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艺术观赏石鉴赏与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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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观赏石的收藏与拍卖

观赏石的收藏价值与投资

当代赏石收藏主要有两大功能,其一是赏玩,其二是投资。这种收藏功能的基础,是赏石收藏的精致与文化含量。

“不是精品不动心”,收藏之道唯此为大。如果收集的奇石,多是伪品、劣品、通货,无论数量有多大,亦或有成千上万件,也抵不上收藏一件珍品的价值。况且还要耗费大量的空间、时间、财力、精力和情感,这与收藏之道的精粹相去甚远。

中国的艺术品价值,主要体现在文化内涵中。收藏品的文化与艺术价值,是收藏之道赖以生存的基础。失去文化的主导,收藏价值也不复存在,市场价值也就无从说起。精致赏石价值的终极体现,一是文化社会的珍藏与传承;二是高端艺术品市场的拍卖与流通。

赏石文化在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尤其在文人阶层拥有独特的地位和气质象征,它和竹文化一样,在中国文人圈里享有重要的地位,王世襄先生曾说:收藏的最高境界是玩石、藏石,可见对石头的把玩已经超越普通意义上的占有。观赏石是在大自然长时间的各种作用下形成,有着多种无法预料的因素,天时地利,加之机缘,最终形成一个个造型独特、变化莫测的艺术品,它是大自然赋予我们宝贵的礼物。其偶然性、稀缺性、审美性、独一无二性等都是它值得收藏的原因。

中国的收藏文化滥觞于先秦,但主要以信仰与装饰为主。秦汉的大气,使青铜、古玉成为帝王的珍藏。隋唐以来,艺术品得到帝王的青睐,宫廷收藏走向繁荣。晚唐时期,园林赏石风日盛,晚唐裴度、李德裕、牛僧孺、白居易等文人重臣,都在东都洛阳修建宅院,广置奇石。五代时,丹阳王守节在李德裕的平泉山庄,竟掘出奇石数千方,晚唐玩石规模之壮观可见一斑。

两宋以降的石玩,属于文房清玩的范畴。这与唐代赏石,既有大小之分,又有粗精之别。文房即书房,这个概念始于南唐后主李煜(937~978)。后主收藏甚丰,所藏书画均钤以“建业文房之印”。李璟、李煜雅好文墨,擢李少微为砚务官,专事歙砚制作。史上著名的灵璧石“海岳庵研山”和“宝晋斋研山”皆出自李少微之手。宋开宝八年(975),太祖赵匡胤灭南唐,堆积如山的珍宝文玩,被装船运往京都汴梁,可见李煜收藏之浩繁。宋徽宗赵佶(1082~1135),是中国历代帝王中素养最高的皇帝,是文房收藏最丰富的帝王,也是历史上最大的奇石玩家。他在位25年(1100~1125),从未间断搜集天下珍宝。赵佶将前朝150年和自己历年搜集的文玩整理、研究、编书。并在宫中设立宣和殿、保和殿、会宁殿三大皇家博物馆。赵佶的收藏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历代文人的推波助澜,使赏石文化牢居文房之中。南宋鉴赏家赵希鹄的《洞天清录集》一书,将文房清玩分为十大类,其中第四大类即为《怪石辨》。晚明文震亨著《长物志》12卷,卷七列出49项精致的文房用具,另以卷三列出石玩10种,详述与文房配设。

文玩千年,皆成古物。明代著名书画家、文玩鉴赏家董其昌,在《骨董十三说》中谓:“杂古器物不类者为类,名‘骨董’。‘骨’者,所存过去之精华,如肉腐而骨存也。‘董’者,明镜也。‘骨董’云者,即明晓古人所遗之精华也。”民国文玩鉴赏家赵汝珍,在《古玩指南》中说:“且有书作‘古董’者,盖即‘古’‘骨’同音之误也。然于义尚和,以古董所有多古物也。明时诸家记载尚称‘骨董’或‘古董’,‘古玩’乃清季通行之名词,即古代文玩之简称也。”

文玩中的奇石,和其他文玩一样,历来被作为收藏的品种和投资的对象。其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文化内涵。赏石于国人,就是一种文化现象。

1.山水文化,是中国美学思想的重要根基,而赏石文化,是唐宋以来山水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白居易《太湖石记》说:“三山五岳,百洞千壑,缕簇缩,尽在其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就是这种文化的写照。

2.赏石是文人品德与风骨的化身。晚唐李德裕说海石:“何以慰我心,亭亭孤且直。”清代郑板桥写柱石:“老骨苍寒起厚坤,巍然直拟泰山尊。”都是苍石与风骨并存。

3.闲情与意境。宋人戴昺《书房》诗:“书房清晓焚香坐,转觉幽栖趣味真。怪石一根云态度,早梅半树雪精神。”这与明林有麟的“石尤近于禅”有异曲同工的味道。

4.吉祥、镇宅的期许。赏石以它天然艺术图、形,突显吉祥文化的谐音表义。如年年有余(鱼)、喜事临门(喜鹊)等。展现瑞兽的祥瑞,如麒麟、狻猊等。不少新装修的房子,主人也有摆放镇宅石的习惯,表达冀望平安的心愿。

二、存世量的稀缺。遍布山丘、沟壑、河湖、滩涂、戈壁的石头俯拾皆是。而真正能够登堂入室的精致赏石,却为数不多。这种需求与存量的矛盾,也是赏石投资的取向。一种文玩存量过少,大多数人将不抱奢望;存世量过大,人们也会失去兴趣。赏石珍玩尚不在此列。

