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传或称“百室之邑”，或称“千室，十室之邑”。《周官小司徒》云：“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杜氏《春秋传》“郑赐予展八邑”《注》云：“八邑，三十二井。”至“卫与免馀邑六十”，则注云：“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余按：均是邑也，既以四井为一邑矣，有时而又以一乘为一邑，名实瞀乱，闻者何所从，徒以供桀黠者之上下其手耳；先王讵宜如是！且积四邑为丘，积数丘而又名之曰邑，从来宁有如是之制度乎！盖邑之始，本以号夫建国之地。故《诗》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极。”《书》云：“天其永我命於兹新邑。”皆以称天子之所居。其後相沿，而诸侯之国，卿大夫之采，凡民所聚居之地通谓之邑。邑既为通称矣，於是天子称“京师”，诸侯称“国中”以别之，而其馀则但谓之“邑”。然则邑也者但以民所聚居得名，非以人数多寡定之为经制也。故《传》云：“谋於野则获，谋於邑则否。”对野而言则皆谓之邑也。故《易》云：“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言三百户，有不三百户者也。故聚人多则为大邑，聚人少则为小邑；“千室”、“百室”“十室”，皆自其邑之大小而言之也。若卫免馀所称“唯卿备百邑”者，则通大小，截长补短而计之者也。然小邑又统属於大邑，故大邑亦谓之“都”，小邑或谓之“鄙”。故《传》云：“齐与晏子邶殿，其鄙六十。”邶殿其大邑而六十其所属之小邑也。故楚启疆曰：“韩氏七邑，皆成县也。”卿大夫七人而皆各一邑，则是但举大邑言之，小邑固不计其数也。盖自周室东迁以来，诸侯之国渐大，故其卿之采邑亦复别有属邑。故晋至与周争侯阝田，而曰：“温，吾故也。”士モ、赵武、韩起欲得州田，而赵武曰：“温，吾县也。”二子曰：“自称以别三传矣。”然则温其大邑而侯阝与州其属邑也。先儒未尝详考古制，乃以意揣度之而云“四井为邑”，又因其大小不合，从而为之说，谓“有四井之邑，有一乘之邑”以曲全之，误矣！
私田与公田
孟子云：“五亩之宅：树之以桑。”注云：“二亩半在田，二亩半在邑。”《经界章注》又云：“周制，公田百亩中以二十亩为庐舍，一夫所耕公田实计十亩。”余按：孟子称文王之治岐“耕者九一”，於滕“请野九一而助”？若私田各百亩而公田仅十亩，是十一而取一，统谓之什一亦足矣，不得反减其数，别之为九一也。邑之大者千室，小者仅十室，举其中而计之，则田之远者去邑尚不及二里，其於耕获近矣，无须别授一宅。即欲为多桑计而树之两地，何如授五亩於邑而树之一地之为便乎！《诗》云：“中田有庐，疆埸有瓜。”盖耕耘之日恐风雨之不时，颖栗之秋虑寇盗之不禁，故於田中庐焉，为憩息守望计耳。故不称室而称“庐”，明不成乎室也。为时不久，需地无多，不必分邑宅之半也。由是言之，中田之庐不必减公田百亩之数，犹之种瓜之疆埸亦初不以减私田百亩之数也。大抵古人之制皆期於大体之不失，原未尝琐琐焉尺寸而计之也。
班禄之制
若夫班禄之制，亦与分田相为表里。分田之法，合其下而计之也：合则数多，故田上少而下多。班禄之法，析其下而别之也：析则分殊，故禄上多而下少。大抵君臣之降杀以十之一为率；大小臣之降杀以递损其半为率。三等之国皆君十卿禄，固也。天子地方千里，取九一为乡遂，则为十同若十一同，而卿受地视侯，为地一同，亦君十卿禄也。天子乡遂十同，公侯封国一同，亦君十卿禄之意也。然则大国之卿当受一成，而君之乡遂当为十成，明矣。故鲁为“千乘之国”而孟献子称为“百乘之家”。故曰“君臣之降杀以十一为率”也。伯七十里，是伯当公侯之半也。子男五十里，是子男当伯之半也。大夫受地视伯，大夫亦当卿之半矣、元士受地视子男，元士又当大夫之半矣。惟大国之卿四大夫，次国三大夫，其降杀独多。然窃尝思之，大国之大於次国，次国之大於小国者仅倍耳，天子之畿且百大国，不应天子之卿仅二大夫而大国反四大夫。《春秋》於诸侯之卿皆书曰“大夫”，是卿亦大夫也，大夫与士则名分礼秩迥然相悬，又不应大夫士之降杀反少而卿与大夫反多。盖孟子所言特王制之略：大国地广政繁，小臣数多；故其禄之降杀亦多；小国地狭政简，小臣数少，故其禄之降杀亦少；然则三等之国，自大夫以下，其禄之降杀均当有异。