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代表党内健康力量的******在******支持下，对国民经济诸方面进行了较大的整顿，虽遭江青集团的阻挠，中途夭折，但却是******大整顿的前奏……
斗争的先声
“九一三”事件之前，处境艰难的******一直在为纠正“****”中的错误，减少****、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早在“****”初期，******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保护干部、恢复生产、制止武斗做了大量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
1966年红卫兵运动高潮时，他最早觉察到青年学生中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为此亲自主持起草了《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试图对刚产生的各种不良现象加以约束。1967年各地掀起夺权浪潮，全国陷入全面内战。这时，******又多次以“极“左”倾向”、“极“左”行动”、“极端民主化”和“反动的社会思潮”等语批评造反派的种种极端言行，并将这一思潮集中概括为：“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就是不相信领导，否认一切领导，怀疑一切，打倒一切”。1968年，他正式提出要“反对极“左”思潮”，并认为这已是全国的“普遍现象”，将其与资产阶级派性、反革命破坏行动等联系在一起加以批判。
党的九大以后，******反对和批判极“左”的锋芒开始指向某些领导、某些单位在政策和制度上的偏差，他指出：一些领导人之所以在对敌斗争中屡犯“扩大化错误”，“都由于估计形势错误犯的政策上极“左”错误而来”；我们的工业企业建国20年来成绩是“主要的”，否定和砸烂一切规章制度是“极“左”思潮”。此后，在诸多场合，******一直坚持这个观点。
对“****”中老干部挨整、造反派掌权的这种极不正常的情况，******更是忧心忡忡。他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经过一个革命时期和不经过一个革命时期是不一样的，现在一次造反就成了响当当的革命派，而革命近半个世纪的一大批老干部倒成了“走资派”，这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吗？革命的历史传统是属于一代人的，保护老一代，就是保护革命的历史和传统。******把保护广大老干部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用实际行动抵制和纠正“打倒一切”的极端作法。
1970年9月，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揭露、批评了******。在随即开展的批陈整风运动中，******根据******的提议，先后主持召开华北会议和批陈整风汇报会，对******进行了揭发、批判，对永胜等人进行了批评、教育，进而在一定范围内批判了****、江青一伙及其煽动的极“左”思潮，成为******大力纠正“****”中错误的重要起点。
随后，掌握了纠“左”主动权的******开始把目标转向一些“敏感”单位和部门：1970年9月，他在同文化部门负责人的谈话中，针对“****”期间因人废文、没有书看的情况，提出“要有点辩证法”，以便克服“形而上学、片面性”，“不要一听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就气炸了”。与此同时，他还亲自部署外事部门批判极“左”思潮的工作，批评外事部门“批判极“左”思潮总是不得力”，一再指示：我驻外使馆中“如有极“左”分子应迅速调回”；告试对外宣传上“不能把无产阶级**********输出，否则要犯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有时抽象地用毛主席的一两句语录来搞（宣传），反而有破坏性”。
1971年上半年，******在相继召开的全国一系列专业会议上，更多次强调要反对极“左”思潮，几乎是逢会必讲。1971年2月初，在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上，他根据******关于“对公安工作要一分为二”的指示，明确宣布：在公安战线上，十七年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不能说**********以前是黑线统治着，这种说法简直是不可想像，等于否认毛主席的领导，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全国不能这样讲，一个省不能这样讲，一个公安厅也不能这样讲”。
之后，在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期间，******几次接见与会代表，一再指出：现在书店里中国和外国的历史书都没有，知识面越来越窄，这不行。不能不讲历史、割断历史。“否定一切，不一分为二，这是极“左”思潮”，“是思想垄断，不是社会主义民主”。
4月、5月间，******又分别在国家旅游、援外会议和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作重要报告，系统阐述党的对外方针政策，批评极“左”思潮在外事工作中的种种表现。他说：在“无产阶级**********”中，我们同许多国家几乎中断了来往，许多方面的活动停止了，现在，是应该开门的时候了。他还表示不同意那种认为“****”前十七年的外交路线是“修正主义路线”的说法，不赞成把“帝、修、反”的口号到处搬用。
在6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就有关部门批极“左”不力提出批评：“一直到现在我们总说批判极“左”思潮不彻底，不敢大胆批评，包括我们中央许多部门，一直到现在还有。你不把极“左”思潮肃清，你怎么能掌握正确政策呢？”
7月6日，******在接见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领导小组成员时，针对会议上关于十七年教育工作估计的争论，指出：“毛主席的红线也是照耀了教育战线的”，“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对教师队伍和解放后培养的学生要作具体分析，要辩证地看问题”。会议期间，******还向各地、各部门主管教育工作的负责人作了一次党的历史问题的报告，详细叙述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所犯的几次“左”倾错误，提出党长期以来吃了“左”的大亏，并含意深刻地指出：现在世界上有一股极“左”思潮，借以提醒人们警惕“左”的错误。
应当指出，以上******在处境很困难的情况下对批判极“左”思潮所进行的一系列努力，是与******这一时期的一些认识分不开的。******早于1967年就提出要警惕“极“左”派”，要反对、制止其错误观点和破坏行为，并根据******等的意见，果断处理了中央****重要成员王、关、戚的问题；1968年以后，他又多次强调对内对外宣传都应实事求是，不要强加于人。在耳闻目睹全国一片混乱的局面之后，******一方面抽象地肯定“形势大好”，另一方面，又开始在若干具体问题上着重纠“左”。如他提出要正确地对待干部，“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告诫造反派和红卫兵“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等等。党的九大期间，他又提出当前主要问题是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即存在打击面宽和扩大化问题，并一再表示“****”已进入收尾阶段，要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完成“斗、批、改”任务。之后，******即开始考虑恢复党的组织，召开人大和建立政府机构等方面的问题。1970年8月，在******领导下，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挫败了****集团的抢班阴谋，更为******进一步纠“左”创造了条件。正是在这些背景下，******不断提出了反对极“左”思潮的正确意见。
