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在县城里，刘梦舲被一名红卫兵猛地一推，一头跌下卡车，昏过去了。王文琪独自将妻子背回家，第二天，她没苏醒。第三天，还没苏醒。第四天王文琪明白，妻子成了植物人。
幸而乡情始终偷偷地存在，转成为“地下活动”，就像当年的抗日是“地下活动”那样。这使王文琪得以有较多时间护理不省人事的妻子。他一有空就为妻子进行按摩。起码，每天睡前的一次全身按摩是几乎未间断过的。一次从头到脚任何部位都进行到的按摩做下来，每每两个多小时，做得他自己出一身汗。至于白天，头部、双手、双脚、双耳的按摩，更是随时见缝插针地进行。他和妻子的两口之家还是当年他自己住过的那两间屋，另一间当年修缮过的屋子已塌了。院子也早已又破败不堪杂草丛生了。许是老天见怜，住在老宅院中使他的妻子能一天天活着。因为在院中一个秘密的地方，地下深处埋着几大坛名贵的中草药。他也在院子里种起各类草药来，将寻常草药与名贵草药搭配了，每夜熬成药汁或药膏。汁以口哺妻，日数次。膏敷妻各穴，勤换之。并将各种豆子、粗粮细粮自磨成浆；凡能搞到的瓜果蔬菜，亦皆细捣成糊状，同样以口哺妻。日久，妻竟可咽下他嚼过的馍了。某日坏人们又来找麻烦，发现药锅中有熬过的完整老参，大讶，严审从何而来？答曰家传下来的。问尚有多少？藏于哪里？答曰再没有了。坏人们不信，轮番掴其耳光，以致口鼻流血，然其答始终如第一句。坏人们不信，东掘西找，一无所获，悻悻而去。
王相信体温、语言、爱抚之法，亦对恢复植物人知觉起作用。夏日每眠，必执妻手。秋冬则夜夜拥妻而睡，历春至夏方止。按摩之后，欲睡之前，必爱抚良久，对耳喃喃诉说从前恩爱关系及盼恢复之殷切。至于替妻子擦洗全身，以使洁净，更是从不懈怠。梳发，剪指甲、趾甲，为惯常之事。那刘梦舲，虽处植物状态，却不但一年年活了下去，而且一年比一年头发黑亮、皮肤细腻、双唇红润，脸色粉白，容光焕发，宛如被催眠之美妇人。逐渐，手指脚趾能动，唇角可现微笑，面有小表情。然此一切变化不为他人知。
某夜睡前，妻在他的爱抚之下，忽然说：“恩爱原来这样。”
王大诧，以为幻听，点燃残烛，擎举照视，见妻双目睁开矣，黑白分明如从前，眸子晶亮。
问：“方才是你说话？”
妻点下颏作答。
问：“别怕，我不是坏人，是你丈夫，你可记得吗？”
妻又说：“不必解释。你夜夜此时在我耳旁絮语，使我忆起咱们是夫妻。”
王置烛床头，紧抱妻子，喜极而泣。
几天后，北京逮捕了“******。”
又几天后，有村人发现刘梦舲在院子里走动，误以为王行男女私通之事，谣言顿起。王听到，请大家来见妻子，谣言止而众人异为奇事。那一年，王文琪六十三岁了，头发蓬乱，久未刮脸，满脸半黑半白硬胡茬，一邋遢老农模样。而其妻，年龄一如三十几岁时，甚而俊秀超过当年。
众人都说，当年还像两口子，现如今太不般配了。
妻子命王文琪不许再那种样子。
第二天王文琪便另一种样子了，不像老农像老教师了。
气质是想找回来就很容易找回来的“东西”，只要真的曾有。
接着这夫妇二人好事连连：
王文琪的****问题彻底纠正了。
他所谓的“历史疑点”也被宣布为无稽之谈了。
部队出具证明，郑重承认他是抗日时期参加革命的一个人了。
组织部门宣布他享受副县级干部的退休待遇了。
刘梦舲也享受退休教师工资了。