以卿与大夫为降杀之始，故於此言之，以见位递尊则禄递异，位递卑则禄递同耳。不然，大国之地四小国，何以君禄仅倍之？次国倍小国，何以君禄仅俞其半？此可知大夫以下，其禄亦必少浮於倍。以此推之，天子之卿大夫士，其降杀亦必更甚於大国；但大略皆以倍为率，故孟子亦多以倍言之。故曰：“尝闻其略，其详不可得闻也。”其在正禄之外者，则诸侯有“汤沐之邑”而卿大夫士有“圭田”。鲁之许田，卫之有阎之士，此朝觐时汤沐之邑也。郑之礻方，卫之相土之东都，此天子巡狩时诸侯汤沐之邑也。此又孟子之所未及者也。若夫卿大夫家臣之禄，则孟子亦末尝及之；然举一反三，其降杀差等皆当与公臣略同。但有禄以邑者《春秋传》“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是也；有禄以栗者，《论语》“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是也。窃疑其初本皆受粟，其後诸侯之国渐大，卿大夫之禄亦渐厚，其居位久而受邑多者然後往往分邑以禄其贵臣；未必先王之制即然也。
辨《周官》诸公方五百里之说
曰：“君取国之九一，臣分君之十一，以《孟子》与《王制》推之，诚然矣。《周官》九畿为方万里，天子之地仅居百一，而诸公方五百里；乃当天子四之一，故尤儒疑孟子当籍去之後，不得其实，而《王制》为汉儒所撰，不足征信，未可概谓以九一十一为率也。”曰：学者患不好古，尤患不辨真伪而好非古之古。孟子距周公仅六百馀岁，周公之书果存，孟子岂容不知；即不知度亦必不至安为之说。孟子於本朝之大经大法犹迳庭若是，况尧、舜、禹、汤之道，其何足以知之！《春秋传》云：“天子之地一圻，列国一同，自是以衰。”《论语》云：“可以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易》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传》云：“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也。”是则传记皆以百里为封国之制，孟子之言非臆说矣。且以今地里考之：鲁为今曲阜，若方四百里，则邾、滕在封内矣；宋在今归德界，若方五百里，则曹、杞在封内矣。宋、鲁当春秋时兼并之馀，犹仅二三百里，故孟子曰：“今鲁方百里者五。”（方百里者五，为方二百二十里有奇）况当成王之世，安所得四百里五百里者而封之！而得洛以东至海仅二千里，以西至积石亦不逾三千里，又安所得万里者而区画为九畿乎！此宜少有目者皆不可欺，而儒者式反据之以疑孟子，其亦异矣！况天子并其都鄙计之仅四诸公之禄，而诸公乃二十五於诸男之禄，君臣之降杀何太近，同为诸侯者其降杀何反太远？其断非先王之制亦明矣。吾愿世之学者本孟子之言而参考之经传，以求先王分田制禄之大凡，而毋为注疏异说之所惑也。
画井不必尽方
然此九一之法非拘拘然必方必齐而不可变通也。尧都冀州，而甸侯绥三服每面皆谓之“五百里”。孟子曰：“今滕绝长补短，将五十里也。”其於天下於国如是则田邑可知矣。今说者每谓井田之制必平坦广大之地乃能区画，而山国泽国不可行。不知平坦广大之地始可行者，沟洫之法然耳。沟洫行於国中，建国之地平广者多，故为千夫万夫之制。若井田，乃治野之法，方三里即可为九井，二里即可为四井，一里即可为一井，不择於地之广狭也。至於山泽林麓，则古人但以蕃草木鸟兽，原不以赋於民。即负山临河之地，亦但置之以为闲田，或授之於馀夫，而不在画井之数。然此亦论其常耳；若果其国山溪深阻，地势逼隘，则广二百步者可修四百五十步，广百五十步者可修六百步，广百步者可修九百步，皆当方里之数，即皆井也。即沟洫之地亦不必其四面如一：缩於广则赢其修，啬於左则丰其右，期不失乎大体而已。譬如今世算田者，东长於西则损东以益西，南阔於北则减南以加北，皆并两长两阔而折半算之，田不尽方而算自方，是以谓之“方田”。夫井田沟洫之法亦若是而已矣！盖先王之制务正其大纲，而细目或有所不拘；後儒之论务详於细目，而大纲或反有所未明。均天下之田而不使有畸多畸少之患，经界则九一而区之、赋税则十一而征之，此王制之大纲也。其馀节目之详，自可以因时而制宜，非拘拘焉如世所云云也。嗟夫，自战国以来，既无复以经界为事者，任其赢缩兼并而以为固然，而称先则古者又或拘泥於注疏，不能详考先王之制，深求先王之意，无惑乎三代之经界之不再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