播史料选辑》。
（80）孙旭培：《我国传播学研究向何处去？》，《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1）：12-15。
（81）陈世敏：《华夏传播学方法论初探》，《新闻学研究》，总第71期（2002年4月）：1-16。
（82）林丽云：《台湾传播研究史——学院内的传播学知识生产》，巨流图书公司2004年版，第208页；祝建华：《精确化、理论化、本土化：20年受众研究心得谈》，《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4）：68-73。
（83）陈韬文：《理论化是华人社会传播研究的出路：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张力处理》，载于张国良、黄芝晓主编：《中国传播学：反思与前瞻——首届中国传播学论坛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6-156页。
（84）“在地化”为台湾用语，与本土化意思一致。为了尊重原著起见，本书在引用时采用原著中的用法。不过，我认为，早期倡导传播研究的本土化，对应的是整个华人社群；一旦转向本土化或在地化，大陆、香港、台湾三个不同的在地情境（如传媒制度），必然有不同的语境。基于此，我认为大陆新闻传播学者也应该注意不被港台学者牵着鼻子走。
（85）林丽云：《台湾传播研究史——学院内的传播学知识生产》，巨流图书公司2004年版，第142页。
（86）林丽云：《台湾传播研究史——学院内的传播学知识生产》，巨流图书公司2004年版，第207-208页。
（87）林丽云：《台湾传播研究史——学院内的传播学知识生产》，巨流图书公司2004年版，第249页。
（88）吴廷俊、舒咏平：《一种基本素质的教育：中国传播教育发展新思路》，载于张国良主编：《全球信息化时代的华人传播研究：力量汇聚与学术创新》，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1页。
（89）李金铨认为只有“入乎霸权”，才能“出乎霸权”，但是“接受学科纪律和标准的检验，这些都是不待赘言的”；祝建华主张“从本土实情出发（而不是从某一理论或假设出发），广泛搜索国际学术界的知识巨库，从中严格选择直接相关而又能够操作化的概念、命题或框架，以此为基础而发展本土化理论”。分别参见李金铨：《视点与沟通：中国传媒研究与西方主流学术的对话》，《新闻学研究》，第77期（2003年10月）：1-21；祝建华：《精确化、理论化、本土化：20年受众研究心得谈》，《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4）：68-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