三、风险相对较小。随着古玩市场的繁荣,造假手段也日趋高明,辨别真伪的难度加大,上当者时有所闻,投资者望而生畏。而赏石行业尚能甄别,保真可能较大,这也是赏石收藏争取更多投资者的优势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文玩收藏蓬勃发展,赏石文化异军突起,迅速走进大众视野。经过30多年的发展,赏石从众已达数百万人,赏石水平不断提高,精品意识日益增强,市场开始分流。精品赏石逐渐向企业家、收藏家、文化学者、实力石商手中集中。市场上越来越难觅美石芳容。于是“资源枯竭”的忧虑传播开来。其实,历史上的古物,都是不可再生的资源(赝品除外),损毁一件少一件,但这并没有阻碍人们收藏的热情和高端市场的流通。赏石精品的数量并不比某些古玩少,而且还在小量补充。从这个意义上讲,充其量也就是与其他艺术品站在同一起点,关键在于两点:总量不变、盘活存量,使其物有所值。这两点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就是让精致赏石逐渐走向规范的拍卖市场,与其他文玩比肩而行,最终达到进入主流艺术品市场,体现出其固有价值的目的。

目前,拍卖早已是艺术品投资者的首选,拍卖会是高档艺术品的重要市场,最利于艺术品市场价值的实现。在历来的艺术品拍卖中,作为文玩中的奇石,也有自己的席位。

从以上奇石拍卖中可以看出:所拍全部都是古石,都表现出对中国山水文化的传承,而且大多是案头清玩的标准尺寸,其价格比较理性。

文化学者丁文父在《中国古代赏石》开篇说:“如果说有一种艺术曾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悠久的绘画、雕塑、园林以及工艺历史,而又突现于西方的艺术界并引起强烈的震撼,那它就是中国的古典赏石。……这些讨论涉及对中国古典赏石的文化诠释、美学理解以及欣赏历史的认知等诸多话题。”中国古代赏石,是传统美学思想的延展,是士子人格的化身,是各种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民族历史的经典。这种信仰形式的承载,经过魏晋、唐宋诸朝代的鼎盛,至明清以来已经减弱,而休闲、赏玩的功能日益增强。这种状态,虽然削弱了它原始形态的文化认知,却扩大了玩赏群体,同时,在艺术品市场中,仍有一席地位。

当今的收藏界有“现玩”或“今玩”的概念,当然是与“古玩”相对而言。其实早在明代就有“时玩”的称谓,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说:“玩好之物,以古为贵,惟本朝则不然,永乐之剔红,宣德之铜,成化之窑,其价遂与古敌。”“时玩”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这种状态主要基于两点:一、“古玩”越来越少,搜集难度大、成本高;二、随着时代的发展,收藏观念变化。中国当代赏石虽然与古代赏石有着丝缕相连,更大程度上还是“时玩”的成分更大些,这就需要找准定位。记者梅辰曾问马未都:“什么样的东西值得收藏?”回答:“有文化内涵的。”又问:“什么样的器物有文化内涵?”回答:“看文物就像是看话剧,当一层一层的幕拉开,你能不能看到最后的一个背景?……这最后一幕的背景就是当时社会的政治。”第一句话经典,第二句话深刻,都是经年研究之谈。不论是“古玩”还是“时玩”,都要兼顾文化与艺术的双重性,都要看到背后隐藏最深的东西,这也是历史上的收藏之道。

石闻追踪

大化石“聚宝盆”

20世纪90年代初,在大化岩滩镇的路旁,有一方高150厘米,体量硕大的大化石,色调淡雅,顶部有口阔底深的池,池中可以注水养鱼,被称为“聚宝盆”,石友们都有深刻的印象。90年代末,“聚宝盆”开价15万,一直没有成交。

2003年,覃氏兄弟以9万元购得“聚宝盆”。

2003年年底,有人出价38万元;

2004年,有人出价128万元;

2005年,有人出到价168万元,“聚宝盆”都未能成交。

2006年,“聚宝盆”在柳州马鞍山奇石市场,以230万被石商黄先生接手,是继“烛龙”228万成交后,单品所创新高。

当今的赏石,既没有如唐宋赏石那样深刻影响诸多艺术门类,也没能像明清赏石那样与经典艺术并列,而是游离于主流艺术品拍卖市场门外,这显示出当代的赏石之路还很漫长,需要思考的问题还很多。

一、“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些耳熟能详的格言都在告诉我们,找回赏石文化的根,真正读懂,而不是浅尝辄止。

二、梳理当代赏石的特点,找到文化的定位,建立当代赏石理论体系。文化是历史的积淀,当代赏石,若想被艺术界以至民族传承接纳,需要不懈的努力,不可能一蹴而就。

三、建立赏石评估体系。客观、公正、理性的价格认知与评估,是与艺术品拍卖对接的重要条件,也是被主流艺术品市场接纳的首要工作。

四、精致赏石需要精英文化的辅助和主流艺术品市场的历练。这依赖于赏石界内、外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

中国文房清玩系列中的石玩,是中华民族独特文化气质的化身,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艺术珍品。置身于精致赏石之中,自然是一种精神的享受和境界的升华。与此同时,投资也是当代赏石收藏的重要目的。而主流艺术品拍卖市场,则是检验精致赏石价值的试金石。当收藏、投资、拍卖形成一个完整体系并开始良性互动时,美石就完成了生命的涅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