总之，******在“九一三”事件以前对极“左”思潮的批判，虽因****、江青集团的干扰破坏而收效不大，但毕竟已开始造成一种纠“左”的舆论。特别是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后，在******的支持下，******初步掌握了纠“左”主动权，从批判******、王、关、戚等人手，将批判极“左”思潮逐步推广至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在党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事件后党和人民进一步斗争的准备和先声。
斗争的展开
1971年底至1972年上半年，随着批林整风运动的深入，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开始全面展开。这一阶段的斗争，集中表现在落实党的经济政策和干部政策方面。******自“****”发动以来所致力于发展生产、保护干部的一贯努力，正逐步转为为党的具体政策，并开始在实际工作中实施、生效。
1970年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就多次提出：要全面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事件之后，各地各条战线都把加强企业管理，恢复和建立合理的规章制度，理直气壮地抓生产、学业务、钻技术，作为联系实际、批判****一伙所散布的谬论的具体步骤，着重批判了空头政治的反动观点。
1971年12月至翌年2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是联系经济工作实际、批判****一伙干扰破坏的一次重要会议。会前，******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指出：现在我们的企业乱得很，要整顿。由此首次提出整顿的意见。根据******的指示精神和与会同志的要求，******主持起草了《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提出了整顿企业的若干措施。这个会议纪要，虽然后来被******以种种借口加以否定，但其中贯穿的整顿的指导思想却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体现，成为落实党的各项经济政策的未成文的“依据”。
1971年底至翌年5月，******进一步从产品质量人手，解决企业无人负责、无章可循的混乱局面。1971年12月26日，他同叶剑英、李先念等一起听取了有关航空工业产品质量问题的汇报，明确提出质量问题是个路线问题，要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批判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之后，******又对飞机和汽车生产质量问题多次批示，一再告诫质量问题须“提起警惕”，要“放在议事日程来解决”。
1972年4、5月间，******连续抓了出口罐头、衬衣、照像机等日用工业品和广交会展品的质量问题，指出：现在，我们出口数量不大，质量却这么差！”“现在是不敢管，无政府主义泛滥，领导机关不敢讲话”。
“****”中，极“左”思潮也严重地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广大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受到极大挫伤。为此，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后，******曾先后召开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全国棉花、油料、糖料生产会议和全国林业会议，根据******的多次讲话精神，决定适当放宽农村经济政策，在保证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前提下，允许农民个人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允许生产队拥有因地制宜种植的灵活性。这实际上是对长期以来农村搞的“一平二调”、“割资本主义尾巴”等“左”的作法的初步纠正。
1971年12月，在进一步批判****、******一伙极“左”谬论的基础上，党中央又作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重申农村人民公社分配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同时，指示还要求各地不要硬搬照套大寨经验，要全面发展，不能把党的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这就在许多问题上纠正了过去“左”的错误，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
在“****”中，****、江青集团煽起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端作法，使得各级领导干部普遍被打倒、挨批斗，许多老同志遭到非法监禁、隔离。
就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不久，******即指示公安部对监狱情况作一次全面检查，并亲自审阅公安部关于检查情况的报告。对在看管人员中存在的宁“左”勿右等错误思想认识，******提出了严肃的批评，要求他们切实改正。与此同时，在******的过问下，******想方设法，使相当一批老同志解除了囚禁，得到及时治疗和妥善安置。1971年11月间，他亲自派人在贵州找到薛明，要她将贺龙遭****一伙迫害致死的情况及早报告中央，为贺龙平反做好准备。
1972年1月陈毅逝世。出于对老战友的悼念以及对所谓“二月逆流”表示公开否定，******亲自参加追悼会，并慰问了陈毅的家属和子女。******此举可以说是要对一些在“****”中被打倒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老同志重新评价的信号。这一信号，也正是******为进一步保护和解放更多老干部所急待看到的。例如，就在这次追悼会上，******曾暗示陈毅的亲属将******关于******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评价传出，以扩大影响，广造舆论。
这一时期，在******的推动下，有关报刊相继发表文章，对党的干部政策作出专门论述，在党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对加速解放和使用广大老干部起到了扫除思想障碍的作用。此后越来越多的老同志出来重新工作，有的重新担任了中央和地方的领导职务，成为不断纠正“左”的错误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