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序》云：“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召公不说，作《君》。”《史记燕世家》云：“成王既幼，周公摄政，当国践阼；召公疑之，作《君》。”马氏融云：“召公以周公既摄政致太平，功配文、武，不宜复列在臣位，故不说。”孔氏颖达云：“成王即政之初，召公以周公尝摄王之政，今复在臣位，其意不说。”《蔡传》以为“诸家之说皆为《序》文所误，乃召公自以盛满难层，欲避权位，退老厥邑，周公反覆告谕以留之尔。”余按：《史记》之意以为此篇作於周公践阼之初，马、孔之说则在周公还政之後，然《书序》皆不见此意，但云“召公不说”，未言不说者何事；云“相成王为左右”则亦与周公践阼无涉也。盖诸家皆因《戴记》中有周公践阼之说先入而为之主，故司马氏亿料之而为是言，马氏、孔氏又以《史记》之说与《序》“相成王”之文不合，故曲为之解，以为周公还政之後而召公不说，其实皆非《书序》意也。惟《蔡传》谓“召公欲避权位，周公留之”，於义为近。然细玩篇中之语，无非勉厉召公同心协力，共辅大业，不但不见召公有不说周公之意，亦殊不见召公有盛满难居之心。然则此篇乃周公自与召公相劝勉之言，初无别故如後人所云云也。禹、皋陶之相舜也，既各以谠言告舜矣，而二人者亦互相劝勉；不必相疑而後然也。今周公既作《立政》、《无逸》以勉成王，召公亦作《召诰》以勉成王矣，则二公之相处亦必有互相勉厉之语，乃人情之常，大臣忧国之心之所必至；初不必於《经》文之外别寻事端而曲为之说也。召公当亦有告周公之篇，但史逸之耳。故今於《书序》、《史记》诸家之言概不载。周公无践阼之事说已详前《周公相成王篇》中。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说。”（《诗召南》）
【附录】“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以焉；爱其甘棠，况其子乎！”（《左传》襄公十四年）
召穆公
宣王之中兴，召穆公之功为大，故特录之。
“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曰：‘常棣之华，鄂不кк；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周语》以《常棣篇》为周文公作之非
《周语》云：“周文公之诗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卫宏《毛诗序》云：“《常棣》燕兄弟也。闵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其说皆与《春秋传》异。韦氏昭孔氏颖达咸谓“召穆公重述此诗而歌之”。杜氏、林氏注《左传》，遂亦沿其说云：“周公作诗，召公歌之；富辰以为召穆公所作者，盖乐章久废，召穆公始作周公乐歌也。”余按：“作”也者，前此未有而创之之谓也，故曰“述而不作”。若此诗果周公所作而召公但歌之，则文当云“纠合宗族於成周而歌《常棣》焉”，不当云“作诗”也。周公之事，此传前文言之矣，曰：“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若此诗果周公所作，则文当云“封建亲戚以蕃屏周，而作《常棣》焉，其词云云。”不当於周公绝口不言，而於召公反历历述之也。且其诗云：“死丧之威，兄弟孔怀。”又云：“丧乱既平，既安且宁。”皆似中衰之後，不类初定鼎时语。况作乱者，管、蔡兄弟也，以殷畔者，管、蔡兄弟之亲其所疏而疏其所亲也，而此诗反云“兄弟急难，良朋永叹”，“兄弟外御其侮，良朋也无戎”，语语与其事相反，何邪？若周公果因闵管、蔡而作此诗，则当自愧无德以化兄弟，使陷於大戾；不然，则述管、蔡之间王室以为兄弟戒，不当反护兄弟之罪而斥异姓之疏，使天下勤王之贤侯，从征之义士，闻之而投戈太息也。盖此传後文云：“周之有懿德也，犹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怀柔天下也，犹惧有外侮，御侮者莫如亲亲，故以亲屏周。召穆公亦云。”撰《周语》者误会其意，遂疑“莫如兄弟”“外御其侮”之句为周公之所作；撰《诗序》者又为《国语》所误，因臆度之而遂以管、蔡之事当之耳。不知所谓曰“莫如兄弟”者，但谓其意如此，其言如此，非谓其诗如此也；所谓“惧有外侮”者，但言其心惧有外侮，非必作诗言“外御其侮”然後得为惧也；周公之意，召公之诗，如合符节，故云“召穆公亦云”，非以歌周公之诗为“亦云”也。所以郑、唐旧说皆以此诗为召穆公所作。白韦氏、杜氏曲护《周语》、《诗序》之失，於是《传》之明明称为召公所作者，巧辞强说，百计以属之周公；虽以朱子之最不信《序》，亦从而附和之，遂致诗人之意大半晦於说《诗》之人，亦可为之长太息矣，且夫说经者惟期定於一是耳：《周语》、《诗序》既与《左传》不同，《左传》果是则《周语》、《诗序》必非，《周语》、《诗序》果是则《左传》必非。周则周，召则召，虽三尺童子皆知其不能两是也。乃必欲使之皆是而无非，委曲展转以求两全，而卒不可通，其亦拙矣！故今从《左传》载之。此说并见《正录》中《六月》、《出车》条下。
