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崛起已经成为Z国的国际战略抉择。Z国的和平崛起，不仅在客观上存在强大动力和有利条件，而且正在作为国际战略抉择付诸实践，收到良好效果。****十六大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作为Z国在21世纪头20年战略机遇期的三大历史任务。这充分体现了当代Z国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世界的共同利益，而且对Z国探索和平崛起之路，具有战略指导意义。和平崛起作为战略抉择正在从以下几个方面给Z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注入新的内涵。十七大的胜利召开，更是加速了Z国迅速发展。
对周边国家提出“以邻为伴、与邻为善”和“睦邻、富邻、安邻”的方针，丰富和发展了Z国传统的睦邻政策。
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集中精力推进现代化事业，Z国需要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因此，对Z国的外交来说，搞好周边关系、改善周边环境，对于支持国内建设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为了塑造良好的周边环境，Z国不仅十分注意将睦邻政策的许多好传统加以继承和发扬，而且非常理解周边邻国对Z国日益增强的综合国力持有的复杂心态。
Z国认识到，为了从根本上减少和消除周边国家对Z国崛起的疑虑，促使Z国同周边邻国关系的全面改善和发展，需要对传统的睦邻政策加以丰富和发展，尤其是需要从政策实践而不仅仅从口头上解决和消除“Z国威胁论”对Z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为此，近年来，Z国在坚持传统睦邻友好政策的基础上，针对周边国家进一步提出了“以邻为伴、与邻为善”和“睦邻、富邻、安邻”的政策方针。这从两个方面体现了Z国传统睦邻政策在新时期的进步和升华：其一，它把Z国自身的发展与这种发展对邻国的影响作为一个统一体全面地加以看待，使Z国的睦邻政策更富于开放与合作精神；其二，它把共同安全与共同发展的理念转化为“富邻”、“安邻”的具体方针，并以此作为睦邻政策的基础。这使睦邻政策不仅体现着Z国的道义价值取向，而且被赋予了更加现实的共同利益因素。
近年来，Z国将上述方针通过各种方式积极付诸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例如，Z国与东盟就成立自由贸易区达成了协议，并成为东盟以外的第一个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国家，使Z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10+1”合作机制在经济与政治领域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同时也促进了东盟与中日韩在“10+3”框架内的合作。Z国同俄罗斯及中亚国家之间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展开了全面合作。新的睦邻友好政策也为Z国与日本、韩国之间的双边与三边合作开辟了新的发展前景，对Z国和印度双边关系的突破也起了重要推动作用。Z国“睦邻、富邻、安邻”的政策不仅促进了Z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全面改善，而且用事实批驳了“Z国威胁论”事实上，“Z国威胁论”在Z国的周边越来越没有市场。周边国家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和学者，如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印度总理瓦杰帕伊、新加坡前领导人李光耀等，正在对Z国形成一种共识：即Z国的发展对于周边国家不是一种威胁，而是一种机遇。这从一个侧面说明，Z国已经找了一条行之有效的和平崛起之路。
在国际安全领域大力倡导新安全观，积极探索以和平方式消除外部威胁、防止国际军事冲突的方式和途径，拓展和丰富了Z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境界与内涵。
为了以和平方式解决Z国和世界许多国家面临的传统安全问题（如与领土争端、宗教********、武器扩散有关的地区热点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如国际恐怖主义、跨国犯罪和环境保护等），Z国倡导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为基本内容的新安全观并付诸实践，对缓解Z国同其他国家之间的领土争端、推进地区安全合作均发挥了积极作用。新安全观是对冷战后国际安全的新特点、新潮流和新问题的一种积极探索和反应，经过充实和拓展，对于在国际安全上倡导符合世界共同利益的新思维和新举措可以提供引导和启示：“互信”提醒人们注意冷战后国家间关系特别是大国间关系的“非对抗性”与“非零和性”；“互利”的安全内涵是“共同安全”；“平等”追求的是公平和公正而非强权和霸权，基础是尊重国际法和国际行为准则，遵守国际游戏规则；“合作”的出发点在于寻求伙伴而不是寻找对手。新安全观是Z国一贯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新时期的一种发展，其精神不仅适用于中外关系，而且对于解决和处理国际安全领域中的许多问题也具有普遍意义。