夫妇二人都可补发一大笔钱了。现在看共二三千元而已，当年就是一大笔钱了，尤其以农民们的眼光来看。夫妇二人坚决不要补发工资，并立下字据，放弃领取退休金至死。补发工资作为一笔奖励基金，每年奖给县中学的好学生、好教师。退休金可由学校按时助济给家庭困难的学生、在职教师及退休教师。
校方的同志大惑不解，奇怪地问：“那你们靠什么生活啊？”
王文琪笑答：“反正能生活下去就是了。”
刘梦舲也说：“信他的话吧。”
虽然不领退休金，夫妇二人却过得有滋有味，不愁吃不愁穿的。而且，吃的穿的，都越来越好了。经常买了大量的糕点罐头学习用品衣服帽子鞋子什么的，分发给村里的孩子们。逢年过节，也经常地结伴慰问村里的贫病老人。就像后来的干部们访贫问苦那样，给钱还给物。
乡亲们都猜测，准是因为王家当年有些值钱的东西在王文琪手上，时代变了，可以卖钱了，所以不稀罕要那笔补发工资，也不稀罕每月去县中学领退休金了。
有以往善待过王文琪的乡亲，私下里问他大家猜得对不对？
王文琪笑道：“是有那么点儿东西。”
乡亲们便又猜，都认为怎么也得几万那么多。八十年代初，谈到钱，万元就是天文数字了。比几万还多的钱，农民们连想都不敢想。
那年冬季特别冷，王文琪夫妇住到省城一家最高级的宾馆去了。有人说他是怕妻子冻出病来，也有人说妻子是怕他冻出病来。夫妇二人在“****”中受苦多多，体质很差了。当年省城的高级宾馆也高级不到哪儿去，需要资格介绍信才住得进去，却毕竟有暖气。他们图的是温暖。王文琪已经享受副县级干部待遇了，刚够资格住进去。
到了春季，韩王村的人们听县中学的人说，夫妇二人直接从省城申请去了香港，去看王文琪的妹妹及一位堂兄。那堂兄在香港经商，生意做得颇大。而他妹夫是一位大学教授。
初夏的雨季过了以后，夫妇二人回到了韩王村，捐了一笔钱，监管着大兴土木，租来了两台铲土机，将自家各处摇晃欲塌的老宅院推为平地，要为村里建成一所中小学合为一体的学校。还捐了另一笔钱，对县中学进行彻底翻修。据说两笔钱加在一起一百多万。这两件事使村人们对夫妇二人无限热情、无限崇拜起来，表现就是，跟他们说话“您”、“您”的了，开始称呼王文琪“王先生”、称呼刘梦舲“刘老师”了。而以前他们当面叫他“老哥”、“老弟”或“死文琪”；当面叫她“他王家婶子”，背后叫她“文琪老婆”或“白菜心儿娘子”。后一种叫法，亦褒亦贬——白菜心儿固然嫩，也好看，却不能按实际的菜论的。
那年雨水少，老天爷挺照顾两项工程。国庆前，都竣工了。县中开庆祝会时王文琪夫妇都没去。他累病了，刘梦舲得服侍他。村里也为学校的落成开了庆祝会，是夫妇二人自己张罗开的。开庆祝会也总须花钱的，村里出不起那份钱，人们都有庆祝一番的心思，却没人愿说。那不等于要人家夫妇俩再掏钱吗？夫妇俩主动张罗开，正符合人们想法，都支持。村里的庆祝会开得还场面颇大，地点就是学校操场，周围插了几十面彩旗，放飞一串串气球。原本只请了各邻村的农民们，没请县里任何方面的领导。但他们闻讯都来了，连即将从副县长位置上退下来的韩铸也现身了。领导们来了就要人人讲话，他们也都喜欢在大场面中讲话。唯独韩副县长没讲话，请他讲话时，他说没作大会讲话的准备。他说倒是对王先生有几句悄悄话要讲。悄悄话嘛，自然不适合在大会上讲的。
领导们都讲过话就中午了，大人孩子都着急地等着聚餐。操场上摆了几十张桌子，从县城请来的五位大厨，便在操场边上搭案支锅，各显其能。
那一顿大聚餐丰盛无比，人们海吃山喝，一片高兴。