“肃肃谢功，召伯营之。烈烈征师，召伯成之。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则宁！”（《诗小雅》）
《黍苗篇》之称美
宣王封申之功，具在《崧高》一诗，已摘录之於《宣王篇》中矣。此篇专美召公，故录於此。
“‘尔圭瓒，鬯一卣。告于文人？锡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万年！’”（《诗大雅》）
《江汉篇》之受赐
此诗前三章叙召公经略江、汉之事，乃国家大政，故摘录之於《宣王篇》中。後三章言召公受赐事故摘录之於此。
卫武公
西周之世，诸侯贤者莫如武公，且武公亦似为王卿士者，故特录之。
“昔卫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矣，犹箴警於国曰：‘自卿以下至於师长土，苟在朝者，无谓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在舆有旅贲之规，位宁有官师之典，倚几有诵训之谏，居寝有亵御之箴，临事有瞽史之导，宴居有师工之诵。……於是乎作《懿戒》以自警也（原注，“懿”读曰“抑”。）及其没也，谓之睿圣武公。”（《楚语》）
【存参】“《柏舟》，共姜自誓也。卫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义；父母欲夺而嫁之，誓而弗许，故作是诗以绝之。”（《诗序》）
【附论】“吴公子札来聘，请观於周乐。为之歌《邶》、《》、《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史记》载袭杀共伯事之非
《史记卫康叔世家》云：“侯卒，太子共伯馀立。共伯弟和袭共伯於墓上；共伯入侯羡自杀。卫人立和为侯，是为武公。”司马贞《索隐》云：“季札美康叔武公之德；《国语》称武公年九十五，犹箴诫於国，恭恪於朝，作《抑》自警，至於没身，谓之睿圣。《诗》著卫世子共伯早卒，不云被杀。若武公杀兄而代立，岂可为训，而形之於国史乎！盖太史公采杂说而为此记耳。”其论当矣。近世说者乃谓武公前後善恶自不相掩，不必以其弑君为讳，反若真有其事，《索隐》之言为非是者。余按：乐以象德，故曰“见其乐而知其德”；若武公弑兄自立，大本失矣，其乐复何足观，而季札让国之贤，亦必不服膺於弑兄之贼也。逆取顺守，以结民心，世有之矣，然必无称以“睿圣”者；苟非丧心病狂，何至加此不情之名！倚相引此以讥史老，史老其无词乎！武公之未尝弑兄亦明矣。《毛诗》诸序固不能无附会，然以其说与《史记》互较之，《柏舟》在《风》之首，《墙茨》之前，其世近是也；“我仪我特”之称，“之死靡他”之语，其事亦近是也。回环讽诵，但有以死自守之心，而绝无伤其夫死於非命之意；以为早卒而非被弑，此固无从见其为误者也。《康诰》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是武王诰康叔而封为卫侯也；而《卫世家》乃采世俗之说，谓周公以《康诰》命康叔，谓顷侯赂周夷王，命为卫侯；其前文既与《经》剌谬如是，此又不可据以为实者也。由是言之，共伯之死当从《诗序》，不当从《史记》，断断然矣。《索隐》之说是也。又按“髦”者，子事父母之饰，父亡则脱左髦，母亡则脱右髦；今云“{髟}彼两髦”，则是共伯死时父母固犹存也。父母犹存，则非立后为弟所弑明矣。乃孔氏《诗正义》谓共姜追述其父母在时之饰，呜乎，但欲曲全前人之说，遂不难於委曲宛转以诬圣贤而入其罪，吾诚不知其何心也！故今复申《索隐》之意而详辫之。
【存参】“《淇奥》，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听其规谏，以礼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诗也。”（《诗序》）
入相事或可信
按：卫之贤君无如武公者，《序》说近是。至称“入相于周”，虽无左证，然《宾筵》与《抑》二诗皆列于《雅》，则理亦或有之。故列之于存参。
【存参】“《宾之初筵》，卫武公饮酒悔过也。”（《後汉书注》）
《宾筵》非刺王
按《宾筵》诗意、与《抑》略相类，重在饮酒耳。此说近是。至《诗序》以为“刺王”，则篇中未见此意。故舍彼而采此。
平戎事来可信
《史记》，武公立於周宣王十五年；武公四十二年，犬戎杀周幽王，武公将兵佐周，平戎有功。余按：《大雅》篇次无颠倒者；而《抑》在《桑柔囗汉》之前，故《序》以为厉王时诗。若武公於厉王时已为诸侯，则非立於宣王之世，而犬戎之乱不当武公世矣。恐《史记》有误也。观《史记》於齐威、宣二王皆移前数十年（说见《孟子事实录》中），则此年世宁可深信。故今不敢辄载。