Z国的新安全观已经转化为政策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朝鲜核问题上，Z国在有关各方之间积极斡旋，先后促成了三方会谈和六方会谈，使事态得到有效控制，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和积极评价。Z国近年来基于新安全观在上海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亚信会议、欧亚首脑会议等框架内提出的许多政策倡议，也增进了地区及国际之间的沟通、信任与合作。
积极倡导超越意识形态和狭隘民族主义的国际合作理念，为Z国的主权观、人权观和民族忧患意识注入了新的内涵。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具有五千多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Z国选择自身发展道路不能照搬别国的模式，必须依据自己的国情，否则不会成功。Z国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已经多次证明了这一点。但在这个问题上，Z国经常面临外部的压力。这种压力常常给Z国的社会稳定和国内建设事业带来干扰和危害，成为威胁Z国国家安全的严重问题，也强化了Z国的忧患意识。尽管如此，Z国对于这些涉及Z国内政与主权的重大问题，越来越注意避免从僵化的观念出发和以简单粗糙的方式回应有关压力，而是采取了开放的姿态、包容的心理和理性的方法应对这些挑战。这集中体现在Z国的主权观、人权观和忧患意识近年来出现的变化和发展方面。
其一，Z国的主权观正在同超越意识形态的世界观、发展观结合起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要代表先进生产力和人类先进文化发展方向，不仅是对****执政治国理念的发展，也要求Z国超越意识形态看待和把握Z国与世界的关系，为Z国借鉴和吸收人类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奠定了理论基础。在这一思想指导下，Z国不仅对当代科技革命浪潮、经济全球化以及和平与发展等世界大趋势的意义进行了深入分析和客观评估，以更加开放的姿态积极、广泛地发展同世界各国之间的交往与合作，而且更加乐于听取国际社会对Z国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善意批评与合理关切，敢于大胆吸收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的有益经验以改进自身。这不仅在客观上有力地促进了Z国社会经济的进步与发展，而且对于消除国际社会某些方面对Z国的误解，回应国际反华势力对Z国的恶意攻击，也更加有效。
其二，Z国的国际合作理念正同被赋予更多普世价值的人权观结合起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执政理念，不仅被进一步转化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政策实践，而且直接带动了Z国全社会关注和弘扬“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对于Z国人权观的发展和进步具有重要推动作用。这种变化客观上有助于Z国在人权问题上同国际社会加强交流、沟通与合作。近年来，Z国在国际人权合作中的姿态由被动转向主动，理论主张更加丰富，从反对干涉到倡导对话，从强调人权的阶级属性到认可“公民权利”，从侧重国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到同时注重“政治权利”。Z国人权观的发展和进步也引起了Z国国际人权政策和安全政策的调整。例如，对于国际实行人道主义干预，Z国从批判和否定逐步转向有条件的认可和参与。
其三，Z国的民族忧患意识正朝着更加理性的方向发展。自古以来，民族忧患意识就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特点，因为Z国历史上进行的对外战争几乎都是防御性的。鸦片战争后，步步深入的外来侵略使Z国面临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Z国的忧患意识也达到了空前程度。就其对Z国主权观的影响而言，Z国近现代民族忧患意识先后大体经历过三种不同的境界：从以救亡图存为宗旨，到一味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再到真正认识“发展才是硬道理”和把对外开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这种变化说明，Z国的忧患意识在摆脱亡国灭种的危机感后，有一个从盲目躁动逐步向理性回归的过程。这种变化具有双重的动力。一方面，它是民族忧患意识同正确的时代观、发展观和世界观相结合的结果。另一方面，民族精神的这种变化还可追溯到更深一层的民族文化渊源。Z国忧患意识的理性趋向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向“中庸”、“大同”、“和为贵”及“和而不同”等思想文化传统的一种复归，是传统文化以新形式在当代主权观和外交理念上的一种再现。民族精神的这种深层变化趋势对Z国在过去二十多年的发展以及未来的和平崛起，无疑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