韩铸终于一手酒瓶一手酒杯地来到王文琪跟前了，醉意醺醺地说：“老哥，你得谢我。这么多年了，我一直等着，可你没有。”
王文琪沉吟着问：“柱子，我谢你什么呢？”
韩铸说：“当年批斗你时，我悄悄对你说过一个‘忍’字。你忍对了吧？如果不忍，想不开寻了短见，能有今天的风光？我一句话拯救了你的命运，还等于救了嫂子的命，对不对？”
王文琪想了想，笑道：“说得是，那谢了。”
二人一碰杯，各自一饮而尽。
几天后，王文琪夫妇跟谁也没打招呼，悄悄离开了韩王村。
又几天后，夫妇二人出现在福建某县，找到了已离休的韩成贵。韩成贵在家中热情款待他们。二人将当年的误解说开了，两位夫人从旁听着，忽而相对落泪，忽而喜笑颜开。
从那时起，王文琪夫妇再没回过家乡当地，也再没有任何家乡当地的人见过他们。关于他们的传说，家乡当地却流传不少。有人说，王文琪将祖传的唐伯虎、张大千、齐白石等人的画以及几件唐宋明清的瓷器玉器抵押在香港某银行了，价值三四亿。也有人说不止，应值七八亿。那家银行特许他随时可从银行支取资金，按借贷算息记账。还有人说那是起初的事，还没拍卖，又需钱用，没法子。后来都拍卖掉了，钱存在银行里了，利息都怎么花也花不完。
各地时兴招商引资以后，家乡当地新上任的县领导在一次干部会上说，王文琪从本县的地界内消失了，是本县的巨大损失。如果有谁能将他请回来，那就等于对本县立了大功。是干部的，提一级。是百姓的，给资金。是年轻人的，负责安排满意的工作。是农民的，全家可以“农转非”。
于是，形形色色的家乡当地人，不须号召，发起了“寻找王先生”的群众运动。干部带头，几年内越“运”越“动”。
然而，却没人真的找到过王文琪夫妇。
有人说他们根本不住在大城市，只住在中小城市。也从不在任何地方置房产，包宾馆饭店的套房住，或租房子住。大隐隐于市，低调得没法使人想得到他们是亿万富翁。并且，夫妇二人都改名了。
北京几家影视公司知道了王文琪夫妇的“故事”，都想找到他们，游说他们出资，以他们的人生经历为原型，拍电影、电视剧以及专题片，还要搞各种戏剧。他们耳目灵通，信息多又快，都怕行动迟了，都想独占鳌头。
还真被一家影视公司的人在一座小县城找到了王文琪夫妇，他们认为最能使夫妇俩动心的游说理由是——电影准得奥斯卡大奖！电视剧绝对在央视一套“黄金段”播出。
刘梦舲见王文琪快被纠缠得恼火了，掩饰着同样的反感说：“我先生身体不好，求求你们，今天到此为止，明天你们再来谈吧！”
第二天那家饭店去了更多找“王先生”的人，包括导演、编剧、演员、制片一干人等。
饭店的人告诉他们，“王先生”退房离去了，说是出国。具体到哪个国家去了却不知道。
2000年后，陆续有些日本人出现在当年池田大佐那支日军部队驻守过的县城里，多数日本人的父亲当年都有幸活了下来，他们是代表父亲前来中国对一个叫王文琪的中国人感激予命之恩的。也有少数日本人，便是当年的“鬼子兵”。
他们自然没见到王文琪，便都又到韩王村去朝拜他的故居。自然也没了什么故居，只有都在学校操场跪成一片，以了心愿。
现而今，关于王文琪的最新也是较可靠的信息是——他已经去世了，刘梦舲剃度出家，皈依佛门，隐居某庵。
至于那一大笔钱，据说由一批可靠人士经管，成为了民间慈善组织的善款……
2012年11月11日
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